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令人恐惧的爱
【作者有话要说】
感谢看到这里的读者（鞠躬），也谢谢评论的宝。
在谢尔盖被收监的第五天，安德烈亚斯再一次找到了赫贝特·格拉夫。就在上周，安德烈亚斯离开的那天早上，格拉夫和夫人因生活作风问题大吵一架。这位大法官擅长辩论，呈口舌之利解决家庭琐事也不在话下。夫人被气得泪水涟涟，连夜带着孩子回了娘家。格拉夫过了几天没有孩子吵闹的“幽静生活”，尝到了自由的甜头。然而，他也必须更小心地克制言行。毕竟有些闲话万万不能同应侍女郎讲，保不齐其中就有海德里希的密探。他可不想因为保密问题惹上麻烦。
在自家门口见到安德烈亚斯，格拉夫相当高兴。他们利益相连，关系紧密，彼此之间可以分享一些不得为外人道的秘密：“唔！你还没有回勃兰登堡去。我听说了你的那个小情人的事，他当真是共产党吗？”
安德烈亚斯脸色不佳，像是连续几天没睡好。他提着一个箱子，径直闯进格拉夫家里。少校把箱子放在桌上，用钥匙打开，里面是捆扎好的十几沓帝国马克：“我不知道。你来决定。”
格拉夫忍俊不禁：“你真是个疯子。你如果要他活着，为什么要把他送去审查？”
“我想知道他是否对我忠诚。”
格拉夫大笑，扬起手直拍桌子。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简直是言情小说里的故事。他惧怕安德烈亚斯冷静的头脑，但他也知道，在那副残酷的外表下，这个年轻人对情感的处理能力没有成熟。安德烈亚斯能精明地察觉他人的动机，却难以准确地理解、表达感情，他有时任性冷酷，有时温柔体贴，完全像个翻脸如翻书的小孩子。
他笑得够了，给安德烈亚斯倒了一杯白兰地，靠在扶手椅上，用精明的眼睛打量着他，拉长声调：“你确实很在乎他——你变得不一样了。”
安德烈亚斯站起身，把手套扔在箱子上：“这些，加上这一晚，你怎么说？”
格拉夫点点头：“当然。你开的价码甚至太高了。这样，我只收钱，不用你和我睡觉，我就会把他的卷宗从法庭退还，发送到你的桌上。现在我全明白了，小安迪，你恋爱了。唉，你现在就算和我上床，心里也在想别人。”
安德烈亚斯没有理会他假装出来的哀怨。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点燃了一支香烟。心情烦闷的时候，他常疯狂地摄入尼古丁或者酒精，好像能从中获得平静似的。格拉夫认为，他至今还没有碰成瘾药物，是因为那些物质会损害大脑神经。安德烈亚斯把自己敏锐的头脑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他狠狠吸了两口烟，把白兰地一饮而尽，酒精使他的脸颊有了些血色：“有什么稀奇？说得好像我没恋爱过似的。”
格拉夫撇撇嘴：“你知道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我研究过人的心理，你所属的这一类人和其他人不同，你们是由头脑主宰的生物，万事都以理智为先。激情的爱总是一闪而过，根本栓不住你的心，经过思索的爱才能让你留恋。一旦你用头脑而不是用身体去爱，才算是建立恋爱关系。”
“真典型，赫贝特，法学院的学生特有的文字游戏。”
“我们都知道事情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在你口中，不是就意味着是。”
“听起来像是你常用在女性身上的说辞。”
“好吧，因为我仍然受到女性躯体的诱惑，你就尽情嘲讽我吧！我现在只想知道凯里安·福科尔上尉怎么收获了你的芳心。”
安德烈亚斯扬起眉毛：“他长得英俊，性格体贴，做事也很果断，还有……”
“还有什么？”格拉夫古怪地笑着：“还有你喜欢和他上床？”
“不，实话告诉你，我不怎么和他上床。一开始我也觉得奇怪，没有性，爱如何保存？但我发现和他肌肤相亲的时候，我并不会多爱他一点，那和平常在他身边的感受一样——我感觉到平静。”
