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风雨之夜
燕妮穿着一身白色的裙装，在外面套了一件米色的大衣。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戴着毛呢帽子，头发柔软地垂在两颊，浅色的装束让她融入了环境，像印象派画中的一朵鲜花，又像故事里的湖边仙女。她没有朝大路上张望，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仿佛只是在熟悉的环境中散步时停下歇脚的旅人。从她下滑的瘦肩膀和弯曲的脖子之间，谢尔盖看到了难以承受的疲惫。与大多数人的认知相违背，很多时候，情报工作是了无回声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传递的纸条或者口信到了谁的案头，又在决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比起刀尖起舞时激增的肾上腺素，长久的静默更能把心灵压垮。
谢尔盖点燃了一支香烟，遥遥示意他已经看见了她。燕妮举手碰了碰额角。这是可以交谈的标志。
谢尔盖走到她的身边，在树干上捻灭了烟头：“哦，安尼卡，怎么在柏林遇见了您？”
“旗队长有些家务事，我是来柏林取东西的。”
“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好。就在昨天，有一只鸟飞进了后院里，撞到玻璃窗上摔断了脖子。”
这意味着情报小组的一位成员被捕了，现在已经牺牲。谢尔盖并不认识小组中所有的成员，他同燕妮和克劳迪娅单线联系。今天克劳迪娅没有出现，本该在勃兰登堡边缘小镇的燕妮却来到了柏林。他的心头一紧，嗓子像被人掐住了。
“真不妙。”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说，“那么您打算装个捕鸟网之类的吗？”
“不。我们还是照往常的规矩收拾院子。”
他们的情报小组不能沉默。谢尔盖想，那位成员的死讯应当是确切无疑了。
他们远离了大路，来到一片静谧的林子里。两人仔细地检查了周围，确认无人后，燕妮说道：“你不必担心克劳迪娅，她很好。我来是为你上次提到的情报交接问题。你确认要搬去柏林市中心？”
“是啊，到市区生活。上次的地址已经确认无疑。那里的居民成分复杂，除了那位危险人物，窗户和大门后的其他眼睛也值得警惕。如果我总是和一个女孩儿见面，立刻就会被发现的。”
燕妮为他提供了新的联络方式：谢尔盖可以通过信箱投递情报。安德烈亚斯很少与人通信来往，不会经常查看信件，而谢尔盖却有一位编造出来的母亲，这一条危险却安全的情报通路便有了建立的可能。在柏林邮递员中有他们的侦查员，他熟悉每一个成员的住址。每天傍晚五点，他会变装成普通市民，骑着自行车从市中心的窗户下经过。如果他的同志有“写信”的需求，就在窗口摆一瓶墨水。第二天，他会提早半个小时上门收取信件。封死的信封是紧急情报，粘四分之三的则是用于伪装假身份的“家书”。“邮递员”会把信件分类。必要的情况下，寄信的侦查员会得到暗含组织指令的回信。
谢尔盖认为这个计划太过冒险，燕妮则十分坚决地要求他执行命令：
“你必须要让他注意到你写信的习惯。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慢慢地、一封封地给我们南方的地址寄信了。”
这天下午，谢尔盖从安德烈亚斯的柜子里翻出信纸和信封，卡准时间，在桌边开始写作。安德烈亚斯十分谨慎，除了那一本令人起疑的《布兰诗歌》，他的身边不会携带任何与工作相关的文件。因此，他的抽屉和书柜也从不上锁。对于一切物品，谢尔盖都可以随时取用。
在他写到第三段的时候，安德烈亚斯推门进来了。这位热爱工作的少校近来难得清闲，除了通过电话指挥勃兰登堡的手下以外，盖世太保没有给他安排更多的工作。他每天在办公室喝着咖啡，对别人的工作成果审阅签字，过得好不自在。
鉴于他在宣传集会当中出色的表现，老里特贝格没有再为难他俩。他的心思都扑在雷奥妮腹中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安德烈亚斯毫不在意他父亲老来得子的喜悦。他认为就算这个家族多一位继承人，以他的经营手段和年龄差距，那孩子归根结底也只能寄他篱下，仰他的鼻息生活，更何况雷奥妮还有一半的概率生出女孩。除了餐桌上一贯的死寂，和走廊里那一排虎视眈眈的画像以外，他几乎找不出什么不顺心的事由。
至于东普鲁士大区的援助请求，在被授权负责的第一天，安德烈亚斯便与军事谍报局的同僚通了电话，把国防军的情报系统拉下了水。
