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恻隐之心
安德烈亚斯的床头放着一本《布兰诗歌》。历来不出自豪门勋贵之手的文学作品总要被历史埋没一阵子，这部诗歌集也不例外。它由一群疾世愤俗的市民和修士写成，在十二世纪被发现于巴伐利亚的一座修道院，又在1936年被卡尔·奥尔夫编撰成曲，于1937年在法兰克福剧院首演，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全国范围内的演出使得阅读这部由拉丁文和高地德语书写作品成为了流行风气。作者不详的诗歌对底层人民来说无疑是鼓舞，就像元首和戈培尔博士宣传的那样，在日耳曼尼亚的愿景中，每一个德国人都有价值。然而就历史的规律来说，若一个时代不充满虚无，人们怎么会如此急迫地追求生活的价值，以至于为此疯狂。
自打住进安德烈亚斯的公寓，谢尔盖便开始留心周围的文本。在柏林郊区的大宅里再次发现这部作品时，他理所当然地开始怀疑：对于所有学习过无线电和密码学的人，反复出现的文本必然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侦查员会将信息编写成密码，通过特定的文本转译，而在选定“秘本”时，他们常选用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以便能随时获得。安德烈亚斯在这本书中做了详细的批注，像个在文学院备课的教师。如果这真是秘本，他要隐藏什么不可为外人道的信息？谢尔盖同扉页上的命运女神对视了片刻，把那册子放回了原位。
他的经验并没有出错，三年后，这部书中藏匿的信息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然而在1942年年初，谢尔盖并没有专注于文本的解密。燕妮和他错误地估计了柏林之行的时间——在分别以前，他们以为彼此将在一个月后相见，但事情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发展。此时此刻，在圣诞前夕，两人都对之后将发生的插曲一无所知。就在谢尔盖处理书本移动的痕迹时，女佣人敲了敲卧室门，问他是否要下楼用晚餐。
老里特贝格的邀请让谢尔盖十分难堪。这位德高望重的纳粹党党员对自己的儿子抱怨颇多，却并不迁怒安德烈亚斯的“情人们”。他试着用一种温和的语调叫人知难而退，就像他在做投资谈判时那样。十多年前，老里特贝格试着矫正过儿子异常的爱好，但收效甚微。医生与心理专家施加在安德烈亚斯身上的“治疗”，都被他以更加残酷的手段报复了回去。在老里特贝格和雷奥妮的新婚典礼以前，他甚至威胁道，如果父亲仍执意要改变他，他就杀死新娘，然后割开自己的脖子。他确实难以谅解父亲对婚姻的背叛，又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筹码的价值：每当父亲与他争执时，安德烈亚斯就会提到自己多年未见的母亲，这常让老里特贝格十分愧疚。
对于他们违法且不正当的关系，这位老人并没有横加干涉，只严肃地提醒道：“年轻人，我的儿子并不如他表现得那么讨人喜欢。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一开始，他总显得温柔又忠诚，但这种态度是短暂的。他太容易感到厌烦了，不论对人还是对事。在他的母亲离开以后，爱他的人就成为了他满足情感需要的工具。他认为自己洞察人心，总是固执地相信直觉的判断，认为别人的动机、意图永远如他所想——一旦他怀疑你的忠诚，他就会用残酷的手段践踏你。”
谢尔盖在心里早已编撰好了剧本，回答道：“我想，如果他打算真的开始一段稳定的恋爱，我不得不慎重地考虑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我想他也会的。请您给我们一点儿时间。”
老里特贝格脸上露出了忧愁，然而他并没有再次试图动摇“凯里安”的坚持。就算他们分开了，安德烈亚斯也会做出新的疯狂之举。且在老里特贝格看来，上尉品格端正，对国家忠诚，姑且不算特别糟糕的对象。谢尔盖通过观察确认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他猜测雷奥妮对于安德烈亚斯的情史也有耳闻。在他们两人谈话时，她假装认真地对待着晚餐，当一个默默无言的倾听者，眼神却不断飘到他们中间——欲言又止之人的特征之一。
