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战争的底色
克劳迪娅骑行到旗队长的别墅附近，发现了自行车后的尾巴。
她的车筐里只有一袋面粉，两块黄油以及一块杏仁膏。克劳迪娅常把需要送达的情报藏在杏仁膏的纸包底下。她完成了今天的情报搜集，现在，只要到旗队长家门前同“安尼卡”交接即可。她挑选了一条弯曲的小路，在拐角处，她不用回头也能用余光扫过身后的一切。
离开学校后，她便一直从事着危险的反抗活动。每个年轻人都指望用生命做出一番事业，可成事常不依靠一瞬间的咬牙牺牲，那是个更加漫长、更加消磨意志的过程。她不再追求英雄主义似的死，逐渐将任务看做自己分内的职责。她寄居在一位农妇的家中，燕妮声称她是自己远房的表妹，新婚丈夫在东线牺牲了，不得已投靠自己。那位中年女子起先不愿收留她，但耐不住请求与金钱的诱惑。几个礼拜以后，她对这位“不幸却坚强”的姑娘改变了态度，甚至不那么在意回报了。
克劳迪娅在表面上同“安尼卡”一道儿当洗衣工，暗地里，她以回柏林料理丈夫后事为借口，承担起了情报传输的工作。她同此地的秘密警察打过照面，不得不在出门前乔装改扮，连收留她的女人也不知道她的真实相貌。当她发现自行车后的树林里，有人悄悄凝望着她的时候，心里不由得一紧。
克劳迪娅又一次改变了路线。她将车骑到水边，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一把手枪正藏在裙子的口袋里，紧紧贴着她的大腿。这让她重新获得了勇气。如果秘密泄露，需要动粗，河边是最合适的位置。她调整了坐姿，用裙摆盖住膝盖，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放松。树林里沙沙一阵响动，一个少年拨开灌木丛，向她走来。
“我记得您。”罗尔夫对她说，“您是安妮卡的亲戚，时不时替妈妈出门兑换配给的，是吗？”
他金色的头发很凌乱，似乎被他挠了两把，或者刚刚被树枝挂住了。这个十五六岁的少年长得像纳粹宣传画报上标准的雅利安孩子，模样俊美，眼睛深蓝。
这孩子生在了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克劳迪娅惋惜地想。
“是呀。”她假装谦卑地说，“小少爷，没想到您会记得我。可惜我今天没空同您谈话，我还要去给您母亲送东西呢。”
说完，她快速起身，骑上自行车离开了。
在丽娜的家庭中，一切仍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燕妮亮明身份以后，丽娜便向旗队长示弱，希望丈夫可以不计前嫌，让他们的婚姻和睦如初。旗队长得了这个台阶，欣然应允了她的祈求——前一阵子政敌对他婚姻状况的弹劾让他焦头烂额。他在电话里对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活表示关切，好像他从没有过任何伤害与虐待的行径似的。若在往日，丽娜必定会痛苦不堪，而现在，全新的道路在她眼前铺展开来，于她，婚姻时一片生满荆棘的花园，早已没有任何魅力可言、再不值得为之流一滴眼泪了。她的丈夫逐渐在电话里谈起公务上的烦心事，而所有消息都分毫不差地传进了燕妮的耳朵。
大儿子罗尔夫对父亲十分想念。虽然这位一家之主从没有照料过他的饮食起居，连他在学校的表现都一概不问，但他依旧把父亲看做毕生的榜样。虽然没有父亲的关怀，他在勃兰登堡的日子也不是十分苦闷。除了必要的课程学习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他把大量的时间消磨在奥托的办公室里。这个年轻有为的秘密警察办事利落，还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罗尔夫非常乐意向他讨教射击技巧，而奥托也十分乐意服务这位身世显赫的学生。