格拉夫捂住额头：“天啊，小安迪，谁敢想象你会相信……理想主义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你真的爱了，你就会把爱人杀死，或者被爱人杀死。你需要的爱太激烈了，像莎乐美那样，如果他不爱你，比起得到半个王国，你宁可亲吻爱人的头颅。好吧，你确实也那么做了不是吗？”
安德烈亚斯拧着那支烟猛吸了几口，把它按灭在瓷盘里，目光沉沉地盯着他：“你看，我正是因为这件事来找你。我需要他，如果他死了，我就得重新找一个工作伙伴——我讨厌重新适应。他脾气太臭，但办事利索。唉，人总是不完美的。”
他平铺直叙地分析着那场闹剧，好像在讲与自己不相干的故事。格拉夫摇摇头：“如果你喜欢柔顺的，那你就该找一个温婉可人的爱人。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就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勒令别人做出改变。即便他在你的权威下屈服了，他还是他自己吗，你还会被他吸引吗？”
安德烈亚斯陷入了沉默。他的手指摩挲着烟盒，下意识地又要摸香烟，格拉夫把它从他手中夺走了。每当安德烈亚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就会闭上嘴，尽管如此，格拉夫也从没听他说过半句认错或者道歉的话。很快，年轻的少校就反击了他：“得啦赫贝特，人的言语总是比他们本身高尚。如果你真的相信、践行这套理论，那尊夫人同你应该是天下最幸福的一对。”
安德烈亚斯在司法官员的家中盘桓了一个下午。回到家以后，空腹摄入的酒精让他胃痛了两个钟头。待疼痛过去，他才爬起来洗漱，再蹒跚地回到床上，忽然觉得四周空荡荡的。他已经习惯了两个人共处一室的生活。
我是做错了，但也不是不能补救。他抱着枕头试图入睡，可是毫无睡意，便坐在书桌旁写写画画，又拿起电话拨了出去。夜里十一点半不是通话的好时机。他拨了三次，线路才接通，听筒里传来了一个纤细、高亢而暴躁的声音：
“该死的，安德烈亚斯。我就知道是你，只有你会在这时候把我从床上叫起来！”
安德烈亚斯露出了疲倦的微笑：“弗里德里希！亲爱的，很高兴你还活着，我有一笔好生意要给你做。”
听到“生意”这个词，电话里的人愤怒地叫嚷起来：“我是个医生！他妈的，说了多少次，我不是为图你的钱而救人。你这回又把谁打成了残废？”
“过几天会有个人从我那里送来——”
“滚吧，安德烈亚斯，你给我滚得远远的！你要我把你的犯人救活，方便你继续折磨他。天啊，你要是敢把人送来，我一定会往他脖子里打一管空气。你和你的小伙子们就抬着他的尸体回去吧！”
“不，不。这个人不是犯人。如果可以的话，你替我安排一间单人病房。”
“没有单人病房！”
电话叮地一声挂断了。
弗里德里希·罗特希尔德刚满四十五岁，中等身材，眉眼深邃，从侧面看像一尊古代的雕像。他本人身姿挺拔，颇有军人气质，即使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也像个前线的元帅似的。事实上，在这家医院里，他确实享有元帅的地位。因为他的家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轰炸，导致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四厘米，不得不依靠拐杖平稳地行走。那根桃木色的拐棍就是他的元帅杖，他在病床边挥动它，没有任何一个实习医师敢于违抗它的指向。
