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一个软枕头
在柏林的生活并不轻松。一整个五月，谢尔盖的生活都被文书工作淹没了。他获得了一份清闲且梦寐以求的差事：报告的审核与归档。
安德烈亚斯在人事调动方面自有门路。直到上任，谢尔盖才知道布鲁诺·斯特雷肯巴赫与他的家族渊源颇深。安德烈亚斯的叔父经营着几家钢铁厂，在斯特雷肯巴赫管理着汉堡警察时，里特贝格厂长曾多次请这位警察头子镇压罢工，自然也给了对方不少经济上的好处。现如今，里特贝格家族的产业越做越大，斯特雷肯巴赫也飞黄腾达，在帝国保安总局全权负责人事任免。
第一次进入档案室，面对满墙的文件柜，谢尔盖激动得肩膀颤抖。在工作开始以后，对于所有即将归档的文件，他都会亲自过目。下属以为他事必躬亲，细致严谨，不仅毫无微词，还对他的工作态度十分敬重。
然而难题接踵而来：即便在内务部接受训练时，他也没有在短时间内接触过如此大量而繁杂的信息。对于奥布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其他的雇员来说，卷宗是一叠有待加工的原料，他们的打字机是流水线的机械，修订完成的纸张就该被扔进档案柜里，谢尔盖却怕错漏了一页纸、一句话。交通、能源、工业产值方面的信息都具有非凡的价值，它们在暗中指示着军事行动的可能，影响着战局的动态。这些信息常来自某两行简略的记录，夹杂在邻里鸡零狗碎的矛盾、对婚姻对象血统的怀疑以及举报消极怠工的教师、宗教人士的狂热当中。
巨大的信息流穿过他的视线，强迫记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疲劳。他的神经无法承担这种消耗，他常在梦中无声地发抖、抽搐，被唤醒以后，他仍需要十多分钟来确认真实世界。
安德烈亚斯睡得很浅，一点儿轻微的动静都能把他吵醒。因此他的睡眠状况也每况愈下。谢尔盖腹诽，这才是“优秀谍报工作者”的睡眠模式。差异带来的唯一好处是：每当谢尔盖在噩梦中挣扎，安德烈亚斯都会立刻把他唤醒，哄孩子一样抱住他的脑袋、亲吻他的头发，直到他完全平静下来。
谢尔盖提出和他分开睡——毕竟他们的小公寓里摆了两张床，用来掩人耳目。安德烈亚斯却拒绝了。
为此，谢尔盖惴惴不安了一阵子。他不想消耗对方的耐心，许多关系的破裂是从细微而持久的隐痛开始的，比如不合拍的生活作息。在他强调数次以后，安德烈亚斯和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希望他把自己当作可以依赖的恋人。这就是现在安德烈亚斯发脾气的途径：一场称作谈话的单方面宣讲，包括陈列经过挑选的事实，以及随后的胡搅蛮缠。
“我认为你需要看医生。至少吃一点药片，我可以弄到安眠药。”
“你明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你相信它能一劳永逸地振奋精神，照你的习惯，你早就用药盒子把房子里都装满了。”
“你想劝我戒烟戒酒。蠢得发疯的禁烟条例就是你这样的德国人制定的。”
“我不会吃药的，只是做噩梦而已。你太担心我了。”
“好吧。”出乎意料地，安德烈亚斯妥协了。“慢慢地你会好起来的。”
他的平和加剧了谢尔盖的不安。以往他接触不到如此高密度的情报，只需要伪装度日，这仅仅关乎他自己的生命，倒可以心平气和、高枕无忧。可现在，他面对着无数的资源，便开始担心自己能否物尽其用。有天晚上，他在急促的呼吸和尖叫中醒来了。
谢尔盖惊魂未定：他在梦中发出一声惊呼，是否意味着心理防线的松动？他紧张地想，我一般不说梦话，可是在异常的精神状态下，人做出多么不像自己的事情都不值得奇怪。在某几个短暂的瞬间，克劳迪娅的话在他的心里回荡：这场胜利是注定会到来的，你一定要亲眼见证它吗？你已经为祖国和信仰做出了贡献，直到生命的尽头。那把悬在头顶的剑，它什么时候落下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巨大的精神痛苦中，这一丝有关死亡的念头让他觉得安慰。谢尔盖第一次察觉到，过度的要求、过度的希望是一种傲慢，它高估了个体的承受能力，让人无法稳稳地站立在当下的情境当中。
当他在内务部受训时，最后的考核会决定他们能否成为对外的谍报人员。适合建立情报网络的学生将被派往欧洲，而更适合在国内工作的则会留在内务部。他们的长官认为，这一批从大学招募的、经历严苛训练的人才，即便最终不成为谍报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也能秉持坚毅而勇敢的品质。在他离开以前，教官向他透露：对于是否将他外派这件事，评审员们并没有达成一致。他的语言天赋和职业技能无可挑剔，然而他倔强而过度乐观的个性引起了一些担忧。有人认为那是不知变通的表现，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比一般人具有更加坚定的信仰。