克劳迪娅本以为这只是个小插曲，可是，在一个礼拜以后，同样的情形再一次出现了。克劳迪娅在袖子里藏了一根尖锐的钢丝，靠边停下，假装自行车胎被扎破了，气恼地下车查看。果不出她所料，罗尔夫忽然从道路的另一边向她走来，邀请她一同回家。
“今天我的功课都做完了。”罗尔夫自豪地说，“奥托说我的枪法也越来越准了。本来今天要和他一道去打兔子，可忽然有人来举报，说有个农场主人在地下室藏了四个犹太人。”
克劳迪娅推着车说：“真是不幸，那么你要失望了。”
罗尔夫怒气冲冲地说：“呸，猪狗不如又狡猾的犹太人，我们伟大的国家被他们出卖了。希望明天早上起来他们就都死光了。”
克劳迪娅直犯恶心，口头应和了两句，心中却咒骂起戈培尔的宣传品对孩子的毒害。这些少年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从他们上学开始，就被教师和课本注入了可怕的思想。这让他们趾高气昂、自命不凡，地狱的大门也在同时打开了——没人教会他们维护生命和生活的尊严。
“你长得很美。”就在沉默的空档，罗尔夫像个小大人似的恭维道，“我很喜欢你的眼睛，如果能和你做朋友……非常荣幸。”
克劳迪娅心中的惋惜彻底变成了厌恶。有许多参加青年团的男同学曾对她示爱，几乎都是类似的说辞。过不了多久，那种令人厌烦的大男子主义作风便会显示出来：她在考虑升学、研究，那些追求者却将她规划进了自家的厨房，好像她是个性能优越的水壶或者搪瓷铁锅似的。
“您过奖了！安妮卡常常向我提起您，您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冒昧地问一下，您今年多少岁？”
滚开，克劳迪娅在心里想。为了脱身，她不得不礼貌地回答：“21岁。您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我们之间只相差五岁，我想，如果将来我们结婚，军队会批准的。”
“您在说什么？您应当去找一位门当户对的女性。我，我同您可不般配。”
克劳迪娅假装受惊，好掩饰自己内心的愤怒与骇然。她将此事告诉了燕妮与丽娜，让这两位充满生活智慧的女性也犯了难。燕妮让她这两天别再出现，今后务必选择罗尔夫不在家中的时间登门拜访。丽娜则惴惴不安，她深爱自己的孩子，但罗尔夫与父亲相似的冷漠常常让她感到心寒。她的心被痛苦撕扯着，游移不定。此时此刻，小女儿正在她的臂弯中沉睡，她望着那张柔软宁静的面孔，心想：我把她带到这世界上，难道是为了遭受苦难？不，我决不能让她在这样的德国长大。我希望她不被当做某个人的妻子培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这个念头让她下定了决心。燕妮希望她能对大儿子施加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丽娜深知一切都不是那么容易。她试着让儿子参与家务，罗尔夫却认为擦擦洗洗不是男子汉该做的事。他情愿和奥托一起去山上打兔子和野鹿，或者干脆躲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室，听一群男人夸耀他们在清扫犹太人工作中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与此同时，谢尔盖正在横穿东普鲁士大区的路途中。春天的迹象在荒原和城市中不断生长，野花布满了道路两旁，如果不是时不时出现的断壁残垣和冒着烟的大型集中营，这个春天和千年以来的每一个春天毫无分别。
在他们的车队之前，有一组骑摩托的武装党卫军开道。保安局的车走在前面，军事谍报局的车走在后面。在他们经过波兰的三座城市，进入乌克兰境内以后，道路两旁的树林变得稀疏了。在刚刚解冻的土地上，战争的痕迹还没有来得及被自然掩盖。炮弹的深坑和坦克的车辙布满了原来的田野，树林间的鸟鸣声也渐渐听不见了。
