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命运！世界的女皇！
每当谢尔盖回忆起第一次在柏林停留的经历，都会产生梦一般的错觉。这场梦魇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但又因为没有凭证而轻似一阵烟雾。他试图抓住它，定义它，把它当作客观实在的事件来分析，它就从指缝里溜走了。
观看别人折磨自己，他在战争结束前一直忍受着这类怪梦，无意义的声音和影像如同钢筋一样挫伤了他的神经。谢尔盖坚持认为，那是他在柏林的经历和长期的潜伏工作共同带来的疲乏。在世界上所有的营生当中，他最擅长忍耐，忍耐是勇敢和鲁莽的分界线，很多人忽视这一点。他起坐如常，思维敏捷，很少以疲惫的面貌应对工作。直到1947年，他在莫斯科街头晕倒，他才重新注意到这条溃烂的伤疤。负责心理治疗的医师说，这是一种名叫“癔症”的现象，许多在前线的士兵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在他进入盖世太保的审讯室时，他的大脑启动了保护机制。
“你还能回忆起过去的事情，这说明你非常坚强。”医生说，“很少有人会坚持记得自己受到的伤害，这不符合我们大脑的运作模式。对于格外痛苦的折磨，许多人会出现记忆的模糊或者缺失，虽然心灵的伤口仍然刻在他们的肉体上。有的人甚至丧失了对部分肢体的主导，在发病的时候，他们没法站起来，甚至没法说话。”
“如果您是我，您也会强迫自己记得每一个细节。这是工作要求，各行各业不都有职业操守么。我保存着完整的记忆，就像您记得每一位病人的处方那样。”
“那么您愿意回忆当时的情形吗？把您送来的先生说您在战争期间受了不少折磨。”
“谁在战争期间不痛苦呢？”
“我只想帮助您，请您不要把我当做不懂得保密的人。我和您一样，也有职业操守。”
谢尔盖向后靠进扶手椅里：“好吧……我只是不太习惯把想法告诉第二个人，或许我也可以试试。”
事实上，在他被收监的那一天，一切都开了个好头。这天柏林间断地下着小雪，地面湿滑，行人稀少。有几队儿学生正准备参观艺术馆和博物馆。谢尔盖不用听就知道教师们会向这些孩子灌输什么概念。学生稚嫩却严肃的脸庞从他身边经过时，他很难控制心中的不平和怒火。让一群人为独夫献上生命，独裁和宗教的傲慢都在于此，以用光荣装点的教条剥夺人选择人生目标的自由：“为什么什么而死”必须是慎重的、深思熟虑的表达。在他的祖国，那个空格之中的选项往往关乎全人类的福祉，而德国别有用心的政客玷污了它。
谢尔盖同安德烈亚斯穿着便装，坐在会场西面的小酒馆门外，在早晨的光亮之中关注着来往的人群。会展开始的前一个小时，他们仍然毫无收获。
“我打听到一些工作上调动的可能。”无聊的特务头子对他说，“上面有了新的政策，不久我们就会忙碌起来了。”
“有关于什么的新政策？”
“有关犹太人。你也知道，那几位大人物，尤其是几位大区的首长，打算把苏联变成犹太人的流放地。他们嫌那些犹太苦力需要人手管理，又舍不得给他们百十来颗枪子儿。西伯利亚是个不错的去处，但是，你看——他们嫌弃将军们的进度太缓慢了。”
就在那一年冬天，柏林郊外海德里希的别墅里，纳粹高层就“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展开了讨论。这次秘密会议后以“万湖会议”载入史册，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耻辱的一笔。但在1942年的一月中旬，谢尔盖对此毫不知情，安德烈亚斯透露的情报短暂地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么说，是要警察局对他们进行清理喽？”
“天哪，希望这些该死的事情别派到我们头上。你知道以前他们怎么对犹太人，把他们像鸡鸭一样赶到大街上，用机枪打死，然后在死人堆里翻找值钱的东西。简直像动物似的。”安德烈亚斯很不高兴。他对日后的局面已经有所预料，这档子事大概率还会由政治警察来执行。“日复一日地做同样的工作，完全是牧羊人和屠夫干的行径，谁不能做这些事呢。他们不该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操办这些，简直是人才的浪费。”