随着战争的阴影在东欧上空飘荡，他被派往德国南部协助情报网络的组建。
“谁不是被推到某个情境当中呢？这个世界上可没有准备好的战争。准备永远是不够充分的。”临行前，他的教官叮嘱道，“我小时候十分贫困，填不饱肚子，还曾经在荒山当中放羊。哪个放羊娃会具备着成为情报官员的品质？最重要的是，接受必要的打磨切磋，也接受一些无可奈何。”
在二十多岁这个冲动的年纪，谢尔盖在慕尼黑与奥格斯堡一带从事破坏活动，组织起一支支持工人运动、抵抗纳粹暴行的小队。当地不少官员和纳粹的支持者因此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工作经验多次将他挽救于水火之中，这次也不例外——当他从水杯里喝出异乎寻常的淡苦味时。
谢尔盖偷偷倒掉了那杯水，但晚上九点左右，他仍感到前所未有的精疲力竭。
那疯子在我的水杯里掺了什么，估计是哪种巴比妥之类的药物。他在心里大骂安德烈亚斯，所幸在昏沉当中，他仍记得提醒自己——凯里安曾是前线的士兵，不应该熟悉这些药理知识。他必须把自己的疑问保留到明天早晨。
谢尔盖一直睡到了七点半，安德烈亚斯不得不在他耳边大吵大闹，把他从睡梦中唤醒。谢尔盖努力坐直身体，眼前的世界在旋转。好在对方在投入的剂量方面表现了一贯的“谨慎”，不然他很有可能一直睡到第二天。
“你昨晚给我吃了什么东西？”
安德烈亚斯洋洋自得：“你看，一整晚都没有噩梦，这不是很好吗？”
“天哪我真是受够了，你那种变态的控制欲究竟是怎么来的？我说了，我不希望今后的睡眠都必须依赖药物。我只是太累了，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自己克服它好吗？”
他尝试了整整一天，甚至把手臂内侧拧出了一块淤青，都没能让自己的头脑正常运作起来。我浪费了一天的时间，不知道错过了多少有用的情报。谢尔盖气急败坏地想。回到公寓，他向安德烈亚斯再次申明：“我根本没办法正常工作，亲爱的，请你不要再把药片加到我的茶杯里了。”
安德烈亚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当然，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不希望你没有尝试过一种东西就拒绝它。”
“听着，我知道你睡得不好。如果你认为这件事给你带来了麻烦，我完全可以——”
“没门。”安德烈亚斯在他胳膊上锤了一拳。
他们没有再说话，直到深夜。谢尔盖关掉床头灯，安德烈亚斯拉住他的手臂：“我其实很希望你能依赖我。我知道这很矛盾，过去——过去的那些人有求于我，我很快就厌烦了。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我——好吧，我没办法说清楚这是为什么。”
谢尔盖抱住他：“我知道，我知道。这样看来，只好麻烦你把我叫醒了。”
入夏之前，柏林的白天闷热，到了晚上才变得凉爽宜人。安德烈亚斯喜欢开着窗户，他们不得不挤在一条毯子底下。
过了一会儿，在黑暗和流动的空气中，安德烈亚斯说：“别生我的气。”
“我不会的，我保证。”谢尔盖的心动了一下，一个念头随之升起，“也许只是剂量问题，我们可以试试四分之一片。”
罗特希尔德医生对他提起过，安眠药对他的症状毫无益处，长期使用可能造成依赖。但他管不了这么多。情报就在他的眼前，他必须活着，必须保持清醒，必须不声不响地睡够七个小时，以最清晰的头脑去记忆它们。
在1942年，谢尔盖觉察到了时局悄然的变动。可能因为是办公处出现的第一位女职员，也可能是逐渐减少的酸菜配给量。安德烈亚斯也看到了这些改变。他不安的表示更多了，夜里常常提起离开德国的计划，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仍甘愿沉浸在千年帝国的美梦当中。
“这是秩序重建之前必要的风波。”安德烈亚斯对他说，“长期作战总是艰苦的，况且苏联人的抵抗十分顽强。”
但很快，他努力忽视的隐忧被提到了桌面上。
5月28日十二点半，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帝国保安总局的屋檐下酝酿，最终响起一记惊雷。它的起点是急促的电话铃声，然后是不详的静默，在楼梯间、办公室、大厅的廊柱和铁门之间，像蜜蜂嗡嗡扇动翅膀似的低语中，一个消息传开了：海德里希在捷克遭到了刺杀。