与他刚毅的外在形象不同，在工作场合，罗特希尔德医生是个温和沉静、细致严谨的治疗者。病人们异常信任他，在办公室里学习的医学生也都爱戴他。他对于纳粹当局推广的，针对同性恋、残疾人和精神病人的医学论断嗤之以鼻，认为凡把患者视为下等人的同行都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理应遭到他的鄙视。安德烈亚斯在十六岁那年被父亲送到罗特希尔德的病区，被大夫挥舞着拐杖赶了出去。
“先生，他有什么需要治疗？”彼时还年轻的罗特希尔德冷淡地对老里特贝格说，“他是一个正常的青少年。之前那些庸医在他身上施加刑罚，而您竟给他们付钱。完全是愚蠢的、违反医学伦理的行为。”
这番论断让安德烈亚斯在家庭中耀武扬威了一阵子。对他的仗义执言，安德烈亚斯铭记在心。成为盖世太保以后，他对罗特希尔德的医院多有袒护。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家，上层领导直到底层劳工都一致认同：无法被剥削，无法参与社会竞争的人群没有丝毫存在的价值。而他们的友谊使得一些残疾人与临终的病人得以逃脱党卫队的清洗。
安德烈亚斯在手术室外等了三个钟头才见到罗特希尔德。他邀请医生共进午餐，被对方拒绝了。两人在医生办公室里，数百本病历和医书的环绕下，用面包和罐头对付了一顿。安德烈亚斯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隐去了他俩之间的感情。即便如此，罗特希尔德依旧气得锤了桌子一拳：“看看你，你也算是个人吗？你这么对待朋友，我真想打你一个耳光。”
安德烈亚斯咳嗽一声：“弗里德里希，请你收下他，好吗？求求你。”
仁善的医生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安德烈亚斯向他许诺，如果未来医院缺少任何配给，不论是药品还是食物，他都可以通过关系解决。罗特希尔德对他开出的条件颇为不满，却不得不承认这段友谊给他带来了好处。他坚持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真不愿以这种方式照顾我的病人。我的诉求是正当的，却要以不光彩的手段实现。”
安德烈亚斯安慰他说：“对整个时代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啦。既然我们加入了这个游戏，也只好遵守游戏规则。记得给我打电话，医生。”
直到八天后，谢尔盖才被释放。这时，罗特希尔德医生已经离开了柏林。他被委任为前线医生的教导员，为纳粹政府培训医疗兵。临走前，他将此事托付给了得力助手们。几个年轻医师得知了安德烈亚斯的官衔，对他唯命是从，找准机会便要同他攀攀关系，倒让他的安排显得多此一举了。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将身体当做施加痛苦的手段至少有千年的传统，人类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创造力远高于他们对抗疾病的时刻。无数的酷刑被写入法律和历史，理性地来讲，德意志第三帝国算不上其中翘楚，只能算继承又发扬了古今历代独裁者与酷吏的精神。在狱中，谢尔盖强迫自己将注意力从刑罚中抽离，集中在对疼痛的感知上。他回忆着教官对他说的：你已经决意为祖国和信仰献出生命，疼痛只是一种感受，最坏也不过通向死亡……如果你有愿意为之而死的信念，如果你不惧怕死亡，为什么要惧怕一种身体反应？
来审问他的都是陌生面孔。在他第一次坚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以后，他被禁止入睡。四十八个小时以后，他们用皮带和手杖抽打他的肩胛和肋骨。这些密探似乎打算把药剂和疼痛的形式在他身上挨个尝试一遍。第二周，他们把水灌进他的喉咙时，他左手的两片指甲因为紧握而折断了。在那场问话中，他昏厥了过去。这简直是上天对他的赏赐。