晚餐后，雷奥妮在楼梯前叫住他。她扶着楼梯扶手，欲言又止。谢尔盖顺水推舟地同她开始了对话：“夫人，您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老里特贝格在炉火边的扶手椅中昏昏欲睡，手里捧着的小说许久都没有翻动，仆人们正在收拾餐桌。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俩的对话。她小声说道：“上尉，您要小心，我的丈夫很偏袒他的儿子。您根本不知道那个魔鬼在感情中会做出什么事来！”
“我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
雷奥妮上钩了。她攥紧裙摆，像站在证人席上的受害者那样飞快地讲述着：“您——您也许不知道。在我来到这里的第六年，安德烈亚斯正和一个钟表商打得火热，您敢相信吗，那是个犹太人！他和那个男人并肩在街上招摇过市，立刻就让人举报了。安德烈亚斯对警察说这完全是一派胡言，那人是德国人，转身却打算委托政府里的朋友伪造护照，让他逃亡到瑞士去。虽然这桩丑事没有传开，但他的父亲气得一个月没跟他说话，他却扬言说犹太人与我们根本没有差别，还说，难保元首本人——”
谢尔盖立刻打断了她：“这太夸张了，我很难相信。”
“您不知道！他根本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我更愿意相信我看见的。”
雷奥妮愣住了：“您认为我在说谎？”她短暂地停顿，向台阶上走了两步，握紧楼梯扶手，“我也不怕您知道。我再怎么严防死守，我做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还是会传到那魔鬼的耳朵里。告诉您，上尉先生，我怀孕了。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这座宅子的现任女主人并非大脑空空的漂亮玩物。她睁大蓝眼睛，像一头发怒的母狮子。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政策下，即便是最亲密无间的伙伴与爱人，听到这些传闻也很难不发生动摇。与犹太人过从甚密，类似的指控完全与谋杀之类的重罪无异，更何况还有175条让整件事罪加一等。雷奥妮急切地为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打算，至于里特贝格家族今后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她完全不关心。
谢尔盖没有继续在大厅里逗留，今晚所听到的一切和柏林油腻的食物同样让他难以消化。千年帝国的社会焚烧着人的骨头，正如一台吞噬灵魂的机器运转着。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扭曲而狰狞，他们贬低自己，也贬低别人，靠践踏卑弱者拼命向上，直到落入熔炉变成它的燃料。道德被撤销，规则被毁坏，每个人都找到了机会肆意发挥丑恶的欲望，即使在在原始丛林的泥潭中，也不见得有如此广泛、如此残忍的同类相残。
如果雷奥妮所说的属实，安德烈亚斯身上并没有病态的、狂热的种族主义，或许他可以被转变，只要给他施加一点儿好的影响……谢尔盖在入睡前忽然想道。可他没有意识到，在他心中，异样的同情已经开始积累；第二天早上，安德烈亚斯返回家中时，那东西第一次挣脱了束缚，让他惊慌失措、疏漏百出。
如果一个人从出生起就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是被当做一件物品，那么他不会甘愿做一杆枪或者一把刀。这一刻，累积的好运让他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幸运女神向他索取了报酬。安德烈亚斯入睡以后，谢尔盖的心里时而充满同情，时而洋溢着对未来的畅想：如果我试着改变他，把他变成我们的同志，凭他那股聪明劲儿和敏锐的直觉，要拿下重要情报真是轻而易举了。他高估了人性当中善意的一面，甚至让情感左右了判断。这是长期潜伏工作的大忌。小公务员与一台打字机日日相对，时间久了，都难免产生同病相连的慨叹，更何况面对一个活生生的、有着悲惨过去的人。