捷克地区是保安总局恐怖统治的试验场。盖世太保满以为通过恩威并施的政策、血腥的告密与镇压，德国人可以高效地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变成顺民。可事实嘲弄了他们：最残酷的手段也没办法掐灭反抗的勇气。
没过几天，科隆遭到了大规模轰炸。部分前线的士兵被批准了二十天的假期，回到故乡帮助他们遭受灾难的家人。然而直到假期结束，有一部分士兵仍没有找到在轰炸中失踪的亲人。一时间，前所未有的惶恐出现在了德国的大街小巷。虽然在戈培尔主导的舆论场中，对于祖国狂热的信心仍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即将垮塌的大厦上，灰尘和碎石开始从缝隙中飘落。
为了防止盟军的轰炸，柏林警察有了新的任务，他们将重新检查柏林所有民居的地下室，将适合改造成防空洞的那些挑选出来。
这是卢卡斯出院后参与的第一个任务。
他很享受在医院的生活，除了安德烈亚斯的两次探望。如果他讲起冬季在前线的遭遇，这位厌烦的亲戚仍能忍受，可当他说起让自己“发疯”的事由时，安德烈亚斯差点甩他一个耳光。
“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并不仅仅把集中营里的人赶去打扫街道、修补房顶。他们把活人放进低压房里，抽干里面的空气——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犯了什么过错的人会被这样处罚？天啊，我们自称是文明人！如果不是前线的运输车开错了方向，我也不会知道……”
谢尔盖心中惊讶。他知道德国人在前线犯下的罪行，想不到他们对自己的国民也一样残忍。在卢卡斯激动的声调中，他瞥见安德烈亚斯脸色不悦，立刻阻止：“您完全是在前线受了刺激。”
“您不相信！我可以向任何人作证，我不能撒谎……我是德国人，我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消息呢！”
安德烈亚斯不愿再听，径直走出了病房。谢尔盖为卢卡斯倒了一杯水，安慰道：“您不是想陈述事实，您想让他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不可能。就像现在，您把那些无中生有的罪行对我说了，但我不得不问，您有证据吗？不管是安德烈亚斯还是其他人，我相信他们也会这样问您对吗？您有证据吗？”
“您为什么不相信——”他深吸一口气，低下头喃喃道，“要有证据……要有证据……”
“这是相信与不相信以外的问题。您在柏林对多少人说过一样的话？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相信您，但他们除了向警察局举报您，什么也没有做不是吗？”
卢卡斯陷入了沉默。谢尔盖察觉到了他神情的变化，那双天真烂漫的蓝眼睛里立起了一面盾牌。
谢尔盖决定推波助澜：“你肯定记错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如果真的有人在做如此残酷的试验，我们的纪律不会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
卢卡斯不再言语。谢尔盖并不知道，这颗种子在不久之后就会生根发芽。
检查地下室毕竟不是什么残忍行径。卢卡斯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他负责的街区在城市的北面，英国皇家空军曾轰炸过那里，因此当地的居民表现得相对配合。他领着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拿着登记册，客客气气地敲开每家每户的大门。
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们更喜欢雷厉风行的领导作风，同他们的领导者一样，比起被爱戴，他们更享受被惧怕。这群青年团成员七八年前就叫嚷着要参军，在文化上只知道如何论述雅利安人的优越性，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和阅历来认识复杂的政治与战争，能够教化他们的书籍早在1933年被烧毁于各大城市广场了。在学校，对新生暴戾恣睢的言辞和姿态让他们风光无两。卢卡斯尽力表现得和善与亲切，让他的助手们颇有微词。