好吧，他醒来以后在剧痛中讷讷地想，我信仰唯物主义，没有上帝，这是身体的保护机制。
周围的声音向他涌来，像风吹过湖面，但那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酒精的气味。他没有睁开眼睛，却被阳光透过眼皮的亮度刺痛了。原来唤醒他的是换药时的疼痛。那依然不是人类的感官所能承受的，在双氧水倾倒的汩汩声中，他疼得喊叫起来，但他的嗓子已经嘶哑了，只能发出咔咔的气流声。
令他天旋地转的疼痛中，他抓住了一只手。对方有一刹那的惊讶，却没有挣开，反而紧紧握住他的手指。
这是谁？我被转移到了一所医院，谢尔盖想，我的嫌疑已经被洗脱了？
换药如同酷刑的余震，他咬牙强挨了半个多钟头，满头大汗地昏睡过去。再一次醒来时，他的头脑恢复了清醒，耳鸣也停止了。他看清了周围的药柜和简易屏风，四肢轻飘飘的，像浮在水面上，当他想抬起它们时，它们又像铁铸的那样重。喉咙里像有一把火在烧，让他疼痛不已。
熟悉的声音正在门外响起，语气激烈，谢尔盖立刻把声音的来源认了出来。
安德烈亚斯正就他的病情逼问医生，态度蛮横无礼，要求他把医院里所有的盘尼西林都用在谢尔盖身上，不然就立刻将他“拉出去枪毙”。谢尔盖想喊他，嗓子痛得像吞下了铁丝球。他瘫软在病床上，眼睁睁地看安德烈亚斯揍了医生一拳，一手持枪，一手抓住白大衣，将那个可怜人拖拽到柜子前，命他用钥匙开门。很快，通过暴力而不光彩的手段，他得到了和金子一样贵的药品的使用大权。自然而然的，在罗特希尔德回来以后，安德烈亚斯为此挨了一顿臭骂。
原来我发烧了，谢尔盖想，或许是肺炎，或许是伤口感染。他闭上眼睛，心里缓缓地浮起一个念头，燕妮的电台应当转移成功了。
即便护士及时地给他注射了青霉素，他的低热仍在夜间转变为了凶险的高烧。在大约八点半的时候，他冷得如坠冰窖，连同床头的铁架都和他的四肢一起颤抖。
陪在一旁的安德烈亚斯注意到了他的情况：“你还好吗？”
“我很冷，太冷了。”他喃喃地说着。“也很疼，全身都疼。”
安德烈亚斯瞪着他，放下书起身，像要冲去医生办公室叫人。谢尔盖对他白天的行为心有余悸，举手拽住他的衣摆。安德烈亚斯惊异地看着那只惨白的手，谢尔盖的手指便松开了，垂到床边。他站在原地想了想，脱掉外套，躺上病床，张开手臂抱住了谢尔盖。可是不论他如何安抚，谢尔盖依然在感染的驱使下抖个不停。他的脖子和额头滚烫，胃里直犯恶心，五感像冻肉似的粘作一团，叫他分不清什么哪些眼睛看见的，哪些是耳朵听见的，舌头和牙齿又该摆在什么位置。荒诞的幻觉环绕着他巡游，耳边忽远忽近地传来噪声，唯一清晰的是安德烈亚斯身上的那股叫人讨厌的香水味，竟像攀岩时的保险绳吊住了他，让他不至于与现实失去联系。
他在安德烈亚斯的臂弯里不知昏沉了多久，那股拧住他的寒意变成了闷热。他因为肌肉的疼痛而小声呻吟起来，迷迷糊糊中听见安德烈亚斯的声音：“你肯定很难受，你发烧了。”
这个差点害死他的罪魁祸首短暂地离开了几分钟，随后给他喂了一粒药片，大概是阿斯匹林之类的退热药。谢尔盖忍着反胃，一口气喝了半壶凉水，他的胃像个军用水囊似的晃荡起来。安德烈亚斯在他的额头盖了一块湿毛巾，让他斜靠着自己的肩膀。在本能的推动下，谢尔盖挣扎着抱住他，滚烫的脸颊贴紧他的皮肤。此时此刻，他没有余力追究安德烈亚斯的责任，他连恨的欲望都没有了。
谢尔盖在高热中挣扎了近两个小时，退烧药起了作用。安德烈亚斯让护士给他量了一次体温，高兴地抓住他的手摇晃。他左手指尖的绷带让这个魔鬼颤抖了一下，随后便放开了他。安德烈亚斯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些伤痕，握住他完好的右手，坐回病床边的椅子上。
快离开吧，谢尔盖在心里想，我根本不想看见你。
然而安德烈亚斯松了一口气，弯下腰，把额头贴在那手背上：“饶恕我吧，凯里安。我发现我爱上你了。当时我吓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感谢看到这里的读者（鞠躬），也谢谢评论的宝。
