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搜查
1941年年底的大雪之前，丽娜住进了医院。
像剧作家常编排的那样，在突发的悲剧之前，旗队长家里充满了不幸的预兆，只是谁也没有在意。度假别墅院子里的一颗苹果树莫名其妙地死去了，等罗尔夫发现的时候，它的树干已经被虫蛀开了一条裂缝。他喊来母亲，丽娜又吩咐安尼卡。第二天，两个搬运工人就把那棵树、以及疑似被虫害污染的土壤搬出了院子。他的父亲就这件事在餐桌上发表了一番关于犹太血统与蛀虫的议论。聚会结束没多久，丽娜的精神开始萎靡，安尼卡常能见到她躺在窗口的沙发上，直直地瞪着双眼。在她的经历当中，将死之人才会直勾勾地看着天空。每当安尼卡小声呼唤她时，她便带着那种迷蒙而惊异的神色转过脸来，对着空中的影子露出笑容。
“夫人，您在做什么？”安尼卡问道，“您确定您不要紧吗？”
丽娜从没有给她回答。没过多久，一向逆来顺受的丽娜被点着了似的开始反抗。旗队长在餐桌上嫌弃她没能让家庭人丁兴旺，丽娜安静地垂着头，当旗队长说到“更多优秀的雅利安少年”的时候，她倏地站起身，把汤勺砸向自己的丈夫。旗队长惊得站了起来。他的手在配枪上晃动，最终握拳贴住裤子，脸颊泛红：“你做什么？你疯了？”
丽娜畏惧地缩了缩，忽然笑了起来。她极具讽刺意味的神情让旗队长无法宽恕。他绕过桌子，抓住丽娜的细胳膊：“你笑些什么？孩子们都在看着！你怎么做的母亲？”
丽娜推开了他，在他面颊上挠出了三道血印。她的灵魂像一张塔罗牌，正面是例行公事的纹路，背面却是死亡，这时候突然翻过面来，把掌握它的占卜者和听候命运的孩子们都吓了一跳。丽娜尖叫着逃离他，在客厅大喊，扬言要把他干过的丑事公之于众。如果某些部门有意追究，就希特勒在某方面高得异乎寻常的道德标准来看，他很有可能被革职或者送进监狱。
她的孩子习惯了她温柔和顺的脾气，被这举动完全吓呆了，大儿子罗尔夫很快倒向父亲，开始指责她无缘无故地犯起歇斯底里病。丽娜起先置若罔闻，在罗尔夫靠近她、试图控制她的时候狠狠揍了他一个耳光。在争执中，摇篮里的女儿大哭起来。丽娜摔碎了一整套瓷器，用最不该出现在她词典当中的词汇辱骂丈夫与儿子，扬言如果没有她和安尼卡操持打点，他们都将吃不上热饭、穿不上干净的衣裳。
“够了，你这令人恶心的畜牲。”她挥舞着银烛台，对丈夫怒吼道，“空长了一副人的皮囊。还有你，罗尔夫，我怎么生出你这总在女人面前耀武扬威的废物！你们俩还是死了才好！”
所有人都惊呆了。旗队长气得脸色发紫，摸索着后腰的武器带。他常在腰带上挂一根马鞭，不少部下都挨过它的教训，丽娜有时也不能幸免。一旦家庭和工作场所铺上了权力的台阶，下属、夫人或者孩子，本质上都没什么区别。但丽娜在他动手以前抱起了摇篮里的女儿，站在餐桌的另一头与他对峙。旗队长把鞭子放低了。
“你疯了！女人！”他拍着桌子，“快把那烛台放下。”
安尼卡从厨房探出头：“天啊，夫人，这是怎么了！”
“安尼卡，安尼卡，这些话我只能对你和上帝说！”丽娜丢下烛台，钻进她怀里哭起来，“我的丈夫虐待我，我的孩子不爱我，我一直活在坟墓里呀。我是一个多么不幸的人！”
说罢她尖叫一声，瘫倒在地，眼睛睁得大大的，胸膛剧烈地起伏，脸上泛出异样的光彩。她手里的婴儿滑落在地，小女孩儿撕心裂肺地哭嚎起来。
“快叫医生！”安尼卡扶住她的头和肩膀，“她看起来不对劲，她生病了。”
旗队长气哼哼地坐进沙发里：“别管她！她是疯了。如果治不好，就把她送去疗养院！”
