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盖世太保的铁笼
写信是人类社会中出现最早的远程交流方式，它原始、低效、容易被阻断，是谢尔盖与组织最后的沟通方法。他能熟练地背诵一个位于奥格斯堡和慕尼黑之间的地址，同他一起在南部活动的同志们都知道那个地点——那个铁皮邮箱不属于任何个人或组织，也不会有任何私人的信件投入其中。当地的几位邮递员是德国共产党的成员，一旦有投往那个地址的信或包裹，他们就会把它送到电台管理员的手中。如果一切顺利，谢尔盖应该很快能同组织重新建立联系。
我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受到监视，暂时没有被怀疑。请求下一步指示。他在信中隐晦地介绍了自己的处境，重点提到了他的“新朋友”，在最后留下了暗语，希望位于南部的同志能替他传递消息：“亲爱的妈妈，祝您一切都好，如果您有什么急事，请邻居汉娜替您回信给我。”
安德烈亚斯对他的看管明显放松了。这位秘密警察不再在公寓里随身配枪，睡觉前也不再反锁房门。等断续的雨水过去，寒冬彻底降临了。路边蓄水的砖缝变成了深黑色，表面结了一层灰蒙蒙的薄冰，其中浸泡着枯枝败叶。那些植物的遗物迟迟不肯失去旧有的形状，散发出腐败以前的潮气。骑行者要特别留心这些凹陷，否则就会让洗衣房多做几单生意。有些水坑位置刁钻，行迹隐蔽，高速行驶的轿车经过时，在二楼也能听见水花的响声。
“他们该开慢些。”安德烈亚斯抱怨，他正坐在窗边读报纸，“如果人人都这样吵吵闹闹，谁还愿意住在这里？”
公寓不远处就是盖世太保的办公楼，即便当局尽可能伪装，附近的居民还是不愿意从这里经过。谢尔盖朝窗外看了看：“好大的排场，像有什么人物要来拜访似的。是柏林来的人吗？”
“哦，不是的。那些是阿勃维尔的人，从部门设置上来看同您的关系更近些，不是吗？”
“我对情报系统知之甚少。”
“您不必了解他们，他们只会叫人生气。军事情报局，一群絮絮叨叨的学究，或者倚靠家族庇荫的公子哥儿。他们腔调太高，效率太低，很快就要让人取代了——我无意冒犯。”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歉意，例行公事的客套把那傲慢的姿态衬得更可恶了。难道您不靠家族庇荫么，谢尔盖撇撇嘴，说道：“您不用道歉。我是个从前线回来的人。从前线的战况看起来，您说的甚至是事实呢。”
安德烈亚斯对他的冷幽默十分欣赏：“刚才您真该拉开窗户，朝楼下喊一嗓子。”
在战争一开始，内务部就知悉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对东线战场的态度。在德国人真正的灾难到来以前，那个总想要扮演死神的男人已经认为军队正在做无谓的牺牲。海德里希对情报事务一窍不通，但到底出身于海军部队，对战争有些基本的常识。把没有完整装备的士兵送上前线，那就是谋杀。仗着希特勒的宠爱，他在办公室里放肆地向副官抱怨国防军的将军们和军需处长们无能，同他在希姆莱面前略带抵触的恭顺截然相反。这类点评倒不是出于清醒，海德里希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他关注细节，关注某条轨道运行得是否通畅，却从不思考局势。他比希特勒更加冷漠，更加讲求效率，完全把个人当做机器的配件。他不在乎用掉多少个螺帽，但每一个螺帽必须物尽其用，否则何必花大价钱购买它们？他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保安总局对于战争的看法，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
那是我们的老对手，谢尔盖的指导员说，冷漠、急躁、过度自信，把自己置于超乎常人的位置操纵一切——尼采哲学的又一个践行者，但他也是个精明人、最强悍的敌人之一。海德里希说得不多，但他把一切紧紧握在手中，保安总局是他而不是希姆莱个人意志的延伸。在进入德国以前，学习他的观点是很有必要的。
