第96章 再来一次
大强站在枣树前，手里拿着剪子。
他仰头看了好一会儿，目光从这根枝子挪到那根枝子，最后选了一根半粗不细的——太粗了不容易生根，太细了路上就得蔫。剪子合拢的时候咔嚓一声，连叶子带枝子落下来。大强接住，蹲下身，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浇在早就备好的旧布上，把枝子根部裹了个严实。裹完又检查了一遍，用手指探了探布的湿度，觉得不够，又淋了一点。
谢正靠在院门框上看着。那根枝子细得可怜，小指头粗，叶子被虫咬了个洞，边上一圈枯黄。插在青石镇的土里未必能活，更别说折腾几百里路插到京城去。
“你这是做什么？”谢正问。
“带去京城插。”大强把裹好的枝子小心地放进一个粗布袋子里，袋口系了个活扣，“这枝好活。你看它底下的根都冒出来了。”
谢正凑近看了看——确实，枝子底部有三四个白点，是刚冒出来的根芽，比米粒还小。大强把粗布袋搁在包袱旁边，又去忙别的了。谢正还站在原地，看着那个粗布袋。袋子是旧的，上面沾着面粉印子，大概是以前装干粮用的。现在装了一根虫咬过的枣树枝。
他想，大强总是能在别人看不出来的地方，发现能活的东西。
去二丫家辞行那天，天阴着，闷热闷热的。
大强提了一篮子晒好的枣子，谢正跟在后面。二丫嫁到了邻镇，毛驴骑过来要半个时辰。大强刚到二丫家门口，还没敲门，就听见身后一阵驴蹄声，回头一看——二丫骑着毛驴从巷口冲进来，驴还没停稳她就往下跳，差点崴了脚。
“哥！哥夫！”二丫跑过来，一把推开院门，“我听王婶说你们要走——”
她的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因为看见了堂屋里摊着的三个包袱。包袱已经快装满了，上面还搁着一双新棉鞋，鞋面是青布的，针脚密密实实。
二丫的嘴瘪了。
“别哭。”大强赶紧说，“又不是不回来。”
“你上回也这么说。”二丫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一走就是六年。六年！我从大姑娘等到嫁人等到生娃，你才回来。回来才几天——半个月！又要走！”
大强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回头看了谢正一眼，谢正默默递过来一块帕子。大强接过去塞给二丫。
“这次不一样。”大强说，“这回是当编修，不是赶考。编修是正经官职，有俸禄的。等安顿下来，我和你哥夫接你去京城住几天，看看皇宫长啥样。”
“我不看皇宫。”二丫擤了下鼻子，“我就想你们多待几天。”
但她哭归哭，手已经伸进怀里往外掏东西了。一个布包，塞在大强手里。大强打开一看，是一双新鞋。青布面，千层底，鞋口滚了一圈蓝边。
“给哥夫的。”二丫说。
她管谢正叫哥夫叫了这么多年——当年谢正入赘的时候她刚会说话，跟着大强叫“哥”，又知道这个人跟哥是一对，就自作主张拼了个“哥夫”出来。后来谢正中了进士当了官，别人都改口叫“谢大人”，就她不改。不是不尊重，是改了口她就觉得自己也跟着外道了。
大强翻过鞋底看了看，针脚密密实实，鞋帮子里絮了一层薄薄的棉花。“他怎么也有？”大强问。他记得上回二丫只给他一个人做了鞋。
“你不在的时候，他替你给我写过信。”二丫说。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你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带孩子，有时候心里闷，就在村口坐着。有一回他下值路过——不对，不是路过，他是专门过来的。他说‘你哥在京城挺好的，你别担心’。后来每个月他都给我写一封信，说你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包子铺生意好不好，枣树长多高了。字我不全认得，就找人念。念完了我就觉得你没走远。”