人类总是倾向于为身边人开脱，给他们蒙上非理智的、妄想一般的光环，这是常情，在谢尔盖的工作中，这却是不可饶恕的失误。他忽视了它，用不了多久，惩罚就将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谁也看不见命运的轨迹，这仍旧是一个平凡的早晨，平凡到让谢尔盖难以相信距他们一千英里以外的土地上，正在发生人类历史上悲壮的战争之一。楼梯下人声嘈杂，大门前的汽车突突地发动，两分钟以后，谢尔盖看见那黑色的影子向道路尽头爬行，像一头刚刚于春天苏醒的笨重甲虫。就算他们在家庭的权力斗争中不是安德烈亚斯的对手，老里特贝格和雷奥妮过着潇洒自在的生活。这难缠的年轻人只是他们生活中的过客，像一场春末的雷雨，虽然会带来几天的泥泞和闪电，但只要稍加忍耐便好。
他在家庭当中已经成为无足轻重的人了，谢尔盖想，他未必不知道这个事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刻，这个冬天的第一场暴雪蔓延到了柏林郊外。
安德烈亚斯直睡到下午三点才醒来，一睁眼就看到了窗外的雪景。柏林近郊没有高大的建筑，在三楼卧室的窗口，原野与天空连接处透明的界线都清晰可见。谢尔盖仍在他的身旁，一手扶着他的肩膀，无聊地玩着他额前的头发。宿醉敲断了夜晚和清早的记忆，而谢尔盖的毛衣领子把一切连接了起来。一种难言的情感笼罩着他，不知来由，像湖面上的钟声，又像战场上的烟幕。
“几点了？你没有去吃饭吗？”安德烈亚斯从他的手臂中挣脱出来，看了一眼手表，难以置信地说，“你花了这几个小时盯着我？”
谢尔盖不置可否，亲了一下他的额头。在这种时刻，不回答是最好的回答，既展现了功成而弗居的谦逊，又混合着羞涩的暧昧。谢尔盖从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在来到勃兰登堡州之前，他一次正式的恋爱也没有谈过，每次他同安德烈亚斯相处，不得不使用课本上的伎俩时，心底总会为自己感到冤屈。
“好吧。对不起，这是我的错。”安德烈亚斯叹了口气，转眼又懊恼地抱怨起来：“在这张床上躺过的人里，我还从来没给谁道过歉！”
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更换衬衫。谢尔盖在一旁提醒说：“今天厨房没有张罗午饭，你的父亲和雷奥妮出去了。”
安德烈亚斯拧袖扣的手停了停：“谢谢你把他俩分开描述，你真贴心。你肯定饿了，我们总得吃点什么。”
两人离开房间，走出大门，安德烈亚斯才想起自己在疲倦之中竟给司机放了一天假。两人对着上锁的车房面面相觑。最终由谢尔盖开车，去近处提供葡萄酒的高档餐厅。安德烈亚斯在后排焦躁不安，腿上的伤让他即使坐在车上也很不自在，谢尔盖自然而然地把外套丢给他，让他垫在座垫底下。他们尴尬地透过后视镜对视，话题难以遏制地拐向了昨夜的一切。
“你为什么不生气？”安德烈亚斯问道，“你认为我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朋友，情人，还是别的什么？”
这实在是个很直白的问题，车里的两个人都感到了紧张。谢尔盖反问道：“你希望我对你生气吗？”
“你难道没有自己的想法？”
“我想对你生气，可是我不能在这种时候对你生气。这不全都是你的错。可是我确实想问你同样的问题，你说你喜欢我，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想要和我成为恋人，还是只是喜欢我跟在你身边，等你腻烦了就让我走开？”
“不。”安德烈亚斯否认了，他没有从选项中挑出心仪的那一个。
“那么，你希望我们变成什么样子？”
“凯里安，我在此时此刻喜爱你，并不代表我在将来也会喜爱你。我的父亲会和我的每一位……他会对每个人说的。其实他说得不错，人心善变，而也不例外。不同的是，我比大多数的人更加冷酷。”
“我不赞同。你没有给我虚假的承诺，说明你至少尊重着我，把我当做朋友来看待。”
安德烈亚斯想了想，凑近他小声说：“那么我们就做朋友吧，这也符合你的心意，对吗？让我们就享受当下短暂的、浮光掠影的快乐吧。”
谢尔盖没有接话，安德烈亚斯把那当做了默许。虽然他认为其中不满的成分更多一些，他应当安抚对方几句，做一些解释，但他们都不能再容忍这场对话继续下去了。