在电话里，他先说明了对于前线屡次出现错误情报的关注，承认可能存在情报漏洞，宣称国防军和党卫军有必要校对彼此的情报来路。他表现出一副愿意合作的姿态，并向对方提供了一起调查的机会，等军事谍报局答应下来，将增派的人员名单交给他，才收到具体的任务指令。
“能负责的人总是越多越好。”安德烈亚斯对谢尔盖解释，“我才不在乎他们会问出什么结果。如果错了，无非大家一起倒霉。东普鲁士的同事们，还有勃兰登堡的军事谍报局，他们才是熟悉前线状况的那一群，要是他们认不出苏联间谍，那才最该责备。说实在话，我想为祖国多做一些贡献，但我不能为超出职责的决策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谢尔盖从信纸上抬起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柏林？因为这些派系斗争让我厌烦。”
“我牵连了你的老东家，让你不高兴了？”
“我只为德意志祖国效力。在前线，在保总安局，都是一样。”
安德烈亚斯笑了笑，这才发现他胳膊底下压着的信封：“这是什么？你打算给什么人写信？”
“这是写给我母亲的信。安德烈亚斯，还有，祝我生日快乐。”谢尔盖放下钢笔。
“你的生日？四月？该死，我完全忘记了。”
我从没有向他提起过生日，他应当偷偷调查了档案，因此才会说“忘记了”。安德烈亚斯在工作中能处理那么多琐事，在生活上却糊涂得彻底。好一个怪人。谢尔盖暗自嘲笑道，难怪他以前的恋爱常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不仅霸道多疑，还不懂得如何讨人欢心。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家里写信了。说起来怪不好意思的，我的母亲只会说不会写，所以她不常给我回信。我们约定好了，如果家里有什么情况，她委托了住在对门的姑娘写信给我。我每隔三个月都会写信回家，如果没有回信，就说明一切都好。”
“原来如此，看来我耽误你回家了。等我们从乌克兰回来，或许你想要一个假期？”
离开他是很危险的，一旦安德烈亚斯脱离了他的视野，万一情况有变，他根本无法察觉端倪。
“写信就足够了。或许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我就会回家去了。”
安德烈亚斯不愿同他分开，自然很乐意他如此决定：“你可以多写几封信回去，既然你已经不在前线效力，时间也多，免得你母亲担忧。”
“说点不合时宜的话。我不用上前线去，我的母亲应当高兴得睡不着觉。如果她知道了一切，她才不会管我是不是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她只会去教堂里为你祈祷。”
“理所当然的事。我是家里的独子，父亲也不希望我上前线。我当秘密警察把他气得不轻，但这在他看来比参军要好些。”
他的确放松警惕了，谢尔盖松了口气。一个新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生：“你为什么不给你的母亲寄信呢？”
安德烈亚斯吃了一惊，脸上浮现起尴尬又厌恶的神色：“天啊，为什么你要提起这件事？你知道的，她不愿意见我。”
“她毕竟是你的母亲呀。面对面的时候，人总是有很多说不出口的话。或许你给她寄信，她就会给你回信了，如果没有回信，我想她至少也会读一读。人总是先决绝地离开，然后用许多年去后悔。你都没有尝试过，怎么知道一定不会有结果呢？”
安德烈亚斯被问住了。他坐进椅子里，面带犹疑，伸手去摸兜里的烟盒。谢尔盖见好就收：“我并不想逼迫你。你有很多时间来考虑这件事，不是吗？”
“是啊。”安德烈亚斯重新放松下来。他的生活习惯有鲜明的特征，谢尔盖甚至可以通过他抽烟喝酒的频率来判断他近来的心情。他们夜里仍睡在一起，但仅仅只是分享一张床而已。在表白心意以后，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安德烈亚斯莫名其妙地维持着暧昧而躲避的态度。也许在他自己的理解里，这是一种必要的尊重：如果谢尔盖表示明确拒绝，安德烈亚斯连他的手也不会碰一下。
突然拉开的距离让谢尔盖感到舒适，也让他惊异。安德烈亚斯真的决心要改变，还是说，这一切又是一时兴起的演出？但他不敢放任这一场相敬如宾的表演持续下去。如果有一天对方对他失去兴趣，他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了。他强迫自己对安德烈亚斯表现出恋人间渴望，比如抚摸，比如亲吻，又严格地把亲近控制在既不让自己晕眩且不让对方起疑的尺度上。在安德烈亚斯眼里，小心的试探演变成了被伤害后的犹豫，让他时常为自己的多疑感到悔恨。每当谢尔盖在入睡前摸摸他的头发、对他道晚安，面对那张温柔的脸庞，他就必须全力抑制胸膛里的冲动。