罗尔夫才从那一耳光里缓过劲，抱起妹妹放回摇篮，急匆匆地跑出了门。丽娜被送往医院时已经陷入昏迷，医生说她摄入了过多的“柏飞丁”，诊断为甲基苯丙胺中毒。在场的人都与医生面面相觑。旗队长对夫人还有些旧情，留在医院等待她苏醒。这一行人穿过医院门前的街道时正值中午，经由一翻口舌是非，消息便像潮汐一样席卷了所有办公室。这就是谢尔盖来到办公处后参与的第一桩调查。也在这天他在办公处读到了一份报告，一个月前，反间谍活动的领头人卡纳里斯对柏林周围展开了严密的搜查，收获不大。盖世太保乐得看军事情报局的笑话，并未施以援手。他没来得及细看那份报告的内容，奥托就把他叫走了。为了旗队长的家务事，他们将周围的居民带到办公室问话，由谢尔盖负责记录。一整个上午，他们都毫无收获。
安德烈亚斯与阿尔伯特亲王大街通了电话，遣散了走廊里等候的闲杂人等，推开门对奥托说：“你做得对，例行的记录总是必要的。”他拿起一沓记录翻了两页，才注意到谢尔盖似的，吩咐道：“请你去医院看看夫人的情况。”
不对，谢尔盖想，我与旗队长一家没有什么交情，他为什么单独把我支开？他按捺住心中的不安，与同事们客客气气地道了别，盘算着如何同燕妮搭上话。过去的经验像把锤子似的敲打了他。离开办公室后，谢尔盖在围墙的阴影里逗留了一阵，吸了一支香烟。在五分钟以后，三辆轿车从办公处疾驰而出，呼啸着朝旗队长的度假别墅驶去。
只有我们不住在这里，凯里安·福科尔，以及旗队长一家。安德烈亚斯在玩分类游戏，他把我从这场调查中摘除，一定发现了什么、怀疑了什么。谢尔盖心惊肉跳，向医院快步走去。他不知道燕妮的联络电台在什么位置，这是内务部保守秘密的方法之一。或许那电台在居民区的某个角落，但它也可能就在那栋别墅里。安德烈亚斯果然没有放松警惕，所有来往此地的人员都将受到他的盘查，哪怕是他的上级。谢尔盖暗自后悔自己没有直接敲掉这个诡计多端的纳粹。他决定先去医院同燕妮联系，如果电台有暴露的可能，在盖世太保启动调查以前，他们必须从医院脱身。
这是为最坏的情况所做的计划，但至少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谢尔盖走进医院便同旗队长打了个照面，向他恭恭敬敬地行礼，询问夫人的情况：丽娜脱离了危险，但仍在昏迷当中。旗队长就柏飞丁的事逼问安尼卡，那糊涂的女仆表示并不知情，被他打了两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瘫软在地上，现下被带去医生办公室了。
谢尔盖换上一副谄媚的嘴脸，说道：“旗队长阁下，我奉命来医院了解情况，现下情况已经了解。如果您不方便审问，或许我可以去问问她。我会严守秘密，只向您汇报。”
那党卫军高官立刻同意了。谢尔盖暗自发笑，您自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殊不知盖世太保正把您的房子翻得底朝天呢。
医生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安尼卡”正在隔断的帘幕后坐着，脸颊上还挂着泪水，右手手腕上留有一圈青紫的指印。谢尔盖不知道她身上还有多少这样的伤痕。他忍住愤怒，用手势向她确认了周围安全，简要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燕妮听罢皱起眉头，说：“我只能告诉你电台已经转移，暂时安全——但长此以往根本不是办法，安德烈亚斯·冯·里特贝格不是会就此放弃的人，他知道消息泄露，总有一天盖世太保会把这里的每一寸地都犁过去。你得想办法把这个魔头圈在柏林，至少需要两周时间、甚至一个月，我会联系整个小组，陆续安排转移阵地。”
她从对襟毛衣的胸口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这是办公处的信纸吗？”
谢尔盖把它展开，对着光线瞧了瞧：“是的。你从哪里得到的？”
