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计划的开端
【作者有话要说】
真不知道什么人在看这篇文！总之写了。
安德烈亚斯工作起来可谓废寝忘食。小公寓的隔音很差劲，谢尔盖每天都能听见他起床或者就寝的声音。一个挨了毒打却只需要睡四小时的疯子，他像一台机器那样运转不停，精密、凶猛、一丝不苟，烧柴油一样消耗食物，追查每一个红色分子的下落。
谢尔盖给自己安排了第一项工作：和这台机器成为朋友。
安德烈亚斯把怀疑的矛头指向所有人。在他们到达公寓的第二天，卢卡斯也被盖世太保带走了。谢尔盖正坐在一楼看报，卢卡斯的尖叫声让他站起身来：“少校先生，或许过不了几天，我也会发现自己在保安局的监狱里醒过来？”
“不，您暂时没有任何嫌疑。”
谢尔盖不无讥讽地说：“暂时？那我能不能自由出门？”
安德烈亚斯朝门前伸出手：“如果您想直接接受审查的话，请便。”
安德烈亚斯对他有种难得的好脾气，这让他心头火起，又忍不住感到危险。
就“和法西斯狂徒成为酒肉朋友”这门技术，谢尔盖经验丰富得可以写出一部教学著作。他给自己安排了宽松的日程，包括例行的运动、丰富的食物和充足的睡眠。他没法迈出公寓的大门，创造和“朋友”的共处时间便成了难处。安德烈亚斯对他的怀疑成为了最好的借口。除了养精蓄锐，谢尔盖唯一的任务便是坐在沙发上，等待安德烈亚斯下班，在公寓门打开的那一刹那，问他工作的近况如何，身体恢复如何，最重要的是——何时才能还自己清白。“凯里安”是一个从贫苦家庭跻身仕途的年轻人，理应格外注重自己的声名，而勾结共产党人是叛国重罪。在一周中，谢尔盖放任自己歪在扶手上睡着两到三次，好让一切显得更加自然。
出乎他的意料，安德烈亚斯对他有问必答。如果他睡着，安德烈亚斯会拍拍他的肩膀把他叫醒。只有一回，这位特务头子在凌晨时分回到家，不声不响地用外套盖住了他的肩膀。一股香水味儿扑鼻而至，把他呛得打了个喷嚏。谢尔盖对他怒目而视，他越不满，安德烈亚斯越笑个不停。
谢尔盖厌烦他的轻浮，委婉地强调这行为实在很不得体，安德烈亚斯则对他眨眨眼睛，饶有兴致地把外套拿走了：
“您不必在这儿等我呀。有待考量的是您对国家的忠诚，不是对我的。”
“我希望您不要做出有失偏颇的决定。”谢尔盖说，“您知道的，我在圣诞节前后要回家去。”
安德烈亚斯不为所动：“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实才能决定一切。你祝我查案顺利吧。”
他说得冷漠而公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谢尔盖愈发笃定计划的可行性：安德烈亚斯对他的怀疑逐渐散去，他要做的只是等待、等待，如果他能入侵这位盖世太保头目的生活，也不算浪费了游离在组织之外的时间。
安德烈亚斯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有时对细节过敏，甚至会问一句第二天的菜谱，好让军官餐厅准备，有时则马马虎虎，忘记诸如钥匙在哪、是否吃过午饭等琐事。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安德烈亚斯仍会在用餐期间放一张唱片，有些是被纳粹当局允许的音乐，有些则不然。他收藏了不少俄国、犹太作曲家的录音，也乐意和谢尔盖分享他的违禁品。谢尔盖大感荒谬，但他并不惊讶：在他的祖国，曾有人抱怨音乐作品的管制太过严格，人们要听西欧作品，要么就在浴室里开着水龙头小声哼唱，要么就搞一份乐谱，通过读谱的方式在头脑里播放。谢尔盖在莫斯科的报纸上看过不少枪决的消息，一夜之间，曾经的同志就成了通敌分子、德国间谍，但他能够怎么办呢，祖国只有一个。他一想到开战以来苏联人遭受的苦难，就无法在痛恨德国人之前先埋怨自己的国家。