谢尔盖在那封“家书”的封口夹了一缕缝线，试着检测这类信件能否躲过安德烈亚斯检查一切的癖好。他收好桌面上的纸笔，时钟刚好指向八点。他完成洗漱，靠在床头写了一页半的日记，便躺下睡觉了。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大约一点半的时候，他们被风雨声吵醒了。
大风像从湖面与群山之间吹来，隆隆地掠过树林，把二楼的玻璃窗吹得砰砰直响。安德烈亚斯不安地辗转了一阵，拧开台灯，走到窗边向外看去。谢尔盖望着他的背影，脑子里忽然跳出一串渺远的念头：他没遭受过战争的侵袭，甚至不知道前线的炮声是什么样的，稍大些的风雨都能扰得他不得安眠。那么他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懂得战争吗，如果他明白它的残忍之处，为什么甘愿为了一个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灵魂？如果他不懂得，为什么要把爱人抓得这样紧，把生命看做转瞬即逝的东西？
在他的沉思之中，道路的尽头亮起一个光点，在风雨中飘摇着。那应当是一个拿手电筒的人。他方向明确，虽然被风吹得东倒西歪、举步维艰，但他顺着车道正向他们的房子走来。
“那会是谁？”安德烈亚斯喃喃地问。他从窗口快步走到桌边，拿出抽屉里的手枪，又返回了那扇咯吱作响的窗户。
谢尔盖从床上起身，握住他的手：“看来今晚要发生点什么了，不是吗？”
安德烈亚斯的手在微微颤抖，他的紧张让谢尔盖感到异常。果然，他犹豫着开口：“那天下午，有人在林子里看到了我们。他向近处的警察局举报了。凯里安，你害怕吗？”
谢尔盖心头一颤，假装平静地说：“无非是强制劳动之类的，再不济就被拉去枪毙。你看我害怕死亡吗？”
安德烈亚斯有些焦躁，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目光从玻璃窗外转向他的双眼：“他没有看到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脸，也没说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就算——就算他拿出了证据，我也不会让这些发生，好吗？你在想什么？集中营？你真的有和它们对抗的胆量吗？”
他害怕极了，却在试图逞强，假装出一副可以依靠的模样。谢尔盖想了想，尽量妥帖地回答：“我愿意留在你身边，就愿意承担后果。如果你有所担忧，应该早一些告诉我，我们在外应当更加小心。不要总把这一切当作你一个人的事，好吗？”
在他的手掌中，安德烈亚斯的手指动了动。他向谢尔盖靠近了些，垂下眼皮笑笑：“是吗？我可能反应过度了。这十年之内，一夜之间发生的改变还不够多吗？说实话，如今的局面让我不太舒服。我多么希望——”
就在这时，花园里传来了犬吠，沉重的木门打开了。他的话被打断了。风雨声更加嘈杂，一只鸟在林中粗野地大叫，伴随着树枝摇摆的声音。从楼梯下传来了细小的窸窣声，掌管钥匙的女仆正在同来访者说话。
“我要下去看看，你和我一起。”安德烈亚斯命令道。
他们俩借着房间透出的昏暗光线，在楼梯口看到了那位浑身湿透的不速之客。安德烈亚斯小声地骂了一句该死，撇下他跑向门前。谢尔盖只好跟在他的身后。
在门前的灯光中，那个黑影的面貌终于展露在他们眼前。来者穿着长筒靴，歪戴着船帽，一身皱巴巴的军装，布满了污泥和水渍。他的脸颊瘦得凹陷下去，美丽的蓝眼睛惊恐地睁大，嘴唇透着病态的红色，右手拿着手电，左手捏着一张黑色的油布。他就是用这东西裹住自己，在猛烈的风雨中穿行的。
“你们好。”他颤颤巍巍地说，“安德烈亚斯，还有，这位是……啊，上尉，是您！”
卢卡斯麻木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恐，很快消失在他那如同面具般僵硬的表情下。战争将它的颓丧与木然涂抹在了那张俊美的脸上，谢尔盖根本无法再将他同那个英俊潇洒的公子哥联系在一起。女佣人把那不成体统的雨衣拿到了门廊以外，卢卡斯不再能适应体贴周全的照顾，僵硬地挥挥手表示感谢。谢尔盖发现他的右手缺了两根手指，黝黑的缝线嵌在皮肉里，边缘被雨水泡得发白。
从他们见面开始，安德烈亚斯的眉头一直紧紧皱着，没有任何要说话的意思。谢尔盖见卢卡斯站在门前，冷得不住发抖，便让他赶紧去洗个澡，换身衣裳。卢卡斯向客房走了两步，忽然回过头：“安德烈亚斯，我今晚到贵府打扰，是有话要对你说！我知道你或许对我……”
安德烈亚斯一把抓住了谢尔盖的手臂，好像那股从门前吹进的冷风也让他颤抖。他清了清嗓子，冷酷地拒绝了：“我累了。明天再说。你应该早点休息。”
卢卡斯犹豫不决，最终，身体的不适还是战胜了表达的渴望。他强调了一句“那是很重要的事”，随后由女佣人引着离开了。