离开柏林之后，安德烈亚斯维持着沉默寡言的姿态。他不常穿制服，并非不喜欢那身被纳粹政府鼓吹作“黑衫骑士”的套装，而是着便装更不容易成为游击队和共产党的靶子。然而此刻，少校的领章和盖世太保的标识能够让他获得更多的权威。一身黑衣增加了他冷酷又冷淡的气质。他坚信塑造外形与恩威并施的态度同等重要，这样才能让同僚和手下易于管理。谢尔盖看着他装腔作势，暗自在心里发笑。
他们的司机是个管理集中营的军士长。此人将近四十，一直循规蹈矩地埋头苦干，却没有什么升迁的渠道。他看向安德烈亚斯的目光包含着艳羡与仇视，但行为举止却毕恭毕敬、近乎谄媚。他会说三国语言，除了德语以外，还能熟练地运用荷兰语和俄语，甚至精通加贝尔斯伯格速记，这让安德烈亚斯十分满意。
这几天气候干燥，天边凝滞着积雨云，空气中偶尔飘来几缕甘甜的水汽，然而迄今为止，在被阳光烘烤的大地上尚未落下一滴雨水。正午十分，他们刚刚离开接待处，酒足饭饱，昏昏欲睡。两个农民打扮的男人从他们的车队边经过。那时安德烈亚斯正看着窗外，像在看风景似的，但谢尔盖感觉不到他目光的落点，不知他又在想什么心事。
突然，他转向后视镜：“停车。”
司机靠着路边踩下刹车，后车便紧跟着停下了。在刹车声响起的刹那，两个人跑下公路，向两边荒芜的田野中躲闪。枪响从摩托车队中传来。一个男子小腿中枪，倒在了纵横的沟壑中间，他的同伴没有抛下他，在原地查看他的伤情。
谢尔盖放在大腿上的手指抽搐了几下。安德烈亚斯拍了拍驾驶座的靠背，命令道：“你去看看。”
司机打开车门，手持步枪，向荒芜的田野中走去。他走出了十米左右，安德烈亚斯才对谢尔盖说：“走吧，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那两人蜷缩在一个弹坑里，彼此依偎着，十分害怕。他们长着典型的乌克兰农民的脸，中弹的人年轻些，另一个看起来是他的父亲。他们的面容叫谢尔盖想起了无数的乌克兰人，其中有他的教官、他的大学同学。在一瞬间，他的眼球后面传来灼痛。如果他不用短促的呼吸逼自己冷静，眼泪就要漫进眼眶了。他绕到两人的身后，以免直视他们的眼睛。这种包抄的站位在其他人看来是种必要的谨慎。
军事谍报局的技术官员姗姗来迟。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尉问道：“他说什么了吗？”
安德烈亚斯扫了他一眼：“没有。”
“真晦气！斯拉夫人就是一群不堪教化的野兽，劝不动的硬骨头。就是这些人，给前线的推进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中尉客气的笑了笑，不卑不亢地回答：“您不在前线工作，对附近不那么熟悉。前面有一片雷区，如果您不想审讯，可以把他们两人赶去那里。让他们自己选择，一面走一面等待被炸死，还是交代事实。”
谢尔盖的血液敲击着太阳穴。正发生的一切都让他如同身在冰炭之间，一会儿热血翻涌，一会儿彻骨寒冷。这两人必死的结局他无法更改，但他无法忍受将人的生命看做玩物的行为。
他握紧拳头，捻了捻手指。果不其然，安德烈亚斯的目光移向他，口中却继续着刚才的讨论：“我们已经在这耽误了不少时间，更何况这两个蠢货未必知道什么消息。何必大费周章呢？”
谢尔盖哼了一声，没有表态。他用恪守命令的姿态表达着对讨论的不屑，掩盖着心中的紧张。
安德烈亚斯皱起眉头，踩在那个小腿高的坑边缘问道：“你们是乌克兰人？”
司机把他的话翻译成了俄语。
年长的那个回答：“是的。”
乌克兰人的态度惹得司机不大愉快。他上前一步，用步枪戳着两人的肩膀，大吼起来：“你以为你是谁，要说‘是的，长官’。”
安德烈亚斯看了他一眼：“你叫什么名字？”
司机答道：“恩斯特·舒尔特海斯，长官。”
“嗯。”安德烈亚斯拔出手枪挥了挥，像驱赶苍蝇似的，“舒尔特海斯，你去搜查一下他俩。”
这两个农民近乎赤贫。除了劣质烟草与破钱袋，他们的口袋里空无一物。