在谢尔盖被收监的第五天，安德烈亚斯再一次找到了赫贝特·格拉夫。就在上周，安德烈亚斯离开的那天早上，格拉夫和夫人因生活作风问题大吵一架。这位大法官擅长辩论，呈口舌之利解决家庭琐事也不在话下。夫人被气得泪水涟涟，连夜带着孩子回了娘家。格拉夫过了几天没有孩子吵闹的“幽静生活”，尝到了自由的甜头。然而，他也必须更小心地克制言行。毕竟有些闲话万万不能同应侍女郎讲，保不齐其中就有海德里希的密探。他可不想因为保密问题惹上麻烦。
在自家门口见到安德烈亚斯，格拉夫相当高兴。他们利益相连，关系紧密，彼此之间可以分享一些不得为外人道的秘密：“唔！你还没有回勃兰登堡去。我听说了你的那个小情人的事，他当真是共产党吗？”
安德烈亚斯脸色不佳，像是连续几天没睡好。他提着一个箱子，径直闯进格拉夫家里。少校把箱子放在桌上，用钥匙打开，里面是捆扎好的十几沓帝国马克：“我不知道。你来决定。”
格拉夫忍俊不禁：“你真是个疯子。你如果要他活着，为什么要把他送去审查？”
“我想知道他是否对我忠诚。”
格拉夫大笑，扬起手直拍桌子。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简直是言情小说里的故事。他惧怕安德烈亚斯冷静的头脑，但他也知道，在那副残酷的外表下，这个年轻人对情感的处理能力没有成熟。安德烈亚斯能精明地察觉他人的动机，却难以准确地理解、表达感情，他有时任性冷酷，有时温柔体贴，完全像个翻脸如翻书的小孩子。
他笑得够了，给安德烈亚斯倒了一杯白兰地，靠在扶手椅上，用精明的眼睛打量着他，拉长声调：“你确实很在乎他——你变得不一样了。”
安德烈亚斯站起身，把手套扔在箱子上：“这些，加上这一晚，你怎么说？”
格拉夫点点头：“当然。你开的价码甚至太高了。这样，我只收钱，不用你和我睡觉，我就会把他的卷宗从法庭退还，发送到你的桌上。现在我全明白了，小安迪，你恋爱了。唉，你现在就算和我上床，心里也在想别人。”
安德烈亚斯没有理会他假装出来的哀怨。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点燃了一支香烟。心情烦闷的时候，他常疯狂地摄入尼古丁或者酒精，好像能从中获得平静似的。格拉夫认为，他至今还没有碰成瘾药物，是因为那些物质会损害大脑神经。安德烈亚斯把自己敏锐的头脑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他狠狠吸了两口烟，把白兰地一饮而尽，酒精使他的脸颊有了些血色：“有什么稀奇？说得好像我没恋爱过似的。”
格拉夫撇撇嘴：“你知道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我研究过人的心理，你所属的这一类人和其他人不同，你们是由头脑主宰的生物，万事都以理智为先。激情的爱总是一闪而过，根本栓不住你的心，经过思索的爱才能让你留恋。一旦你用头脑而不是用身体去爱，才算是建立恋爱关系。”
“真典型，赫贝特，法学院的学生特有的文字游戏。”
“我们都知道事情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在你口中，不是就意味着是。”
“听起来像是你常用在女性身上的说辞。”
“好吧，因为我仍然受到女性躯体的诱惑，你就尽情嘲讽我吧！我现在只想知道凯里安·福科尔上尉怎么收获了你的芳心。”
安德烈亚斯扬起眉毛：“他长得英俊，性格体贴，做事也很果断，还有……”
“还有什么？”格拉夫古怪地笑着：“还有你喜欢和他上床？”
“不，实话告诉你，我不怎么和他上床。一开始我也觉得奇怪，没有性，爱如何保存？但我发现和他肌肤相亲的时候，我并不会多爱他一点，那和平常在他身边的感受一样——我感觉到平静。”