在安德烈亚斯面前，谢尔盖暗示军事情报局办事不力，立刻得到了认同——盖世太保内部的确存在一些共识，国防军的元老和希特勒的新宠之间，斗争已经趋近白热化，谁也不愿再掩饰了。
“您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安德烈亚斯说，“我喜欢有胆量的人。像您这样的人管理政府该多好。办公室政治、人云亦云的会议太乏味了，我总想找个借口溜出去散步，或者干脆在家里睡觉。如果我要听那些政治说教，我为什么不去听戈培尔的广播呢。什么‘这是强加给我们的战争’。为了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我们的宣传部门太怯懦了。”
谢尔盖佯装惊讶：“您认为他说得不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这一代人的战争。”他转向谢尔盖，目光在他的鼻梁骨和下颌之间滑动，像在观察宠物被投喂以后的反应，“这和谁是优等人、谁是劣等人无关。如果德国人不甘心永远贫困，我们只能让欧洲臣服。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只有两种身份，要么成为奴隶，要么成为主人。即使你不喜欢奴隶制度，它也在历史中逐渐消亡，但宏观的世界还是据此运行。我们只是不愿变成奴隶，不论臣服在英国人、法国人的脚下，还是被红色的恐怖统治，我们都要竭力避免。我们这一代人的义务就在于此。”
一番相当漂亮的发言，谢尔盖却在其中听出了不满。安德烈亚斯对他说得太多了，对于这一类官僚，越是长篇大论的发言，真话越少。谢尔盖惊讶于他对纳粹主流不以为意的态度，但转念又像：他应当有所抱怨，以他的某一重身份，他不该坐在明亮宽敞的会客厅里。他掂量了一下局面，采取了冒险的策略：“您说得对，我们的政策和种族的优劣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仇恨不能带来进益，承担责任才能。”
安德烈亚斯坐直了，把交叉的手指放在膝盖上，目光离开了谢尔盖的脸庞，转向胸前的勋章。他退缩了，言语却更加咄咄逼人：“您一点儿也不怕死吗？您明知道对我说这些观点可能招致什么样的后果。”
谢尔盖说：“因为您一直把我当做朋友。”
安德烈亚斯惊诧地望了他一眼。在他惯来所听的奉承之中，这说辞太奇特了，让他一时间无法回应。“朋友”，什么年纪的人才会真心实意地使用它？反正对他来说，那是太过遥远的记忆了，一个年岁和他相近的人，会在这个词的指导下做出任何决定，他难以想象。
安德烈亚斯对他颇有几分同情，谢尔盖察觉了这一点。从那以后，这位政治警察在谈话中解释得更多，也更愿意指出他在“政治觉悟”上的不足。看啊，这儿有个对政治一无所知的笨蛋，那双灰眼睛明白地传达着。谢尔盖对此再熟悉不过：在他人生的前三十年，他一直充当着更强大、更聪明的角色。他并不讨厌蠢人，甚至愿意爱护他们，笨拙的言行往往激起他保护的欲望。现在，他成为了被“关照”的对象，才发觉那也是一种冒犯。人们从不觉得自己态度傲慢，直到他们位于权力天平翘起的那头。
在不恰当的时候进行自我批评总是令人懊恼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计划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随着圣诞临近，纳粹的官僚机器也开始运转不灵。没有谁关心前线的战争进行到了何种地步，在苏联的土地上、风雪中，正在发生怎样残酷的争夺。除了渴望出人头地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懒洋洋的，等待着假期的来临。安德烈亚斯更是清闲自在。他叫来“福科尔上尉”，试图规划短途旅行。谢尔盖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提议去施普雷河的支流边逛逛。他需要更多在室外露面的机会，对郊游也不能兴致缺缺、叫人误会。安德烈亚斯不愿乘车，因此他们只能在城镇周围闲逛。两人都训练有素，长时间的远足、登山并不至于让他们倒头就睡。每次晚餐后，安德烈亚斯会和他在沙发上聊一会儿天，然后他们各自道别，洗漱睡觉。