来自阿伯韦尔的中尉不大高兴地说：“据我所知，游击队不会把情报随身携带。”
安德烈亚斯不置可否，让舒尔特海斯继续翻译，询问道：“现在是晌午，你们两人为什么站在路边？见到我们又为什么要跑？”
老人回答道：“我们正要探望我生病的妹妹，她现在病得下不了床。我们本来不打算跑的，可是你们是德国人，在这儿一停车，我们心里难免害怕。”
“你们这有游击队吗？”
“不清楚。长官，我们不清楚。”
“那你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喽。不知道游击队，不知道坦克，也不知道德国人正管理着这里，嗯？”
他冷笑着在那名老者面前踱步，又晃到中弹的年轻人面前：“你呢，你也和你父亲一样是个糊涂虫，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年轻人的额头上满是冷汗，他小腿上的枪伤正流血不止。在剧烈的疼痛中，他抬起头说：“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游击队。我的母亲被地雷炸死了，我同我的父亲都是农民，我们能知道什么呢。”
“你的母亲被炸死了。那么你不仇恨德国人吗？你的父亲呢？你们在路边等着车辆经过，然后告诉游击队，把我们打死在前面的树林里，对吗？我给你们时间想想清楚。看到那棵树了吗？等它的影子转到石头上，如果你们还是不愿意说，我就处决你们。”
他说完看了看手表，把枪放低了。舒尔特海斯把他的话翻译过去。年轻人听完猛烈地挣扎起来，对他脚下的地面啐了一口：“等着瞧吧。你也会有粉身碎骨的一天，你这禽兽。”
国防军的中尉又一次嘟囔起来：“哦，这些人可不害怕枪毙……”
安德烈亚斯打断了他：“好了舒尔特海斯，等时间一到，就请你处决他们。”又假装宽缓地将人支走了，“劳烦您了。太阳底下晒得真是难受，不如您先回去吧。”
舒尔特海斯飞快地举起步枪。安德烈亚斯摆摆手，他从自己的烟盒里掏出两支烟，丢给他俩，命司机给他们一盒火柴。他们，连同两辆轿车，在这片焦土上接受着阳光杀菌般的审视，远远看去只是几点黑色的灰尘。谢尔盖的双眼被光线和大风刺痛，在帽檐下时不时地眨动，凝望着天际厚重的白云。因为缺失参照，在他眼中，它们贴在石头与地平线的夹角，一动不动。死也是一种停滞，没有前言和后记，一块纯黑的、骤然落下的幕布。这将近的死亡并不属于他，但他的同胞，甚至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同他自己又有什么分别？
他疼痛地眨眨眼睛，又看到安德烈亚斯向他投来的视线。身穿黑制服的少校偏过下颌，正以一个微不可察的角度向他使眼色，但谢尔盖很难分辨那是点头还是摇头。
他和以前不大一样。一个声音从谢尔盖的心底钻出来，他从不喜欢掺和这些，如果在以前，他甚至不会反对……
舒尔特海斯头一个忍受不了这种寂静。他在三个穿制服的人当中站得最直，不得不找个借口活动僵硬的腿脚。在两个俘虏点燃香烟以前，他走到安德烈亚斯面前报告：“长官，要让他们自己挖坑吗？”
“何必呢，这不是在集中营里，不需要额外的、一板一眼的工作。”
被冒犯的怒火从脸上一闪而过，但舒尔特海斯仍向他敬礼，走到一边去了。两个俘虏擦亮火柴，坐在那道坦克炮遗留的深沟里、他们三人的面前抽起烟来。
那两个俘虏在吸烟的时候，安德烈亚斯转向谢尔盖：“对于这种人，你们一般怎么处理？”
“能怎么处理？如果不开枪打死他们，他们很快就会向游击队通风报信。”
“就照你说的做。”安德烈亚斯拍拍他的手臂，像安慰似的，“别在这站着了，我们回车上去。”
在五分钟以后，原野里响起了两记枪声，在它们之间夹杂着一个男人悲愤交加的短促呼号，不知是来自父亲还是儿子。谢尔盖向窗外望去，两只被惊动的、像是燕子的鸟儿，迅捷地从车窗框定的画面中飞过。在它们下面，舒尔特海斯，那个提着枪的、博学多才的刽子手正向汽车的方向走来。