燕妮说：“丽娜的柏飞丁就包在这种纸当中，上面的笔迹是左手写的。手写的服用剂量远远超过正常，我想，她应该先试了试，最后才按照给定的剂量服用。”
“是他。”谢尔盖说，“他怀疑我，也怀疑你们。”
“这次恐怕要让他失望了。”
“……让我看看你的胳膊，他打你了吗？在问话的时候？”
“我没事的。”
“你要小心，那么我们就此告别。”
燕妮表情严肃地点点头，让谢尔盖走近些，抱住了他的脖子，在他的肩膀上停留了一会儿，小声说：“请原谅我，我太疲惫了。”
“没事的，没事的。”谢尔盖拍拍她的肩膀。燕妮消瘦得厉害，趴在他肩膀上像树叶那样轻，这让他眼眶发酸，“在这鬼地方是个人都会痛苦，这是正常的情感反应，不是软弱。纳粹主义、帝国主义才会把人当作没有感情的机器。今天我们忍受这种痛苦，正是为了将来没有人再过这样的生活。”
他们静静地依偎了一会儿便分开了，用力握了握彼此的手。
在大街的另一头，暗中进行的搜查一无所获。谢尔盖回到办公处，远远便听见了吵闹声。奥托比旗队长本人更加义愤填膺：“这完全没有道理，谁在聚会上把药给了她？”
哦，安德烈亚斯没有把真实目的告诉下属。谢尔盖心想，看来他也不确定是否会有所收获。
“得了！”瓦尔特反驳道，“全国上下都有人用这药，你以为只有飞行员和装甲兵才能弄到？那些风尘女人身上肯定少不了。或许叫她拿了，然后吸了那么一点儿。可怜的丽娜！”
奥托紧绷着脸说：“这事情总该查一查。”
安德烈亚斯否决了他的提议：“旗队长夫人进了医院，我们却抓来一群妓女严刑拷打，这算是什么意思？”
奥托脸色一变，态度软和下来：“好吧！我只是不愿咱们成为笑柄。”
瓦尔特举着茶杯嘟囔：“怎么可能，谁有这样的胆量。”
安德烈亚斯冷笑起来：“我们早已经是笑柄了——还记得上个月常来做客的教师先生吗？前半个月他的邻居是共产党，后半个月他的邻居是俄国人，只因为邻居吹小号吵到他睡觉了。你以为大家都怎么看我们？”
瓦尔特急忙打圆场：“除去这些无聊的人，我们的情报来源还是很准确的。旗队长家的小事交给我们，今天就能处理好。倒是柏林那边，破坏分子会在一月出现，我们要确保展览不出差错……”
安德烈亚斯说：“提前些，我下周二就出发。我会在柏林过圣诞节。”
这显然是不合规矩的安排。奥托想要争辩两句，瓦尔特却已经把这事儿写进了日程当中。后者巴不得安德烈亚斯在柏林逗留得更久一些，越久越好。他不仅可以在勃兰登堡过一阵子无人约束的日子，还可以从老百姓手里搜刮些不加克扣的油水。在他眼里，奥托是个循规蹈矩的呆瓜，恨不得用他背诵的那些规矩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安德烈亚斯至今还把奥托留在办公处，完全是因为他足够吃苦耐劳，只要他坐在打字机旁，除了他以外所有人的报告任务便减少了一半。
在他们讨论时，谢尔盖一直保持着沉默。等安德烈亚斯敲定了日程，他忽然问道：“恕我冒昧，之前走脱的几个共产主义者——”
奥托厌恶的眼神像探照灯似的转来：“上尉，没有哪个从我们这里送去集中营的人是完好无损的，你以为他们能走进柏林？”
安德烈亚斯斜了奥托一眼，对谢尔盖发布通知似的说：“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得和我一起去柏林。”
奥托手里的搪瓷杯子砸在文件上，他那台打字机的声音骤然响了好几个分贝。
回到公寓以后，谢尔盖重重关上大门，上前一步，直视他的眼睛：“你没有信守承诺。我以为我可以回家的。”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他的灰眼睛闪了闪，其中浅薄的愧疚就消退了。谢尔盖毫不退缩地挡住他的去路。他吸了一口气，维持着那套冷漠的官腔：“为了我们的祖国，每个人都要做一点必要的牺牲，不是吗？”