谢尔盖借此熟悉了当地的环境。到了晚上，除了在脑海中绘制地图，他无事可做，便观察安德烈亚斯的生活。这个年轻有为的小官僚喜欢挥霍钱财，却又自命清高。有一阵子，他不知犯了什么毛病，试图向谢尔盖学习如何精打细算生活财政。他的新消费计划充分展现了老式德国人坚毅朴素的品质，也因为这个特点，没过多久它就被丢进垃圾篓里了。
安德烈亚斯从不在工作以外的事上耗费心力。对个人生活，他认为舒适是最重要的：他注重仪表，但对于其他生活细节时而讲究，时而将就，全凭一时兴起。他有几样讨厌的食品，除此以外都能下咽。他打心眼里不喜欢希特勒的大部分政策，谢尔盖常看见他对戈培尔的说辞白眼以待，却又对赢得战争以后、千年帝国的愿景充满向往；他厌烦政治警察这个称呼，却又热衷于追踪、梳理、分析不同人物的政治观点。他从不和家里联系，更没有组建自己的小家庭，除了必要的应酬，他甚至没有私人的交际圈子。有时，安德烈亚斯一天所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五句，但在他们两人的小型辩论开始以后，他猛烈的进攻常让谢尔盖疲于应付。安德烈亚斯不在乎观点的对错，他固执地想要取胜，仅此而已。
他到底想要什么？金钱？权力？名声？民族的荣耀？他似乎怀疑一切能够称之为追求的东西。谢尔盖第一次陷入了迷茫。在他积累的有限经验当中，暂且缺少如此矛盾的样本。安德烈亚斯的真实想法像鳟鱼似的，没等他留神，那突破性的话题就从手指之间溜走了。
他是生来如此，还是被什么事情变成了这样？自认为超脱框架的个人，也会甘愿做一杆步枪、一条猎狗吗？他试着鼓舞自己：盖世太保也是人，当然有人的需求，了解他，寻找他的软肋，想想教材上说的，怎么样让人喜欢上你——
在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安德烈亚斯带他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那里枯燥乏味，充斥着档案的霉味和书本掉落的灰尘。安德烈亚斯在等人，顺便检查近日更新的档案，他只得在一旁无所事事的漫步。
“我要带您见一个人，不过您要稍等一会儿。”安德烈亚斯头也不抬地说，“……该死，这群新来的学生为什么不把标点改好再装订。”
谢尔盖四处打量着，右侧墙上的地图引起了他的注意。一瞥之下，他捕捉到了一条在民用地图册上没有标注的铁路。那是用来做什么的？他趁安德烈亚斯整理文件的当口，向书柜靠近了一步，假装研究那些指导法律制订的大部头，眼神却飘向墙面。我没有看错，他再一次确认，的确是一条特别的铁路。它还是近来新修的？还是早就存在，但被军方刻意隐瞒？如果它刚刚落成，那么它的背后藏着什么军事或者政治动向？
时间有限，谢尔盖在脑海中飞快地记忆它的起止和途经的中转站。在他试图背诵整张图上标红的哨卡时，安德烈亚斯打了一通电话，好一番催促。过了一刻钟，一个面色苍白、双眼碧蓝的年轻人出现在门前。
“长官，都准备好了。”
这个年轻的警察尽量保持目不斜视，他越是强装不感兴趣，谢尔盖越能察觉他的不安与好奇。在他们三人走下楼梯的时候，他不停地打量谢尔盖的装束，在谢尔盖看向他时又移开眼睛。那倒是个秘密警察的好材料，谢尔盖腹诽，像狗鼻子似的喜欢刺探。
地下室的铁门之间夹着特殊的隔音材料，走廊里寂静无比，只能听到电流穿过灯丝发出的嗡嗡声。年轻人为安德烈亚斯打开大门，潮水般的声音将他们包裹住了。门里，两个勤务兵对他举手问好，将一串钥匙交给他。安德烈亚斯命他们三人不必陪同，拐向地下室右侧的通道。谢尔盖紧跟在他身后。越向这个铁笼子的深处走，耳边的动静就越嘈杂，犬吠声、尖叫声、铁链拖拽以及重物抽打在肉体上的声音回荡在铁栏之间。他分不清那些声音的远近，暴行正在这个地下堡垒的某几个角落发生，又或者就在他的身边。
地下审讯室的气味实在不佳。谢尔盖皱起眉头，伪装出十分嫌恶地表情。
“您不喜欢这里？”安德烈亚斯说，“我不会让您在这儿待很久的。”
在他们即将到目的地时，走廊里传来皮靴跑动的声响。安德烈亚斯眼神示意他让开一些。五个身着黑制服的青年从他们身边经过，向两人行了礼。
