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奉命行事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有意地忽视那个晚上的冲突。安德烈亚斯为流露的软弱而尴尬，谢尔盖则对自己的动摇异常沮丧。在普遍的定义当中，一个含泪的拥抱远不及亲吻和做爱亲密，这给了他们对自己说谎的空间。有些东西遗失了，但谁也没有去寻找，那颗掉落的种子终究不可能长出什么像样的鲜花，连毒草也没有可能，只从泥土里冒出了些温柔的烟雾，荡漾在他们之间。
谢尔盖努力地挣脱精神衰弱带来的影响，但不论他如何努力，噩梦和心悸总是接踵而来。他没法控制自己在痛苦当中的反应，就试图拉开与安德烈亚斯的距离。如果我说了什么，他想，哪怕只是一句可疑的话、一个可疑的单词，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但他的计划显然没有成功。在他突然发病以后，安德烈亚斯就把他的房门钥匙带在身边，那扇门的阻隔作用形同无物。
谢尔盖无声地在心里哀叹，只能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意志力上。在病情的起伏当中，他逐渐寻找着可能诱发症状的刺激：金属摩擦的声音、缺少的睡眠、突然晃过眼前的灯光。安德烈亚斯认定新鲜空气对他脆弱的神经很有好处。因此在无所事事的清早，他们常常出门散步。两人踩过潮湿的小路，从一栋房子的门前走进一棵树的阴影，有时小声交谈，有时默默不语。这个时节树影单薄，春芽刚刚探出苗头。哈弗尔河水光粼粼，河水的湿气随着微风流淌进树木的间隙，初春的土腥味四处弥漫。
“医生怎么说？”安德烈亚斯问，“据说你们俩对治疗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找个会动嘴皮子的大夫能把我治好。你相信这一回事吗？”
“不妨试一试，反正又没有什么损失。”
“要我连续不断的和人谈论自己的童年经历，我可做不到。”
“好吧——随你怎么想，那么吃药呢？你考虑弄一点安眠药来吃吗？”
“医生说那东西对炮弹休克还不如酒精管用。”
安德烈亚斯皱了皱眉头，显得有些烦躁：“好吧，真想不到精神损伤是不治之症——唉，你变瘦了。厨娘说你一天只吃两顿饭，像个维持身材的姑娘似的。”
“我的胃总是不舒服。你可不能指望刚刚康复的肺炎病人吃下十块猪肉排不是吗？你要让我慢慢恢复，你太心急了。”
“我很快就能给你找一份差事。但是——或许你想要晚一些再参加工作？你的身体……”
“不，我可以胜任。工作会让我的大脑劳累，但也会让我的注意力更集中，我就没有精力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
安德烈亚斯没再说什么。他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沉默地走了一段路，凑近了挽住谢尔盖的胳膊，转过脸来说：“不论发生什么，你都可以告诉我。好吗？”
“我没有对你隐瞒过什么。”
“有时候那不是有意的隐瞒，很多人把缄口不言看做一种坚强的品质……”
他们肩膀挨着肩膀，沿着小路走了半个钟头。直到晨间的雾气散去，水上运动俱乐部的划桨声和口哨声远远传来，安德烈亚斯才放开他的胳膊。谢尔盖忍不住看了他两眼，安德烈亚斯侧过脸躲闪了一下，走到他前方去了。看来他最近也不太好，谢尔盖心想。安德烈亚斯的脸颊也瘦了一圈，这让他锐利的颧骨更突出了。在冷空气的刺激下，那张苍白的脸皮微微发红。
他在为什么忧心呢？难道是为了我的事？谢尔盖为自己的想法吃了一惊。他赶紧在心里列举着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证据，好证明安德烈亚斯工作当中的繁忙。除帝国保安总局的惯例之外，他还正操心着市中心公寓的布置，即便在周末，他也常搭车前往柏林。
这个生活奢侈的公子哥儿对室内布局的有种苛刻的审美要求，对于一切都想要亲力亲为。当然，让他操心的并不止家具选购，还包括对周围邻居的审查。政府官员合租公寓不是什么稀奇事，尤其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但在德国北方，尤其是1942年的柏林，碰上爱嚼舌根的邻居在所难免。如果有人对他们的关系妄加揣测，即便不引起非常严重的政治审核，也会带来不少麻烦。如果能拿住其他人的把柄，一切都变得简单多了。
谢尔盖对此异常焦虑：西部郊区是理想的情报传输地点：丛林密布、河网蜿蜒，是柏林人的休假圣地，常有闲杂人等往来。他与克劳迪娅偶尔会面，更多时候，他只需要把情报做成“石头”，投放在事先约定的位置——某一颗椴树的树根旁，并用烟头在树上烧一个痕迹。
谢尔盖想要摸清公寓的位置，如果有机会，他甚至希望亲自到公寓周围探查一番。多亏了罗特希尔德医生的电话让他获得了单独远行的机会：他的伤口大多已经恢复，肺部的炎症也全部吸收了。医生对他保证道，这是最后一次检查和拆线，从今往后，他再不用频繁地到医院报到。