安德烈亚斯精通审讯的技巧，对感情变化并不迟钝。他清楚地知道，他们之间感情早已超过了肉体的、淫欲的爱。他甚至无法想象，假使凯里安非要和他建立恋人关系，他该如何拒绝。他不太擅长拒绝欲望的引诱，常依赖感官刺激维持生活的热情，或者仅仅为了减轻精神上的疲乏：烟草、酒精、性——而爱情比它们更加凶险，更加有害，更加让人欲罢不能。但如果让他就此疏远“凯里安”，回到孤独而漫长的生活中去，他又很不甘心，拼命给自己找借口：像惊弓之鸟一样逃避可不是他的作风。就这样，安德烈亚斯给进退维谷的状态圆了谎，“不清不楚”是最理智、最合乎情理的选择。
谢尔盖也希望暂且回避这个问题，让他兴致勃勃的策反计划已经在孵化当中了。他们餐厅飘飘的弦乐声中聊了许多无关紧要的琐事。谢尔盖为了展示坦诚的态度，把昨晚的见闻向安德烈亚斯合盘托出，而闲言碎语的当事人并没有追问他的选择：“我知道你忠诚于我。如果你心里有了疑惑，或者别的想法，你不会把雷奥妮的话告诉我。”
他真是太过自信了。谢尔盖忍着笑，暗自屏了一口气，好让自己脸红，假装出被拆穿的窘迫。安德烈亚斯做出以上论断，心情颇佳，甚至多吃了两口他绝对不喜欢的芦笋。
饭后，安德烈亚斯对他讲述了一月的安排。
戈培尔和希特勒尤为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而现在他们的头号大敌，在东线“负隅顽抗”的苏联，自然成为了宣传口径的重点关照对象。一月中旬，柏林将举办一场会展。这场会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批驳共产主义，以及强调斯拉夫民族的劣等，以便他们按照计划把西伯利亚改造成巨大的集中营。当然，夸夸其谈的政治家们并不清楚东线的战况，用不了几个月，他们将被血淋淋的教训迎头痛击。
在有限的时间里，谢尔盖想方设法联系在柏林的同志。在柏林有十来个不同的情报小组，他们当中有的负责搜集政治、军事决策的情报，有的负责策反、暗杀以及破坏活动，有的负责与盟军的谍报机构合作，而他们所获得的情报中的一部分就需要经过燕妮的电台向苏联境内发送。反间谍处的电台定位仪器在柏林城中不眠不休地工作着。谢尔盖认为，在组织当中，一定有时常往返于勃兰登堡等地与柏林之间的人员，将信息通过其他的形式送出柏林，再由电报发送回国。谢尔盖本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他在军用大巴司机和轿车司机当中小心地打探了一番。可是留给他的时间太短了。直到他与安德烈亚斯全副武装地前往会场，谢尔盖依旧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自打住进安德烈亚斯的公寓，谢尔盖便开始留心周围的文本。在柏林郊区的大宅里再次发现这部作品时，他理所当然地开始怀疑：对于所有学习过无线电和密码学的人，反复出现的文本必然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侦查员会将信息编写成密码，通过特定的文本转译，而在选定“秘本”时，他们常选用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以便能随时获得。安德烈亚斯在这本书中做了详细的批注，像个在文学院备课的教师。如果这真是秘本，他要隐藏什么不可为外人道的信息？谢尔盖同扉页上的命运女神对视了片刻，把那册子放回了原位。
他的经验并没有出错，三年后，这部书中藏匿的信息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然而在1942年年初，谢尔盖并没有专注于文本的解密。燕妮和他错误地估计了柏林之行的时间——在分别以前，他们以为彼此将在一个月后相见，但事情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发展。此时此刻，在圣诞前夕，两人都对之后将发生的插曲一无所知。就在谢尔盖处理书本移动的痕迹时，女佣人敲了敲卧室门，问他是否要下楼用晚餐。