大强的眼眶热了一下。他把鞋包好放进包袱里，没说话。但他的手在包袱里多停了好几息，好像在摸什么东西，其实什么都没摸。
王婶正在院子里腌咸菜。一大盆切好的萝卜条，撒了盐，正用手揉。看见大强和谢正进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非留他们吃饭。饭桌上摆了一桌子——腊肉炒蒜薹、煎豆腐、咸菜炒鸡蛋、一大碗萝卜丝汤。王婶一边给大强夹菜一边说话，嘴就没停过：谁家的儿子娶媳妇了，谁家的闺女嫁到外县了，张屠夫家的猪又下崽了，一窝十二只。她说到第十二只猪崽的时候声音突然小了，筷子停在半空。
“你们这一走，村里又少了两个说话的。”
大强放下筷子。
王婶的男人走得早，儿子在县城做学徒，一年回来两趟。她一个人住，院子里常年摆着两把竹椅——一把自己坐，另一把空着。大强回来这半个月，那把空椅子终于有人坐了。王婶每天傍晚端着碗坐到那把椅子上，隔着院墙跟大强说话。有时候是说蒸包子用冷水还是热水，有时候是说枣树上的虫子怎么除，有时候什么正事也不说，就是喊一声“大强，你家烟囱冒烟了”，大强回一句“做饭呢”，王婶说“哦”。
这就是说话。不是非要说什么。就是确认对方还在。
“王婶，”大强说，“我们会写信的。”
“我又不认字。”王婶把筷子往桌上一搁，又拿起来，“算了，你们写信给二丫，让她念给我听。她嗓门大，隔着院墙都能听见。”
谢正说：“我写大一点。您能认几个是几个。”
王婶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你上次在村口帮我看信——就是大强从京城写回来的那封——你念了一遍，又让我自己看。我说我不识字，你说‘先认您自己的名字’。你还记得不？”
谢正点头。
“我现在会写自己名字了。”王婶说。她拿手指头在桌上画了三横一竖，“王。”又画了三横一竖，“王。”停住了，“后面那个字太难，还没学会。”
“慢慢学。”谢正说。
包子铺的老板娘头发白了一半，孙子趴在她背上啃手指头。看见大强和谢正走过来，她把孙子往上颠了颠，腾出一只手掀开蒸笼盖。
“还是老规矩。”她拿了两个最大肉包子，用油纸包好，塞进大强手里，“路上吃。”
大强要给钱，老板娘死活不要。她把钱塞回大强口袋，又把他口袋按了按，好像在防着钱自己跑出来。“上回你给的方子——就是在肉馅里加荸荠末那个——我改了改，加了点冬笋。现在镇上人都来买，隔壁镇的赶集都绕路过来。”她拍了拍蒸笼，“欠你人情。”
包子用油纸包着，热气透过纸洇出一小块油渍。大强低头看了看那块油渍，把包子放进包袱外侧的口袋里。那个口袋是他专门缝来放路上吃食的，位置刚好是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
老板娘的小孙子忽然伸手指着谢正，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老板娘低头听了半天，笑着翻译：“他说你长得好看。”谢正愣了一下。大强在旁边噗地笑出来：“这娃有眼光。我当年也是这么觉得的。”
谢正看了大强一眼。大强理直气壮地看回去：“怎么，不能说？”
张屠夫的儿子接了他的班。剁肉的架势跟他爹一模一样——左手按肉右手持刀，刀起刀落，骨茬齐齐断开，碎骨头飞进旁边的木盆里。张屠夫自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头发白了一半，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喝茶。看见谢正走进来，他把缸子往地上一搁，站起来拍了拍围裙上的肉渣。
“谢大人，又来买肉？”
谢正说今天不买肉，来辞行。