是啊，人生下来就会当小偷、强盗和杀人犯，何必为此去学习和研究呢。谢尔盖在心里冷笑，压低声音：“所以说，你不赞成？”
安德烈亚斯撇撇嘴：“我能赞成或者不赞成什么？把决策交给大人物不好吗。我只能选择执行与不执行，仅此而已。”
在他抱怨的同时，小雪又从天空飘落。两人面前的咖啡很快凉了。谢尔盖密切地关注着周围的环境。安德烈亚斯在布局上花了心思，如果不仔细留心，根本看不出安保布置的痕迹。在四周看报、喝茶、闲谈的人群中，至少有十五个便衣配枪的盖世太保。安德烈亚斯动用了不合常理的人员配置，除了想要立功，还打算为自己在抵抗组织手里接连吃的苦头出一口恶气——除了刚长好的肋骨，他额头侧面的伤口也才勉强愈合。谢尔盖凑近了还能看到缝线的痕迹。
将近十点，人流聚集向展览大厅的前门。除了前来参观的市民和附近的中学生，还有将近十个小公务员打扮的青年男性。他们在门前站成两排，紧张地整理着头发和西装袖口，像预备上台的舞蹈演员。两辆轿车从街道一头缓缓驶来。从第一台车上走下一个中年男子，此人眉头紧皱，脸上镀着一层官腔官调的冷漠，仿佛下一秒就要对不够恭敬的下属啐上一口。有三个书记员跟随着他，另有一个手持徕卡相机的记者。
那是帝国议会议员、《冲锋报》的创始人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他计划在会展的现场发表一番有关种族优劣的论调，演讲原定在上午九点，但由于尤利乌斯本人认为步行到会场有失身份，宣传部只得为他安排了十点的专车接送。此类情况在千年帝国的政府部门时有发生：官员因为交通、食宿安排不合心意而假意推诿重要工作，为了得到超规格的优待。这让本就构建混乱的基层情报组织雪上加霜；而核心机关的要员对于底层人员颐指气使，辱骂殴打也是属常见——奇怪的是，很多的德国青年都以服从为荣，对粗暴的对待毫无反抗之意。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享受着众人的夹道欢迎，缓缓踱到小公务员们中间。那些等待已久的、西装革履的办公室职员早已冻得瑟瑟发抖，挪动着两腿，像一群鹅被赶进了拥挤的篱笆。记者挑选角度，照了一组相片。一切结束后，演讲者本人摸了一把落在秃脑门上的雪，飞快地躲进屋檐下。紧接着，在他身后，人群像刚被浇上机油的齿轮，缓慢地启动，又像一道小溪似的涌进会场。安德烈亚斯拍拍谢尔盖的肩膀，两人把小费留在桌上，随人潮进入了大门。
他们百无聊赖地听着施特莱彻尖锐、激昂的讲话，电流的嘶嘶声让人耳膜作痛。正在尤利乌斯论述着“劣等东方人”如何对帝国的铁流负隅顽抗时，谢尔盖嗅到了一股烧焦的气味。他还没来得及转向安德烈亚斯，紧接着，东南角传来一声爆响，窜起冲天的火舌。在两人的头顶，一面燃烧的旗帜轰然坠落。人群尖叫着、推搡着，《冲锋报》的口号声带来的昂扬奋进的氛围一下子消失殆尽了。
就在这时，第一声枪响传来，紧接着又是两声。尤利乌斯摔倒在地，跟随他的下属纷纷逃窜，留下这个可怜的报纸主编倒在地上痛苦地打滚，场面一度有些滑稽。谢尔盖没来得及确认抢手的方位，安德烈亚斯从他的身边冲进了人群。这个立功心切的特务头子心里根本没有那位可怜的官僚，把他的身体当作一条坦克的车辙，直接从抽搐的小腿上跨过去了。谢尔盖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他们还没走远。”安德烈亚斯向门外的几人吼道，“灭火，把所有人控制起来，别往致命处开枪。”
他平时总是气定神闲地向所有人下令，此时却像挣脱锁链的野兽，五官因兴奋与愤怒扭曲着。在场的警察早已掏出武器，按各自的职责分散开来。在谢尔盖视线尽头，一个高个子男人打倒了两人，同一个女人冲进右边街道的拐角，回头向他放了两枪。安德烈亚斯停下脚步，站在街道中间，打中了那人的手腕，他的手枪掉在了马路上。