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好音乐，什么是坏音乐，和作曲家的种族、性别、阶级毫无关系。比起最基本的道德的问题，德国人在音乐审美上显示出了更加清醒的头脑。人们常常如此，只关心同自己有关的世界。多少人被冤枉？多少人逃亡他乡？又有多少人因为暴政死去？当事情发生时，大多数人都保持着沉默，敢怒不敢言——只要那不是自己的家人、朋友，一切又有什么要紧？
这天晚餐时分，安德烈亚斯播放了德彪西的艺术歌曲，谢尔盖能听懂法语，听到《星夜》的时候，他也被梦幻似的、拂过面纱的清风短暂地迷住了：“您很喜欢音乐，品位也很不错。”
安德烈亚斯举起右手，示意他别出声。两人静默地对坐着，刀叉在瓷盘中的轻响也停止了。音乐结束以后，安德烈亚斯才说道：“告诉你一件事。我会拉小提琴，拉得并不好，我也不爱练琴。但不妨碍我欣赏它。在音乐、或者任何的事业当中，大多数人只是庸才，只能衬托有天赋者的熠熠光辉。小时候，我羡慕他们的荣耀，嫉妒他们的才华，期待着有一天能同他们并列，现在看来多么可笑啊。”
谢尔盖没想到他会被卷入这种讨论。他的神经紧绷起来，可他编造的谎言中没有这个部分。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回答吧，他想，为了保持前后一致，也没有别的办法：“每个人的天分都是有限的，如果我在某一方面并不出色，欣赏他人的光辉不也是一件美事吗？更何况，我总认为每个人都有天分，只是有的天分能换取价值，因此才为人所见，有的天分并不能被时代认可，甚至不被时代容许。”
“您认为天才只是一种社会的偏见？哲学、历史、艺术当中无法攀越的高峰，他们矗立在那里，只是因为人们的眼光吗？您怎样看待他们呢？”
“每个时代都有几个伟岸的人，他们被记载在历史当中，给后世提供经验。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之列，他们——当然有过人之处，对历史的轨迹来说也不可或缺。有人认为，庸人只能是高峰的陪衬，是奴隶，是软弱而没有价值的人，我却不认同这一点。就好像最伟大的探险家也无法涉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总有一部分的世界不为他们设计，不论他们多么伟岸，多么不可战胜，世界不是专属于他们的舞台。”
“恕我直言，您的想法很危险。您把它们告诉我是个很好的现象，因为您不知道您所说的意味着什么。如果您试着隐藏它们，这是个更不好的指征。”
“抱歉，在这方面我显然不在行。您的意思是我今后不该谈论类似的观点对吗？”
“不。您可以说，但要注意场合，至少在这儿，您的谈论是被允许的。”安德烈亚斯指指屋顶，又望向门前，“走出这扇门以后，我就不是您最需要防备的人，您要小心您的同僚。我们的时代到处都是嫉妒者，其中还有不少喜欢搬弄是非。”
谢尔盖笑了笑：“那么您不认同我说的？”
“部分认同。”安德烈亚斯用餐巾擦了擦手。他向后靠在椅背上，两手抱在胸前，摆出了防御的姿态，“我不会告诉您我认同哪一个部分。这也是门里的秘密。”
谢尔盖同他对视了一阵子，轻声说：“我以为您不喜欢说话。”
“不。我只是，我不喜欢和与我无关的人说话。”
“与您无关的人？”
安德烈亚斯放下手臂，离开座位：“您的问题太多了。要知道，盘问是我的工作。”
像所有官僚一样，他擅长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在心理上接近这样的人，除了暴露自我作为诱饵，别无他法。如果只陈述纳粹德国允许的主流观点，以谢尔盖刻苦的积累，必然不能叫人挑出错处。但伪装是一回事，赢得信任是另一回事，人们总喜欢同容易犯错的人待在一起，好满足他们窥探和拿捏的欲望。更何况人无完人，就像安德烈亚斯说的，大街上的人们整齐划一地信奉着希特勒的信条，关上门来就回到各自的精神世界当中去。与主流不符的思想活动或许可以限制，但永远不可能消除。一些时候，与其说些冠冕堂皇的套话，倒不如凭直觉回答。