格拉夫捂住额头：“天啊，小安迪，谁敢想象你会相信……理想主义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你真的爱了，你就会把爱人杀死，或者被爱人杀死。你需要的爱太激烈了，像莎乐美那样，如果他不爱你，比起得到半个王国，你宁可亲吻爱人的头颅。好吧，你确实也那么做了不是吗？”
安德烈亚斯拧着那支烟猛吸了几口，把它按灭在瓷盘里，目光沉沉地盯着他：“你看，我正是因为这件事来找你。我需要他，如果他死了，我就得重新找一个工作伙伴——我讨厌重新适应。他脾气太臭，但办事利索。唉，人总是不完美的。”
他平铺直叙地分析着那场闹剧，好像在讲与自己不相干的故事。格拉夫摇摇头：“如果你喜欢柔顺的，那你就该找一个温婉可人的爱人。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就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勒令别人做出改变。即便他在你的权威下屈服了，他还是他自己吗，你还会被他吸引吗？”
安德烈亚斯陷入了沉默。他的手指摩挲着烟盒，下意识地又要摸香烟，格拉夫把它从他手中夺走了。每当安德烈亚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就会闭上嘴，尽管如此，格拉夫也从没听他说过半句认错或者道歉的话。很快，年轻的少校就反击了他：“得啦赫贝特，人的言语总是比他们本身高尚。如果你真的相信、践行这套理论，那尊夫人同你应该是天下最幸福的一对。”
安德烈亚斯在司法官员的家中盘桓了一个下午。回到家以后，空腹摄入的酒精让他胃痛了两个钟头。待疼痛过去，他才爬起来洗漱，再蹒跚地回到床上，忽然觉得四周空荡荡的。他已经习惯了两个人共处一室的生活。
我是做错了，但也不是不能补救。他抱着枕头试图入睡，可是毫无睡意，便坐在书桌旁写写画画，又拿起电话拨了出去。夜里十一点半不是通话的好时机。他拨了三次，线路才接通，听筒里传来了一个纤细、高亢而暴躁的声音：
“该死的，安德烈亚斯。我就知道是你，只有你会在这时候把我从床上叫起来！”
安德烈亚斯露出了疲倦的微笑：“弗里德里希！亲爱的，很高兴你还活着，我有一笔好生意要给你做。”
听到“生意”这个词，电话里的人愤怒地叫嚷起来：“我是个医生！他妈的，说了多少次，我不是为图你的钱而救人。你这回又把谁打成了残废？”
“过几天会有个人从我那里送来——”
“滚吧，安德烈亚斯，你给我滚得远远的！你要我把你的犯人救活，方便你继续折磨他。天啊，你要是敢把人送来，我一定会往他脖子里打一管空气。你和你的小伙子们就抬着他的尸体回去吧！”
“不，不。这个人不是犯人。如果可以的话，你替我安排一间单人病房。”
“没有单人病房！”
电话叮地一声挂断了。
弗里德里希·罗特希尔德刚满四十五岁，中等身材，眉眼深邃，从侧面看像一尊古代的雕像。他本人身姿挺拔，颇有军人气质，即使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也像个前线的元帅似的。事实上，在这家医院里，他确实享有元帅的地位。因为他的家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轰炸，导致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四厘米，不得不依靠拐杖平稳地行走。那根桃木色的拐棍就是他的元帅杖，他在病床边挥动它，没有任何一个实习医师敢于违抗它的指向。
与他刚毅的外在形象不同，在工作场合，罗特希尔德医生是个温和沉静、细致严谨的治疗者。病人们异常信任他，在办公室里学习的医学生也都爱戴他。他对于纳粹当局推广的，针对同性恋、残疾人和精神病人的医学论断嗤之以鼻，认为凡把患者视为下等人的同行都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理应遭到他的鄙视。安德烈亚斯在十六岁那年被父亲送到罗特希尔德的病区，被大夫挥舞着拐杖赶了出去。