安德烈亚斯问道：“格哈德的案子还没有头绪？”
为首的那个回答：“是的长官，还在调查当中。”
他们陆续走近他们左手边的一扇门背后。铁门关上了，谢尔盖听到了几句高声的质问和女人的惨叫。紧接着，他听见另一个声音发出的怒吼，很快沉寂下去。
“共产党人真是难办。”安德烈亚斯轻声说，“不管在德国还是俄国。哪里出现一个，哪里就会长出一茬。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毫不在乎，对其他人的命运倒十分关切。”
“你们怎么分辨共产党人？”
“我有我的方法，但不是这种。你要知道，殴打、折磨、性暴力，那只对懦弱的人有效。更何况，酷刑之下得到的证词很可能是不负责任的。真可惜，这不是我负责的案子。”
他的话语在谢尔盖的脑袋里嗡嗡作响。哭喊的女人与谢尔盖仅一墙之隔，声音像一块烙铁在烫他的神经。被折磨的也许是他的同胞，也许是德国的共产党员，甚至只是尚有良知的德国公民。他感到嘴唇在微微颤抖，冷冰冰地说：“我对虐待俘虏不感兴趣。”
安德烈亚斯很不客气地嘲讽道：“这不是一回事——和您一样在前线战斗的军官总对我说，他们不虐待战俘，不杀害战俘，显得他们多正直、多高尚似的。战争中所有的规则都松弛了，有多少人能抵御权力的诱惑？依我看，他们一半在撒谎，另一半在冷眼旁观。您是哪一种呢？”
“我说了，我对虐待战俘不感兴趣。必要的时候我会整顿纪律。”
安德烈亚斯眨眨眼：“这儿和东线可不一样。”
纳粹对德国人和苏联人一样残酷，究竟有什么可“不一样”，有什么必要分辨那是“哪一种”暴力？谢尔盖感谢自己的愤怒。那怒火越炽烈，他的头脑就越冷静。他的胸膛里有一团安静燃烧的蓝火苗。总有一天他会死的，他安慰自己，不是现在就是将来，不在枪口底下就在绞刑架上，这个该死的纳粹……
他冷淡地回答：“我知道保安总局的工作很有成效。有许多人误解你们，而在我看来，我们只是工作在不同的战线上而已。”
安德烈亚斯接受了他的称赞，施施然转身，将他带进右手边的牢房。那里面只有一张椅子，上面坐着卢卡斯——谢尔盖一眼没认出他来，那张潇洒的、公子哥的脸深深地凹陷下去，嘴唇灰白，他像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卢卡斯没有戴铐镣，全身的伤口都处理过了，起身的时候，他的右腿仍然跛着。安德烈亚斯命他坐着回答，他才蹒跚着回到椅子上，不安地嫖着他们。
安德烈亚斯讥讽地说道：“你看他们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在这张椅子上坐了三天，就把能说的都说了，这还不到他小女朋友一半的时间。你说我该不该饶恕他？”
卢卡斯垂着头，对他的话毫无反应。安德烈亚斯微笑着，残忍地说：“你喜欢写信，喜欢向朋友通报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去哪里、走哪一条路，他们都清清楚楚。我想到了一个地方，那儿或许有更多写信的机会。我会给你一次悔改的机会，怎么样？你免于一死，说不定还能在前线打死几个苏联人，拿几枚勋章。”
卢卡斯没有说话，他低下头，不知是愤怒还是失望。安德烈亚斯等着他的反应，倒讨了个没趣，对谢尔盖耸耸肩膀。他们离开的时候，隔壁的审讯也结束了。几个年轻人拖着一具不成人形的躯体穿过走廊，一股血腥味飘散开来。谢尔盖听到了她的喃喃自语，在嘈杂的声浪中清晰地钻进他的耳朵。那是来自他祖国的语言。他的心震动了一下，眼泪不可抑制地充满双眼。我不能在这儿掉眼泪呀，谢尔盖猛地向前一步，捂住鼻子，飞快地擦掉泪水。
所幸安德烈亚斯没有看着他，对那几个青年党卫军饶有兴趣地问：“他说了吗？”
“没有，长官。”
“那真遗憾。唉，多么无情的人啊。”
这天他们一同步行返回住处。谢尔盖头痛欲裂，他忍了又忍，急需找一个渠道发泄怒火。在公寓门前，他再也无法克制住双手的颤抖，冷冷地对安德烈亚斯说道：“保安总局好大的气派。您大可以把您的朋友都带进去看看，这样您就会收获一队忠诚的狼犬了。”
安德烈亚斯愣住了：“您误解了我。”