回到房间后，安德烈亚斯依旧没有放开谢尔盖的手臂。因为屋子里的暖意，他苍白的脸色缓和了一些。在沉默许久以后，他愤愤然地小声咒骂道：“该死，他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
“他在前线吃了很多苦头，你应该对他好一些。看看他的手，他今后可能要重新学写字了。”
“他把我的消息出卖给共产党人，本来该判他死刑。这下他落下了残疾，要在我父亲面前哭诉，我该怎么办？雷奥妮肯定要借此发作，闹得我不得安宁。”安德烈亚斯坐到床边，疲倦地长叹一声，“幸好我给自己找了个去处，不过忍受几天罢了。”
他的冷漠让谢尔盖心底发凉。突然间，他的胸口被刺了一下似的，怀疑像窗外的狂风吹动了他：难道他们之间的柔情是独处带来的幻觉？面对他不偏爱的人，即使是像卢卡斯这样的可怜人，安德烈亚斯都将自己武装起来，毫无顾忌地掠夺与欺凌。那么，就算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文明的教养也丝毫没有让他学会怜悯。又或许，或许他珍爱“凯里安”，就如同珍爱一件昂贵的、费尽心思得到的拍卖品——他时不时表现对母亲的思念，也只是表演忧愁而多情的高贵罢了。
谢尔盖怀着微妙的忿然入睡了。在凌晨时分，安德烈亚斯却把他推醒了，在他耳边小声说：“我们走吧。他这样——我不想看见他。”
谢尔盖望见窗外黑沉沉的天色。他还没有完全清醒，眯着眼睛问道：“现在？你要去哪里？”
安德烈亚斯凝视着他的眼睛，叹了口气，倒回枕头上：“我在想，只是一个想法。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去瑞士，或去阿根廷。只有我们两个。”他神经质地沉默了片刻，在枕头上凑近了，捂热的胳膊揽住谢尔盖的肩膀：“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在他们折磨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把我们的事说出来？在那种时候，你不想报复我吗？”
谢尔盖就着紧密的距离，吻了吻安德烈亚斯的嘴角：“你说呢，为什么不？”
安德烈亚斯僵了一下，脸颊开始发烫，眉宇间露出难以自制的柔情和酸楚。
“我们走吧。”他再一次小声哀求，“就我们两个，你和我，随便到哪里去……”
谢尔盖沉默了。想起睡前对安德烈亚斯的猜测，他的心里浮起一丝愧疚。
安德烈亚斯接着说：“为什么在所有这些发生以后，他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闯进我的房子里，就好像我们还是朋友一样？如果我是他，我一定会开枪打死对方的。”
原来他也有无法面对别人的时刻，这是出于愧疚，还是出于害怕？如果他还有些良知，他又怎么走到了今天这般光景？
谢尔盖拍拍安德烈亚斯的手臂：“原来如此。你想要离开，是怕他报复你吗？”
“他想要报复我还好些，我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可现在，像这样——我该怎么办？”
“世界上总有比朋友和仇敌更复杂的关系。卢卡斯没有怨恨你，这不好吗？谁知道他会不会责备你呢？你总是在担心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像个怕黑小孩子，担心床底下有没有妖怪似的。”
安德烈亚斯把头埋进他的肩膀里，烦躁地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才说：“哦，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他没再要求谢尔盖讨论这个问题。谢尔盖拍拍他的后背，让他枕着自己的肩膀，什么也没有再说。安德烈亚斯很有决断，不需要谁在身后推一把就能作出决定，他只需要倾听者。很快，睡眠重新把他们包裹起来。
第二天早上，卢卡斯也坐在了餐桌边。昨夜在风雨中积攒的勇气消失了，他甚至不敢和安德烈亚斯对视。那个欲言又止的“重大秘密”也没有再被提起。
中午时分，谢尔盖检查了那封信的开口，一切都没有变化。他认为这与昨夜的突发事件有关，又将信封在桌上放了两天，封口照旧如常。他对于燕妮的判断不由得感到佩服——对于身边正在发生的事，安德烈亚斯有种奇怪的盲目。
在十多岁的时候，即便有塔莉亚这样直爽的伙伴，谢尔盖依然难免对女性怀有偏见。他认为女性可爱温柔、充满感性，需要得到全社会的爱护和支持，需要刚毅和理性的工作还是交给男性更好些。而战争开始以后，前线和敌后的女战士们改变了他的看法。在理智上，他逐渐放下了性别的陈见，但时不时地，不信任还是会在他的心头冒出个尖角。他已经能及时的识别并改正它们了。