像剧作家常编排的那样，在突发的悲剧之前，旗队长家里充满了不幸的预兆，只是谁也没有在意。度假别墅院子里的一颗苹果树莫名其妙地死去了，等罗尔夫发现的时候，它的树干已经被虫蛀开了一条裂缝。他喊来母亲，丽娜又吩咐安尼卡。第二天，两个搬运工人就把那棵树、以及疑似被虫害污染的土壤搬出了院子。他的父亲就这件事在餐桌上发表了一番关于犹太血统与蛀虫的议论。聚会结束没多久，丽娜的精神开始萎靡，安尼卡常能见到她躺在窗口的沙发上，直直地瞪着双眼。在她的经历当中，将死之人才会直勾勾地看着天空。每当安尼卡小声呼唤她时，她便带着那种迷蒙而惊异的神色转过脸来，对着空中的影子露出笑容。
“夫人，您在做什么？”安尼卡问道，“您确定您不要紧吗？”
丽娜从没有给她回答。没过多久，一向逆来顺受的丽娜被点着了似的开始反抗。旗队长在餐桌上嫌弃她没能让家庭人丁兴旺，丽娜安静地垂着头，当旗队长说到“更多优秀的雅利安少年”的时候，她倏地站起身，把汤勺砸向自己的丈夫。旗队长惊得站了起来。他的手在配枪上晃动，最终握拳贴住裤子，脸颊泛红：“你做什么？你疯了？”
丽娜畏惧地缩了缩，忽然笑了起来。她极具讽刺意味的神情让旗队长无法宽恕。他绕过桌子，抓住丽娜的细胳膊：“你笑些什么？孩子们都在看着！你怎么做的母亲？”
丽娜推开了他，在他面颊上挠出了三道血印。她的灵魂像一张塔罗牌，正面是例行公事的纹路，背面却是死亡，这时候突然翻过面来，把掌握它的占卜者和听候命运的孩子们都吓了一跳。丽娜尖叫着逃离他，在客厅大喊，扬言要把他干过的丑事公之于众。如果某些部门有意追究，就希特勒在某方面高得异乎寻常的道德标准来看，他很有可能被革职或者送进监狱。
她的孩子习惯了她温柔和顺的脾气，被这举动完全吓呆了，大儿子罗尔夫很快倒向父亲，开始指责她无缘无故地犯起歇斯底里病。丽娜起先置若罔闻，在罗尔夫靠近她、试图控制她的时候狠狠揍了他一个耳光。在争执中，摇篮里的女儿大哭起来。丽娜摔碎了一整套瓷器，用最不该出现在她词典当中的词汇辱骂丈夫与儿子，扬言如果没有她和安尼卡操持打点，他们都将吃不上热饭、穿不上干净的衣裳。
“够了，你这令人恶心的畜牲。”她挥舞着银烛台，对丈夫怒吼道，“空长了一副人的皮囊。还有你，罗尔夫，我怎么生出你这总在女人面前耀武扬威的废物！你们俩还是死了才好！”
所有人都惊呆了。旗队长气得脸色发紫，摸索着后腰的武器带。他常在腰带上挂一根马鞭，不少部下都挨过它的教训，丽娜有时也不能幸免。一旦家庭和工作场所铺上了权力的台阶，下属、夫人或者孩子，本质上都没什么区别。但丽娜在他动手以前抱起了摇篮里的女儿，站在餐桌的另一头与他对峙。旗队长把鞭子放低了。
“你疯了！女人！”他拍着桌子，“快把那烛台放下。”
安尼卡从厨房探出头：“天啊，夫人，这是怎么了！”
“安尼卡，安尼卡，这些话我只能对你和上帝说！”丽娜丢下烛台，钻进她怀里哭起来，“我的丈夫虐待我，我的孩子不爱我，我一直活在坟墓里呀。我是一个多么不幸的人！”
说罢她尖叫一声，瘫倒在地，眼睛睁得大大的，胸膛剧烈地起伏，脸上泛出异样的光彩。她手里的婴儿滑落在地，小女孩儿撕心裂肺地哭嚎起来。
“快叫医生！”安尼卡扶住她的头和肩膀，“她看起来不对劲，她生病了。”
旗队长气哼哼地坐进沙发里：“别管她！她是疯了。如果治不好，就把她送去疗养院！”
罗尔夫才从那一耳光里缓过劲，抱起妹妹放回摇篮，急匆匆地跑出了门。丽娜被送往医院时已经陷入昏迷，医生说她摄入了过多的“柏飞丁”，诊断为甲基苯丙胺中毒。在场的人都与医生面面相觑。旗队长对夫人还有些旧情，留在医院等待她苏醒。这一行人穿过医院门前的街道时正值中午，经由一翻口舌是非，消息便像潮汐一样席卷了所有办公室。这就是谢尔盖来到办公处后参与的第一桩调查。也在这天他在办公处读到了一份报告，一个月前，反间谍活动的领头人卡纳里斯对柏林周围展开了严密的搜查，收获不大。盖世太保乐得看军事情报局的笑话，并未施以援手。他没来得及细看那份报告的内容，奥托就把他叫走了。为了旗队长的家务事，他们将周围的居民带到办公室问话，由谢尔盖负责记录。一整个上午，他们都毫无收获。