直到午后，平静的工作才出现了一些插曲。他们先在一间不太宽敞的地下室发现了一批的货物：塞满两个储物柜的土豆、面包和两打罐头。它们有可能来自开战前某一位主妇敏锐的直觉，也可能来自战争中的黑市交易。不论如何，这都是可耻的行为，在民用煤炭被削减，皮毛大衣被捐往前线，不论男式还是女式——的时候，在家庭中囤聚物资严重地违背了道德和规定，随时可能被收缴。
几位助手因为他们的发现而沾沾自喜，其中一个向卢卡斯报告：“长官，这件事怎么处理？”
卢卡斯看看屋檐下两个消瘦的孩子，显然兴致不高：“记录下来，让他们上缴。”
“需不需要处罚他们？”
“没有必要。”他小声嘟囔。
那年轻人像没听清似的待在原地，两眼看着他。那眼神让卢卡斯被自己的怯懦惹火了。他吼叫起来：“没有必要。做好你的记录。你没有听见吗？”
拿着记录册的年轻人吓了一跳，赶忙向他敬礼，低头用铅笔在纸上刷刷书写起来。
卢卡斯志得意满，不过很快就为自己的粗暴懊悔起来。在自己的行事当中，他看到了安德烈亚斯的影子，感到深深的不安。从文理学校毕业以后，他便当起了安德烈亚斯的尾巴。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同事们自有一套行事逻辑，卢卡斯并不能适应，他无法效法真正意义上的男公务员们欺下媚上，躲在安德烈亚斯身后让他避免了许多纠纷。除了直白而不留情面地指出他的错误，让他下不来台以外，安德烈亚斯在工作上对他多有指导。然而今天，往日习得的技能引发了他强烈的自我厌弃。
那一家人瑟缩地站在餐桌后面，惧怕地、愧疚地偷看他。卢卡斯被那目光烧得羞愧无比，手背的皮肤也开始发烫。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是这个可怕的下午的开端。
下午五点，工作到达了收尾阶段。表格上列举了十个可以作为防空收容处的地下室，其中包括那个囤积货物的家庭。卢卡斯在心里祈祷，但愿在改造那间地下室以前，警察局能给那对夫妻应有的赔偿，让他们瘦弱的孩子度过冬天。
他正在视察的三层楼房属于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孩子没有留在柏林，房间便空置了。二楼居住着几位从西面城市搬迁来的租客。在战争伊始，为了军事建设的需要，他们被武力胁迫着离开自己的村庄。希特勒政府的一沓配给票券换走了他们多年经营的家，让他们开始了漂泊无依的生活。显然，房东老太太刚从配给店门前的“长蛇”之中脱身：一碗酸菜正摆在厨房的窗口——她和配给店老板的关系不错，那绝对是满满的一勺。在今年年初，物资愈发匮乏，已经没有多余的纸袋供给普通老百姓使用了。
卢卡斯叫来了楼里所有的居民。几个家庭沉默地挤在狭小的客厅里，十几双眼睛不安地望着他们。
“这就是全部？”他问，“没有其他人了？”
“是的。”老妇人回答道，“没有其他人了。”拿纸笔的助手又沙沙地写起来。
“抱歉夫人，我们需要查看一下您的地下室。您知道的，今年柏林已经拉了几次防空警报了。”
“当然可以，但愿您不要嫌弃。下面又小又破，脏得厉害。自从我丈夫中风了以后，已经很久没有人打扫了。”
她很紧张。卢卡斯在心中判断，我可以通过她的姿态辨认出来。这栋房子里也许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想法一冒出来，他就恨不得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一枪。就在这时，楼梯下传来了一声闷响，像有个罐头被碰倒了。
书记员警觉地抬起头，对老妇人说道：“您说地下室里没有人。”
一个小男孩接话了：“但是有老鼠，长官。总是在夜里跑来跑去的，碰倒东西……我都睡不好觉。”
卢卡斯快步走到通道口：“我下去看看。”
在一片寂静无声中，他顺着楼梯走到拐角，用手电往里照了照。在手电原形的光亮中，有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男人，瘦高个子，蜷缩在昏暗的角落里看着他，浑身发抖。一个犹太人。
天啊，是这么一回事。卢卡斯的肩膀颤抖了一下，他朝那个人眨眨眼睛，对上面喊道：“没什么，这家不要。这鬼地方又小又破，还有老鼠。”
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在临走前礼貌地向老两口道别，但卢卡斯的心跳得飞快，直到从新踩在坑坑洼洼的街道上，他才长出一口气。这一刻，夕阳被街道的末尾牵引着，缓缓下沉。一阵久违的宁静汇聚在他的胸口。那感受来自于战争以前，他没有在战场上赢得它，哪怕他活着回到了柏林。它忽然降临在他的心头，重得像敲响的定音鼓，轻得像候鸟重新落回同一根枝条。