轿车停靠在医院对面的大街边，下车以前，谢尔盖给了年轻的司机一笔可观的餐费，足够让他在餐厅点一份装点精美的扇贝和葡萄酒：“今天我要检查不少项目，恐怕要您等久一些。您去吃午饭吧。您最近的活儿可不少，挣钱养家可不容易呀。”
年轻的司机受宠若惊：“太感谢了——您怎么知道？”
“您看，您周末也不休息。您每天要开多久车？四、五个钟头？”
“哎！也没那么夸张。三个多钟头就足够了。”
“真是出人意料。您不是常送冯·里特贝格先生去置办家具么？”
“哦，您说这一回事。那楼房离这儿又不远。”年轻人熟练地报出一个地址。“他只是下订单，有时搞搞测量。您也知道，他不是个有耐心站在门前监工的人呀。”
这位年轻的司机身上有股市井的机灵。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早已经发现了谢尔盖的慷慨之处，也很乐意为他服务。他谙熟为自命不凡的中产阶级服务的道理，别多问，别多想，做一个安静的部件和陪衬。谢尔盖愿意对他的工作表示关注，甚至关心他的生活，这让他很是受用，不知不觉间说得比平时多了不少。
谢尔盖把那地址默诵三遍，走进医院的铁门。罗特希尔德医生才从前线医院回来，闷闷不乐了一阵子，谢尔盖能观察到他情绪的变化。这天中午，医生刚刚做完一台阑尾炎手术，一见他便抱怨起来：“上尉，您真是瘦了不少。安德烈亚斯上周给我打了至少十五个电话，恨不得教我牵着电话线上班、下班、吃饭、睡觉。”
“真抱歉，这都是因为我……”
“你有什么可抱歉的？该对我说抱歉的是他。有时候我在想，他究竟怎么交上了你这么体面的朋友。”医生粗声粗气地打断了他，拖过一张椅子，“过来。坐下吧，说说，你的神经到底怎么了？”
或许我需要更多的活动时间，我才能在不让安德烈亚斯起疑地情况下到公寓那儿去。谢尔盖对医生简要叙述了发病的经过，有意说道：“我的安眠药吃完了，您知道的，有时我会睡不着。”
“严谨地来说，用药片治疗炮弹休克的效果并不好……或许你该试试心理医生。”
“和人聊天？医生，那可不见得有用吧。”
“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过度饮酒，躲开那些吵闹的环境。”
“好吧，好吧。我听从您的建议。但麻烦您给我开一些助眠的药片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要开始工作了。总睡不着可不行。”
“我只能给你些传统的药方，这些东西都被军需用品挤出医院去了。你得去药店问问。”
这正合谢尔盖的心意。他借着去药店的机会，到那间公寓门前探查了一番。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毛呢帽子，假装成一个不熟悉此地的路人。从这里到阿尔伯特亲王大街，他在心里计算着，我必须在这一段路程当中找到情报的投递点。
与此同时，安德烈亚斯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工作安排。万湖会议的决议飞快地通过轰然作响的官僚机器向下传达，免去了法官和证人的职责，几百万份死刑判决就这样被拍板了。安德烈亚斯接到了最令他厌烦的指令，而他把责任推卸给了手下。在他们散步归来的第二天早晨，谢尔盖被一阵说话声吵醒，安德烈亚斯正同勃兰登堡的办事处通电话：
“这件事交给你与瓦尔特去办。做得干净漂亮些，我会在报告里向上级如实转述。”
楼梯间里沉默了一阵子，说话声再次传来。通电话的人拉长的声气，谢尔盖可以想象他侧着脖子、懒洋洋又不耐烦的模样。为此他不禁微笑了一下。
“……至于那个新来的，何必一直揪着他不放？你们拷打了他三个礼拜，如果没有消息，就枪毙他或者送他去……”安德烈亚斯顿了顿，“不，就枪毙他好了。这些人、这些人也没有什么继续劳动的价值。如果你拷问得太严厉，就得请医生在一旁看护他，更别说让他干活了——哼，要是他们四肢健全，还要防范他们逃跑。”
他盯着桌面上没吃完的早餐，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我在想什么呀。我以前从来不会过问这类细枝末节的事情。那些赤色分子有没有受折磨，该不该受折磨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他们在拷问之后将送往何处去，有什么样的结局，本不需要我花心思去想呀。“凯里安”身体上的伤疤忽然出现在他的脑海，让他皱起眉头。他心里不知怎么升起一股湿冷的寒意，让他的脖子发麻。那天他没敢对谢尔盖问出的、有关审判的问题再一次侵占了他的思维。
他们怎么能够和他相比呢。安德烈亚斯故作轻松地点了一支烟，把电话扣下了。我这样容易胡思乱想，最近真是太累了……
他坐到桌边继续吃早餐，谢尔盖才从楼梯上缓步下来。安德烈亚斯立刻对他抱怨：“该死，我根本不想掺合这个，我想找点别的事来做。”
他一向很有行动力，这一点毋庸置疑。谢尔盖认为他那看似荒诞不羁的大脑里隐藏着一部密码，上面标注着无数让世界按照他的意志运转的路径。没过多久，他的办公室就接到了来自乌克兰的一通电话，那是一位在东普鲁士大区长官埃里希·科赫手下工作的秘密警察官员，他刚刚抓住了几个穿过雷区跑到德国占领区的人，其中有几个说着熟练的俄语。他希望柏林能派人协助进行身份审核，考虑是否让他们加入到安全局的谍报工作中来。