张屠夫的手停在围裙上。他看了看谢正，又看了看大强，再看了看谢正。然后他重新坐下去，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喝了半天才说：“上回你走的时候——就是进京赶考那回——我说‘考个状元回来’。”
“记得。”谢正说。
“你考了进士，二甲第三名。后来又当侍郎，当尚书，当首辅。”张屠夫一个一个数过来，“青石镇出了个首辅，说出去都没人信。”他把搪瓷缸子往凳子腿上一搁，“这回你走，我送你一句话——首辅不首辅的，回来还是到我这儿买肉。”
谢正说：“一定。”
张屠夫的儿子在旁边插嘴：“爹，人家谢大人现在是编修，不是首辅了。”
“你懂什么。”张屠夫头也不回，“编修也好，首辅也好，在我这儿都一样——都是买五花肉要挑瘦的。”他转头看谢正，“你上次买五花肉，把肥的全剔了。大强说你血脂高，不让你吃肥肉。我还记着呢。”
大强在旁边笑了，笑得肩膀都抖。谢正说：“这回你帮我挑了。你挑的比我好。”
张屠夫愣了一下。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肉案前，亲自挑了一块五花肉。肥瘦相间，五层分明。他称了称，用油纸包好递过来：“路上吃。不收钱。就当是老邻居的一点心意。”
去黎母那儿吃最后一顿饭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黎母做了一桌子菜。红烧鱼、糖醋排骨、清炒豆角、凉拌黄瓜，中间摆了一大碗鸡汤。大强扫了一眼桌子，嘴张了张又合上，拿筷子数了数——六个菜，四个是谢正爱吃的。豆角是谢正爱吃焖面的那种老豆角，排骨是谢正爱吃糖醋的，鸡汤里放了山药——谢正胃不好，山药养胃。
“娘，”大强把筷子往桌上一搁，“你怎么不做我爱吃的？”
“你什么时候挑过食？”黎母端着最后一盘炒鸡蛋从厨房走出来，眼皮都没抬，“从小就是给什么吃什么。五岁那年我把盐放成了糖，你眉头都没皱一下，把一碗甜白菜全吃了。我问你怎么不说咸了，你说‘挺好吃的’。你这种人，做什么你就吃什么，用不着专门给你做。”
大强被噎得结结实实。他张着嘴想了半天，确实想不起来自己爱吃啥。不是没有爱吃的，是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谢正爱吃豆角焖面，爱吃糖醋排骨，胃不好要养着——这些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但轮到自己，脑子里是空的。
“红烧肉。”谢正在旁边说。
大强转头看他。
“你爱吃红烧肉。”谢正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大强碗里，“肥的多瘦的少。还要放冰糖，不放白糖。炖两个时辰，肉皮要炖到筷子一戳就透。”
大强低头看了看碗里那块肉。肥多瘦少，冰糖色，皮上冒着油光。
“你怎么知道？”
“你每次做红烧肉，自己吃的最多。”谢正说，“上次在京城过年，你一个人吃了半碗。”
黎母在旁边坐下来，把围裙解了搭在椅背上。她看了看谢正，又看了看大强，说：“你比你爹强。你爹一辈子没记住我爱吃什么。”
吃完饭，黎母把大强叫到里屋，关上了门。
谢正坐在堂屋里，面前是一桌子残羹冷炙。他没有去听里屋在说什么——隔着一道门，声音模模糊糊的，听不清字，只能偶尔听见大强的声音低低地应着。过了好一阵门开了。大强走出来，眼睛有点红，但表情很稳。不是那种硬撑的稳，是真的稳了。就好像黎母在屋里把什么重东西从他肩膀上挪开了。
谢正没问说了什么。他只是站起来，牵住大强的手。
大强的手指在他掌心里动了动，然后反握住。
出发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