谢尔盖冷笑一声，推开大门：“您倒不必如此谦虚。我感觉自己一身都是腐烂的味道。我刚从前线回来，您就提醒了我——这就是您的友谊，是不是？”
他气冲冲地回到房间，拧开水龙头，把脸浸在冰冷的水中。那刺骨的温度让他全身打战，这刚好替代、缓解了他哭泣的欲望。他把自己从窒息的边缘解救出来，望着镜子里的脸庞。一双充血的眼睛同他对视，水滴从他的颧骨流向下巴，他向镜子伸出手，被体温蒸出的水汽在玻璃上留下了浮萍似的斑点。他咬紧颤抖的牙齿，忽然想起契诃夫的小说、那个名叫姚纳的车夫无人问津的痛苦。在遭受了侮辱与轻慢以后，他只能把儿子去世的消息告诉一匹马。
我又能向谁诉说呢，谢尔盖想，我的身边连一匹小马也没有。
他深深地吸气，屏住呼吸数了四秒，对着镜子里憔悴的面孔吐出一口气：现在什么也不该想，睡一觉是最好的决定。
我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受到监视，暂时没有被怀疑。请求下一步指示。他在信中隐晦地介绍了自己的处境，重点提到了他的“新朋友”，在最后留下了暗语，希望位于南部的同志能替他传递消息：“亲爱的妈妈，祝您一切都好，如果您有什么急事，请邻居汉娜替您回信给我。”
安德烈亚斯对他的看管明显放松了。这位秘密警察不再在公寓里随身配枪，睡觉前也不再反锁房门。等断续的雨水过去，寒冬彻底降临了。路边蓄水的砖缝变成了深黑色，表面结了一层灰蒙蒙的薄冰，其中浸泡着枯枝败叶。那些植物的遗物迟迟不肯失去旧有的形状，散发出腐败以前的潮气。骑行者要特别留心这些凹陷，否则就会让洗衣房多做几单生意。有些水坑位置刁钻，行迹隐蔽，高速行驶的轿车经过时，在二楼也能听见水花的响声。
“他们该开慢些。”安德烈亚斯抱怨，他正坐在窗边读报纸，“如果人人都这样吵吵闹闹，谁还愿意住在这里？”
公寓不远处就是盖世太保的办公楼，即便当局尽可能伪装，附近的居民还是不愿意从这里经过。谢尔盖朝窗外看了看：“好大的排场，像有什么人物要来拜访似的。是柏林来的人吗？”
“哦，不是的。那些是阿勃维尔的人，从部门设置上来看同您的关系更近些，不是吗？”
“我对情报系统知之甚少。”
“您不必了解他们，他们只会叫人生气。军事情报局，一群絮絮叨叨的学究，或者倚靠家族庇荫的公子哥儿。他们腔调太高，效率太低，很快就要让人取代了——我无意冒犯。”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歉意，例行公事的客套把那傲慢的姿态衬得更可恶了。难道您不靠家族庇荫么，谢尔盖撇撇嘴，说道：“您不用道歉。我是个从前线回来的人。从前线的战况看起来，您说的甚至是事实呢。”
安德烈亚斯对他的冷幽默十分欣赏：“刚才您真该拉开窗户，朝楼下喊一嗓子。”
在战争一开始，内务部就知悉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对东线战场的态度。在德国人真正的灾难到来以前，那个总想要扮演死神的男人已经认为军队正在做无谓的牺牲。海德里希对情报事务一窍不通，但到底出身于海军部队，对战争有些基本的常识。把没有完整装备的士兵送上前线，那就是谋杀。仗着希特勒的宠爱，他在办公室里放肆地向副官抱怨国防军的将军们和军需处长们无能，同他在希姆莱面前略带抵触的恭顺截然相反。这类点评倒不是出于清醒，海德里希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他关注细节，关注某条轨道运行得是否通畅，却从不思考局势。他比希特勒更加冷漠，更加讲求效率，完全把个人当做机器的配件。他不在乎用掉多少个螺帽，但每一个螺帽必须物尽其用，否则何必花大价钱购买它们？他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保安总局对于战争的看法，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
那是我们的老对手，谢尔盖的指导员说，冷漠、急躁、过度自信，把自己置于超乎常人的位置操纵一切——尼采哲学的又一个践行者，但他也是个精明人、最强悍的敌人之一。海德里希说得不多，但他把一切紧紧握在手中，保安总局是他而不是希姆莱个人意志的延伸。在进入德国以前，学习他的观点是很有必要的。
