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章 图书角
江时清放下筷子。“图书角要多少钱？”
江时言愣了一下。“不知道。几百本书，加几个书架，大概两万左右？”
江时清点了点头。“我出。”
许愿在旁边说“我出一半”。
两个人在饭桌上对视了一眼，江时言看着他们，眼眶红了。
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大口，把那股酸涩压下去，说了一句“哥，许愿哥，谢谢你们”。
江时清说“吃饭”。许愿给他夹了一块排骨。
江时言被一个学姐表白。学姐是辩论队的，大三，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和许愿的是同一种形状。
她约江时言在图书馆门口见面，递给他一封信，粉色的信封，封口贴着一颗心形贴纸，和当年苏晚晴递给许愿的那封一模一样。
江时言接过来，说了一句“学姐，对不起”。
学姐看着他，眼眶红了，但没哭。“你有喜欢的人了？”
江时言想了想。“没有。”
学姐说“那你为什么拒绝我”。
江时言说“不合适”。
学姐看着他的表情，看了好几秒，笑了一下，笑得有点苦。
“行，知道了。”
她转身走了。江时言站在原地，手里还拿着那封信。
他低头看了一眼，粉色的信封，心形贴纸，封口贴得很整齐。
他拿着那封信站了一会儿。
晚上许愿在图书馆研讨间准备比赛，江时言过来找他。
他把那封信放在桌上，推到许愿面前。许愿看了一眼，没动。
江时言说“学姐给我的”。
许愿说“我知道”。江时言说“我拒绝了”。
许愿点了点头。
“为什么？”许愿问。
江时言看着桌上那封信。粉色的信封在白色的桌面上格外显眼，像一朵开错了季节的花。
“不喜欢。”
许愿没再问。他把那封信推回去，说“你自己收好”。
江时言把信揣进口袋，拿出资料，开始讨论辩题。
江时言加入了法律援助社。
沈岚已经毕业了，现在的社长是个大三的学姐，姓林，说话语速很快，做事雷厉风行。
她看了江时言的报名表，说了一句“师兄的弟弟，应该不差”。
江时言不知道“师兄”是谁，后来才知道她说的是许愿。
他第一次独立接的案子是一起劳动纠纷。
当事人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在一家超市做了六年保洁，被辞退后一分钱补偿没拿到。
超市老板说她是“临时工”，没有合同，没有社保，什么都没有。
江时言看了她带来的材料——工牌、排班表、微信聊天记录、几张和同事的合照。
证据不多，但够了。他跑了好几趟劳动监察大队，第一次去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这个我们管不了，你去仲裁”。
第二次去仲裁委，窗口的工作人员说“材料不全，回去补齐”。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他像一颗钉子，钉在那里，不动，不退。
最后帮阿姨拿到了赔偿金。
钱不多，两万三，但对那个阿姨来说是半年的收入。
她拎着一袋水果来学校感谢他，苹果、橙子、香蕉，用红色的塑料袋装着，袋口系了一个结，系得很紧。
江时言没收，说了句“应该的”。
阿姨站在校门口，手里拎着那袋水果，看着他，眼眶红了，说了一句“谢谢你，小江律师”。
江时言愣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被人叫“小江律师”。
他看着阿姨的背影走远，站在校门口，站了很久。
路过的学生看了他一眼，有人笑了一下，有人若无其事地继续走。
他给许愿发了一条消息。“许愿哥，我赢了。”
许愿秒回了“不错”，又发了一个大拇指的表情包。
江时言看着那个表情包笑了，把手机揣进口袋，转身往回走。
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风一吹就掉，踩上去沙沙响。
同性恋歧视案开庭那天，法院门口来了好几个记者。
有人在摄像机前对着话筒说话，有人举着手机拍法院的门牌，有人蹲在台阶上抽烟。
旁听席坐满了人，有 LGBT 组织的代表，有法学院的学生，有当事人带来的亲友。
许愿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和每次旁听江时清的庭审时一样。
当事人是个三十岁的男人，姓林，在一家外资公司做了三年市场经理。
去年秋天，有人匿名向公司举报了他的性取向。
公司 HR 找他谈话，说“公司的企业文化比较传统，你可能不太适合继续在这里工作”。
三天后，他收到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理由是“不符合企业文化”。