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不愿再亲自追击。谢尔盖早早地从他身边跑开。他扮演着那个被战斗意志掌控的士兵，反应迅速，跑在人群最前方。谢尔盖跟着他们拐进一条小巷。这场追击进入了死胡同，谢尔盖耳边只有急促的呼吸声，盖世太保被他们甩开了一段距离。眼前，两座轰然作响的工厂紧紧夹着这一条巷子，墙角边堆着如山的废弃物，道路尽头是一堵三米来高的墙。
“站住！”谢尔盖大声喊道，“放下枪！到墙边去！”
他放低了枪口，对两个人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们赶紧翻过墙离开。身后不远处，错落的脚步声已经从巷口传来了。
“把枪放下！”谢尔盖焦急地挥挥手，又朝天放了两枪。
两人对看了一眼，几秒钟的功夫，高个子就帮姑娘爬上了墙头，自己靠着墙边坐下了。安德烈亚斯的子弹打中了某条动脉，让他流血不止，短短几分钟，他的嘴唇已经灰白了。谢尔盖走近了一步，想要查看他的伤口，却被对方制止了。在短暂的眼神交流以后，那个男人朝他挥了挥手，把枪口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又放下了。他重复了两次。谢尔盖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枪里没有子弹了，希望谢尔盖在盖世太保到来以前打死他。
在转过墙角的前一秒，追击小队的所有人都听见了最后一声枪响。
谢尔盖后退到他们之中。他的眼前模糊了，耳边全是嘈杂的声音。队伍中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走到巷子尽头，蹲下来检查了一番，宣布道：“好吧，他死了。”
人群发出懊恼地声响。谢尔盖也低下头，一股酸意从鼻尖流到额头，再顺着颅骨注入胸膛。有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嘿，别难过，没有人怪你，他们带着枪呢。我们逮住了会场里的几个，也够结案了。”谢尔盖假装懊恼，没好气地推开了他，缓缓走到街边。柏林的街道车水马龙，玻璃橱窗闪着午后的金光，细雪纷纷洋洋地洒在这片土地上。久久萦绕在他心头的思乡之情忽然淡去了。
没过多久，安德烈亚斯在几个下属的簇拥下，亲自来到了这两座工厂之间的小巷子里。他同那个检查尸体的青年交流了几句，把谢尔盖拉到一边，很不客气地质问道：“你开枪打死了他？”
安德烈亚斯眼里仍闪烁着战斗遗留下来的疯狂。那个德国人的尸体靠在墙边，几个盖世太保在他身上翻找着可能有价值的物品或者信息。
“有什么差别？”谢尔盖说，“难道法庭会给出不一样的判决？”
安德烈亚斯脸色一沉：“别装傻了！你明知道我说的不是法庭。”
“难道我不该把他打死？他同伙的手里拿着枪，我不打死他们，他们就会打死我！”
“你不听我的命令吗？”安德烈亚斯做了个深呼吸，缓慢地说，“还是说，你想告诉我你没有听见？”
那怒火在谢尔盖的心上灼了一下，让他彻底清醒了。安德烈亚斯的目光在他脸上扫过，印证着自己的猜测。谢尔盖握紧了手枪，如果对方撕破脸皮，他并不介意把他当作自己以往的目标一样清理掉。
安德烈亚斯并没有继续就这件事质问他。在返回以前，他给司机放了假，让谢尔盖开车带他到柏林城外。
“你在怀疑我。”等车辆驶入了城郊静默的原野，谢尔盖先发制人地说，“你怀疑我是共产党人吗？”
在沉默中，安德烈亚斯做了一番心理斗争。他坐在后排，靠着车窗点了一支烟，缓缓吐出一小片白雾：“那么你是吗？”
谢尔盖踩住刹车，把车停在路边。两人都沉默着。谢尔盖掏出手枪，转身扔向他：“该死的，如果我是，那么我现在应该开枪打死你。”
安德烈亚斯没有为他粗鲁的举动生气。他把那手枪扔进座垫底下，望着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不知该拿你怎么办了，我们先回去吧。”
谢尔盖沉默着，再一次发动了汽车。直到他把车停进车房，打开车门，对方仍不下车。他注意到安德烈亚斯的外套鼓起一块。”
谢尔盖耸耸肩：“这就是你决定的结果。”
那把枪干脆利落地抵在了他的胸前：“既然你知道，不如乖乖地跟我上楼去，我要跟你谈谈。”