没过几天，他同安德烈亚斯坐车前往保安总局的办事处。新任务的材料经由六处转交到了他们手中。与他们同时出现的还有军事谍报局的人员：这三个国防军的情报专家绷着脸，除了必要的工作交接，不愿和他们多说一句话。
此地离心离德的工作氛围让谢尔盖在心里嘲笑了很久。他开始加紧训练自己的记忆力，以便在不动用纸笔的情况下记录乌克兰大区的基本状况。就在他准备通过这次旅程向内务部提供敌占区的信息时，新的任务被投在了椴树下。纸条上的字迹十分潦草，像是临时书写的紧急通知。上面只用隐形墨水写了一句话：“务必保证诗人安全。”
谢尔盖点燃了一支香烟，遥遥示意他已经看见了她。燕妮举手碰了碰额角。这是可以交谈的标志。
谢尔盖走到她的身边，在树干上捻灭了烟头：“哦，安尼卡，怎么在柏林遇见了您？”
“旗队长有些家务事，我是来柏林取东西的。”
“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好。就在昨天，有一只鸟飞进了后院里，撞到玻璃窗上摔断了脖子。”
这意味着情报小组的一位成员被捕了，现在已经牺牲。谢尔盖并不认识小组中所有的成员，他同燕妮和克劳迪娅单线联系。今天克劳迪娅没有出现，本该在勃兰登堡边缘小镇的燕妮却来到了柏林。他的心头一紧，嗓子像被人掐住了。
“真不妙。”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说，“那么您打算装个捕鸟网之类的吗？”
“不。我们还是照往常的规矩收拾院子。”
他们的情报小组不能沉默。谢尔盖想，那位成员的死讯应当是确切无疑了。
他们远离了大路，来到一片静谧的林子里。两人仔细地检查了周围，确认无人后，燕妮说道：“你不必担心克劳迪娅，她很好。我来是为你上次提到的情报交接问题。你确认要搬去柏林市中心？”
“是啊，到市区生活。上次的地址已经确认无疑。那里的居民成分复杂，除了那位危险人物，窗户和大门后的其他眼睛也值得警惕。如果我总是和一个女孩儿见面，立刻就会被发现的。”
燕妮为他提供了新的联络方式：谢尔盖可以通过信箱投递情报。安德烈亚斯很少与人通信来往，不会经常查看信件，而谢尔盖却有一位编造出来的母亲，这一条危险却安全的情报通路便有了建立的可能。在柏林邮递员中有他们的侦查员，他熟悉每一个成员的住址。每天傍晚五点，他会变装成普通市民，骑着自行车从市中心的窗户下经过。如果他的同志有“写信”的需求，就在窗口摆一瓶墨水。第二天，他会提早半个小时上门收取信件。封死的信封是紧急情报，粘四分之三的则是用于伪装假身份的“家书”。“邮递员”会把信件分类。必要的情况下，寄信的侦查员会得到暗含组织指令的回信。
谢尔盖认为这个计划太过冒险，燕妮则十分坚决地要求他执行命令：
“你必须要让他注意到你写信的习惯。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慢慢地、一封封地给我们南方的地址寄信了。”
这天下午，谢尔盖从安德烈亚斯的柜子里翻出信纸和信封，卡准时间，在桌边开始写作。安德烈亚斯十分谨慎，除了那一本令人起疑的《布兰诗歌》，他的身边不会携带任何与工作相关的文件。因此，他的抽屉和书柜也从不上锁。对于一切物品，谢尔盖都可以随时取用。
在他写到第三段的时候，安德烈亚斯推门进来了。这位热爱工作的少校近来难得清闲，除了通过电话指挥勃兰登堡的手下以外，盖世太保没有给他安排更多的工作。他每天在办公室喝着咖啡，对别人的工作成果审阅签字，过得好不自在。
鉴于他在宣传集会当中出色的表现，老里特贝格没有再为难他俩。他的心思都扑在雷奥妮腹中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安德烈亚斯毫不在意他父亲老来得子的喜悦。他认为就算这个家族多一位继承人，以他的经营手段和年龄差距，那孩子归根结底也只能寄他篱下，仰他的鼻息生活，更何况雷奥妮还有一半的概率生出女孩。除了餐桌上一贯的死寂，和走廊里那一排虎视眈眈的画像以外，他几乎找不出什么不顺心的事由。
至于东普鲁士大区的援助请求，在被授权负责的第一天，安德烈亚斯便与军事谍报局的同僚通了电话，把国防军的情报系统拉下了水。
在电话里，他先说明了对于前线屡次出现错误情报的关注，承认可能存在情报漏洞，宣称国防军和党卫军有必要校对彼此的情报来路。他表现出一副愿意合作的姿态，并向对方提供了一起调查的机会，等军事谍报局答应下来，将增派的人员名单交给他，才收到具体的任务指令。
“能负责的人总是越多越好。”安德烈亚斯对谢尔盖解释，“我才不在乎他们会问出什么结果。如果错了，无非大家一起倒霉。东普鲁士的同事们，还有勃兰登堡的军事谍报局，他们才是熟悉前线状况的那一群，要是他们认不出苏联间谍，那才最该责备。说实在话，我想为祖国多做一些贡献，但我不能为超出职责的决策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谢尔盖从信纸上抬起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柏林？因为这些派系斗争让我厌烦。”