“先生，他有什么需要治疗？”彼时还年轻的罗特希尔德冷淡地对老里特贝格说，“他是一个正常的青少年。之前那些庸医在他身上施加刑罚，而您竟给他们付钱。完全是愚蠢的、违反医学伦理的行为。”
这番论断让安德烈亚斯在家庭中耀武扬威了一阵子。对他的仗义执言，安德烈亚斯铭记在心。成为盖世太保以后，他对罗特希尔德的医院多有袒护。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家，上层领导直到底层劳工都一致认同：无法被剥削，无法参与社会竞争的人群没有丝毫存在的价值。而他们的友谊使得一些残疾人与临终的病人得以逃脱党卫队的清洗。
安德烈亚斯在手术室外等了三个钟头才见到罗特希尔德。他邀请医生共进午餐，被对方拒绝了。两人在医生办公室里，数百本病历和医书的环绕下，用面包和罐头对付了一顿。安德烈亚斯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隐去了他俩之间的感情。即便如此，罗特希尔德依旧气得锤了桌子一拳：“看看你，你也算是个人吗？你这么对待朋友，我真想打你一个耳光。”
安德烈亚斯咳嗽一声：“弗里德里希，请你收下他，好吗？求求你。”
仁善的医生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安德烈亚斯向他许诺，如果未来医院缺少任何配给，不论是药品还是食物，他都可以通过关系解决。罗特希尔德对他开出的条件颇为不满，却不得不承认这段友谊给他带来了好处。他坚持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真不愿以这种方式照顾我的病人。我的诉求是正当的，却要以不光彩的手段实现。”
安德烈亚斯安慰他说：“对整个时代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啦。既然我们加入了这个游戏，也只好遵守游戏规则。记得给我打电话，医生。”
直到八天后，谢尔盖才被释放。这时，罗特希尔德医生已经离开了柏林。他被委任为前线医生的教导员，为纳粹政府培训医疗兵。临走前，他将此事托付给了得力助手们。几个年轻医师得知了安德烈亚斯的官衔，对他唯命是从，找准机会便要同他攀攀关系，倒让他的安排显得多此一举了。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将身体当做施加痛苦的手段至少有千年的传统，人类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创造力远高于他们对抗疾病的时刻。无数的酷刑被写入法律和历史，理性地来讲，德意志第三帝国算不上其中翘楚，只能算继承又发扬了古今历代独裁者与酷吏的精神。在狱中，谢尔盖强迫自己将注意力从刑罚中抽离，集中在对疼痛的感知上。他回忆着教官对他说的：你已经决意为祖国和信仰献出生命，疼痛只是一种感受，最坏也不过通向死亡……如果你有愿意为之而死的信念，如果你不惧怕死亡，为什么要惧怕一种身体反应？
来审问他的都是陌生面孔。在他第一次坚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以后，他被禁止入睡。四十八个小时以后，他们用皮带和手杖抽打他的肩胛和肋骨。这些密探似乎打算把药剂和疼痛的形式在他身上挨个尝试一遍。第二周，他们把水灌进他的喉咙时，他左手的两片指甲因为紧握而折断了。在那场问话中，他昏厥了过去。这简直是上天对他的赏赐。
好吧，他醒来以后在剧痛中讷讷地想，我信仰唯物主义，没有上帝，这是身体的保护机制。