他们间的心理距离拉近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困扰。安德烈亚斯近来沉迷酒精，这倒不是一时兴起的堕落，自从医生限制他吸烟以后，他把排遣的需求转向了其他刺激。他以前就喝酒，但喝的不多，专选些昂贵的、有名堂的葡萄酒，谢尔盖把那叫做堕落的生活情调。但这两个礼拜，他对酒精的依赖不再像某种身份表演，他喝得太多、太频繁了，仿佛他真有痛苦需要用酒精解决似的。好在他酒品不差，喝醉了顶多胡言乱语一阵，倒头就睡，谢尔盖不会为此耗神费力。
他的庆幸没能维持多久。两天以后，在沙发的扶手旁，谢尔盖像往常一样等待门锁的响动。等到楼梯转角的桃心木钟敲过十二点，他起身看了看，门前仍空无一人。他便松开第一颗扣子，靠着扶手，像以往一样在沙发上入睡。
这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十二点才过了一刻，凌空响起一声炮弹爆炸似的响雷。谢尔盖被那动静惊醒了。窗外没有一滴雨水，周围房屋的灯光都熄灭了。两排行道树完全融入了漆黑的湖泊，谁也分不清那里是地面、哪里是水面，白天砖红色的屋顶和米黄的墙壁只剩下了轮廓尖锐的凸起，在深蓝的夜色中不确定地晃动——这种动荡来自云间的闪光，仿佛在树荫下的水底隐没着一条大鱼，因为气候的变化翻腾，正在云翳中掀起银亮的水波。
黑暗中，谢尔盖的肩膀颤抖了一下。他没有打开电灯，作为情报工作者，他不愿身处“唯一亮着灯”的房子，那让他感到危险。一串真假难分的念头闪过他的脑海，安德烈亚斯究竟去了哪里？他异常的行动与自己有没有关系？在他的心中有个可怖的声音，同脚下与他毫无联系的土地里应外合：我孤独地来到这里，也将孤独的死去吗？谁会知道我被埋葬在德国的哪一个角落？但紧接着，渺远的歌声在他的耳畔响起了，那声音越来越近，混杂着无数的脚步，无数的车轮，在冰冷的泥泞中愤怒地奔涌。如果苏联失去了北面宽广的土地，他真的要变成在法西斯领土上飘荡的一缕游魂了。我的祖国需要我。谢尔盖默念着，头落回软垫上，心也沉静了。
黑沉沉的酣梦持续到了雨声响起。谢尔盖睁开眼，却被灯光刺痛了。客厅里的电灯正炙烤着他的脸。他扭头一看，安德烈亚斯正趴在沙发的边缘，满身酒气。他们倚靠在同一个扶手上，那木头铆接的结构支撑着两个男人的体重，正在不堪重负地呻吟。谢尔盖僵住了，碰碰那条弯曲的胳膊：“喂，您睡在这里像什么样子。”
安德烈亚斯还没有失去意识，他想推开他，只抬起了两根手指：“走开。”
谢尔盖低声说道：“你喝醉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安德烈亚斯问，“谁需要你在这儿多嘴，你也在乎吗——”
他们之间的称呼不知不觉地变了。安德烈亚斯醉得睁不开眼，谢尔盖怀疑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同谁说话。