“我牵连了你的老东家，让你不高兴了？”
“我只为德意志祖国效力。在前线，在保总安局，都是一样。”
安德烈亚斯笑了笑，这才发现他胳膊底下压着的信封：“这是什么？你打算给什么人写信？”
“这是写给我母亲的信。安德烈亚斯，还有，祝我生日快乐。”谢尔盖放下钢笔。
“你的生日？四月？该死，我完全忘记了。”
我从没有向他提起过生日，他应当偷偷调查了档案，因此才会说“忘记了”。安德烈亚斯在工作中能处理那么多琐事，在生活上却糊涂得彻底。好一个怪人。谢尔盖暗自嘲笑道，难怪他以前的恋爱常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不仅霸道多疑，还不懂得如何讨人欢心。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家里写信了。说起来怪不好意思的，我的母亲只会说不会写，所以她不常给我回信。我们约定好了，如果家里有什么情况，她委托了住在对门的姑娘写信给我。我每隔三个月都会写信回家，如果没有回信，就说明一切都好。”
“原来如此，看来我耽误你回家了。等我们从乌克兰回来，或许你想要一个假期？”
离开他是很危险的，一旦安德烈亚斯脱离了他的视野，万一情况有变，他根本无法察觉端倪。
“写信就足够了。或许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我就会回家去了。”
安德烈亚斯不愿同他分开，自然很乐意他如此决定：“你可以多写几封信回去，既然你已经不在前线效力，时间也多，免得你母亲担忧。”
“说点不合时宜的话。我不用上前线去，我的母亲应当高兴得睡不着觉。如果她知道了一切，她才不会管我是不是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她只会去教堂里为你祈祷。”
“理所当然的事。我是家里的独子，父亲也不希望我上前线。我当秘密警察把他气得不轻，但这在他看来比参军要好些。”
他的确放松警惕了，谢尔盖松了口气。一个新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生：“你为什么不给你的母亲寄信呢？”
安德烈亚斯吃了一惊，脸上浮现起尴尬又厌恶的神色：“天啊，为什么你要提起这件事？你知道的，她不愿意见我。”
“她毕竟是你的母亲呀。面对面的时候，人总是有很多说不出口的话。或许你给她寄信，她就会给你回信了，如果没有回信，我想她至少也会读一读。人总是先决绝地离开，然后用许多年去后悔。你都没有尝试过，怎么知道一定不会有结果呢？”
安德烈亚斯被问住了。他坐进椅子里，面带犹疑，伸手去摸兜里的烟盒。谢尔盖见好就收：“我并不想逼迫你。你有很多时间来考虑这件事，不是吗？”
“是啊。”安德烈亚斯重新放松下来。他的生活习惯有鲜明的特征，谢尔盖甚至可以通过他抽烟喝酒的频率来判断他近来的心情。他们夜里仍睡在一起，但仅仅只是分享一张床而已。在表白心意以后，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安德烈亚斯莫名其妙地维持着暧昧而躲避的态度。也许在他自己的理解里，这是一种必要的尊重：如果谢尔盖表示明确拒绝，安德烈亚斯连他的手也不会碰一下。
突然拉开的距离让谢尔盖感到舒适，也让他惊异。安德烈亚斯真的决心要改变，还是说，这一切又是一时兴起的演出？但他不敢放任这一场相敬如宾的表演持续下去。如果有一天对方对他失去兴趣，他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了。他强迫自己对安德烈亚斯表现出恋人间渴望，比如抚摸，比如亲吻，又严格地把亲近控制在既不让自己晕眩且不让对方起疑的尺度上。在安德烈亚斯眼里，小心的试探演变成了被伤害后的犹豫，让他时常为自己的多疑感到悔恨。每当谢尔盖在入睡前摸摸他的头发、对他道晚安，面对那张温柔的脸庞，他就必须全力抑制胸膛里的冲动。
谢尔盖在那封“家书”的封口夹了一缕缝线，试着检测这类信件能否躲过安德烈亚斯检查一切的癖好。他收好桌面上的纸笔，时钟刚好指向八点。他完成洗漱，靠在床头写了一页半的日记，便躺下睡觉了。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大约一点半的时候，他们被风雨声吵醒了。