巷子里站满了邻居。王婶拄着拐杖，手里攥着两个煮鸡蛋。包子铺老板娘背着孙子，蒸笼里的热气在她身后升起来。张屠夫的儿子系着油围裙，手里拎着一挂腊肉。张屠夫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搪瓷缸子搁在膝盖上。还有杂货铺的老孙头、铁匠铺的赵大锤、巷尾的刘婶——头发全白了，腰弯得像虾米，手里拄着根枣木拐杖。
牛车停在院门口。拉车的不是当年的老黄牛了——老黄牛前年腿就不大好了，走路一瘸一拐的。现在拉车的是它的崽子，一头三岁的小黄牛，毛色油亮，角刚冒出一点尖。
大强走到老黄牛的棚前。老黄牛卧在干草堆上，眼睛半眯着，嘴角流着一点涎水。它看见大强，甩了甩尾巴。大强蹲下来，摸了摸它的耳朵。老黄牛的耳朵抖了抖，打了个响鼻，喷了大强一手的湿气。
“你好好养老。”大强说，“到了京城我让谢正给你写信。”
谢正在旁边说：“它不认字。”
“你念给它听。”
老黄牛又甩了甩尾巴。
包袱搬上车——三个，跟当年一样，不过比上回鼓。大强后来还是把那根擀面杖塞进去了，擀面杖太长，从包袱口露出来一小截，戳在外面像根折断的旗杆。二丫送的那双鞋包在衣服中间，怕压坏了鞋面。张屠夫给的五花肉用油纸包着，搁在最上头——这个得赶紧吃，天热搁不住。
邻居们七嘴八舌地嘱咐：路上小心、到了写信、过年回来、京城冷多穿点。王婶把煮鸡蛋塞进大强手里，蛋白还温着。“你上次走的时候我就该给你煮鸡蛋的。”她说，“这回补上。”刘婶拄着枣木拐杖走过来，塞给大强一个小布袋——是她自己晒的干豆角。“焖面用。京城的豆角没咱这儿的好。”赵大锤挤过来，往谢正手里塞了把剪刀——他铁匠铺打的，刀刃开得利索。“谢大人，防身用。路上要是有不长眼的——”他比划了一个剪的手势。谢正拿着那把剪刀看了看，刀刃锋利，手柄上还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谢”字。他点了点头：“多谢。”赵大锤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字刻歪了。您别嫌弃。”
牛车慢慢驶出镇口。
大强回头看了一眼。镇口的老槐树还在，树干更粗了，树皮皴裂得更深了。树底下下棋的老头儿比上回又少了两个——王伯不在了，老孙头说他去年冬天走的。棋盘还在，搁在石头上，棋子被磨得油光水滑。现在下棋的是两个他不太面熟的老人，大概是外村搬来的。他们不知道牛车上坐着的是谁，只管低头盯着棋盘。
稻田已经收了。地里光秃秃的，稻茬子孤零零地杵着，等着下一季的犁翻。有农人赶着牛在远处犁地，吆喝声隐隐约约传过来。
“以后还会回来的。”谢正说。
大强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
顿了顿又说：“你每回都说这句。从第一次离开青石镇你就说——‘以后还会回来的’。我都背下来了。”
谢正说：“那你还让我说。”
大强笑了。不是那种大声的笑，是嘴角翘起来眼睛弯下去的无声的笑。晨光从东边打过来，照在他半边脸上，把眼角的细纹照得清清楚楚。
“因为你说的是真的。”他说。
牛车走远了。青石镇的屋顶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天边一片灰扑扑的剪影。大强从包袱里摸出那根枣树枝，搁在膝盖上。湿布已经半干了，叶子更蔫了，但底下的根芽还是白的——比前两天又长了一点。
“能活吗？”谢正问。
“能。”大强说。
他拿手指碰了碰那几粒白芽，动作轻得像在摸什么怕碰坏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又说：“它得活着。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谢正握住他的手。小黄牛拉着车稳稳当当地往前走，官道两边的麦田刚收过，地里光秃秃的。但大强膝盖上搁着一根冒了白芽的枣树枝。