他在A市举目无亲，父母在老家，朋友不多，找了好几家律所，没人愿意接。最后找到了江时清。
对方律师姓沈，四十多岁，是A市劳动法领域的老牌大状。
西装剪裁考究，领带颜色沉稳，说话的时候喜欢用短句，语速快，压迫感强。
庭审一开始，他就抛出了一连串攻势，反复强调“公司有权制定企业文化”“员工在入职时已知晓并认可”“性取向不属于劳动法的保护范围”。
江时清没有慌。他站起来，没有看稿子，目光扫过法官席，扫过对方律师，最后落在最后一排的某个位置。
“劳动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公司所谓的‘企业文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性取向属于个人隐私，与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无关。以性取向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本质上是歧视，是违法。”
沈律师立刻反驳了，引用了几个判例。江时清一一驳回去，从劳动法讲到宪法，从宪法讲到人权。
他说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八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像钉子钉进木头。法官没有打断他。
庭审持续了一整天。中午休庭的时候，许愿去法院门口的便利店买了两份盒饭，在走廊里递给江时清。
江时清接过盒饭，靠在墙上吃。他吃得很慢，眼睛还盯着手里的材料，像在一边吃一边过流程。
“紧张吗？”许愿问。
江时清嚼着饭，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不紧张”。
许愿看着他，江时清的筷子夹着一块红烧肉，在嘴边停了一下才送进去。
下午的庭审更加激烈。沈律师几乎把每一个争议焦点都推到了极限，从证据的关联性到证人的可信度，从法律适用到社会影响。
江时清一条一条地接，一条一条地驳。最后陈述的时候，他站在代理人席上，声音平稳。
“我的当事人只是喜欢上了一个人。这不影响他是一名优秀的员工，不影响他做一个正直的人，不影响他享有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
法庭安静了几秒。法官宣布休庭合议。
江时言愣了一下。“不知道。几百本书，加几个书架，大概两万左右？”
江时清点了点头。“我出。”
许愿在旁边说“我出一半”。
两个人在饭桌上对视了一眼，江时言看着他们，眼眶红了。
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大口，把那股酸涩压下去，说了一句“哥，许愿哥，谢谢你们”。
江时清说“吃饭”。许愿给他夹了一块排骨。
江时言被一个学姐表白。学姐是辩论队的，大三，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和许愿的是同一种形状。
她约江时言在图书馆门口见面，递给他一封信，粉色的信封，封口贴着一颗心形贴纸，和当年苏晚晴递给许愿的那封一模一样。
江时言接过来，说了一句“学姐，对不起”。
学姐看着他，眼眶红了，但没哭。“你有喜欢的人了？”
江时言想了想。“没有。”
学姐说“那你为什么拒绝我”。
江时言说“不合适”。
学姐看着他的表情，看了好几秒，笑了一下，笑得有点苦。
“行，知道了。”
她转身走了。江时言站在原地，手里还拿着那封信。
他低头看了一眼，粉色的信封，心形贴纸，封口贴得很整齐。
他拿着那封信站了一会儿。
晚上许愿在图书馆研讨间准备比赛，江时言过来找他。
他把那封信放在桌上，推到许愿面前。许愿看了一眼，没动。
江时言说“学姐给我的”。
许愿说“我知道”。江时言说“我拒绝了”。
许愿点了点头。
“为什么？”许愿问。
江时言看着桌上那封信。粉色的信封在白色的桌面上格外显眼，像一朵开错了季节的花。
“不喜欢。”
许愿没再问。他把那封信推回去，说“你自己收好”。
江时言把信揣进口袋，拿出资料，开始讨论辩题。
江时言加入了法律援助社。
沈岚已经毕业了，现在的社长是个大三的学姐，姓林，说话语速很快，做事雷厉风行。
她看了江时言的报名表，说了一句“师兄的弟弟，应该不差”。
江时言不知道“师兄”是谁，后来才知道她说的是许愿。
他第一次独立接的案子是一起劳动纠纷。
当事人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在一家超市做了六年保洁，被辞退后一分钱补偿没拿到。
超市老板说她是“临时工”，没有合同，没有社保，什么都没有。