老里特贝格的邀请让谢尔盖十分难堪。这位德高望重的纳粹党党员对自己的儿子抱怨颇多，却并不迁怒安德烈亚斯的“情人们”。他试着用一种温和的语调叫人知难而退，就像他在做投资谈判时那样。十多年前，老里特贝格试着矫正过儿子异常的爱好，但收效甚微。医生与心理专家施加在安德烈亚斯身上的“治疗”，都被他以更加残酷的手段报复了回去。在老里特贝格和雷奥妮的新婚典礼以前，他甚至威胁道，如果父亲仍执意要改变他，他就杀死新娘，然后割开自己的脖子。他确实难以谅解父亲对婚姻的背叛，又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筹码的价值：每当父亲与他争执时，安德烈亚斯就会提到自己多年未见的母亲，这常让老里特贝格十分愧疚。
对于他们违法且不正当的关系，这位老人并没有横加干涉，只严肃地提醒道：“年轻人，我的儿子并不如他表现得那么讨人喜欢。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一开始，他总显得温柔又忠诚，但这种态度是短暂的。他太容易感到厌烦了，不论对人还是对事。在他的母亲离开以后，爱他的人就成为了他满足情感需要的工具。他认为自己洞察人心，总是固执地相信直觉的判断，认为别人的动机、意图永远如他所想——一旦他怀疑你的忠诚，他就会用残酷的手段践踏你。”
谢尔盖在心里早已编撰好了剧本，回答道：“我想，如果他打算真的开始一段稳定的恋爱，我不得不慎重地考虑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我想他也会的。请您给我们一点儿时间。”
老里特贝格脸上露出了忧愁，然而他并没有再次试图动摇“凯里安”的坚持。就算他们分开了，安德烈亚斯也会做出新的疯狂之举。且在老里特贝格看来，上尉品格端正，对国家忠诚，姑且不算特别糟糕的对象。谢尔盖通过观察确认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他猜测雷奥妮对于安德烈亚斯的情史也有耳闻。在他们两人谈话时，她假装认真地对待着晚餐，当一个默默无言的倾听者，眼神却不断飘到他们中间——欲言又止之人的特征之一。
晚餐后，雷奥妮在楼梯前叫住他。她扶着楼梯扶手，欲言又止。谢尔盖顺水推舟地同她开始了对话：“夫人，您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老里特贝格在炉火边的扶手椅中昏昏欲睡，手里捧着的小说许久都没有翻动，仆人们正在收拾餐桌。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俩的对话。她小声说道：“上尉，您要小心，我的丈夫很偏袒他的儿子。您根本不知道那个魔鬼在感情中会做出什么事来！”
“我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
雷奥妮上钩了。她攥紧裙摆，像站在证人席上的受害者那样飞快地讲述着：“您——您也许不知道。在我来到这里的第六年，安德烈亚斯正和一个钟表商打得火热，您敢相信吗，那是个犹太人！他和那个男人并肩在街上招摇过市，立刻就让人举报了。安德烈亚斯对警察说这完全是一派胡言，那人是德国人，转身却打算委托政府里的朋友伪造护照，让他逃亡到瑞士去。虽然这桩丑事没有传开，但他的父亲气得一个月没跟他说话，他却扬言说犹太人与我们根本没有差别，还说，难保元首本人——”
谢尔盖立刻打断了她：“这太夸张了，我很难相信。”
“您不知道！他根本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我更愿意相信我看见的。”
雷奥妮愣住了：“您认为我在说谎？”她短暂地停顿，向台阶上走了两步，握紧楼梯扶手，“我也不怕您知道。我再怎么严防死守，我做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还是会传到那魔鬼的耳朵里。告诉您，上尉先生，我怀孕了。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这座宅子的现任女主人并非大脑空空的漂亮玩物。她睁大蓝眼睛，像一头发怒的母狮子。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政策下，即便是最亲密无间的伙伴与爱人，听到这些传闻也很难不发生动摇。与犹太人过从甚密，类似的指控完全与谋杀之类的重罪无异，更何况还有175条让整件事罪加一等。雷奥妮急切地为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打算，至于里特贝格家族今后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她完全不关心。