她的车筐里只有一袋面粉，两块黄油以及一块杏仁膏。克劳迪娅常把需要送达的情报藏在杏仁膏的纸包底下。她完成了今天的情报搜集，现在，只要到旗队长家门前同“安尼卡”交接即可。她挑选了一条弯曲的小路，在拐角处，她不用回头也能用余光扫过身后的一切。
离开学校后，她便一直从事着危险的反抗活动。每个年轻人都指望用生命做出一番事业，可成事常不依靠一瞬间的咬牙牺牲，那是个更加漫长、更加消磨意志的过程。她不再追求英雄主义似的死，逐渐将任务看做自己分内的职责。她寄居在一位农妇的家中，燕妮声称她是自己远房的表妹，新婚丈夫在东线牺牲了，不得已投靠自己。那位中年女子起先不愿收留她，但耐不住请求与金钱的诱惑。几个礼拜以后，她对这位“不幸却坚强”的姑娘改变了态度，甚至不那么在意回报了。
克劳迪娅在表面上同“安尼卡”一道儿当洗衣工，暗地里，她以回柏林料理丈夫后事为借口，承担起了情报传输的工作。她同此地的秘密警察打过照面，不得不在出门前乔装改扮，连收留她的女人也不知道她的真实相貌。当她发现自行车后的树林里，有人悄悄凝望着她的时候，心里不由得一紧。
克劳迪娅又一次改变了路线。她将车骑到水边，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一把手枪正藏在裙子的口袋里，紧紧贴着她的大腿。这让她重新获得了勇气。如果秘密泄露，需要动粗，河边是最合适的位置。她调整了坐姿，用裙摆盖住膝盖，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放松。树林里沙沙一阵响动，一个少年拨开灌木丛，向她走来。
“我记得您。”罗尔夫对她说，“您是安妮卡的亲戚，时不时替妈妈出门兑换配给的，是吗？”
他金色的头发很凌乱，似乎被他挠了两把，或者刚刚被树枝挂住了。这个十五六岁的少年长得像纳粹宣传画报上标准的雅利安孩子，模样俊美，眼睛深蓝。
这孩子生在了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克劳迪娅惋惜地想。
“是呀。”她假装谦卑地说，“小少爷，没想到您会记得我。可惜我今天没空同您谈话，我还要去给您母亲送东西呢。”
说完，她快速起身，骑上自行车离开了。
在丽娜的家庭中，一切仍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燕妮亮明身份以后，丽娜便向旗队长示弱，希望丈夫可以不计前嫌，让他们的婚姻和睦如初。旗队长得了这个台阶，欣然应允了她的祈求——前一阵子政敌对他婚姻状况的弹劾让他焦头烂额。他在电话里对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活表示关切，好像他从没有过任何伤害与虐待的行径似的。若在往日，丽娜必定会痛苦不堪，而现在，全新的道路在她眼前铺展开来，于她，婚姻时一片生满荆棘的花园，早已没有任何魅力可言、再不值得为之流一滴眼泪了。她的丈夫逐渐在电话里谈起公务上的烦心事，而所有消息都分毫不差地传进了燕妮的耳朵。
大儿子罗尔夫对父亲十分想念。虽然这位一家之主从没有照料过他的饮食起居，连他在学校的表现都一概不问，但他依旧把父亲看做毕生的榜样。虽然没有父亲的关怀，他在勃兰登堡的日子也不是十分苦闷。除了必要的课程学习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他把大量的时间消磨在奥托的办公室里。这个年轻有为的秘密警察办事利落，还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罗尔夫非常乐意向他讨教射击技巧，而奥托也十分乐意服务这位身世显赫的学生。
克劳迪娅本以为这只是个小插曲，可是，在一个礼拜以后，同样的情形再一次出现了。克劳迪娅在袖子里藏了一根尖锐的钢丝，靠边停下，假装自行车胎被扎破了，气恼地下车查看。果不出她所料，罗尔夫忽然从道路的另一边向她走来，邀请她一同回家。