周围的声音向他涌来，像风吹过湖面，但那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酒精的气味。他没有睁开眼睛，却被阳光透过眼皮的亮度刺痛了。原来唤醒他的是换药时的疼痛。那依然不是人类的感官所能承受的，在双氧水倾倒的汩汩声中，他疼得喊叫起来，但他的嗓子已经嘶哑了，只能发出咔咔的气流声。
令他天旋地转的疼痛中，他抓住了一只手。对方有一刹那的惊讶，却没有挣开，反而紧紧握住他的手指。
这是谁？我被转移到了一所医院，谢尔盖想，我的嫌疑已经被洗脱了？
换药如同酷刑的余震，他咬牙强挨了半个多钟头，满头大汗地昏睡过去。再一次醒来时，他的头脑恢复了清醒，耳鸣也停止了。他看清了周围的药柜和简易屏风，四肢轻飘飘的，像浮在水面上，当他想抬起它们时，它们又像铁铸的那样重。喉咙里像有一把火在烧，让他疼痛不已。
熟悉的声音正在门外响起，语气激烈，谢尔盖立刻把声音的来源认了出来。
安德烈亚斯正就他的病情逼问医生，态度蛮横无礼，要求他把医院里所有的盘尼西林都用在谢尔盖身上，不然就立刻将他“拉出去枪毙”。谢尔盖想喊他，嗓子痛得像吞下了铁丝球。他瘫软在病床上，眼睁睁地看安德烈亚斯揍了医生一拳，一手持枪，一手抓住白大衣，将那个可怜人拖拽到柜子前，命他用钥匙开门。很快，通过暴力而不光彩的手段，他得到了和金子一样贵的药品的使用大权。自然而然的，在罗特希尔德回来以后，安德烈亚斯为此挨了一顿臭骂。
原来我发烧了，谢尔盖想，或许是肺炎，或许是伤口感染。他闭上眼睛，心里缓缓地浮起一个念头，燕妮的电台应当转移成功了。
即便护士及时地给他注射了青霉素，他的低热仍在夜间转变为了凶险的高烧。在大约八点半的时候，他冷得如坠冰窖，连同床头的铁架都和他的四肢一起颤抖。
陪在一旁的安德烈亚斯注意到了他的情况：“你还好吗？”
“我很冷，太冷了。”他喃喃地说着。“也很疼，全身都疼。”
安德烈亚斯瞪着他，放下书起身，像要冲去医生办公室叫人。谢尔盖对他白天的行为心有余悸，举手拽住他的衣摆。安德烈亚斯惊异地看着那只惨白的手，谢尔盖的手指便松开了，垂到床边。他站在原地想了想，脱掉外套，躺上病床，张开手臂抱住了谢尔盖。可是不论他如何安抚，谢尔盖依然在感染的驱使下抖个不停。他的脖子和额头滚烫，胃里直犯恶心，五感像冻肉似的粘作一团，叫他分不清什么哪些眼睛看见的，哪些是耳朵听见的，舌头和牙齿又该摆在什么位置。荒诞的幻觉环绕着他巡游，耳边忽远忽近地传来噪声，唯一清晰的是安德烈亚斯身上的那股叫人讨厌的香水味，竟像攀岩时的保险绳吊住了他，让他不至于与现实失去联系。
他在安德烈亚斯的臂弯里不知昏沉了多久，那股拧住他的寒意变成了闷热。他因为肌肉的疼痛而小声呻吟起来，迷迷糊糊中听见安德烈亚斯的声音：“你肯定很难受，你发烧了。”
这个差点害死他的罪魁祸首短暂地离开了几分钟，随后给他喂了一粒药片，大概是阿斯匹林之类的退热药。谢尔盖忍着反胃，一口气喝了半壶凉水，他的胃像个军用水囊似的晃荡起来。安德烈亚斯在他的额头盖了一块湿毛巾，让他斜靠着自己的肩膀。在本能的推动下，谢尔盖挣扎着抱住他，滚烫的脸颊贴紧他的皮肤。此时此刻，他没有余力追究安德烈亚斯的责任，他连恨的欲望都没有了。
谢尔盖在高热中挣扎了近两个小时，退烧药起了作用。安德烈亚斯让护士给他量了一次体温，高兴地抓住他的手摇晃。他左手指尖的绷带让这个魔鬼颤抖了一下，随后便放开了他。安德烈亚斯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些伤痕，握住他完好的右手，坐回病床边的椅子上。
快离开吧，谢尔盖在心里想，我根本不想看见你。
然而安德烈亚斯松了一口气，弯下腰，把额头贴在那手背上：“饶恕我吧，凯里安。我发现我爱上你了。当时我吓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