“怎么样，你喜不喜欢旅行？”安德烈亚斯询问他的意见，“虽说乌克兰占领区到处都是蝗虫似的游击队，但这比每天放羊似的驱赶、折磨犹太人强得多。至少，这是需要大脑的工作，一份属于文明人的工作。”
这意味着他要脱离现有的情报小组，进入他从未涉足的陌生区域。谢尔盖想了想说：“我想东区的警察局长先生并不在意你是否能做有益的工作，他只希望多一个人来承担错误判断的责任。”
“那么就尽量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安德烈亚斯说，“苏联人很聪明，尤其在情报工作上。我们的老上司们被骗过不止一次。”
谢尔盖自然在心里赞同。他的同事在酒会上讲过类似的故事：在战争打响以前，苏联方面向保安总局购买过一份情报。内务部确实向德国人交付了足够的钞票，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怪事。大量的德国情报人员在苏联神秘地消失了。原来那些钞票上印有内务部准备的隐秘标记，德国人一旦在苏联境内使用它们，立刻就会被逮捕。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对此大为恼火却又无计可施，只能让手下把这些纸币全部销毁了。
法西斯也不是那么精明，他对那位同事说道，据说海德里希连个像样的文凭都没有。对方哈哈大笑起来：他的手下却全是些争权夺势的大学生，真不知道他在审查档案时会不会心生嫉妒。
对于安德烈亚斯的要求，谢尔盖自然满口答应：“只要你愿意，我会协助你完成这件事的。”
“很好。我让人安排我们的行程。这趟算是个闲差，你只需要分担一点儿文书工作。我们甚至可以回去看看几位老朋友，天啊，格哈德和奥托会恨我的。他们每天都在赶着犹太人上火车。”
“乐意效劳。我在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对你说过了，如果你需要帮助，我很乐意协助你。”
“这是看在祖国和公民义务的份上，还是在向我行贿？”
“天啊，你可真记仇！”
“谁能想到我们会变成今天这样。你对我的第一印象可不算好。”
让我对他表示原谅吧。谢尔盖想，也是时候了。一段稳定的关系才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你想说的是，我差点儿错过你了，是不是？”
安德烈亚斯被酒呛了一口。他在感情上一向直来直去，如果他喜欢就绝不会说讨厌，如果他讨厌，就休想他说出半个好词。这样一个人却对直白的表达接受不良。谢尔盖觉得有意思极了。
安德烈亚斯咳嗽了两声，脸颊涨红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们坐在窗口，和许多在工作之余套近乎的公务员并没有区别。在他们右手边，有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男的穿着军装，周身散发着男青年常见的急切和自傲，女的则望着他高谈阔论，伪装出一无所知的天真情态。另一扇窗边，有两位目光四处游弋的贵妇，她们假装谈论着浪漫的话题，不时发出听到逸闻后的笑声，但谁都知道，在她们的手套和耳朵之间，有不少不能公开发表的秘闻和意见。在权力的中心，每个人都会成为出色的秘密警察，搜集并揭发秘密是他们的本能。安德烈亚斯根本没有给他们任何的目光，但谢尔盖知道，他一直密切地把握着周围的一切。
他选择相信这种谨慎。谢尔盖向人群扫了一眼，说：“我的意思是……”
就在这时，宣传广播的时间到了。收音机发出一声没有调试好的爆鸣，嘶嘶的电流声踩在所有人的神经上。每个人都不得不停止用餐，对帝国的惯例报以巨大的尊重。随着最后一声餐叉落进磁盘的声响，餐厅里静得像一片坟墓，只有那台留在时代水流中的收音机奋力地嘶嘶作响。
又一声电流的爆炸，像撕开一片锡纸似的，教人等待的广播响起了：“……意志强大的人才能掌握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而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我们将重新建立整个欧洲大陆的秩序，一切必要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我们，最优秀的种族，理应指挥这个世界的运转，让一切都公正而理性地运行……”
在毫无意义、又因为无意义而显得分外恐怖的静默中，安德烈亚斯对他露出了意味不明的微笑。
那是个促狭又玩味的表情。他也相信这些话吗？谢尔盖望着安德烈亚斯：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把对陈词滥调的厌恶写在脸上。那么他究竟别有所图，还是干脆对一切视而不见？狂热总是以冷静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当规则失去约束效力以后，任何人都有可能变成魔鬼。“那只是为了生活，我也没有违反规定呀，我只是奉命行事，为我的祖国，为我公民的义务。”他们说。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只要文明社会的规则出现了破洞，令人胆寒的邪恶就会在那里出现，而它往往会被赋予一个动听的名字。