几百里外，京城。槐树巷里有个小院子，院子里有棵槐树。那棵槐树还不知道，它旁边很快就会多一棵枣树了。
他仰头看了好一会儿，目光从这根枝子挪到那根枝子，最后选了一根半粗不细的——太粗了不容易生根，太细了路上就得蔫。剪子合拢的时候咔嚓一声，连叶子带枝子落下来。大强接住，蹲下身，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水浇在早就备好的旧布上，把枝子根部裹了个严实。裹完又检查了一遍，用手指探了探布的湿度，觉得不够，又淋了一点。
谢正靠在院门框上看着。那根枝子细得可怜，小指头粗，叶子被虫咬了个洞，边上一圈枯黄。插在青石镇的土里未必能活，更别说折腾几百里路插到京城去。
“你这是做什么？”谢正问。
“带去京城插。”大强把裹好的枝子小心地放进一个粗布袋子里，袋口系了个活扣，“这枝好活。你看它底下的根都冒出来了。”
谢正凑近看了看——确实，枝子底部有三四个白点，是刚冒出来的根芽，比米粒还小。大强把粗布袋搁在包袱旁边，又去忙别的了。谢正还站在原地，看着那个粗布袋。袋子是旧的，上面沾着面粉印子，大概是以前装干粮用的。现在装了一根虫咬过的枣树枝。
他想，大强总是能在别人看不出来的地方，发现能活的东西。
去二丫家辞行那天，天阴着，闷热闷热的。
大强提了一篮子晒好的枣子，谢正跟在后面。二丫嫁到了邻镇，毛驴骑过来要半个时辰。大强刚到二丫家门口，还没敲门，就听见身后一阵驴蹄声，回头一看——二丫骑着毛驴从巷口冲进来，驴还没停稳她就往下跳，差点崴了脚。
“哥！哥夫！”二丫跑过来，一把推开院门，“我听王婶说你们要走——”
她的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了，因为看见了堂屋里摊着的三个包袱。包袱已经快装满了，上面还搁着一双新棉鞋，鞋面是青布的，针脚密密实实。
二丫的嘴瘪了。
“别哭。”大强赶紧说，“又不是不回来。”
“你上回也这么说。”二丫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一走就是六年。六年！我从大姑娘等到嫁人等到生娃，你才回来。回来才几天——半个月！又要走！”
大强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回头看了谢正一眼，谢正默默递过来一块帕子。大强接过去塞给二丫。
“这次不一样。”大强说，“这回是当编修，不是赶考。编修是正经官职，有俸禄的。等安顿下来，我和你哥夫接你去京城住几天，看看皇宫长啥样。”
“我不看皇宫。”二丫擤了下鼻子，“我就想你们多待几天。”
但她哭归哭，手已经伸进怀里往外掏东西了。一个布包，塞在大强手里。大强打开一看，是一双新鞋。青布面，千层底，鞋口滚了一圈蓝边。
“给哥夫的。”二丫说。
她管谢正叫哥夫叫了这么多年——当年谢正入赘的时候她刚会说话，跟着大强叫“哥”，又知道这个人跟哥是一对，就自作主张拼了个“哥夫”出来。后来谢正中了进士当了官，别人都改口叫“谢大人”，就她不改。不是不尊重，是改了口她就觉得自己也跟着外道了。
大强翻过鞋底看了看，针脚密密实实，鞋帮子里絮了一层薄薄的棉花。“他怎么也有？”大强问。他记得上回二丫只给他一个人做了鞋。
“你不在的时候，他替你给我写过信。”二丫说。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你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带孩子，有时候心里闷，就在村口坐着。有一回他下值路过——不对，不是路过，他是专门过来的。他说‘你哥在京城挺好的，你别担心’。后来每个月他都给我写一封信，说你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包子铺生意好不好，枣树长多高了。字我不全认得，就找人念。念完了我就觉得你没走远。”