“今天我的功课都做完了。”罗尔夫自豪地说，“奥托说我的枪法也越来越准了。本来今天要和他一道去打兔子，可忽然有人来举报，说有个农场主人在地下室藏了四个犹太人。”
克劳迪娅推着车说：“真是不幸，那么你要失望了。”
罗尔夫怒气冲冲地说：“呸，猪狗不如又狡猾的犹太人，我们伟大的国家被他们出卖了。希望明天早上起来他们就都死光了。”
克劳迪娅直犯恶心，口头应和了两句，心中却咒骂起戈培尔的宣传品对孩子的毒害。这些少年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从他们上学开始，就被教师和课本注入了可怕的思想。这让他们趾高气昂、自命不凡，地狱的大门也在同时打开了——没人教会他们维护生命和生活的尊严。
“你长得很美。”就在沉默的空档，罗尔夫像个小大人似的恭维道，“我很喜欢你的眼睛，如果能和你做朋友……非常荣幸。”
克劳迪娅心中的惋惜彻底变成了厌恶。有许多参加青年团的男同学曾对她示爱，几乎都是类似的说辞。过不了多久，那种令人厌烦的大男子主义作风便会显示出来：她在考虑升学、研究，那些追求者却将她规划进了自家的厨房，好像她是个性能优越的水壶或者搪瓷铁锅似的。
“您过奖了！安妮卡常常向我提起您，您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冒昧地问一下，您今年多少岁？”
滚开，克劳迪娅在心里想。为了脱身，她不得不礼貌地回答：“21岁。您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我们之间只相差五岁，我想，如果将来我们结婚，军队会批准的。”
“您在说什么？您应当去找一位门当户对的女性。我，我同您可不般配。”
克劳迪娅假装受惊，好掩饰自己内心的愤怒与骇然。她将此事告诉了燕妮与丽娜，让这两位充满生活智慧的女性也犯了难。燕妮让她这两天别再出现，今后务必选择罗尔夫不在家中的时间登门拜访。丽娜则惴惴不安，她深爱自己的孩子，但罗尔夫与父亲相似的冷漠常常让她感到心寒。她的心被痛苦撕扯着，游移不定。此时此刻，小女儿正在她的臂弯中沉睡，她望着那张柔软宁静的面孔，心想：我把她带到这世界上，难道是为了遭受苦难？不，我决不能让她在这样的德国长大。我希望她不被当做某个人的妻子培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这个念头让她下定了决心。燕妮希望她能对大儿子施加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丽娜深知一切都不是那么容易。她试着让儿子参与家务，罗尔夫却认为擦擦洗洗不是男子汉该做的事。他情愿和奥托一起去山上打兔子和野鹿，或者干脆躲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室，听一群男人夸耀他们在清扫犹太人工作中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与此同时，谢尔盖正在横穿东普鲁士大区的路途中。春天的迹象在荒原和城市中不断生长，野花布满了道路两旁，如果不是时不时出现的断壁残垣和冒着烟的大型集中营，这个春天和千年以来的每一个春天毫无分别。
在他们的车队之前，有一组骑摩托的武装党卫军开道。保安局的车走在前面，军事谍报局的车走在后面。在他们经过波兰的三座城市，进入乌克兰境内以后，道路两旁的树林变得稀疏了。在刚刚解冻的土地上，战争的痕迹还没有来得及被自然掩盖。炮弹的深坑和坦克的车辙布满了原来的田野，树林间的鸟鸣声也渐渐听不见了。
离开柏林之后，安德烈亚斯维持着沉默寡言的姿态。他不常穿制服，并非不喜欢那身被纳粹政府鼓吹作“黑衫骑士”的套装，而是着便装更不容易成为游击队和共产党的靶子。然而此刻，少校的领章和盖世太保的标识能够让他获得更多的权威。一身黑衣增加了他冷酷又冷淡的气质。他坚信塑造外形与恩威并施的态度同等重要，这样才能让同僚和手下易于管理。谢尔盖看着他装腔作势，暗自在心里发笑。