大风像从湖面与群山之间吹来，隆隆地掠过树林，把二楼的玻璃窗吹得砰砰直响。安德烈亚斯不安地辗转了一阵，拧开台灯，走到窗边向外看去。谢尔盖望着他的背影，脑子里忽然跳出一串渺远的念头：他没遭受过战争的侵袭，甚至不知道前线的炮声是什么样的，稍大些的风雨都能扰得他不得安眠。那么他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懂得战争吗，如果他明白它的残忍之处，为什么甘愿为了一个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灵魂？如果他不懂得，为什么要把爱人抓得这样紧，把生命看做转瞬即逝的东西？
在他的沉思之中，道路的尽头亮起一个光点，在风雨中飘摇着。那应当是一个拿手电筒的人。他方向明确，虽然被风吹得东倒西歪、举步维艰，但他顺着车道正向他们的房子走来。
“那会是谁？”安德烈亚斯喃喃地问。他从窗口快步走到桌边，拿出抽屉里的手枪，又返回了那扇咯吱作响的窗户。
谢尔盖从床上起身，握住他的手：“看来今晚要发生点什么了，不是吗？”
安德烈亚斯的手在微微颤抖，他的紧张让谢尔盖感到异常。果然，他犹豫着开口：“那天下午，有人在林子里看到了我们。他向近处的警察局举报了。凯里安，你害怕吗？”
谢尔盖心头一颤，假装平静地说：“无非是强制劳动之类的，再不济就被拉去枪毙。你看我害怕死亡吗？”
安德烈亚斯有些焦躁，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目光从玻璃窗外转向他的双眼：“他没有看到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脸，也没说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就算——就算他拿出了证据，我也不会让这些发生，好吗？你在想什么？集中营？你真的有和它们对抗的胆量吗？”
他害怕极了，却在试图逞强，假装出一副可以依靠的模样。谢尔盖想了想，尽量妥帖地回答：“我愿意留在你身边，就愿意承担后果。如果你有所担忧，应该早一些告诉我，我们在外应当更加小心。不要总把这一切当作你一个人的事，好吗？”
在他的手掌中，安德烈亚斯的手指动了动。他向谢尔盖靠近了些，垂下眼皮笑笑：“是吗？我可能反应过度了。这十年之内，一夜之间发生的改变还不够多吗？说实话，如今的局面让我不太舒服。我多么希望——”
就在这时，花园里传来了犬吠，沉重的木门打开了。他的话被打断了。风雨声更加嘈杂，一只鸟在林中粗野地大叫，伴随着树枝摇摆的声音。从楼梯下传来了细小的窸窣声，掌管钥匙的女仆正在同来访者说话。
“我要下去看看，你和我一起。”安德烈亚斯命令道。
他们俩借着房间透出的昏暗光线，在楼梯口看到了那位浑身湿透的不速之客。安德烈亚斯小声地骂了一句该死，撇下他跑向门前。谢尔盖只好跟在他的身后。
在门前的灯光中，那个黑影的面貌终于展露在他们眼前。来者穿着长筒靴，歪戴着船帽，一身皱巴巴的军装，布满了污泥和水渍。他的脸颊瘦得凹陷下去，美丽的蓝眼睛惊恐地睁大，嘴唇透着病态的红色，右手拿着手电，左手捏着一张黑色的油布。他就是用这东西裹住自己，在猛烈的风雨中穿行的。
“你们好。”他颤颤巍巍地说，“安德烈亚斯，还有，这位是……啊，上尉，是您！”
卢卡斯麻木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恐，很快消失在他那如同面具般僵硬的表情下。战争将它的颓丧与木然涂抹在了那张俊美的脸上，谢尔盖根本无法再将他同那个英俊潇洒的公子哥联系在一起。女佣人把那不成体统的雨衣拿到了门廊以外，卢卡斯不再能适应体贴周全的照顾，僵硬地挥挥手表示感谢。谢尔盖发现他的右手缺了两根手指，黝黑的缝线嵌在皮肉里，边缘被雨水泡得发白。
从他们见面开始，安德烈亚斯的眉头一直紧紧皱着，没有任何要说话的意思。谢尔盖见卢卡斯站在门前，冷得不住发抖，便让他赶紧去洗个澡，换身衣裳。卢卡斯向客房走了两步，忽然回过头：“安德烈亚斯，我今晚到贵府打扰，是有话要对你说！我知道你或许对我……”
安德烈亚斯一把抓住了谢尔盖的手臂，好像那股从门前吹进的冷风也让他颤抖。他清了清嗓子，冷酷地拒绝了：“我累了。明天再说。你应该早点休息。”
卢卡斯犹豫不决，最终，身体的不适还是战胜了表达的渴望。他强调了一句“那是很重要的事”，随后由女佣人引着离开了。
回到房间后，安德烈亚斯依旧没有放开谢尔盖的手臂。因为屋子里的暖意，他苍白的脸色缓和了一些。在沉默许久以后，他愤愤然地小声咒骂道：“该死，他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
“他在前线吃了很多苦头，你应该对他好一些。看看他的手，他今后可能要重新学写字了。”
“他把我的消息出卖给共产党人，本来该判他死刑。这下他落下了残疾，要在我父亲面前哭诉，我该怎么办？雷奥妮肯定要借此发作，闹得我不得安宁。”安德烈亚斯坐到床边，疲倦地长叹一声，“幸好我给自己找了个去处，不过忍受几天罢了。”