谢尔盖在心里骂了一句，爬起身，把他放到沙发上，自己蹑手蹑脚地上楼去了。在楼梯拐角，他犹豫了，又折返回去，给对方盖了一张毯子。安德烈亚斯仰面躺着，谢尔盖怕他被呕吐物呛死——在他的故乡，有不少酒鬼都这样死于非命。他弯下腰，把德国人摆成侧躺的姿势，在他的脑袋下垫了一个枕头。那股肮脏的酒味儿绕着他的肩膀，他飞快地冲了个澡，对着镜子鼓励自己，大骂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对人的腐蚀——他从没有卑躬屈膝地伺候过任何人，在德国南方，他只需要瞄准目标，像敲钉子那样，对方甚至来不及哼一声就送了命。即便在受训练的时候，同他演戏的也都是苏联人。伺候人这事儿他可不爱干，更何况对象还是叫人鄙夷的秘密警察、法西斯分子，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不适合长期工作，尤其是需要耐性、需要冷静的工作。教导员总批评他，你很能忍受痛苦，但是对另一些有关思想和尊严的事，你并没有多少耐心。他因为自己的鲁莽被教训了几回，也付出过一些代价。在他负伤回到莫斯科以后，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成长了不少。谢尔盖对此不以为然，他对自己聪明的头脑总有些自负，其次是他的双手，只要它们端起枪、拿起刀或者其他任何物件，德国人就该小心他们的脑袋。他一直如此坚定，何来“变得”？
现如今，这位自诩成熟、被迫上岗的侦查员睡在虎狼环伺的卧室里，内心饱受煎熬。他用毯子蒙住头，勉强回忆着儿时的情景：蓝色、白色的小鸟，冻土里的两颗白杨树，夏日树叶在风里沙沙的声音，他闭着眼睛，从树下的小溪旁经过。回忆像温暖的河流把他环抱在怀中，在这片宁静的孤岛，任何事物都不能伤他分毫。
他热爱家乡短暂的夏天，等到冬天来临，他就不得不远离大自然了。冬天太严酷、太残忍了。谢尔盖在作文当中抱怨，北风把书上的鸟窝都摇进雪里去了，不少人也冻饿而死……在冬天，美丽的生灵变成一地饿殍，因此我讨厌这个季节。冬天也是公平的，文学老师在他稚嫩的笔迹下批注道，它的严酷是广阔的，没有冬天，人类不会有高贵而坚强的意志。
他在梦中回到那间教室中去了，懵懂的幸福环绕着他。要是人的一生都在教育中度过该多好！永远在探索新知，永远在靠近真理，而不是被愚蠢的现实磋磨。他在思维中信马由缰，因为第二天醒来以后，他不得不必须面对现实。更不巧的是，他在下楼时撞见了安德烈亚斯。这个法西斯狂徒破天荒地在公寓里待到了九点钟。
见他站在楼梯上，安德烈亚斯笑了笑。谢尔盖替他觉得尴尬，安德烈亚斯却直勾勾地盯着他，没有回避自己出丑的事实：“多谢。”
“您不用向我道谢，我想知道，我何时才能获准离开这里？”
“我正要告诉您这个好消息。从今天起，您就是一个自由人了。”
他们的称呼又退回了“您”。大约是他昨天查出了端倪，那么他今天休假在家也说得通了。谢尔盖压抑住心中的狂喜，像每一位含冤受屈的人那样高傲冷漠地点头。我要找个借口离开，至少离他远一点儿。在他的监视下，一切行动都没法开展。也许我可以租一间房子——就在他规划下一步动作时，安德烈亚斯挽留道：“您的假期算是被我毁啦，您总得给我个机会补偿。不如这几天您跟我四处转转，我刚好新请了位司机——还有一场聚会，如果您赏光来参加，我可以向您介绍几位同事。”
谢尔盖冷淡地拒绝了：“不，谢谢您的好意。我对保安总局的内部事务并不感兴趣。”
安德烈亚斯凝视着他，神色霎时不虞：“那么，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呢？订回家的车票？未免太廉价了。我们今后的工作应当会有所联系。聚会就在两周以后，我不会耗费您太长时间。您看，您英勇负伤，有两个多月假期，完全来得及回家。”
我没有办法离开这里，甚至也没办法像之前借假身份脱身了。谢尔盖如梦初醒，从他进入安德烈亚斯视线的那一刻，他就一脚踩进了蜘蛛网。和他做朋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安德烈亚斯并不想报答他，相反，他们的关系为他的仕途提供了助力，他要向同僚介绍他打入国防军的一颗钉子、一处眼线。
在他紧逼的目光下，谢尔盖想了想：“我可以同您去聚会。在这之前，我要给母亲写一封信。”