是什么引发了他如此偏执的怀疑？如果他有怀疑的凭据，那么他根本不会给自己辩解的机会。以安德烈亚斯的办事风格，他应该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他是在考验我，还是我真的泄露了秘密？谢尔盖想，我是该现在杀了他，还是静观其变？如果我没能杀得了他，事情又会怎么样发展？
在房间门关上以后，谢尔盖率先问道：“你认为我是故意开枪打死他的，对吗？”
安德烈亚斯脸色阴沉地说：“重要的不是我认为，而是事实究竟如何，我在等你的回答。”
“这是个意外，他的同伙有配枪。在交火的时候，我打中了他，就是这样。”
“而你却毫发无损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你根本没有受伤，对吗？在你出现在我身边以后，一些事情就变得很奇怪，一直如此……”
他的呼吸比平常急促，显得又恼火又紧张。谢尔盖一时间摸不透他的情绪。如果安德烈亚斯决定将他投入监狱，必然会逗留柏林审问他，他不用另外想办法就为燕妮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一旦进入盖世太保的监狱，是不是还有生还的机会，他并没有把握。然而最初的最初，电台的安全就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没有。我只能说，这是个意外。但我不愿再向你解释。你只会相信你自己愿意相信的。”
“坐下。”安德烈亚斯喝道。他站直身体，举着手枪，焦躁地在屋子里走了两圈，停在电话旁拨号，“您好，我是四处的安德烈亚斯·冯·里特贝格。”
谢尔盖笑了：“你要审查我？这就是你给我的报答？”
“……对，请派两个人过来，越快越好。”安德烈亚斯以那种平淡的、命令式的口气吩咐完了，放下电话，对谢尔盖说道：“很遗憾。”
“你和我想得不一样。”谢尔盖说，“你知道吗，我听说过很多传闻，但我没有相信过一个字。”
“或许你该听从我父亲的劝告。”安德烈亚斯的肩膀在发抖，整个人像绷得过紧的弓弦，仿佛再有一点风吹草动，他的脊椎骨就要被拉断了。他一手持枪，一手从口袋里摸出烟盒，“这是你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肯听旁人的劝告呢。”
“你希望成为他口中的那种人吗？”
“或许从我出生起就是这样。他说得没错，在我身边的人都会交厄运。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就该离我远点。”
“天啊。”谢尔盖哈哈大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最初难道是我有意留在你的身边？难道你对我所说的话全都是假的？全都没有一点效力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我和曾在你身边攀附权势的骗子们是一样的？你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安德烈亚斯的脸变得煞白：“别说了。”
谢尔盖感到了巨大的委屈和不甘愿：我甚至以为他是个可以改变的人，前一天晚上，甚至好几个晚上，我对自己说了什么？或许他的本性也没有那么坏！我劝告燕妮，自己却开始同情敌人了。他在心里狠狠地责备自己，但他并不准备就此放弃机会：“你难道不明白，这一路上我有多少逃脱的机会？在这一个月里，如果我想杀死你，我又有多少机会？你说你希望我属于你，好吧，好吧，现在你得到了。你的心愿达成了。可是在这之后，你就这样对待我？”
“够了！”安德烈亚斯大声打断他，“闭嘴！我不要听！”
“你总是希望有独属于你的东西，可你就是要把自己拥有的都推开、都毁掉，难道你——”
安德烈亚斯举起手，朝谢尔盖脚边的地毯放了一枪。在枪响以后的寂静中，他疲惫地放轻了声音：“闭嘴，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谢尔盖不说话了。安德烈亚斯举着手枪，绝望而矛盾地看着他。他心想，那么就这样吧，就算我没办法从那里出来，我也为燕妮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