大强的眼眶热了一下。他把鞋包好放进包袱里，没说话。但他的手在包袱里多停了好几息，好像在摸什么东西，其实什么都没摸。
王婶正在院子里腌咸菜。一大盆切好的萝卜条，撒了盐，正用手揉。看见大强和谢正进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非留他们吃饭。饭桌上摆了一桌子——腊肉炒蒜薹、煎豆腐、咸菜炒鸡蛋、一大碗萝卜丝汤。王婶一边给大强夹菜一边说话，嘴就没停过：谁家的儿子娶媳妇了，谁家的闺女嫁到外县了，张屠夫家的猪又下崽了，一窝十二只。她说到第十二只猪崽的时候声音突然小了，筷子停在半空。
“你们这一走，村里又少了两个说话的。”
大强放下筷子。
王婶的男人走得早，儿子在县城做学徒，一年回来两趟。她一个人住，院子里常年摆着两把竹椅——一把自己坐，另一把空着。大强回来这半个月，那把空椅子终于有人坐了。王婶每天傍晚端着碗坐到那把椅子上，隔着院墙跟大强说话。有时候是说蒸包子用冷水还是热水，有时候是说枣树上的虫子怎么除，有时候什么正事也不说，就是喊一声“大强，你家烟囱冒烟了”，大强回一句“做饭呢”，王婶说“哦”。
这就是说话。不是非要说什么。就是确认对方还在。
“王婶，”大强说，“我们会写信的。”
“我又不认字。”王婶把筷子往桌上一搁，又拿起来，“算了，你们写信给二丫，让她念给我听。她嗓门大，隔着院墙都能听见。”
谢正说：“我写大一点。您能认几个是几个。”
王婶看了他一眼，忽然笑了：“你上次在村口帮我看信——就是大强从京城写回来的那封——你念了一遍，又让我自己看。我说我不识字，你说‘先认您自己的名字’。你还记得不？”
谢正点头。
“我现在会写自己名字了。”王婶说。她拿手指头在桌上画了三横一竖，“王。”又画了三横一竖，“王。”停住了，“后面那个字太难，还没学会。”
“慢慢学。”谢正说。
包子铺的老板娘头发白了一半，孙子趴在她背上啃手指头。看见大强和谢正走过来，她把孙子往上颠了颠，腾出一只手掀开蒸笼盖。
“还是老规矩。”她拿了两个最大肉包子，用油纸包好，塞进大强手里，“路上吃。”
大强要给钱，老板娘死活不要。她把钱塞回大强口袋，又把他口袋按了按，好像在防着钱自己跑出来。“上回你给的方子——就是在肉馅里加荸荠末那个——我改了改，加了点冬笋。现在镇上人都来买，隔壁镇的赶集都绕路过来。”她拍了拍蒸笼，“欠你人情。”
包子用油纸包着，热气透过纸洇出一小块油渍。大强低头看了看那块油渍，把包子放进包袱外侧的口袋里。那个口袋是他专门缝来放路上吃食的，位置刚好是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
老板娘的小孙子忽然伸手指着谢正，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老板娘低头听了半天，笑着翻译：“他说你长得好看。”谢正愣了一下。大强在旁边噗地笑出来：“这娃有眼光。我当年也是这么觉得的。”
谢正看了大强一眼。大强理直气壮地看回去：“怎么，不能说？”
张屠夫的儿子接了他的班。剁肉的架势跟他爹一模一样——左手按肉右手持刀，刀起刀落，骨茬齐齐断开，碎骨头飞进旁边的木盆里。张屠夫自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头发白了一半，手里端着个搪瓷缸子喝茶。看见谢正走进来，他把缸子往地上一搁，站起来拍了拍围裙上的肉渣。
“谢大人，又来买肉？”
谢正说今天不买肉，来辞行。
张屠夫的手停在围裙上。他看了看谢正，又看了看大强，再看了看谢正。然后他重新坐下去，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喝了半天才说：“上回你走的时候——就是进京赶考那回——我说‘考个状元回来’。”