真不知道什么人在看这篇文！总之写了。
安德烈亚斯工作起来可谓废寝忘食。小公寓的隔音很差劲，谢尔盖每天都能听见他起床或者就寝的声音。一个挨了毒打却只需要睡四小时的疯子，他像一台机器那样运转不停，精密、凶猛、一丝不苟，烧柴油一样消耗食物，追查每一个红色分子的下落。
谢尔盖给自己安排了第一项工作：和这台机器成为朋友。
安德烈亚斯把怀疑的矛头指向所有人。在他们到达公寓的第二天，卢卡斯也被盖世太保带走了。谢尔盖正坐在一楼看报，卢卡斯的尖叫声让他站起身来：“少校先生，或许过不了几天，我也会发现自己在保安局的监狱里醒过来？”
“不，您暂时没有任何嫌疑。”
谢尔盖不无讥讽地说：“暂时？那我能不能自由出门？”
安德烈亚斯朝门前伸出手：“如果您想直接接受审查的话，请便。”
安德烈亚斯对他有种难得的好脾气，这让他心头火起，又忍不住感到危险。
就“和法西斯狂徒成为酒肉朋友”这门技术，谢尔盖经验丰富得可以写出一部教学著作。他给自己安排了宽松的日程，包括例行的运动、丰富的食物和充足的睡眠。他没法迈出公寓的大门，创造和“朋友”的共处时间便成了难处。安德烈亚斯对他的怀疑成为了最好的借口。除了养精蓄锐，谢尔盖唯一的任务便是坐在沙发上，等待安德烈亚斯下班，在公寓门打开的那一刹那，问他工作的近况如何，身体恢复如何，最重要的是——何时才能还自己清白。“凯里安”是一个从贫苦家庭跻身仕途的年轻人，理应格外注重自己的声名，而勾结共产党人是叛国重罪。在一周中，谢尔盖放任自己歪在扶手上睡着两到三次，好让一切显得更加自然。
出乎他的意料，安德烈亚斯对他有问必答。如果他睡着，安德烈亚斯会拍拍他的肩膀把他叫醒。只有一回，这位特务头子在凌晨时分回到家，不声不响地用外套盖住了他的肩膀。一股香水味儿扑鼻而至，把他呛得打了个喷嚏。谢尔盖对他怒目而视，他越不满，安德烈亚斯越笑个不停。
谢尔盖厌烦他的轻浮，委婉地强调这行为实在很不得体，安德烈亚斯则对他眨眨眼睛，饶有兴致地把外套拿走了：
“您不必在这儿等我呀。有待考量的是您对国家的忠诚，不是对我的。”
“我希望您不要做出有失偏颇的决定。”谢尔盖说，“您知道的，我在圣诞节前后要回家去。”
安德烈亚斯不为所动：“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实才能决定一切。你祝我查案顺利吧。”
他说得冷漠而公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谢尔盖愈发笃定计划的可行性：安德烈亚斯对他的怀疑逐渐散去，他要做的只是等待、等待，如果他能入侵这位盖世太保头目的生活，也不算浪费了游离在组织之外的时间。
安德烈亚斯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有时对细节过敏，甚至会问一句第二天的菜谱，好让军官餐厅准备，有时则马马虎虎，忘记诸如钥匙在哪、是否吃过午饭等琐事。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安德烈亚斯仍会在用餐期间放一张唱片，有些是被纳粹当局允许的音乐，有些则不然。他收藏了不少俄国、犹太作曲家的录音，也乐意和谢尔盖分享他的违禁品。谢尔盖大感荒谬，但他并不惊讶：在他的祖国，曾有人抱怨音乐作品的管制太过严格，人们要听西欧作品，要么就在浴室里开着水龙头小声哼唱，要么就搞一份乐谱，通过读谱的方式在头脑里播放。谢尔盖在莫斯科的报纸上看过不少枪决的消息，一夜之间，曾经的同志就成了通敌分子、德国间谍，但他能够怎么办呢，祖国只有一个。他一想到开战以来苏联人遭受的苦难，就无法在痛恨德国人之前先埋怨自己的国家。