谢尔盖没有继续在大厅里逗留，今晚所听到的一切和柏林油腻的食物同样让他难以消化。千年帝国的社会焚烧着人的骨头，正如一台吞噬灵魂的机器运转着。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扭曲而狰狞，他们贬低自己，也贬低别人，靠践踏卑弱者拼命向上，直到落入熔炉变成它的燃料。道德被撤销，规则被毁坏，每个人都找到了机会肆意发挥丑恶的欲望，即使在在原始丛林的泥潭中，也不见得有如此广泛、如此残忍的同类相残。
如果雷奥妮所说的属实，安德烈亚斯身上并没有病态的、狂热的种族主义，或许他可以被转变，只要给他施加一点儿好的影响……谢尔盖在入睡前忽然想道。可他没有意识到，在他心中，异样的同情已经开始积累；第二天早上，安德烈亚斯返回家中时，那东西第一次挣脱了束缚，让他惊慌失措、疏漏百出。
如果一个人从出生起就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是被当做一件物品，那么他不会甘愿做一杆枪或者一把刀。这一刻，累积的好运让他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幸运女神向他索取了报酬。安德烈亚斯入睡以后，谢尔盖的心里时而充满同情，时而洋溢着对未来的畅想：如果我试着改变他，把他变成我们的同志，凭他那股聪明劲儿和敏锐的直觉，要拿下重要情报真是轻而易举了。他高估了人性当中善意的一面，甚至让情感左右了判断。这是长期潜伏工作的大忌。小公务员与一台打字机日日相对，时间久了，都难免产生同病相连的慨叹，更何况面对一个活生生的、有着悲惨过去的人。人类总是倾向于为身边人开脱，给他们蒙上非理智的、妄想一般的光环，这是常情，在谢尔盖的工作中，这却是不可饶恕的失误。他忽视了它，用不了多久，惩罚就将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谁也看不见命运的轨迹，这仍旧是一个平凡的早晨，平凡到让谢尔盖难以相信距他们一千英里以外的土地上，正在发生人类历史上悲壮的战争之一。楼梯下人声嘈杂，大门前的汽车突突地发动，两分钟以后，谢尔盖看见那黑色的影子向道路尽头爬行，像一头刚刚于春天苏醒的笨重甲虫。就算他们在家庭的权力斗争中不是安德烈亚斯的对手，老里特贝格和雷奥妮过着潇洒自在的生活。这难缠的年轻人只是他们生活中的过客，像一场春末的雷雨，虽然会带来几天的泥泞和闪电，但只要稍加忍耐便好。
他在家庭当中已经成为无足轻重的人了，谢尔盖想，他未必不知道这个事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刻，这个冬天的第一场暴雪蔓延到了柏林郊外。
安德烈亚斯直睡到下午三点才醒来，一睁眼就看到了窗外的雪景。柏林近郊没有高大的建筑，在三楼卧室的窗口，原野与天空连接处透明的界线都清晰可见。谢尔盖仍在他的身旁，一手扶着他的肩膀，无聊地玩着他额前的头发。宿醉敲断了夜晚和清早的记忆，而谢尔盖的毛衣领子把一切连接了起来。一种难言的情感笼罩着他，不知来由，像湖面上的钟声，又像战场上的烟幕。
“几点了？你没有去吃饭吗？”安德烈亚斯从他的手臂中挣脱出来，看了一眼手表，难以置信地说，“你花了这几个小时盯着我？”
谢尔盖不置可否，亲了一下他的额头。在这种时刻，不回答是最好的回答，既展现了功成而弗居的谦逊，又混合着羞涩的暧昧。谢尔盖从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在来到勃兰登堡州之前，他一次正式的恋爱也没有谈过，每次他同安德烈亚斯相处，不得不使用课本上的伎俩时，心底总会为自己感到冤屈。
“好吧。对不起，这是我的错。”安德烈亚斯叹了口气，转眼又懊恼地抱怨起来：“在这张床上躺过的人里，我还从来没给谁道过歉！”
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更换衬衫。谢尔盖在一旁提醒说：“今天厨房没有张罗午饭，你的父亲和雷奥妮出去了。”
安德烈亚斯拧袖扣的手停了停：“谢谢你把他俩分开描述，你真贴心。你肯定饿了，我们总得吃点什么。”