知识的累积对于正义毫无益处。谢尔盖越想下去，却感到一阵虚无的恐怖。原来人的理性并不能带来道德。
在广播结束后，世界又回到了正轨，让人不禁怀疑刚才那灰色的暂停时刻是否存在过。四周沙沙的话语声、咳嗽声、咀嚼声又逐渐响起。安德烈亚斯尴尬地清了清嗓子，说道：“有两种人会仔细倾听这类广播，一种是相信它的人，一种是急于反驳它的人。我们往往要处理后一种，他们中有些能言善辩的教授，你绝不能让他们拿到辩解的机会。他们会把他们的逻辑一股脑儿砸到你的面前，让你眼花缭乱。他们往往表现得正直，热爱德意志祖国，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决定……”
谢尔盖从善如流地询问：“我可完全不懂这些，请你说得详细一点。”
安德烈亚斯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又向四周扫了一眼，在这一番谈话以后，看向他们的、若隐若现的目光减少了。
“人会反对很多东西。一个杀人犯会说他不敢杀猪，又或者他还注重保护环境，反对过度的砍伐树木。一个存着共产主义想法，或者同情共产主义者的人可以反对一切其他的政治观点，他说，我反对君主，我想让每个人都吃上面包。这些都是迷惑人的烟幕弹。人类早期的言语就是谎话，我们总是先学会说谎，再学会敞开心扉——受过训练的共产党人很聪明，他们比有些官员还要熟悉我们的思想，他们会搬出同样的理论应付或者威胁你，真叫人头痛。要抓捕他们，只能拿出实质的证据，比如宣传手册等等。我早就说过，布尔什维克像花园里的杂草，当你见到一丛，它的种子早已撒开一片了。俄国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们需要把俄国恢复成没有布尔什维克以前的样子，这样更有利于帝国的统治。”
安德烈亚斯耸耸肩膀：“谁知道？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西伯利亚来聚集犹太人了。如果前线的将军们没有那么懈怠，一切工作都会简单许多。也许元首希望保留斯拉夫人来做一些简单的、不需要头脑的工作，有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工人非常懈怠，没有奉献精神，是不合格的。”
他谈论着他的同胞，他同一个阶级的战友，像谈论一群可以随意贩卖、处置的奴隶。那条淡去的鸿沟骤然出现，让谢尔盖吃了一惊。他心里有些微不可察的失望，但这失望让他感到安全。旁逸斜出的枝条被剪除了，一切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他在心里思索着乌克兰之行，以及如何将自己离开德国的消息传递给燕妮。
在谈话的结尾，安德烈亚斯对他坦白了这份“美差”的来源。
“不瞒你说，作为交换，我动用关系把我们的老朋友调回来了。卢卡斯在东线战斗了两个月，他居然还活着，真像一条狗似的命大。”
“你和‘那位女士’做了交易？”
“好吧。我知道你要说我没骨气。只要能达到目的，要那些原则有什么用处呢。而且，这是等价交换，哪里会损害我的尊严？”
谢尔盖笑了：“我根本没有那么想。我认同你的生活哲学，这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倒是你，你好像很在意我对你的看法嘛。”
安德烈亚斯的动作停住了。他深吸一口气，努力控制着面部表情：“……你今天怎么了？”
在之后的十五分钟里，他们飞快地吃完了盘子里的食物，沉默地坐回车上。安德烈亚斯的司机是个严谨又战战兢兢的年轻人，谢尔盖注意到，他在开车的时候几乎不敢看后视镜。他们并肩坐在后排的座椅上，尽量避免着身体和目光的接触。异常的渴望像个气球在他们中间吹起来，鼓涨着，把他们远远地挤开，又让他们不发一言。安德烈亚斯努力地忽视它，但他发红的耳朵和颤抖的睫毛早就把他出卖了。
当汽车转过最后一个城市的路标后，安德烈亚斯说道：“就到这里吧。”
那个年轻人猛踩了一脚刹车。安德烈亚斯清清嗓子，克制着声音里的颤抖：“就到这里吧，我和上尉步行回去。”
司机自然没敢多问。他毕恭毕敬地尽到自己最后的职责，为两人打开车门，随后跳进驾驶室，逃命似的踩下了油门。
谢尔盖忍不住笑了：“你到底对他说过什么？”
安德烈亚斯没有回答，甚至没有看他的眼睛。谢尔盖攥住他的胳膊，这个不可一世的特务头子在发抖。他的花言巧语起到了作用。
谢尔盖自豪地认为自己的演绎可以评到九分以上。教材的编者和他的教官，这些曾经挑剔他表现的权威也必须承认他是最优秀的学员——地狱里的魔鬼都不得不在引诱大赛上给他留一个席位，如果真的有地狱的话。
他拉着安德烈亚斯向路边走去，而后者丝毫没有反抗。两人在离道路不远的林子里停下脚步。安德烈亚斯的脸颊泛红，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挣脱，背靠着树干轻轻喘气。