观看别人折磨自己，他在战争结束前一直忍受着这类怪梦，无意义的声音和影像如同钢筋一样挫伤了他的神经。谢尔盖坚持认为，那是他在柏林的经历和长期的潜伏工作共同带来的疲乏。在世界上所有的营生当中，他最擅长忍耐，忍耐是勇敢和鲁莽的分界线，很多人忽视这一点。他起坐如常，思维敏捷，很少以疲惫的面貌应对工作。直到1947年，他在莫斯科街头晕倒，他才重新注意到这条溃烂的伤疤。负责心理治疗的医师说，这是一种名叫“癔症”的现象，许多在前线的士兵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在他进入盖世太保的审讯室时，他的大脑启动了保护机制。
“你还能回忆起过去的事情，这说明你非常坚强。”医生说，“很少有人会坚持记得自己受到的伤害，这不符合我们大脑的运作模式。对于格外痛苦的折磨，许多人会出现记忆的模糊或者缺失，虽然心灵的伤口仍然刻在他们的肉体上。有的人甚至丧失了对部分肢体的主导，在发病的时候，他们没法站起来，甚至没法说话。”
“如果您是我，您也会强迫自己记得每一个细节。这是工作要求，各行各业不都有职业操守么。我保存着完整的记忆，就像您记得每一位病人的处方那样。”
“那么您愿意回忆当时的情形吗？把您送来的先生说您在战争期间受了不少折磨。”
“谁在战争期间不痛苦呢？”
“我只想帮助您，请您不要把我当做不懂得保密的人。我和您一样，也有职业操守。”
谢尔盖向后靠进扶手椅里：“好吧……我只是不太习惯把想法告诉第二个人，或许我也可以试试。”
事实上，在他被收监的那一天，一切都开了个好头。这天柏林间断地下着小雪，地面湿滑，行人稀少。有几队儿学生正准备参观艺术馆和博物馆。谢尔盖不用听就知道教师们会向这些孩子灌输什么概念。学生稚嫩却严肃的脸庞从他身边经过时，他很难控制心中的不平和怒火。让一群人为独夫献上生命，独裁和宗教的傲慢都在于此，以用光荣装点的教条剥夺人选择人生目标的自由：“为什么什么而死”必须是慎重的、深思熟虑的表达。在他的祖国，那个空格之中的选项往往关乎全人类的福祉，而德国别有用心的政客玷污了它。
谢尔盖同安德烈亚斯穿着便装，坐在会场西面的小酒馆门外，在早晨的光亮之中关注着来往的人群。会展开始的前一个小时，他们仍然毫无收获。
“我打听到一些工作上调动的可能。”无聊的特务头子对他说，“上面有了新的政策，不久我们就会忙碌起来了。”
“有关于什么的新政策？”
“有关犹太人。你也知道，那几位大人物，尤其是几位大区的首长，打算把苏联变成犹太人的流放地。他们嫌那些犹太苦力需要人手管理，又舍不得给他们百十来颗枪子儿。西伯利亚是个不错的去处，但是，你看——他们嫌弃将军们的进度太缓慢了。”
就在那一年冬天，柏林郊外海德里希的别墅里，纳粹高层就“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展开了讨论。这次秘密会议后以“万湖会议”载入史册，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耻辱的一笔。但在1942年的一月中旬，谢尔盖对此毫不知情，安德烈亚斯透露的情报短暂地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么说，是要警察局对他们进行清理喽？”
“天哪，希望这些该死的事情别派到我们头上。你知道以前他们怎么对犹太人，把他们像鸡鸭一样赶到大街上，用机枪打死，然后在死人堆里翻找值钱的东西。简直像动物似的。”安德烈亚斯很不高兴。他对日后的局面已经有所预料，这档子事大概率还会由政治警察来执行。“日复一日地做同样的工作，完全是牧羊人和屠夫干的行径，谁不能做这些事呢。他们不该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操办这些，简直是人才的浪费。”
是啊，人生下来就会当小偷、强盗和杀人犯，何必为此去学习和研究呢。谢尔盖在心里冷笑，压低声音：“所以说，你不赞成？”
安德烈亚斯撇撇嘴：“我能赞成或者不赞成什么？把决策交给大人物不好吗。我只能选择执行与不执行，仅此而已。”