“记得。”谢正说。
“你考了进士，二甲第三名。后来又当侍郎，当尚书，当首辅。”张屠夫一个一个数过来，“青石镇出了个首辅，说出去都没人信。”他把搪瓷缸子往凳子腿上一搁，“这回你走，我送你一句话——首辅不首辅的，回来还是到我这儿买肉。”
谢正说：“一定。”
张屠夫的儿子在旁边插嘴：“爹，人家谢大人现在是编修，不是首辅了。”
“你懂什么。”张屠夫头也不回，“编修也好，首辅也好，在我这儿都一样——都是买五花肉要挑瘦的。”他转头看谢正，“你上次买五花肉，把肥的全剔了。大强说你血脂高，不让你吃肥肉。我还记着呢。”
大强在旁边笑了，笑得肩膀都抖。谢正说：“这回你帮我挑了。你挑的比我好。”
张屠夫愣了一下。然后他站起来，走到肉案前，亲自挑了一块五花肉。肥瘦相间，五层分明。他称了称，用油纸包好递过来：“路上吃。不收钱。就当是老邻居的一点心意。”
去黎母那儿吃最后一顿饭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黎母做了一桌子菜。红烧鱼、糖醋排骨、清炒豆角、凉拌黄瓜，中间摆了一大碗鸡汤。大强扫了一眼桌子，嘴张了张又合上，拿筷子数了数——六个菜，四个是谢正爱吃的。豆角是谢正爱吃焖面的那种老豆角，排骨是谢正爱吃糖醋的，鸡汤里放了山药——谢正胃不好，山药养胃。
“娘，”大强把筷子往桌上一搁，“你怎么不做我爱吃的？”
“你什么时候挑过食？”黎母端着最后一盘炒鸡蛋从厨房走出来，眼皮都没抬，“从小就是给什么吃什么。五岁那年我把盐放成了糖，你眉头都没皱一下，把一碗甜白菜全吃了。我问你怎么不说咸了，你说‘挺好吃的’。你这种人，做什么你就吃什么，用不着专门给你做。”
大强被噎得结结实实。他张着嘴想了半天，确实想不起来自己爱吃啥。不是没有爱吃的，是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谢正爱吃豆角焖面，爱吃糖醋排骨，胃不好要养着——这些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但轮到自己，脑子里是空的。
“红烧肉。”谢正在旁边说。
大强转头看他。
“你爱吃红烧肉。”谢正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大强碗里，“肥的多瘦的少。还要放冰糖，不放白糖。炖两个时辰，肉皮要炖到筷子一戳就透。”
大强低头看了看碗里那块肉。肥多瘦少，冰糖色，皮上冒着油光。
“你怎么知道？”
“你每次做红烧肉，自己吃的最多。”谢正说，“上次在京城过年，你一个人吃了半碗。”
黎母在旁边坐下来，把围裙解了搭在椅背上。她看了看谢正，又看了看大强，说：“你比你爹强。你爹一辈子没记住我爱吃什么。”
吃完饭，黎母把大强叫到里屋，关上了门。
谢正坐在堂屋里，面前是一桌子残羹冷炙。他没有去听里屋在说什么——隔着一道门，声音模模糊糊的，听不清字，只能偶尔听见大强的声音低低地应着。过了好一阵门开了。大强走出来，眼睛有点红，但表情很稳。不是那种硬撑的稳，是真的稳了。就好像黎母在屋里把什么重东西从他肩膀上挪开了。
谢正没问说了什么。他只是站起来，牵住大强的手。
大强的手指在他掌心里动了动，然后反握住。
出发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透。
巷子里站满了邻居。王婶拄着拐杖，手里攥着两个煮鸡蛋。包子铺老板娘背着孙子，蒸笼里的热气在她身后升起来。张屠夫的儿子系着油围裙，手里拎着一挂腊肉。张屠夫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搪瓷缸子搁在膝盖上。还有杂货铺的老孙头、铁匠铺的赵大锤、巷尾的刘婶——头发全白了，腰弯得像虾米，手里拄着根枣木拐杖。