“我想过——我想过有一个真正的爱人。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仰起头，对谢尔盖轻声说道，“教教我。如果你可以的话。”
谢尔盖努力地挣脱精神衰弱带来的影响，但不论他如何努力，噩梦和心悸总是接踵而来。他没法控制自己在痛苦当中的反应，就试图拉开与安德烈亚斯的距离。如果我说了什么，他想，哪怕只是一句可疑的话、一个可疑的单词，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但他的计划显然没有成功。在他突然发病以后，安德烈亚斯就把他的房门钥匙带在身边，那扇门的阻隔作用形同无物。
谢尔盖无声地在心里哀叹，只能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意志力上。在病情的起伏当中，他逐渐寻找着可能诱发症状的刺激：金属摩擦的声音、缺少的睡眠、突然晃过眼前的灯光。安德烈亚斯认定新鲜空气对他脆弱的神经很有好处。因此在无所事事的清早，他们常常出门散步。两人踩过潮湿的小路，从一栋房子的门前走进一棵树的阴影，有时小声交谈，有时默默不语。这个时节树影单薄，春芽刚刚探出苗头。哈弗尔河水光粼粼，河水的湿气随着微风流淌进树木的间隙，初春的土腥味四处弥漫。
“医生怎么说？”安德烈亚斯问，“据说你们俩对治疗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找个会动嘴皮子的大夫能把我治好。你相信这一回事吗？”
“不妨试一试，反正又没有什么损失。”
“要我连续不断的和人谈论自己的童年经历，我可做不到。”
“好吧——随你怎么想，那么吃药呢？你考虑弄一点安眠药来吃吗？”
“医生说那东西对炮弹休克还不如酒精管用。”
安德烈亚斯皱了皱眉头，显得有些烦躁：“好吧，真想不到精神损伤是不治之症——唉，你变瘦了。厨娘说你一天只吃两顿饭，像个维持身材的姑娘似的。”
“我的胃总是不舒服。你可不能指望刚刚康复的肺炎病人吃下十块猪肉排不是吗？你要让我慢慢恢复，你太心急了。”
“我很快就能给你找一份差事。但是——或许你想要晚一些再参加工作？你的身体……”
“不，我可以胜任。工作会让我的大脑劳累，但也会让我的注意力更集中，我就没有精力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
安德烈亚斯没再说什么。他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沉默地走了一段路，凑近了挽住谢尔盖的胳膊，转过脸来说：“不论发生什么，你都可以告诉我。好吗？”
“我没有对你隐瞒过什么。”
“有时候那不是有意的隐瞒，很多人把缄口不言看做一种坚强的品质……”
他们肩膀挨着肩膀，沿着小路走了半个钟头。直到晨间的雾气散去，水上运动俱乐部的划桨声和口哨声远远传来，安德烈亚斯才放开他的胳膊。谢尔盖忍不住看了他两眼，安德烈亚斯侧过脸躲闪了一下，走到他前方去了。看来他最近也不太好，谢尔盖心想。安德烈亚斯的脸颊也瘦了一圈，这让他锐利的颧骨更突出了。在冷空气的刺激下，那张苍白的脸皮微微发红。
他在为什么忧心呢？难道是为了我的事？谢尔盖为自己的想法吃了一惊。他赶紧在心里列举着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证据，好证明安德烈亚斯工作当中的繁忙。除帝国保安总局的惯例之外，他还正操心着市中心公寓的布置，即便在周末，他也常搭车前往柏林。
这个生活奢侈的公子哥儿对室内布局的有种苛刻的审美要求，对于一切都想要亲力亲为。当然，让他操心的并不止家具选购，还包括对周围邻居的审查。政府官员合租公寓不是什么稀奇事，尤其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但在德国北方，尤其是1942年的柏林，碰上爱嚼舌根的邻居在所难免。如果有人对他们的关系妄加揣测，即便不引起非常严重的政治审核，也会带来不少麻烦。如果能拿住其他人的把柄，一切都变得简单多了。
谢尔盖对此异常焦虑：西部郊区是理想的情报传输地点：丛林密布、河网蜿蜒，是柏林人的休假圣地，常有闲杂人等往来。他与克劳迪娅偶尔会面，更多时候，他只需要把情报做成“石头”，投放在事先约定的位置——某一颗椴树的树根旁，并用烟头在树上烧一个痕迹。
谢尔盖想要摸清公寓的位置，如果有机会，他甚至希望亲自到公寓周围探查一番。多亏了罗特希尔德医生的电话让他获得了单独远行的机会：他的伤口大多已经恢复，肺部的炎症也全部吸收了。医生对他保证道，这是最后一次检查和拆线，从今往后，他再不用频繁地到医院报到。
轿车停靠在医院对面的大街边，下车以前，谢尔盖给了年轻的司机一笔可观的餐费，足够让他在餐厅点一份装点精美的扇贝和葡萄酒：“今天我要检查不少项目，恐怕要您等久一些。您去吃午饭吧。您最近的活儿可不少，挣钱养家可不容易呀。”
年轻的司机受宠若惊：“太感谢了——您怎么知道？”
“您看，您周末也不休息。您每天要开多久车？四、五个钟头？”
“哎！也没那么夸张。三个多钟头就足够了。”