在他抱怨的同时，小雪又从天空飘落。两人面前的咖啡很快凉了。谢尔盖密切地关注着周围的环境。安德烈亚斯在布局上花了心思，如果不仔细留心，根本看不出安保布置的痕迹。在四周看报、喝茶、闲谈的人群中，至少有十五个便衣配枪的盖世太保。安德烈亚斯动用了不合常理的人员配置，除了想要立功，还打算为自己在抵抗组织手里接连吃的苦头出一口恶气——除了刚长好的肋骨，他额头侧面的伤口也才勉强愈合。谢尔盖凑近了还能看到缝线的痕迹。
将近十点，人流聚集向展览大厅的前门。除了前来参观的市民和附近的中学生，还有将近十个小公务员打扮的青年男性。他们在门前站成两排，紧张地整理着头发和西装袖口，像预备上台的舞蹈演员。两辆轿车从街道一头缓缓驶来。从第一台车上走下一个中年男子，此人眉头紧皱，脸上镀着一层官腔官调的冷漠，仿佛下一秒就要对不够恭敬的下属啐上一口。有三个书记员跟随着他，另有一个手持徕卡相机的记者。
那是帝国议会议员、《冲锋报》的创始人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他计划在会展的现场发表一番有关种族优劣的论调，演讲原定在上午九点，但由于尤利乌斯本人认为步行到会场有失身份，宣传部只得为他安排了十点的专车接送。此类情况在千年帝国的政府部门时有发生：官员因为交通、食宿安排不合心意而假意推诿重要工作，为了得到超规格的优待。这让本就构建混乱的基层情报组织雪上加霜；而核心机关的要员对于底层人员颐指气使，辱骂殴打也是属常见——奇怪的是，很多的德国青年都以服从为荣，对粗暴的对待毫无反抗之意。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享受着众人的夹道欢迎，缓缓踱到小公务员们中间。那些等待已久的、西装革履的办公室职员早已冻得瑟瑟发抖，挪动着两腿，像一群鹅被赶进了拥挤的篱笆。记者挑选角度，照了一组相片。一切结束后，演讲者本人摸了一把落在秃脑门上的雪，飞快地躲进屋檐下。紧接着，在他身后，人群像刚被浇上机油的齿轮，缓慢地启动，又像一道小溪似的涌进会场。安德烈亚斯拍拍谢尔盖的肩膀，两人把小费留在桌上，随人潮进入了大门。
他们百无聊赖地听着施特莱彻尖锐、激昂的讲话，电流的嘶嘶声让人耳膜作痛。正在尤利乌斯论述着“劣等东方人”如何对帝国的铁流负隅顽抗时，谢尔盖嗅到了一股烧焦的气味。他还没来得及转向安德烈亚斯，紧接着，东南角传来一声爆响，窜起冲天的火舌。在两人的头顶，一面燃烧的旗帜轰然坠落。人群尖叫着、推搡着，《冲锋报》的口号声带来的昂扬奋进的氛围一下子消失殆尽了。
就在这时，第一声枪响传来，紧接着又是两声。尤利乌斯摔倒在地，跟随他的下属纷纷逃窜，留下这个可怜的报纸主编倒在地上痛苦地打滚，场面一度有些滑稽。谢尔盖没来得及确认抢手的方位，安德烈亚斯从他的身边冲进了人群。这个立功心切的特务头子心里根本没有那位可怜的官僚，把他的身体当作一条坦克的车辙，直接从抽搐的小腿上跨过去了。谢尔盖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他们还没走远。”安德烈亚斯向门外的几人吼道，“灭火，把所有人控制起来，别往致命处开枪。”
他平时总是气定神闲地向所有人下令，此时却像挣脱锁链的野兽，五官因兴奋与愤怒扭曲着。在场的警察早已掏出武器，按各自的职责分散开来。在谢尔盖视线尽头，一个高个子男人打倒了两人，同一个女人冲进右边街道的拐角，回头向他放了两枪。安德烈亚斯停下脚步，站在街道中间，打中了那人的手腕，他的手枪掉在了马路上。
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不愿再亲自追击。谢尔盖早早地从他身边跑开。他扮演着那个被战斗意志掌控的士兵，反应迅速，跑在人群最前方。谢尔盖跟着他们拐进一条小巷。这场追击进入了死胡同，谢尔盖耳边只有急促的呼吸声，盖世太保被他们甩开了一段距离。眼前，两座轰然作响的工厂紧紧夹着这一条巷子，墙角边堆着如山的废弃物，道路尽头是一堵三米来高的墙。
“站住！”谢尔盖大声喊道，“放下枪！到墙边去！”