他们的司机是个管理集中营的军士长。此人将近四十，一直循规蹈矩地埋头苦干，却没有什么升迁的渠道。他看向安德烈亚斯的目光包含着艳羡与仇视，但行为举止却毕恭毕敬、近乎谄媚。他会说三国语言，除了德语以外，还能熟练地运用荷兰语和俄语，甚至精通加贝尔斯伯格速记，这让安德烈亚斯十分满意。
这几天气候干燥，天边凝滞着积雨云，空气中偶尔飘来几缕甘甜的水汽，然而迄今为止，在被阳光烘烤的大地上尚未落下一滴雨水。正午十分，他们刚刚离开接待处，酒足饭饱，昏昏欲睡。两个农民打扮的男人从他们的车队边经过。那时安德烈亚斯正看着窗外，像在看风景似的，但谢尔盖感觉不到他目光的落点，不知他又在想什么心事。
突然，他转向后视镜：“停车。”
司机靠着路边踩下刹车，后车便紧跟着停下了。在刹车声响起的刹那，两个人跑下公路，向两边荒芜的田野中躲闪。枪响从摩托车队中传来。一个男子小腿中枪，倒在了纵横的沟壑中间，他的同伴没有抛下他，在原地查看他的伤情。
谢尔盖放在大腿上的手指抽搐了几下。安德烈亚斯拍了拍驾驶座的靠背，命令道：“你去看看。”
司机打开车门，手持步枪，向荒芜的田野中走去。他走出了十米左右，安德烈亚斯才对谢尔盖说：“走吧，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那两人蜷缩在一个弹坑里，彼此依偎着，十分害怕。他们长着典型的乌克兰农民的脸，中弹的人年轻些，另一个看起来是他的父亲。他们的面容叫谢尔盖想起了无数的乌克兰人，其中有他的教官、他的大学同学。在一瞬间，他的眼球后面传来灼痛。如果他不用短促的呼吸逼自己冷静，眼泪就要漫进眼眶了。他绕到两人的身后，以免直视他们的眼睛。这种包抄的站位在其他人看来是种必要的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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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扫了他一眼：“没有。”
“真晦气！斯拉夫人就是一群不堪教化的野兽，劝不动的硬骨头。就是这些人，给前线的推进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中尉客气的笑了笑，不卑不亢地回答：“您不在前线工作，对附近不那么熟悉。前面有一片雷区，如果您不想审讯，可以把他们两人赶去那里。让他们自己选择，一面走一面等待被炸死，还是交代事实。”
谢尔盖的血液敲击着太阳穴。正发生的一切都让他如同身在冰炭之间，一会儿热血翻涌，一会儿彻骨寒冷。这两人必死的结局他无法更改，但他无法忍受将人的生命看做玩物的行为。
他握紧拳头，捻了捻手指。果不其然，安德烈亚斯的目光移向他，口中却继续着刚才的讨论：“我们已经在这耽误了不少时间，更何况这两个蠢货未必知道什么消息。何必大费周章呢？”
谢尔盖哼了一声，没有表态。他用恪守命令的姿态表达着对讨论的不屑，掩盖着心中的紧张。
安德烈亚斯皱起眉头，踩在那个小腿高的坑边缘问道：“你们是乌克兰人？”
司机把他的话翻译成了俄语。
年长的那个回答：“是的。”
乌克兰人的态度惹得司机不大愉快。他上前一步，用步枪戳着两人的肩膀，大吼起来：“你以为你是谁，要说‘是的，长官’。”
安德烈亚斯看了他一眼：“你叫什么名字？”
司机答道：“恩斯特·舒尔特海斯，长官。”
“嗯。”安德烈亚斯拔出手枪挥了挥，像驱赶苍蝇似的，“舒尔特海斯，你去搜查一下他俩。”
这两个农民近乎赤贫。除了劣质烟草与破钱袋，他们的口袋里空无一物。
来自阿伯韦尔的中尉不大高兴地说：“据我所知，游击队不会把情报随身携带。”