在安德烈亚斯面前，谢尔盖暗示军事情报局办事不力，立刻得到了认同——盖世太保内部的确存在一些共识，国防军的元老和希特勒的新宠之间，斗争已经趋近白热化，谁也不愿再掩饰了。
“您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安德烈亚斯说，“我喜欢有胆量的人。像您这样的人管理政府该多好。办公室政治、人云亦云的会议太乏味了，我总想找个借口溜出去散步，或者干脆在家里睡觉。如果我要听那些政治说教，我为什么不去听戈培尔的广播呢。什么‘这是强加给我们的战争’。为了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我们的宣传部门太怯懦了。”
谢尔盖佯装惊讶：“您认为他说得不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这一代人的战争。”他转向谢尔盖，目光在他的鼻梁骨和下颌之间滑动，像在观察宠物被投喂以后的反应，“这和谁是优等人、谁是劣等人无关。如果德国人不甘心永远贫困，我们只能让欧洲臣服。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只有两种身份，要么成为奴隶，要么成为主人。即使你不喜欢奴隶制度，它也在历史中逐渐消亡，但宏观的世界还是据此运行。我们只是不愿变成奴隶，不论臣服在英国人、法国人的脚下，还是被红色的恐怖统治，我们都要竭力避免。我们这一代人的义务就在于此。”
一番相当漂亮的发言，谢尔盖却在其中听出了不满。安德烈亚斯对他说得太多了，对于这一类官僚，越是长篇大论的发言，真话越少。谢尔盖惊讶于他对纳粹主流不以为意的态度，但转念又像：他应当有所抱怨，以他的某一重身份，他不该坐在明亮宽敞的会客厅里。他掂量了一下局面，采取了冒险的策略：“您说得对，我们的政策和种族的优劣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仇恨不能带来进益，承担责任才能。”
安德烈亚斯坐直了，把交叉的手指放在膝盖上，目光离开了谢尔盖的脸庞，转向胸前的勋章。他退缩了，言语却更加咄咄逼人：“您一点儿也不怕死吗？您明知道对我说这些观点可能招致什么样的后果。”
谢尔盖说：“因为您一直把我当做朋友。”
安德烈亚斯惊诧地望了他一眼。在他惯来所听的奉承之中，这说辞太奇特了，让他一时间无法回应。“朋友”，什么年纪的人才会真心实意地使用它？反正对他来说，那是太过遥远的记忆了，一个年岁和他相近的人，会在这个词的指导下做出任何决定，他难以想象。
安德烈亚斯对他颇有几分同情，谢尔盖察觉了这一点。从那以后，这位政治警察在谈话中解释得更多，也更愿意指出他在“政治觉悟”上的不足。看啊，这儿有个对政治一无所知的笨蛋，那双灰眼睛明白地传达着。谢尔盖对此再熟悉不过：在他人生的前三十年，他一直充当着更强大、更聪明的角色。他并不讨厌蠢人，甚至愿意爱护他们，笨拙的言行往往激起他保护的欲望。现在，他成为了被“关照”的对象，才发觉那也是一种冒犯。人们从不觉得自己态度傲慢，直到他们位于权力天平翘起的那头。
在不恰当的时候进行自我批评总是令人懊恼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计划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随着圣诞临近，纳粹的官僚机器也开始运转不灵。没有谁关心前线的战争进行到了何种地步，在苏联的土地上、风雪中，正在发生怎样残酷的争夺。除了渴望出人头地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懒洋洋的，等待着假期的来临。安德烈亚斯更是清闲自在。他叫来“福科尔上尉”，试图规划短途旅行。谢尔盖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提议去施普雷河的支流边逛逛。他需要更多在室外露面的机会，对郊游也不能兴致缺缺、叫人误会。安德烈亚斯不愿乘车，因此他们只能在城镇周围闲逛。两人都训练有素，长时间的远足、登山并不至于让他们倒头就睡。每次晚餐后，安德烈亚斯会和他在沙发上聊一会儿天，然后他们各自道别，洗漱睡觉。