安德烈亚斯在人事调动方面自有门路。直到上任，谢尔盖才知道布鲁诺·斯特雷肯巴赫与他的家族渊源颇深。安德烈亚斯的叔父经营着几家钢铁厂，在斯特雷肯巴赫管理着汉堡警察时，里特贝格厂长曾多次请这位警察头子镇压罢工，自然也给了对方不少经济上的好处。现如今，里特贝格家族的产业越做越大，斯特雷肯巴赫也飞黄腾达，在帝国保安总局全权负责人事任免。
第一次进入档案室，面对满墙的文件柜，谢尔盖激动得肩膀颤抖。在工作开始以后，对于所有即将归档的文件，他都会亲自过目。下属以为他事必躬亲，细致严谨，不仅毫无微词，还对他的工作态度十分敬重。
然而难题接踵而来：即便在内务部接受训练时，他也没有在短时间内接触过如此大量而繁杂的信息。对于奥布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其他的雇员来说，卷宗是一叠有待加工的原料，他们的打字机是流水线的机械，修订完成的纸张就该被扔进档案柜里，谢尔盖却怕错漏了一页纸、一句话。交通、能源、工业产值方面的信息都具有非凡的价值，它们在暗中指示着军事行动的可能，影响着战局的动态。这些信息常来自某两行简略的记录，夹杂在邻里鸡零狗碎的矛盾、对婚姻对象血统的怀疑以及举报消极怠工的教师、宗教人士的狂热当中。
巨大的信息流穿过他的视线，强迫记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疲劳。他的神经无法承担这种消耗，他常在梦中无声地发抖、抽搐，被唤醒以后，他仍需要十多分钟来确认真实世界。
安德烈亚斯睡得很浅，一点儿轻微的动静都能把他吵醒。因此他的睡眠状况也每况愈下。谢尔盖腹诽，这才是“优秀谍报工作者”的睡眠模式。差异带来的唯一好处是：每当谢尔盖在噩梦中挣扎，安德烈亚斯都会立刻把他唤醒，哄孩子一样抱住他的脑袋、亲吻他的头发，直到他完全平静下来。
谢尔盖提出和他分开睡——毕竟他们的小公寓里摆了两张床，用来掩人耳目。安德烈亚斯却拒绝了。
为此，谢尔盖惴惴不安了一阵子。他不想消耗对方的耐心，许多关系的破裂是从细微而持久的隐痛开始的，比如不合拍的生活作息。在他强调数次以后，安德烈亚斯和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希望他把自己当作可以依赖的恋人。这就是现在安德烈亚斯发脾气的途径：一场称作谈话的单方面宣讲，包括陈列经过挑选的事实，以及随后的胡搅蛮缠。
“我认为你需要看医生。至少吃一点药片，我可以弄到安眠药。”
“你明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你相信它能一劳永逸地振奋精神，照你的习惯，你早就用药盒子把房子里都装满了。”
“你想劝我戒烟戒酒。蠢得发疯的禁烟条例就是你这样的德国人制定的。”
“我不会吃药的，只是做噩梦而已。你太担心我了。”
“好吧。”出乎意料地，安德烈亚斯妥协了。“慢慢地你会好起来的。”
他的平和加剧了谢尔盖的不安。以往他接触不到如此高密度的情报，只需要伪装度日，这仅仅关乎他自己的生命，倒可以心平气和、高枕无忧。可现在，他面对着无数的资源，便开始担心自己能否物尽其用。有天晚上，他在急促的呼吸和尖叫中醒来了。
谢尔盖惊魂未定：他在梦中发出一声惊呼，是否意味着心理防线的松动？他紧张地想，我一般不说梦话，可是在异常的精神状态下，人做出多么不像自己的事情都不值得奇怪。在某几个短暂的瞬间，克劳迪娅的话在他的心里回荡：这场胜利是注定会到来的，你一定要亲眼见证它吗？你已经为祖国和信仰做出了贡献，直到生命的尽头。那把悬在头顶的剑，它什么时候落下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巨大的精神痛苦中，这一丝有关死亡的念头让他觉得安慰。谢尔盖第一次察觉到，过度的要求、过度的希望是一种傲慢，它高估了个体的承受能力，让人无法稳稳地站立在当下的情境当中。
当他在内务部受训时，最后的考核会决定他们能否成为对外的谍报人员。适合建立情报网络的学生将被派往欧洲，而更适合在国内工作的则会留在内务部。他们的长官认为，这一批从大学招募的、经历严苛训练的人才，即便最终不成为谍报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也能秉持坚毅而勇敢的品质。在他离开以前，教官向他透露：对于是否将他外派这件事，评审员们并没有达成一致。他的语言天赋和职业技能无可挑剔，然而他倔强而过度乐观的个性引起了一些担忧。有人认为那是不知变通的表现，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比一般人具有更加坚定的信仰。