他放低了枪口，对两个人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们赶紧翻过墙离开。身后不远处，错落的脚步声已经从巷口传来了。
“把枪放下！”谢尔盖焦急地挥挥手，又朝天放了两枪。
两人对看了一眼，几秒钟的功夫，高个子就帮姑娘爬上了墙头，自己靠着墙边坐下了。安德烈亚斯的子弹打中了某条动脉，让他流血不止，短短几分钟，他的嘴唇已经灰白了。谢尔盖走近了一步，想要查看他的伤口，却被对方制止了。在短暂的眼神交流以后，那个男人朝他挥了挥手，把枪口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又放下了。他重复了两次。谢尔盖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枪里没有子弹了，希望谢尔盖在盖世太保到来以前打死他。
在转过墙角的前一秒，追击小队的所有人都听见了最后一声枪响。
谢尔盖后退到他们之中。他的眼前模糊了，耳边全是嘈杂的声音。队伍中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走到巷子尽头，蹲下来检查了一番，宣布道：“好吧，他死了。”
人群发出懊恼地声响。谢尔盖也低下头，一股酸意从鼻尖流到额头，再顺着颅骨注入胸膛。有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嘿，别难过，没有人怪你，他们带着枪呢。我们逮住了会场里的几个，也够结案了。”谢尔盖假装懊恼，没好气地推开了他，缓缓走到街边。柏林的街道车水马龙，玻璃橱窗闪着午后的金光，细雪纷纷洋洋地洒在这片土地上。久久萦绕在他心头的思乡之情忽然淡去了。
没过多久，安德烈亚斯在几个下属的簇拥下，亲自来到了这两座工厂之间的小巷子里。他同那个检查尸体的青年交流了几句，把谢尔盖拉到一边，很不客气地质问道：“你开枪打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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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眼里仍闪烁着战斗遗留下来的疯狂。那个德国人的尸体靠在墙边，几个盖世太保在他身上翻找着可能有价值的物品或者信息。
“有什么差别？”谢尔盖说，“难道法庭会给出不一样的判决？”
安德烈亚斯脸色一沉：“别装傻了！你明知道我说的不是法庭。”
“难道我不该把他打死？他同伙的手里拿着枪，我不打死他们，他们就会打死我！”
“你不听我的命令吗？”安德烈亚斯做了个深呼吸，缓慢地说，“还是说，你想告诉我你没有听见？”
那怒火在谢尔盖的心上灼了一下，让他彻底清醒了。安德烈亚斯的目光在他脸上扫过，印证着自己的猜测。谢尔盖握紧了手枪，如果对方撕破脸皮，他并不介意把他当作自己以往的目标一样清理掉。
安德烈亚斯并没有继续就这件事质问他。在返回以前，他给司机放了假，让谢尔盖开车带他到柏林城外。
“你在怀疑我。”等车辆驶入了城郊静默的原野，谢尔盖先发制人地说，“你怀疑我是共产党人吗？”
在沉默中，安德烈亚斯做了一番心理斗争。他坐在后排，靠着车窗点了一支烟，缓缓吐出一小片白雾：“那么你是吗？”
谢尔盖踩住刹车，把车停在路边。两人都沉默着。谢尔盖掏出手枪，转身扔向他：“该死的，如果我是，那么我现在应该开枪打死你。”
安德烈亚斯没有为他粗鲁的举动生气。他把那手枪扔进座垫底下，望着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不知该拿你怎么办了，我们先回去吧。”
谢尔盖沉默着，再一次发动了汽车。直到他把车停进车房，打开车门，对方仍不下车。他注意到安德烈亚斯的外套鼓起一块。”
谢尔盖耸耸肩：“这就是你决定的结果。”
那把枪干脆利落地抵在了他的胸前：“既然你知道，不如乖乖地跟我上楼去，我要跟你谈谈。”