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好音乐，什么是坏音乐，和作曲家的种族、性别、阶级毫无关系。比起最基本的道德的问题，德国人在音乐审美上显示出了更加清醒的头脑。人们常常如此，只关心同自己有关的世界。多少人被冤枉？多少人逃亡他乡？又有多少人因为暴政死去？当事情发生时，大多数人都保持着沉默，敢怒不敢言——只要那不是自己的家人、朋友，一切又有什么要紧？
这天晚餐时分，安德烈亚斯播放了德彪西的艺术歌曲，谢尔盖能听懂法语，听到《星夜》的时候，他也被梦幻似的、拂过面纱的清风短暂地迷住了：“您很喜欢音乐，品位也很不错。”
安德烈亚斯举起右手，示意他别出声。两人静默地对坐着，刀叉在瓷盘中的轻响也停止了。音乐结束以后，安德烈亚斯才说道：“告诉你一件事。我会拉小提琴，拉得并不好，我也不爱练琴。但不妨碍我欣赏它。在音乐、或者任何的事业当中，大多数人只是庸才，只能衬托有天赋者的熠熠光辉。小时候，我羡慕他们的荣耀，嫉妒他们的才华，期待着有一天能同他们并列，现在看来多么可笑啊。”
谢尔盖没想到他会被卷入这种讨论。他的神经紧绷起来，可他编造的谎言中没有这个部分。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回答吧，他想，为了保持前后一致，也没有别的办法：“每个人的天分都是有限的，如果我在某一方面并不出色，欣赏他人的光辉不也是一件美事吗？更何况，我总认为每个人都有天分，只是有的天分能换取价值，因此才为人所见，有的天分并不能被时代认可，甚至不被时代容许。”
“您认为天才只是一种社会的偏见？哲学、历史、艺术当中无法攀越的高峰，他们矗立在那里，只是因为人们的眼光吗？您怎样看待他们呢？”
“每个时代都有几个伟岸的人，他们被记载在历史当中，给后世提供经验。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之列，他们——当然有过人之处，对历史的轨迹来说也不可或缺。有人认为，庸人只能是高峰的陪衬，是奴隶，是软弱而没有价值的人，我却不认同这一点。就好像最伟大的探险家也无法涉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总有一部分的世界不为他们设计，不论他们多么伟岸，多么不可战胜，世界不是专属于他们的舞台。”
“恕我直言，您的想法很危险。您把它们告诉我是个很好的现象，因为您不知道您所说的意味着什么。如果您试着隐藏它们，这是个更不好的指征。”
“抱歉，在这方面我显然不在行。您的意思是我今后不该谈论类似的观点对吗？”
“不。您可以说，但要注意场合，至少在这儿，您的谈论是被允许的。”安德烈亚斯指指屋顶，又望向门前，“走出这扇门以后，我就不是您最需要防备的人，您要小心您的同僚。我们的时代到处都是嫉妒者，其中还有不少喜欢搬弄是非。”
谢尔盖笑了笑：“那么您不认同我说的？”
“部分认同。”安德烈亚斯用餐巾擦了擦手。他向后靠在椅背上，两手抱在胸前，摆出了防御的姿态，“我不会告诉您我认同哪一个部分。这也是门里的秘密。”
谢尔盖同他对视了一阵子，轻声说：“我以为您不喜欢说话。”
“不。我只是，我不喜欢和与我无关的人说话。”
“与您无关的人？”
安德烈亚斯放下手臂，离开座位：“您的问题太多了。要知道，盘问是我的工作。”
像所有官僚一样，他擅长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在心理上接近这样的人，除了暴露自我作为诱饵，别无他法。如果只陈述纳粹德国允许的主流观点，以谢尔盖刻苦的积累，必然不能叫人挑出错处。但伪装是一回事，赢得信任是另一回事，人们总喜欢同容易犯错的人待在一起，好满足他们窥探和拿捏的欲望。更何况人无完人，就像安德烈亚斯说的，大街上的人们整齐划一地信奉着希特勒的信条，关上门来就回到各自的精神世界当中去。与主流不符的思想活动或许可以限制，但永远不可能消除。一些时候，与其说些冠冕堂皇的套话，倒不如凭直觉回答。