江时言看了她带来的材料——工牌、排班表、微信聊天记录、几张和同事的合照。
证据不多，但够了。他跑了好几趟劳动监察大队，第一次去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这个我们管不了，你去仲裁”。
第二次去仲裁委，窗口的工作人员说“材料不全，回去补齐”。
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他像一颗钉子，钉在那里，不动，不退。
最后帮阿姨拿到了赔偿金。
钱不多，两万三，但对那个阿姨来说是半年的收入。
她拎着一袋水果来学校感谢他，苹果、橙子、香蕉，用红色的塑料袋装着，袋口系了一个结，系得很紧。
江时言没收，说了句“应该的”。
阿姨站在校门口，手里拎着那袋水果，看着他，眼眶红了，说了一句“谢谢你，小江律师”。
江时言愣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被人叫“小江律师”。
他看着阿姨的背影走远，站在校门口，站了很久。
路过的学生看了他一眼，有人笑了一下，有人若无其事地继续走。
他给许愿发了一条消息。“许愿哥，我赢了。”
许愿秒回了“不错”，又发了一个大拇指的表情包。
江时言看着那个表情包笑了，把手机揣进口袋，转身往回走。
梧桐树的叶子已经落了大半，风一吹就掉，踩上去沙沙响。
同性恋歧视案开庭那天，法院门口来了好几个记者。
有人在摄像机前对着话筒说话，有人举着手机拍法院的门牌，有人蹲在台阶上抽烟。
旁听席坐满了人，有 LGBT 组织的代表，有法学院的学生，有当事人带来的亲友。
许愿坐在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和每次旁听江时清的庭审时一样。
当事人是个三十岁的男人，姓林，在一家外资公司做了三年市场经理。
去年秋天，有人匿名向公司举报了他的性取向。
公司 HR 找他谈话，说“公司的企业文化比较传统，你可能不太适合继续在这里工作”。
三天后，他收到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理由是“不符合企业文化”。
他在A市举目无亲，父母在老家，朋友不多，找了好几家律所，没人愿意接。最后找到了江时清。
对方律师姓沈，四十多岁，是A市劳动法领域的老牌大状。
西装剪裁考究，领带颜色沉稳，说话的时候喜欢用短句，语速快，压迫感强。
庭审一开始，他就抛出了一连串攻势，反复强调“公司有权制定企业文化”“员工在入职时已知晓并认可”“性取向不属于劳动法的保护范围”。
江时清没有慌。他站起来，没有看稿子，目光扫过法官席，扫过对方律师，最后落在最后一排的某个位置。
“劳动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公司所谓的‘企业文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性取向属于个人隐私，与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无关。以性取向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本质上是歧视，是违法。”
沈律师立刻反驳了，引用了几个判例。江时清一一驳回去，从劳动法讲到宪法，从宪法讲到人权。
他说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八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像钉子钉进木头。法官没有打断他。
庭审持续了一整天。中午休庭的时候，许愿去法院门口的便利店买了两份盒饭，在走廊里递给江时清。
江时清接过盒饭，靠在墙上吃。他吃得很慢，眼睛还盯着手里的材料，像在一边吃一边过流程。
“紧张吗？”许愿问。
江时清嚼着饭，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不紧张”。
许愿看着他，江时清的筷子夹着一块红烧肉，在嘴边停了一下才送进去。
下午的庭审更加激烈。沈律师几乎把每一个争议焦点都推到了极限，从证据的关联性到证人的可信度，从法律适用到社会影响。
江时清一条一条地接，一条一条地驳。最后陈述的时候，他站在代理人席上，声音平稳。
“我的当事人只是喜欢上了一个人。这不影响他是一名优秀的员工，不影响他做一个正直的人，不影响他享有法律赋予的一切权利。”
法庭安静了几秒。法官宣布休庭合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