“真是出人意料。您不是常送冯·里特贝格先生去置办家具么？”
“哦，您说这一回事。那楼房离这儿又不远。”年轻人熟练地报出一个地址。“他只是下订单，有时搞搞测量。您也知道，他不是个有耐心站在门前监工的人呀。”
这位年轻的司机身上有股市井的机灵。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早已经发现了谢尔盖的慷慨之处，也很乐意为他服务。他谙熟为自命不凡的中产阶级服务的道理，别多问，别多想，做一个安静的部件和陪衬。谢尔盖愿意对他的工作表示关注，甚至关心他的生活，这让他很是受用，不知不觉间说得比平时多了不少。
谢尔盖把那地址默诵三遍，走进医院的铁门。罗特希尔德医生才从前线医院回来，闷闷不乐了一阵子，谢尔盖能观察到他情绪的变化。这天中午，医生刚刚做完一台阑尾炎手术，一见他便抱怨起来：“上尉，您真是瘦了不少。安德烈亚斯上周给我打了至少十五个电话，恨不得教我牵着电话线上班、下班、吃饭、睡觉。”
“真抱歉，这都是因为我……”
“你有什么可抱歉的？该对我说抱歉的是他。有时候我在想，他究竟怎么交上了你这么体面的朋友。”医生粗声粗气地打断了他，拖过一张椅子，“过来。坐下吧，说说，你的神经到底怎么了？”
或许我需要更多的活动时间，我才能在不让安德烈亚斯起疑地情况下到公寓那儿去。谢尔盖对医生简要叙述了发病的经过，有意说道：“我的安眠药吃完了，您知道的，有时我会睡不着。”
“严谨地来说，用药片治疗炮弹休克的效果并不好……或许你该试试心理医生。”
“和人聊天？医生，那可不见得有用吧。”
“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过度饮酒，躲开那些吵闹的环境。”
“好吧，好吧。我听从您的建议。但麻烦您给我开一些助眠的药片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要开始工作了。总睡不着可不行。”
“我只能给你些传统的药方，这些东西都被军需用品挤出医院去了。你得去药店问问。”
这正合谢尔盖的心意。他借着去药店的机会，到那间公寓门前探查了一番。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毛呢帽子，假装成一个不熟悉此地的路人。从这里到阿尔伯特亲王大街，他在心里计算着，我必须在这一段路程当中找到情报的投递点。
与此同时，安德烈亚斯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工作安排。万湖会议的决议飞快地通过轰然作响的官僚机器向下传达，免去了法官和证人的职责，几百万份死刑判决就这样被拍板了。安德烈亚斯接到了最令他厌烦的指令，而他把责任推卸给了手下。在他们散步归来的第二天早晨，谢尔盖被一阵说话声吵醒，安德烈亚斯正同勃兰登堡的办事处通电话：
“这件事交给你与瓦尔特去办。做得干净漂亮些，我会在报告里向上级如实转述。”
楼梯间里沉默了一阵子，说话声再次传来。通电话的人拉长的声气，谢尔盖可以想象他侧着脖子、懒洋洋又不耐烦的模样。为此他不禁微笑了一下。
“……至于那个新来的，何必一直揪着他不放？你们拷打了他三个礼拜，如果没有消息，就枪毙他或者送他去……”安德烈亚斯顿了顿，“不，就枪毙他好了。这些人、这些人也没有什么继续劳动的价值。如果你拷问得太严厉，就得请医生在一旁看护他，更别说让他干活了——哼，要是他们四肢健全，还要防范他们逃跑。”
他盯着桌面上没吃完的早餐，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我在想什么呀。我以前从来不会过问这类细枝末节的事情。那些赤色分子有没有受折磨，该不该受折磨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他们在拷问之后将送往何处去，有什么样的结局，本不需要我花心思去想呀。“凯里安”身体上的伤疤忽然出现在他的脑海，让他皱起眉头。他心里不知怎么升起一股湿冷的寒意，让他的脖子发麻。那天他没敢对谢尔盖问出的、有关审判的问题再一次侵占了他的思维。
他们怎么能够和他相比呢。安德烈亚斯故作轻松地点了一支烟，把电话扣下了。我这样容易胡思乱想，最近真是太累了……
他坐到桌边继续吃早餐，谢尔盖才从楼梯上缓步下来。安德烈亚斯立刻对他抱怨：“该死，我根本不想掺合这个，我想找点别的事来做。”
他一向很有行动力，这一点毋庸置疑。谢尔盖认为他那看似荒诞不羁的大脑里隐藏着一部密码，上面标注着无数让世界按照他的意志运转的路径。没过多久，他的办公室就接到了来自乌克兰的一通电话，那是一位在东普鲁士大区长官埃里希·科赫手下工作的秘密警察官员，他刚刚抓住了几个穿过雷区跑到德国占领区的人，其中有几个说着熟练的俄语。他希望柏林能派人协助进行身份审核，考虑是否让他们加入到安全局的谍报工作中来。
“怎么样，你喜不喜欢旅行？”安德烈亚斯询问他的意见，“虽说乌克兰占领区到处都是蝗虫似的游击队，但这比每天放羊似的驱赶、折磨犹太人强得多。至少，这是需要大脑的工作，一份属于文明人的工作。”