牛车停在院门口。拉车的不是当年的老黄牛了——老黄牛前年腿就不大好了，走路一瘸一拐的。现在拉车的是它的崽子，一头三岁的小黄牛，毛色油亮，角刚冒出一点尖。
大强走到老黄牛的棚前。老黄牛卧在干草堆上，眼睛半眯着，嘴角流着一点涎水。它看见大强，甩了甩尾巴。大强蹲下来，摸了摸它的耳朵。老黄牛的耳朵抖了抖，打了个响鼻，喷了大强一手的湿气。
“你好好养老。”大强说，“到了京城我让谢正给你写信。”
谢正在旁边说：“它不认字。”
“你念给它听。”
老黄牛又甩了甩尾巴。
包袱搬上车——三个，跟当年一样，不过比上回鼓。大强后来还是把那根擀面杖塞进去了，擀面杖太长，从包袱口露出来一小截，戳在外面像根折断的旗杆。二丫送的那双鞋包在衣服中间，怕压坏了鞋面。张屠夫给的五花肉用油纸包着，搁在最上头——这个得赶紧吃，天热搁不住。
邻居们七嘴八舌地嘱咐：路上小心、到了写信、过年回来、京城冷多穿点。王婶把煮鸡蛋塞进大强手里，蛋白还温着。“你上次走的时候我就该给你煮鸡蛋的。”她说，“这回补上。”刘婶拄着枣木拐杖走过来，塞给大强一个小布袋——是她自己晒的干豆角。“焖面用。京城的豆角没咱这儿的好。”赵大锤挤过来，往谢正手里塞了把剪刀——他铁匠铺打的，刀刃开得利索。“谢大人，防身用。路上要是有不长眼的——”他比划了一个剪的手势。谢正拿着那把剪刀看了看，刀刃锋利，手柄上还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谢”字。他点了点头：“多谢。”赵大锤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字刻歪了。您别嫌弃。”
牛车慢慢驶出镇口。
大强回头看了一眼。镇口的老槐树还在，树干更粗了，树皮皴裂得更深了。树底下下棋的老头儿比上回又少了两个——王伯不在了，老孙头说他去年冬天走的。棋盘还在，搁在石头上，棋子被磨得油光水滑。现在下棋的是两个他不太面熟的老人，大概是外村搬来的。他们不知道牛车上坐着的是谁，只管低头盯着棋盘。
稻田已经收了。地里光秃秃的，稻茬子孤零零地杵着，等着下一季的犁翻。有农人赶着牛在远处犁地，吆喝声隐隐约约传过来。
“以后还会回来的。”谢正说。
大强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
顿了顿又说：“你每回都说这句。从第一次离开青石镇你就说——‘以后还会回来的’。我都背下来了。”
谢正说：“那你还让我说。”
大强笑了。不是那种大声的笑，是嘴角翘起来眼睛弯下去的无声的笑。晨光从东边打过来，照在他半边脸上，把眼角的细纹照得清清楚楚。
“因为你说的是真的。”他说。
牛车走远了。青石镇的屋顶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天边一片灰扑扑的剪影。大强从包袱里摸出那根枣树枝，搁在膝盖上。湿布已经半干了，叶子更蔫了，但底下的根芽还是白的——比前两天又长了一点。
“能活吗？”谢正问。
“能。”大强说。
他拿手指碰了碰那几粒白芽，动作轻得像在摸什么怕碰坏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又说：“它得活着。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谢正握住他的手。小黄牛拉着车稳稳当当地往前走，官道两边的麦田刚收过，地里光秃秃的。但大强膝盖上搁着一根冒了白芽的枣树枝。
几百里外，京城。槐树巷里有个小院子，院子里有棵槐树。那棵槐树还不知道，它旁边很快就会多一棵枣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