他们间的心理距离拉近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困扰。安德烈亚斯近来沉迷酒精，这倒不是一时兴起的堕落，自从医生限制他吸烟以后，他把排遣的需求转向了其他刺激。他以前就喝酒，但喝的不多，专选些昂贵的、有名堂的葡萄酒，谢尔盖把那叫做堕落的生活情调。但这两个礼拜，他对酒精的依赖不再像某种身份表演，他喝得太多、太频繁了，仿佛他真有痛苦需要用酒精解决似的。好在他酒品不差，喝醉了顶多胡言乱语一阵，倒头就睡，谢尔盖不会为此耗神费力。
他的庆幸没能维持多久。两天以后，在沙发的扶手旁，谢尔盖像往常一样等待门锁的响动。等到楼梯转角的桃心木钟敲过十二点，他起身看了看，门前仍空无一人。他便松开第一颗扣子，靠着扶手，像以往一样在沙发上入睡。
这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十二点才过了一刻，凌空响起一声炮弹爆炸似的响雷。谢尔盖被那动静惊醒了。窗外没有一滴雨水，周围房屋的灯光都熄灭了。两排行道树完全融入了漆黑的湖泊，谁也分不清那里是地面、哪里是水面，白天砖红色的屋顶和米黄的墙壁只剩下了轮廓尖锐的凸起，在深蓝的夜色中不确定地晃动——这种动荡来自云间的闪光，仿佛在树荫下的水底隐没着一条大鱼，因为气候的变化翻腾，正在云翳中掀起银亮的水波。
黑暗中，谢尔盖的肩膀颤抖了一下。他没有打开电灯，作为情报工作者，他不愿身处“唯一亮着灯”的房子，那让他感到危险。一串真假难分的念头闪过他的脑海，安德烈亚斯究竟去了哪里？他异常的行动与自己有没有关系？在他的心中有个可怖的声音，同脚下与他毫无联系的土地里应外合：我孤独地来到这里，也将孤独的死去吗？谁会知道我被埋葬在德国的哪一个角落？但紧接着，渺远的歌声在他的耳畔响起了，那声音越来越近，混杂着无数的脚步，无数的车轮，在冰冷的泥泞中愤怒地奔涌。如果苏联失去了北面宽广的土地，他真的要变成在法西斯领土上飘荡的一缕游魂了。我的祖国需要我。谢尔盖默念着，头落回软垫上，心也沉静了。
黑沉沉的酣梦持续到了雨声响起。谢尔盖睁开眼，却被灯光刺痛了。客厅里的电灯正炙烤着他的脸。他扭头一看，安德烈亚斯正趴在沙发的边缘，满身酒气。他们倚靠在同一个扶手上，那木头铆接的结构支撑着两个男人的体重，正在不堪重负地呻吟。谢尔盖僵住了，碰碰那条弯曲的胳膊：“喂，您睡在这里像什么样子。”
安德烈亚斯还没有失去意识，他想推开他，只抬起了两根手指：“走开。”
谢尔盖低声说道：“你喝醉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安德烈亚斯问，“谁需要你在这儿多嘴，你也在乎吗——”
他们之间的称呼不知不觉地变了。安德烈亚斯醉得睁不开眼，谢尔盖怀疑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同谁说话。
谢尔盖在心里骂了一句，爬起身，把他放到沙发上，自己蹑手蹑脚地上楼去了。在楼梯拐角，他犹豫了，又折返回去，给对方盖了一张毯子。安德烈亚斯仰面躺着，谢尔盖怕他被呕吐物呛死——在他的故乡，有不少酒鬼都这样死于非命。他弯下腰，把德国人摆成侧躺的姿势，在他的脑袋下垫了一个枕头。那股肮脏的酒味儿绕着他的肩膀，他飞快地冲了个澡，对着镜子鼓励自己，大骂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对人的腐蚀——他从没有卑躬屈膝地伺候过任何人，在德国南方，他只需要瞄准目标，像敲钉子那样，对方甚至来不及哼一声就送了命。