他的冷漠让谢尔盖心底发凉。突然间，他的胸口被刺了一下似的，怀疑像窗外的狂风吹动了他：难道他们之间的柔情是独处带来的幻觉？面对他不偏爱的人，即使是像卢卡斯这样的可怜人，安德烈亚斯都将自己武装起来，毫无顾忌地掠夺与欺凌。那么，就算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文明的教养也丝毫没有让他学会怜悯。又或许，或许他珍爱“凯里安”，就如同珍爱一件昂贵的、费尽心思得到的拍卖品——他时不时表现对母亲的思念，也只是表演忧愁而多情的高贵罢了。
谢尔盖怀着微妙的忿然入睡了。在凌晨时分，安德烈亚斯却把他推醒了，在他耳边小声说：“我们走吧。他这样——我不想看见他。”
谢尔盖望见窗外黑沉沉的天色。他还没有完全清醒，眯着眼睛问道：“现在？你要去哪里？”
安德烈亚斯凝视着他的眼睛，叹了口气，倒回枕头上：“我在想，只是一个想法。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去瑞士，或去阿根廷。只有我们两个。”他神经质地沉默了片刻，在枕头上凑近了，捂热的胳膊揽住谢尔盖的肩膀：“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在他们折磨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把我们的事说出来？在那种时候，你不想报复我吗？”
谢尔盖就着紧密的距离，吻了吻安德烈亚斯的嘴角：“你说呢，为什么不？”
安德烈亚斯僵了一下，脸颊开始发烫，眉宇间露出难以自制的柔情和酸楚。
“我们走吧。”他再一次小声哀求，“就我们两个，你和我，随便到哪里去……”
谢尔盖沉默了。想起睡前对安德烈亚斯的猜测，他的心里浮起一丝愧疚。
安德烈亚斯接着说：“为什么在所有这些发生以后，他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闯进我的房子里，就好像我们还是朋友一样？如果我是他，我一定会开枪打死对方的。”
原来他也有无法面对别人的时刻，这是出于愧疚，还是出于害怕？如果他还有些良知，他又怎么走到了今天这般光景？
谢尔盖拍拍安德烈亚斯的手臂：“原来如此。你想要离开，是怕他报复你吗？”
“他想要报复我还好些，我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可现在，像这样——我该怎么办？”
“世界上总有比朋友和仇敌更复杂的关系。卢卡斯没有怨恨你，这不好吗？谁知道他会不会责备你呢？你总是在担心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像个怕黑小孩子，担心床底下有没有妖怪似的。”
安德烈亚斯把头埋进他的肩膀里，烦躁地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才说：“哦，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他没再要求谢尔盖讨论这个问题。谢尔盖拍拍他的后背，让他枕着自己的肩膀，什么也没有再说。安德烈亚斯很有决断，不需要谁在身后推一把就能作出决定，他只需要倾听者。很快，睡眠重新把他们包裹起来。
第二天早上，卢卡斯也坐在了餐桌边。昨夜在风雨中积攒的勇气消失了，他甚至不敢和安德烈亚斯对视。那个欲言又止的“重大秘密”也没有再被提起。
中午时分，谢尔盖检查了那封信的开口，一切都没有变化。他认为这与昨夜的突发事件有关，又将信封在桌上放了两天，封口照旧如常。他对于燕妮的判断不由得感到佩服——对于身边正在发生的事，安德烈亚斯有种奇怪的盲目。
在十多岁的时候，即便有塔莉亚这样直爽的伙伴，谢尔盖依然难免对女性怀有偏见。他认为女性可爱温柔、充满感性，需要得到全社会的爱护和支持，需要刚毅和理性的工作还是交给男性更好些。而战争开始以后，前线和敌后的女战士们改变了他的看法。在理智上，他逐渐放下了性别的陈见，但时不时地，不信任还是会在他的心头冒出个尖角。他已经能及时的识别并改正它们了。
没过几天，他同安德烈亚斯坐车前往保安总局的办事处。新任务的材料经由六处转交到了他们手中。与他们同时出现的还有军事谍报局的人员：这三个国防军的情报专家绷着脸，除了必要的工作交接，不愿和他们多说一句话。
此地离心离德的工作氛围让谢尔盖在心里嘲笑了很久。他开始加紧训练自己的记忆力，以便在不动用纸笔的情况下记录乌克兰大区的基本状况。就在他准备通过这次旅程向内务部提供敌占区的信息时，新的任务被投在了椴树下。纸条上的字迹十分潦草，像是临时书写的紧急通知。上面只用隐形墨水写了一句话：“务必保证诗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