随着战争的阴影在东欧上空飘荡，他被派往德国南部协助情报网络的组建。
“谁不是被推到某个情境当中呢？这个世界上可没有准备好的战争。准备永远是不够充分的。”临行前，他的教官叮嘱道，“我小时候十分贫困，填不饱肚子，还曾经在荒山当中放羊。哪个放羊娃会具备着成为情报官员的品质？最重要的是，接受必要的打磨切磋，也接受一些无可奈何。”
在二十多岁这个冲动的年纪，谢尔盖在慕尼黑与奥格斯堡一带从事破坏活动，组织起一支支持工人运动、抵抗纳粹暴行的小队。当地不少官员和纳粹的支持者因此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工作经验多次将他挽救于水火之中，这次也不例外——当他从水杯里喝出异乎寻常的淡苦味时。
谢尔盖偷偷倒掉了那杯水，但晚上九点左右，他仍感到前所未有的精疲力竭。
那疯子在我的水杯里掺了什么，估计是哪种巴比妥之类的药物。他在心里大骂安德烈亚斯，所幸在昏沉当中，他仍记得提醒自己——凯里安曾是前线的士兵，不应该熟悉这些药理知识。他必须把自己的疑问保留到明天早晨。
谢尔盖一直睡到了七点半，安德烈亚斯不得不在他耳边大吵大闹，把他从睡梦中唤醒。谢尔盖努力坐直身体，眼前的世界在旋转。好在对方在投入的剂量方面表现了一贯的“谨慎”，不然他很有可能一直睡到第二天。
“你昨晚给我吃了什么东西？”
安德烈亚斯洋洋自得：“你看，一整晚都没有噩梦，这不是很好吗？”
“天哪我真是受够了，你那种变态的控制欲究竟是怎么来的？我说了，我不希望今后的睡眠都必须依赖药物。我只是太累了，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自己克服它好吗？”
他尝试了整整一天，甚至把手臂内侧拧出了一块淤青，都没能让自己的头脑正常运作起来。我浪费了一天的时间，不知道错过了多少有用的情报。谢尔盖气急败坏地想。回到公寓，他向安德烈亚斯再次申明：“我根本没办法正常工作，亲爱的，请你不要再把药片加到我的茶杯里了。”
安德烈亚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当然，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不希望你没有尝试过一种东西就拒绝它。”
“听着，我知道你睡得不好。如果你认为这件事给你带来了麻烦，我完全可以——”
“没门。”安德烈亚斯在他胳膊上锤了一拳。
他们没有再说话，直到深夜。谢尔盖关掉床头灯，安德烈亚斯拉住他的手臂：“我其实很希望你能依赖我。我知道这很矛盾，过去——过去的那些人有求于我，我很快就厌烦了。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我——好吧，我没办法说清楚这是为什么。”
谢尔盖抱住他：“我知道，我知道。这样看来，只好麻烦你把我叫醒了。”
入夏之前，柏林的白天闷热，到了晚上才变得凉爽宜人。安德烈亚斯喜欢开着窗户，他们不得不挤在一条毯子底下。
过了一会儿，在黑暗和流动的空气中，安德烈亚斯说：“别生我的气。”
“我不会的，我保证。”谢尔盖的心动了一下，一个念头随之升起，“也许只是剂量问题，我们可以试试四分之一片。”
罗特希尔德医生对他提起过，安眠药对他的症状毫无益处，长期使用可能造成依赖。但他管不了这么多。情报就在他的眼前，他必须活着，必须保持清醒，必须不声不响地睡够七个小时，以最清晰的头脑去记忆它们。
在1942年，谢尔盖觉察到了时局悄然的变动。可能因为是办公处出现的第一位女职员，也可能是逐渐减少的酸菜配给量。安德烈亚斯也看到了这些改变。他不安的表示更多了，夜里常常提起离开德国的计划，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仍甘愿沉浸在千年帝国的美梦当中。
“这是秩序重建之前必要的风波。”安德烈亚斯对他说，“长期作战总是艰苦的，况且苏联人的抵抗十分顽强。”
但很快，他努力忽视的隐忧被提到了桌面上。
mmbook.cc 好看的女频小说 更新最快
5月28日十二点半，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帝国保安总局的屋檐下酝酿，最终响起一记惊雷。它的起点是急促的电话铃声，然后是不详的静默，在楼梯间、办公室、大厅的廊柱和铁门之间，像蜜蜂嗡嗡扇动翅膀似的低语中，一个消息传开了：海德里希在捷克遭到了刺杀。