即便在受训练的时候，同他演戏的也都是苏联人。伺候人这事儿他可不爱干，更何况对象还是叫人鄙夷的秘密警察、法西斯分子，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不适合长期工作，尤其是需要耐性、需要冷静的工作。教导员总批评他，你很能忍受痛苦，但是对另一些有关思想和尊严的事，你并没有多少耐心。他因为自己的鲁莽被教训了几回，也付出过一些代价。在他负伤回到莫斯科以后，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成长了不少。谢尔盖对此不以为然，他对自己聪明的头脑总有些自负，其次是他的双手，只要它们端起枪、拿起刀或者其他任何物件，德国人就该小心他们的脑袋。他一直如此坚定，何来“变得”？
现如今，这位自诩成熟、被迫上岗的侦查员睡在虎狼环伺的卧室里，内心饱受煎熬。他用毯子蒙住头，勉强回忆着儿时的情景：蓝色、白色的小鸟，冻土里的两颗白杨树，夏日树叶在风里沙沙的声音，他闭着眼睛，从树下的小溪旁经过。回忆像温暖的河流把他环抱在怀中，在这片宁静的孤岛，任何事物都不能伤他分毫。
他热爱家乡短暂的夏天，等到冬天来临，他就不得不远离大自然了。冬天太严酷、太残忍了。谢尔盖在作文当中抱怨，北风把书上的鸟窝都摇进雪里去了，不少人也冻饿而死……在冬天，美丽的生灵变成一地饿殍，因此我讨厌这个季节。冬天也是公平的，文学老师在他稚嫩的笔迹下批注道，它的严酷是广阔的，没有冬天，人类不会有高贵而坚强的意志。
他在梦中回到那间教室中去了，懵懂的幸福环绕着他。要是人的一生都在教育中度过该多好！永远在探索新知，永远在靠近真理，而不是被愚蠢的现实磋磨。他在思维中信马由缰，因为第二天醒来以后，他不得不必须面对现实。更不巧的是，他在下楼时撞见了安德烈亚斯。这个法西斯狂徒破天荒地在公寓里待到了九点钟。
见他站在楼梯上，安德烈亚斯笑了笑。谢尔盖替他觉得尴尬，安德烈亚斯却直勾勾地盯着他，没有回避自己出丑的事实：“多谢。”
“您不用向我道谢，我想知道，我何时才能获准离开这里？”
“我正要告诉您这个好消息。从今天起，您就是一个自由人了。”
他们的称呼又退回了“您”。大约是他昨天查出了端倪，那么他今天休假在家也说得通了。谢尔盖压抑住心中的狂喜，像每一位含冤受屈的人那样高傲冷漠地点头。我要找个借口离开，至少离他远一点儿。在他的监视下，一切行动都没法开展。也许我可以租一间房子——就在他规划下一步动作时，安德烈亚斯挽留道：“您的假期算是被我毁啦，您总得给我个机会补偿。不如这几天您跟我四处转转，我刚好新请了位司机——还有一场聚会，如果您赏光来参加，我可以向您介绍几位同事。”
谢尔盖冷淡地拒绝了：“不，谢谢您的好意。我对保安总局的内部事务并不感兴趣。”
安德烈亚斯凝视着他，神色霎时不虞：“那么，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呢？订回家的车票？未免太廉价了。我们今后的工作应当会有所联系。聚会就在两周以后，我不会耗费您太长时间。您看，您英勇负伤，有两个多月假期，完全来得及回家。”
我没有办法离开这里，甚至也没办法像之前借假身份脱身了。谢尔盖如梦初醒，从他进入安德烈亚斯视线的那一刻，他就一脚踩进了蜘蛛网。和他做朋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安德烈亚斯并不想报答他，相反，他们的关系为他的仕途提供了助力，他要向同僚介绍他打入国防军的一颗钉子、一处眼线。
在他紧逼的目光下，谢尔盖想了想：“我可以同您去聚会。在这之前，我要给母亲写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