这意味着他要脱离现有的情报小组，进入他从未涉足的陌生区域。谢尔盖想了想说：“我想东区的警察局长先生并不在意你是否能做有益的工作，他只希望多一个人来承担错误判断的责任。”
“那么就尽量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安德烈亚斯说，“苏联人很聪明，尤其在情报工作上。我们的老上司们被骗过不止一次。”
谢尔盖自然在心里赞同。他的同事在酒会上讲过类似的故事：在战争打响以前，苏联方面向保安总局购买过一份情报。内务部确实向德国人交付了足够的钞票，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怪事。大量的德国情报人员在苏联神秘地消失了。原来那些钞票上印有内务部准备的隐秘标记，德国人一旦在苏联境内使用它们，立刻就会被逮捕。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对此大为恼火却又无计可施，只能让手下把这些纸币全部销毁了。
法西斯也不是那么精明，他对那位同事说道，据说海德里希连个像样的文凭都没有。对方哈哈大笑起来：他的手下却全是些争权夺势的大学生，真不知道他在审查档案时会不会心生嫉妒。
对于安德烈亚斯的要求，谢尔盖自然满口答应：“只要你愿意，我会协助你完成这件事的。”
“很好。我让人安排我们的行程。这趟算是个闲差，你只需要分担一点儿文书工作。我们甚至可以回去看看几位老朋友，天啊，格哈德和奥托会恨我的。他们每天都在赶着犹太人上火车。”
“乐意效劳。我在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对你说过了，如果你需要帮助，我很乐意协助你。”
“这是看在祖国和公民义务的份上，还是在向我行贿？”
“天啊，你可真记仇！”
“谁能想到我们会变成今天这样。你对我的第一印象可不算好。”
让我对他表示原谅吧。谢尔盖想，也是时候了。一段稳定的关系才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你想说的是，我差点儿错过你了，是不是？”
安德烈亚斯被酒呛了一口。他在感情上一向直来直去，如果他喜欢就绝不会说讨厌，如果他讨厌，就休想他说出半个好词。这样一个人却对直白的表达接受不良。谢尔盖觉得有意思极了。
安德烈亚斯咳嗽了两声，脸颊涨红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们坐在窗口，和许多在工作之余套近乎的公务员并没有区别。在他们右手边，有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男的穿着军装，周身散发着男青年常见的急切和自傲，女的则望着他高谈阔论，伪装出一无所知的天真情态。另一扇窗边，有两位目光四处游弋的贵妇，她们假装谈论着浪漫的话题，不时发出听到逸闻后的笑声，但谁都知道，在她们的手套和耳朵之间，有不少不能公开发表的秘闻和意见。在权力的中心，每个人都会成为出色的秘密警察，搜集并揭发秘密是他们的本能。安德烈亚斯根本没有给他们任何的目光，但谢尔盖知道，他一直密切地把握着周围的一切。
他选择相信这种谨慎。谢尔盖向人群扫了一眼，说：“我的意思是……”
就在这时，宣传广播的时间到了。收音机发出一声没有调试好的爆鸣，嘶嘶的电流声踩在所有人的神经上。每个人都不得不停止用餐，对帝国的惯例报以巨大的尊重。随着最后一声餐叉落进磁盘的声响，餐厅里静得像一片坟墓，只有那台留在时代水流中的收音机奋力地嘶嘶作响。
又一声电流的爆炸，像撕开一片锡纸似的，教人等待的广播响起了：“……意志强大的人才能掌握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而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我们将重新建立整个欧洲大陆的秩序，一切必要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我们，最优秀的种族，理应指挥这个世界的运转，让一切都公正而理性地运行……”
在毫无意义、又因为无意义而显得分外恐怖的静默中，安德烈亚斯对他露出了意味不明的微笑。
那是个促狭又玩味的表情。他也相信这些话吗？谢尔盖望着安德烈亚斯：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把对陈词滥调的厌恶写在脸上。那么他究竟别有所图，还是干脆对一切视而不见？狂热总是以冷静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当规则失去约束效力以后，任何人都有可能变成魔鬼。“那只是为了生活，我也没有违反规定呀，我只是奉命行事，为我的祖国，为我公民的义务。”他们说。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只要文明社会的规则出现了破洞，令人胆寒的邪恶就会在那里出现，而它往往会被赋予一个动听的名字。
知识的累积对于正义毫无益处。谢尔盖越想下去，却感到一阵虚无的恐怖。原来人的理性并不能带来道德。