安德烈亚斯与阿尔伯特亲王大街通了电话，遣散了走廊里等候的闲杂人等，推开门对奥托说：“你做得对，例行的记录总是必要的。”他拿起一沓记录翻了两页，才注意到谢尔盖似的，吩咐道：“请你去医院看看夫人的情况。”
不对，谢尔盖想，我与旗队长一家没有什么交情，他为什么单独把我支开？他按捺住心中的不安，与同事们客客气气地道了别，盘算着如何同燕妮搭上话。过去的经验像把锤子似的敲打了他。离开办公室后，谢尔盖在围墙的阴影里逗留了一阵，吸了一支香烟。在五分钟以后，三辆轿车从办公处疾驰而出，呼啸着朝旗队长的度假别墅驶去。
只有我们不住在这里，凯里安·福科尔，以及旗队长一家。安德烈亚斯在玩分类游戏，他把我从这场调查中摘除，一定发现了什么、怀疑了什么。谢尔盖心惊肉跳，向医院快步走去。他不知道燕妮的联络电台在什么位置，这是内务部保守秘密的方法之一。或许那电台在居民区的某个角落，但它也可能就在那栋别墅里。安德烈亚斯果然没有放松警惕，所有来往此地的人员都将受到他的盘查，哪怕是他的上级。谢尔盖暗自后悔自己没有直接敲掉这个诡计多端的纳粹。他决定先去医院同燕妮联系，如果电台有暴露的可能，在盖世太保启动调查以前，他们必须从医院脱身。
这是为最坏的情况所做的计划，但至少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谢尔盖走进医院便同旗队长打了个照面，向他恭恭敬敬地行礼，询问夫人的情况：丽娜脱离了危险，但仍在昏迷当中。旗队长就柏飞丁的事逼问安尼卡，那糊涂的女仆表示并不知情，被他打了两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瘫软在地上，现下被带去医生办公室了。
谢尔盖换上一副谄媚的嘴脸，说道：“旗队长阁下，我奉命来医院了解情况，现下情况已经了解。如果您不方便审问，或许我可以去问问她。我会严守秘密，只向您汇报。”
那党卫军高官立刻同意了。谢尔盖暗自发笑，您自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殊不知盖世太保正把您的房子翻得底朝天呢。
医生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安尼卡”正在隔断的帘幕后坐着，脸颊上还挂着泪水，右手手腕上留有一圈青紫的指印。谢尔盖不知道她身上还有多少这样的伤痕。他忍住愤怒，用手势向她确认了周围安全，简要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燕妮听罢皱起眉头，说：“我只能告诉你电台已经转移，暂时安全——但长此以往根本不是办法，安德烈亚斯·冯·里特贝格不是会就此放弃的人，他知道消息泄露，总有一天盖世太保会把这里的每一寸地都犁过去。你得想办法把这个魔头圈在柏林，至少需要两周时间、甚至一个月，我会联系整个小组，陆续安排转移阵地。”
她从对襟毛衣的胸口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这是办公处的信纸吗？”
谢尔盖把它展开，对着光线瞧了瞧：“是的。你从哪里得到的？”
燕妮说：“丽娜的柏飞丁就包在这种纸当中，上面的笔迹是左手写的。手写的服用剂量远远超过正常，我想，她应该先试了试，最后才按照给定的剂量服用。”