是什么引发了他如此偏执的怀疑？如果他有怀疑的凭据，那么他根本不会给自己辩解的机会。以安德烈亚斯的办事风格，他应该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他是在考验我，还是我真的泄露了秘密？谢尔盖想，我是该现在杀了他，还是静观其变？如果我没能杀得了他，事情又会怎么样发展？
在房间门关上以后，谢尔盖率先问道：“你认为我是故意开枪打死他的，对吗？”
安德烈亚斯脸色阴沉地说：“重要的不是我认为，而是事实究竟如何，我在等你的回答。”
“这是个意外，他的同伙有配枪。在交火的时候，我打中了他，就是这样。”
“而你却毫发无损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你根本没有受伤，对吗？在你出现在我身边以后，一些事情就变得很奇怪，一直如此……”
他的呼吸比平常急促，显得又恼火又紧张。谢尔盖一时间摸不透他的情绪。如果安德烈亚斯决定将他投入监狱，必然会逗留柏林审问他，他不用另外想办法就为燕妮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一旦进入盖世太保的监狱，是不是还有生还的机会，他并没有把握。然而最初的最初，电台的安全就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没有。我只能说，这是个意外。但我不愿再向你解释。你只会相信你自己愿意相信的。”
“坐下。”安德烈亚斯喝道。他站直身体，举着手枪，焦躁地在屋子里走了两圈，停在电话旁拨号，“您好，我是四处的安德烈亚斯·冯·里特贝格。”
谢尔盖笑了：“你要审查我？这就是你给我的报答？”
“……对，请派两个人过来，越快越好。”安德烈亚斯以那种平淡的、命令式的口气吩咐完了，放下电话，对谢尔盖说道：“很遗憾。”
“你和我想得不一样。”谢尔盖说，“你知道吗，我听说过很多传闻，但我没有相信过一个字。”
“或许你该听从我父亲的劝告。”安德烈亚斯的肩膀在发抖，整个人像绷得过紧的弓弦，仿佛再有一点风吹草动，他的脊椎骨就要被拉断了。他一手持枪，一手从口袋里摸出烟盒，“这是你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肯听旁人的劝告呢。”
“你希望成为他口中的那种人吗？”
“或许从我出生起就是这样。他说得没错，在我身边的人都会交厄运。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就该离我远点。”
“天啊。”谢尔盖哈哈大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最初难道是我有意留在你的身边？难道你对我所说的话全都是假的？全都没有一点效力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我和曾在你身边攀附权势的骗子们是一样的？你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安德烈亚斯的脸变得煞白：“别说了。”
谢尔盖感到了巨大的委屈和不甘愿：我甚至以为他是个可以改变的人，前一天晚上，甚至好几个晚上，我对自己说了什么？或许他的本性也没有那么坏！我劝告燕妮，自己却开始同情敌人了。他在心里狠狠地责备自己，但他并不准备就此放弃机会：“你难道不明白，这一路上我有多少逃脱的机会？在这一个月里，如果我想杀死你，我又有多少机会？你说你希望我属于你，好吧，好吧，现在你得到了。你的心愿达成了。可是在这之后，你就这样对待我？”
“够了！”安德烈亚斯大声打断他，“闭嘴！我不要听！”
“你总是希望有独属于你的东西，可你就是要把自己拥有的都推开、都毁掉，难道你——”
安德烈亚斯举起手，朝谢尔盖脚边的地毯放了一枪。在枪响以后的寂静中，他疲惫地放轻了声音：“闭嘴，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谢尔盖不说话了。安德烈亚斯举着手枪，绝望而矛盾地看着他。他心想，那么就这样吧，就算我没办法从那里出来，我也为燕妮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