两人离开房间，走出大门，安德烈亚斯才想起自己在疲倦之中竟给司机放了一天假。两人对着上锁的车房面面相觑。最终由谢尔盖开车，去近处提供葡萄酒的高档餐厅。安德烈亚斯在后排焦躁不安，腿上的伤让他即使坐在车上也很不自在，谢尔盖自然而然地把外套丢给他，让他垫在座垫底下。他们尴尬地透过后视镜对视，话题难以遏制地拐向了昨夜的一切。
“你为什么不生气？”安德烈亚斯问道，“你认为我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朋友，情人，还是别的什么？”
这实在是个很直白的问题，车里的两个人都感到了紧张。谢尔盖反问道：“你希望我对你生气吗？”
“你难道没有自己的想法？”
“我想对你生气，可是我不能在这种时候对你生气。这不全都是你的错。可是我确实想问你同样的问题，你说你喜欢我，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想要和我成为恋人，还是只是喜欢我跟在你身边，等你腻烦了就让我走开？”
“不。”安德烈亚斯否认了，他没有从选项中挑出心仪的那一个。
“那么，你希望我们变成什么样子？”
“凯里安，我在此时此刻喜爱你，并不代表我在将来也会喜爱你。我的父亲会和我的每一位……他会对每个人说的。其实他说得不错，人心善变，而也不例外。不同的是，我比大多数的人更加冷酷。”
“我不赞同。你没有给我虚假的承诺，说明你至少尊重着我，把我当做朋友来看待。”
安德烈亚斯想了想，凑近他小声说：“那么我们就做朋友吧，这也符合你的心意，对吗？让我们就享受当下短暂的、浮光掠影的快乐吧。”
谢尔盖没有接话，安德烈亚斯把那当做了默许。虽然他认为其中不满的成分更多一些，他应当安抚对方几句，做一些解释，但他们都不能再容忍这场对话继续下去了。
安德烈亚斯精通审讯的技巧，对感情变化并不迟钝。他清楚地知道，他们之间感情早已超过了肉体的、淫欲的爱。他甚至无法想象，假使凯里安非要和他建立恋人关系，他该如何拒绝。他不太擅长拒绝欲望的引诱，常依赖感官刺激维持生活的热情，或者仅仅为了减轻精神上的疲乏：烟草、酒精、性——而爱情比它们更加凶险，更加有害，更加让人欲罢不能。但如果让他就此疏远“凯里安”，回到孤独而漫长的生活中去，他又很不甘心，拼命给自己找借口：像惊弓之鸟一样逃避可不是他的作风。就这样，安德烈亚斯给进退维谷的状态圆了谎，“不清不楚”是最理智、最合乎情理的选择。
谢尔盖也希望暂且回避这个问题，让他兴致勃勃的策反计划已经在孵化当中了。他们餐厅飘飘的弦乐声中聊了许多无关紧要的琐事。谢尔盖为了展示坦诚的态度，把昨晚的见闻向安德烈亚斯合盘托出，而闲言碎语的当事人并没有追问他的选择：“我知道你忠诚于我。如果你心里有了疑惑，或者别的想法，你不会把雷奥妮的话告诉我。”
他真是太过自信了。谢尔盖忍着笑，暗自屏了一口气，好让自己脸红，假装出被拆穿的窘迫。安德烈亚斯做出以上论断，心情颇佳，甚至多吃了两口他绝对不喜欢的芦笋。
饭后，安德烈亚斯对他讲述了一月的安排。
戈培尔和希特勒尤为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而现在他们的头号大敌，在东线“负隅顽抗”的苏联，自然成为了宣传口径的重点关照对象。一月中旬，柏林将举办一场会展。这场会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批驳共产主义，以及强调斯拉夫民族的劣等，以便他们按照计划把西伯利亚改造成巨大的集中营。当然，夸夸其谈的政治家们并不清楚东线的战况，用不了几个月，他们将被血淋淋的教训迎头痛击。
在有限的时间里，谢尔盖想方设法联系在柏林的同志。在柏林有十来个不同的情报小组，他们当中有的负责搜集政治、军事决策的情报，有的负责策反、暗杀以及破坏活动，有的负责与盟军的谍报机构合作，而他们所获得的情报中的一部分就需要经过燕妮的电台向苏联境内发送。反间谍处的电台定位仪器在柏林城中不眠不休地工作着。谢尔盖认为，在组织当中，一定有时常往返于勃兰登堡等地与柏林之间的人员，将信息通过其他的形式送出柏林，再由电报发送回国。谢尔盖本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他在军用大巴司机和轿车司机当中小心地打探了一番。可是留给他的时间太短了。直到他与安德烈亚斯全副武装地前往会场，谢尔盖依旧没有收到任何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