“是他。”谢尔盖说，“他怀疑我，也怀疑你们。”
“这次恐怕要让他失望了。”
“……让我看看你的胳膊，他打你了吗？在问话的时候？”
“我没事的。”
“你要小心，那么我们就此告别。”
燕妮表情严肃地点点头，让谢尔盖走近些，抱住了他的脖子，在他的肩膀上停留了一会儿，小声说：“请原谅我，我太疲惫了。”
“没事的，没事的。”谢尔盖拍拍她的肩膀。燕妮消瘦得厉害，趴在他肩膀上像树叶那样轻，这让他眼眶发酸，“在这鬼地方是个人都会痛苦，这是正常的情感反应，不是软弱。纳粹主义、帝国主义才会把人当作没有感情的机器。今天我们忍受这种痛苦，正是为了将来没有人再过这样的生活。”
他们静静地依偎了一会儿便分开了，用力握了握彼此的手。
在大街的另一头，暗中进行的搜查一无所获。谢尔盖回到办公处，远远便听见了吵闹声。奥托比旗队长本人更加义愤填膺：“这完全没有道理，谁在聚会上把药给了她？”
哦，安德烈亚斯没有把真实目的告诉下属。谢尔盖心想，看来他也不确定是否会有所收获。
“得了！”瓦尔特反驳道，“全国上下都有人用这药，你以为只有飞行员和装甲兵才能弄到？那些风尘女人身上肯定少不了。或许叫她拿了，然后吸了那么一点儿。可怜的丽娜！”
奥托紧绷着脸说：“这事情总该查一查。”
安德烈亚斯否决了他的提议：“旗队长夫人进了医院，我们却抓来一群妓女严刑拷打，这算是什么意思？”
奥托脸色一变，态度软和下来：“好吧！我只是不愿咱们成为笑柄。”
瓦尔特举着茶杯嘟囔：“怎么可能，谁有这样的胆量。”
安德烈亚斯冷笑起来：“我们早已经是笑柄了——还记得上个月常来做客的教师先生吗？前半个月他的邻居是共产党，后半个月他的邻居是俄国人，只因为邻居吹小号吵到他睡觉了。你以为大家都怎么看我们？”
瓦尔特急忙打圆场：“除去这些无聊的人，我们的情报来源还是很准确的。旗队长家的小事交给我们，今天就能处理好。倒是柏林那边，破坏分子会在一月出现，我们要确保展览不出差错……”
安德烈亚斯说：“提前些，我下周二就出发。我会在柏林过圣诞节。”
这显然是不合规矩的安排。奥托想要争辩两句，瓦尔特却已经把这事儿写进了日程当中。后者巴不得安德烈亚斯在柏林逗留得更久一些，越久越好。他不仅可以在勃兰登堡过一阵子无人约束的日子，还可以从老百姓手里搜刮些不加克扣的油水。在他眼里，奥托是个循规蹈矩的呆瓜，恨不得用他背诵的那些规矩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安德烈亚斯至今还把奥托留在办公处，完全是因为他足够吃苦耐劳，只要他坐在打字机旁，除了他以外所有人的报告任务便减少了一半。
在他们讨论时，谢尔盖一直保持着沉默。等安德烈亚斯敲定了日程，他忽然问道：“恕我冒昧，之前走脱的几个共产主义者——”
奥托厌恶的眼神像探照灯似的转来：“上尉，没有哪个从我们这里送去集中营的人是完好无损的，你以为他们能走进柏林？”
安德烈亚斯斜了奥托一眼，对谢尔盖发布通知似的说：“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得和我一起去柏林。”
奥托手里的搪瓷杯子砸在文件上，他那台打字机的声音骤然响了好几个分贝。
回到公寓以后，谢尔盖重重关上大门，上前一步，直视他的眼睛：“你没有信守承诺。我以为我可以回家的。”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他的灰眼睛闪了闪，其中浅薄的愧疚就消退了。谢尔盖毫不退缩地挡住他的去路。他吸了一口气，维持着那套冷漠的官腔：“为了我们的祖国，每个人都要做一点必要的牺牲，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