捷克地区是保安总局恐怖统治的试验场。盖世太保满以为通过恩威并施的政策、血腥的告密与镇压，德国人可以高效地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变成顺民。可事实嘲弄了他们：最残酷的手段也没办法掐灭反抗的勇气。
没过几天，科隆遭到了大规模轰炸。部分前线的士兵被批准了二十天的假期，回到故乡帮助他们遭受灾难的家人。然而直到假期结束，有一部分士兵仍没有找到在轰炸中失踪的亲人。一时间，前所未有的惶恐出现在了德国的大街小巷。虽然在戈培尔主导的舆论场中，对于祖国狂热的信心仍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即将垮塌的大厦上，灰尘和碎石开始从缝隙中飘落。
为了防止盟军的轰炸，柏林警察有了新的任务，他们将重新检查柏林所有民居的地下室，将适合改造成防空洞的那些挑选出来。
这是卢卡斯出院后参与的第一个任务。
他很享受在医院的生活，除了安德烈亚斯的两次探望。如果他讲起冬季在前线的遭遇，这位厌烦的亲戚仍能忍受，可当他说起让自己“发疯”的事由时，安德烈亚斯差点甩他一个耳光。
“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并不仅仅把集中营里的人赶去打扫街道、修补房顶。他们把活人放进低压房里，抽干里面的空气——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犯了什么过错的人会被这样处罚？天啊，我们自称是文明人！如果不是前线的运输车开错了方向，我也不会知道……”
谢尔盖心中惊讶。他知道德国人在前线犯下的罪行，想不到他们对自己的国民也一样残忍。在卢卡斯激动的声调中，他瞥见安德烈亚斯脸色不悦，立刻阻止：“您完全是在前线受了刺激。”
“您不相信！我可以向任何人作证，我不能撒谎……我是德国人，我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消息呢！”
安德烈亚斯不愿再听，径直走出了病房。谢尔盖为卢卡斯倒了一杯水，安慰道：“您不是想陈述事实，您想让他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不可能。就像现在，您把那些无中生有的罪行对我说了，但我不得不问，您有证据吗？不管是安德烈亚斯还是其他人，我相信他们也会这样问您对吗？您有证据吗？”
“您为什么不相信——”他深吸一口气，低下头喃喃道，“要有证据……要有证据……”
“这是相信与不相信以外的问题。您在柏林对多少人说过一样的话？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相信您，但他们除了向警察局举报您，什么也没有做不是吗？”
卢卡斯陷入了沉默。谢尔盖察觉到了他神情的变化，那双天真烂漫的蓝眼睛里立起了一面盾牌。
谢尔盖决定推波助澜：“你肯定记错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如果真的有人在做如此残酷的试验，我们的纪律不会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
卢卡斯不再言语。谢尔盖并不知道，这颗种子在不久之后就会生根发芽。
检查地下室毕竟不是什么残忍行径。卢卡斯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他负责的街区在城市的北面，英国皇家空军曾轰炸过那里，因此当地的居民表现得相对配合。他领着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拿着登记册，客客气气地敲开每家每户的大门。
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们更喜欢雷厉风行的领导作风，同他们的领导者一样，比起被爱戴，他们更享受被惧怕。这群青年团成员七八年前就叫嚷着要参军，在文化上只知道如何论述雅利安人的优越性，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和阅历来认识复杂的政治与战争，能够教化他们的书籍早在1933年被烧毁于各大城市广场了。在学校，对新生暴戾恣睢的言辞和姿态让他们风光无两。卢卡斯尽力表现得和善与亲切，让他的助手们颇有微词。