安德烈亚斯不置可否，让舒尔特海斯继续翻译，询问道：“现在是晌午，你们两人为什么站在路边？见到我们又为什么要跑？”
老人回答道：“我们正要探望我生病的妹妹，她现在病得下不了床。我们本来不打算跑的，可是你们是德国人，在这儿一停车，我们心里难免害怕。”
“你们这有游击队吗？”
“不清楚。长官，我们不清楚。”
“那你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喽。不知道游击队，不知道坦克，也不知道德国人正管理着这里，嗯？”
他冷笑着在那名老者面前踱步，又晃到中弹的年轻人面前：“你呢，你也和你父亲一样是个糊涂虫，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年轻人的额头上满是冷汗，他小腿上的枪伤正流血不止。在剧烈的疼痛中，他抬起头说：“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游击队。我的母亲被地雷炸死了，我同我的父亲都是农民，我们能知道什么呢。”
“你的母亲被炸死了。那么你不仇恨德国人吗？你的父亲呢？你们在路边等着车辆经过，然后告诉游击队，把我们打死在前面的树林里，对吗？我给你们时间想想清楚。看到那棵树了吗？等它的影子转到石头上，如果你们还是不愿意说，我就处决你们。”
他说完看了看手表，把枪放低了。舒尔特海斯把他的话翻译过去。年轻人听完猛烈地挣扎起来，对他脚下的地面啐了一口：“等着瞧吧。你也会有粉身碎骨的一天，你这禽兽。”
国防军的中尉又一次嘟囔起来：“哦，这些人可不害怕枪毙……”
安德烈亚斯打断了他：“好了舒尔特海斯，等时间一到，就请你处决他们。”又假装宽缓地将人支走了，“劳烦您了。太阳底下晒得真是难受，不如您先回去吧。”
舒尔特海斯飞快地举起步枪。安德烈亚斯摆摆手，他从自己的烟盒里掏出两支烟，丢给他俩，命司机给他们一盒火柴。他们，连同两辆轿车，在这片焦土上接受着阳光杀菌般的审视，远远看去只是几点黑色的灰尘。谢尔盖的双眼被光线和大风刺痛，在帽檐下时不时地眨动，凝望着天际厚重的白云。因为缺失参照，在他眼中，它们贴在石头与地平线的夹角，一动不动。死也是一种停滞，没有前言和后记，一块纯黑的、骤然落下的幕布。这将近的死亡并不属于他，但他的同胞，甚至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同他自己又有什么分别？
他疼痛地眨眨眼睛，又看到安德烈亚斯向他投来的视线。身穿黑制服的少校偏过下颌，正以一个微不可察的角度向他使眼色，但谢尔盖很难分辨那是点头还是摇头。
他和以前不大一样。一个声音从谢尔盖的心底钻出来，他从不喜欢掺和这些，如果在以前，他甚至不会反对……
舒尔特海斯头一个忍受不了这种寂静。他在三个穿制服的人当中站得最直，不得不找个借口活动僵硬的腿脚。在两个俘虏点燃香烟以前，他走到安德烈亚斯面前报告：“长官，要让他们自己挖坑吗？”
“何必呢，这不是在集中营里，不需要额外的、一板一眼的工作。”
被冒犯的怒火从脸上一闪而过，但舒尔特海斯仍向他敬礼，走到一边去了。两个俘虏擦亮火柴，坐在那道坦克炮遗留的深沟里、他们三人的面前抽起烟来。
那两个俘虏在吸烟的时候，安德烈亚斯转向谢尔盖：“对于这种人，你们一般怎么处理？”
“能怎么处理？如果不开枪打死他们，他们很快就会向游击队通风报信。”
“就照你说的做。”安德烈亚斯拍拍他的手臂，像安慰似的，“别在这站着了，我们回车上去。”
在五分钟以后，原野里响起了两记枪声，在它们之间夹杂着一个男人悲愤交加的短促呼号，不知是来自父亲还是儿子。谢尔盖向窗外望去，两只被惊动的、像是燕子的鸟儿，迅捷地从车窗框定的画面中飞过。在它们下面，舒尔特海斯，那个提着枪的、博学多才的刽子手正向汽车的方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