在广播结束后，世界又回到了正轨，让人不禁怀疑刚才那灰色的暂停时刻是否存在过。四周沙沙的话语声、咳嗽声、咀嚼声又逐渐响起。安德烈亚斯尴尬地清了清嗓子，说道：“有两种人会仔细倾听这类广播，一种是相信它的人，一种是急于反驳它的人。我们往往要处理后一种，他们中有些能言善辩的教授，你绝不能让他们拿到辩解的机会。他们会把他们的逻辑一股脑儿砸到你的面前，让你眼花缭乱。他们往往表现得正直，热爱德意志祖国，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决定……”
谢尔盖从善如流地询问：“我可完全不懂这些，请你说得详细一点。”
安德烈亚斯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又向四周扫了一眼，在这一番谈话以后，看向他们的、若隐若现的目光减少了。
“人会反对很多东西。一个杀人犯会说他不敢杀猪，又或者他还注重保护环境，反对过度的砍伐树木。一个存着共产主义想法，或者同情共产主义者的人可以反对一切其他的政治观点，他说，我反对君主，我想让每个人都吃上面包。这些都是迷惑人的烟幕弹。人类早期的言语就是谎话，我们总是先学会说谎，再学会敞开心扉——受过训练的共产党人很聪明，他们比有些官员还要熟悉我们的思想，他们会搬出同样的理论应付或者威胁你，真叫人头痛。要抓捕他们，只能拿出实质的证据，比如宣传手册等等。我早就说过，布尔什维克像花园里的杂草，当你见到一丛，它的种子早已撒开一片了。俄国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们需要把俄国恢复成没有布尔什维克以前的样子，这样更有利于帝国的统治。”
安德烈亚斯耸耸肩膀：“谁知道？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西伯利亚来聚集犹太人了。如果前线的将军们没有那么懈怠，一切工作都会简单许多。也许元首希望保留斯拉夫人来做一些简单的、不需要头脑的工作，有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工人非常懈怠，没有奉献精神，是不合格的。”
他谈论着他的同胞，他同一个阶级的战友，像谈论一群可以随意贩卖、处置的奴隶。那条淡去的鸿沟骤然出现，让谢尔盖吃了一惊。他心里有些微不可察的失望，但这失望让他感到安全。旁逸斜出的枝条被剪除了，一切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他在心里思索着乌克兰之行，以及如何将自己离开德国的消息传递给燕妮。
在谈话的结尾，安德烈亚斯对他坦白了这份“美差”的来源。
“不瞒你说，作为交换，我动用关系把我们的老朋友调回来了。卢卡斯在东线战斗了两个月，他居然还活着，真像一条狗似的命大。”
“你和‘那位女士’做了交易？”
“好吧。我知道你要说我没骨气。只要能达到目的，要那些原则有什么用处呢。而且，这是等价交换，哪里会损害我的尊严？”
谢尔盖笑了：“我根本没有那么想。我认同你的生活哲学，这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倒是你，你好像很在意我对你的看法嘛。”
安德烈亚斯的动作停住了。他深吸一口气，努力控制着面部表情：“……你今天怎么了？”
在之后的十五分钟里，他们飞快地吃完了盘子里的食物，沉默地坐回车上。安德烈亚斯的司机是个严谨又战战兢兢的年轻人，谢尔盖注意到，他在开车的时候几乎不敢看后视镜。他们并肩坐在后排的座椅上，尽量避免着身体和目光的接触。异常的渴望像个气球在他们中间吹起来，鼓涨着，把他们远远地挤开，又让他们不发一言。安德烈亚斯努力地忽视它，但他发红的耳朵和颤抖的睫毛早就把他出卖了。
当汽车转过最后一个城市的路标后，安德烈亚斯说道：“就到这里吧。”
那个年轻人猛踩了一脚刹车。安德烈亚斯清清嗓子，克制着声音里的颤抖：“就到这里吧，我和上尉步行回去。”
司机自然没敢多问。他毕恭毕敬地尽到自己最后的职责，为两人打开车门，随后跳进驾驶室，逃命似的踩下了油门。
谢尔盖忍不住笑了：“你到底对他说过什么？”
安德烈亚斯没有回答，甚至没有看他的眼睛。谢尔盖攥住他的胳膊，这个不可一世的特务头子在发抖。他的花言巧语起到了作用。
谢尔盖自豪地认为自己的演绎可以评到九分以上。教材的编者和他的教官，这些曾经挑剔他表现的权威也必须承认他是最优秀的学员——地狱里的魔鬼都不得不在引诱大赛上给他留一个席位，如果真的有地狱的话。
他拉着安德烈亚斯向路边走去，而后者丝毫没有反抗。两人在离道路不远的林子里停下脚步。安德烈亚斯的脸颊泛红，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挣脱，背靠着树干轻轻喘气。
“我想过——我想过有一个真正的爱人。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仰起头，对谢尔盖轻声说道，“教教我。如果你可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