直到午后，平静的工作才出现了一些插曲。他们先在一间不太宽敞的地下室发现了一批的货物：塞满两个储物柜的土豆、面包和两打罐头。它们有可能来自开战前某一位主妇敏锐的直觉，也可能来自战争中的黑市交易。不论如何，这都是可耻的行为，在民用煤炭被削减，皮毛大衣被捐往前线，不论男式还是女式——的时候，在家庭中囤聚物资严重地违背了道德和规定，随时可能被收缴。
几位助手因为他们的发现而沾沾自喜，其中一个向卢卡斯报告：“长官，这件事怎么处理？”
卢卡斯看看屋檐下两个消瘦的孩子，显然兴致不高：“记录下来，让他们上缴。”
“需不需要处罚他们？”
“没有必要。”他小声嘟囔。
那年轻人像没听清似的待在原地，两眼看着他。那眼神让卢卡斯被自己的怯懦惹火了。他吼叫起来：“没有必要。做好你的记录。你没有听见吗？”
拿着记录册的年轻人吓了一跳，赶忙向他敬礼，低头用铅笔在纸上刷刷书写起来。
卢卡斯志得意满，不过很快就为自己的粗暴懊悔起来。在自己的行事当中，他看到了安德烈亚斯的影子，感到深深的不安。从文理学校毕业以后，他便当起了安德烈亚斯的尾巴。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同事们自有一套行事逻辑，卢卡斯并不能适应，他无法效法真正意义上的男公务员们欺下媚上，躲在安德烈亚斯身后让他避免了许多纠纷。除了直白而不留情面地指出他的错误，让他下不来台以外，安德烈亚斯在工作上对他多有指导。然而今天，往日习得的技能引发了他强烈的自我厌弃。
那一家人瑟缩地站在餐桌后面，惧怕地、愧疚地偷看他。卢卡斯被那目光烧得羞愧无比，手背的皮肤也开始发烫。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是这个可怕的下午的开端。
下午五点，工作到达了收尾阶段。表格上列举了十个可以作为防空收容处的地下室，其中包括那个囤积货物的家庭。卢卡斯在心里祈祷，但愿在改造那间地下室以前，警察局能给那对夫妻应有的赔偿，让他们瘦弱的孩子度过冬天。
他正在视察的三层楼房属于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孩子没有留在柏林，房间便空置了。二楼居住着几位从西面城市搬迁来的租客。在战争伊始，为了军事建设的需要，他们被武力胁迫着离开自己的村庄。希特勒政府的一沓配给票券换走了他们多年经营的家，让他们开始了漂泊无依的生活。显然，房东老太太刚从配给店门前的“长蛇”之中脱身：一碗酸菜正摆在厨房的窗口——她和配给店老板的关系不错，那绝对是满满的一勺。在今年年初，物资愈发匮乏，已经没有多余的纸袋供给普通老百姓使用了。
卢卡斯叫来了楼里所有的居民。几个家庭沉默地挤在狭小的客厅里，十几双眼睛不安地望着他们。
“这就是全部？”他问，“没有其他人了？”
“是的。”老妇人回答道，“没有其他人了。”拿纸笔的助手又沙沙地写起来。
“抱歉夫人，我们需要查看一下您的地下室。您知道的，今年柏林已经拉了几次防空警报了。”
“当然可以，但愿您不要嫌弃。下面又小又破，脏得厉害。自从我丈夫中风了以后，已经很久没有人打扫了。”
她很紧张。卢卡斯在心中判断，我可以通过她的姿态辨认出来。这栋房子里也许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想法一冒出来，他就恨不得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一枪。就在这时，楼梯下传来了一声闷响，像有个罐头被碰倒了。
书记员警觉地抬起头，对老妇人说道：“您说地下室里没有人。”
一个小男孩接话了：“但是有老鼠，长官。总是在夜里跑来跑去的，碰倒东西……我都睡不好觉。”
卢卡斯快步走到通道口：“我下去看看。”
在一片寂静无声中，他顺着楼梯走到拐角，用手电往里照了照。在手电原形的光亮中，有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男人，瘦高个子，蜷缩在昏暗的角落里看着他，浑身发抖。一个犹太人。
天啊，是这么一回事。卢卡斯的肩膀颤抖了一下，他朝那个人眨眨眼睛，对上面喊道：“没什么，这家不要。这鬼地方又小又破，还有老鼠。”
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在临走前礼貌地向老两口道别，但卢卡斯的心跳得飞快，直到从新踩在坑坑洼洼的街道上，他才长出一口气。这一刻，夕阳被街道的末尾牵引着，缓缓下沉。一阵久违的宁静汇聚在他的胸口。那感受来自于战争以前，他没有在战场上赢得它，哪怕他活着回到了柏林。它忽然降临在他的心头，重得像敲响的定音鼓，轻得像候鸟重新落回同一根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