谢尔盖借此熟悉了当地的环境。到了晚上，除了在脑海中绘制地图，他无事可做，便观察安德烈亚斯的生活。这个年轻有为的小官僚喜欢挥霍钱财，却又自命清高。有一阵子，他不知犯了什么毛病，试图向谢尔盖学习如何精打细算生活财政。他的新消费计划充分展现了老式德国人坚毅朴素的品质，也因为这个特点，没过多久它就被丢进垃圾篓里了。
安德烈亚斯从不在工作以外的事上耗费心力。对个人生活，他认为舒适是最重要的：他注重仪表，但对于其他生活细节时而讲究，时而将就，全凭一时兴起。他有几样讨厌的食品，除此以外都能下咽。他打心眼里不喜欢希特勒的大部分政策，谢尔盖常看见他对戈培尔的说辞白眼以待，却又对赢得战争以后、千年帝国的愿景充满向往；他厌烦政治警察这个称呼，却又热衷于追踪、梳理、分析不同人物的政治观点。他从不和家里联系，更没有组建自己的小家庭，除了必要的应酬，他甚至没有私人的交际圈子。有时，安德烈亚斯一天所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五句，但在他们两人的小型辩论开始以后，他猛烈的进攻常让谢尔盖疲于应付。安德烈亚斯不在乎观点的对错，他固执地想要取胜，仅此而已。
他到底想要什么？金钱？权力？名声？民族的荣耀？他似乎怀疑一切能够称之为追求的东西。谢尔盖第一次陷入了迷茫。在他积累的有限经验当中，暂且缺少如此矛盾的样本。安德烈亚斯的真实想法像鳟鱼似的，没等他留神，那突破性的话题就从手指之间溜走了。
他是生来如此，还是被什么事情变成了这样？自认为超脱框架的个人，也会甘愿做一杆步枪、一条猎狗吗？他试着鼓舞自己：盖世太保也是人，当然有人的需求，了解他，寻找他的软肋，想想教材上说的，怎么样让人喜欢上你——
在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安德烈亚斯带他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那里枯燥乏味，充斥着档案的霉味和书本掉落的灰尘。安德烈亚斯在等人，顺便检查近日更新的档案，他只得在一旁无所事事的漫步。
“我要带您见一个人，不过您要稍等一会儿。”安德烈亚斯头也不抬地说，“……该死，这群新来的学生为什么不把标点改好再装订。”
谢尔盖四处打量着，右侧墙上的地图引起了他的注意。一瞥之下，他捕捉到了一条在民用地图册上没有标注的铁路。那是用来做什么的？他趁安德烈亚斯整理文件的当口，向书柜靠近了一步，假装研究那些指导法律制订的大部头，眼神却飘向墙面。我没有看错，他再一次确认，的确是一条特别的铁路。它还是近来新修的？还是早就存在，但被军方刻意隐瞒？如果它刚刚落成，那么它的背后藏着什么军事或者政治动向？
时间有限，谢尔盖在脑海中飞快地记忆它的起止和途经的中转站。在他试图背诵整张图上标红的哨卡时，安德烈亚斯打了一通电话，好一番催促。过了一刻钟，一个面色苍白、双眼碧蓝的年轻人出现在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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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都准备好了。”
这个年轻的警察尽量保持目不斜视，他越是强装不感兴趣，谢尔盖越能察觉他的不安与好奇。在他们三人走下楼梯的时候，他不停地打量谢尔盖的装束，在谢尔盖看向他时又移开眼睛。那倒是个秘密警察的好材料，谢尔盖腹诽，像狗鼻子似的喜欢刺探。
地下室的铁门之间夹着特殊的隔音材料，走廊里寂静无比，只能听到电流穿过灯丝发出的嗡嗡声。年轻人为安德烈亚斯打开大门，潮水般的声音将他们包裹住了。门里，两个勤务兵对他举手问好，将一串钥匙交给他。安德烈亚斯命他们三人不必陪同，拐向地下室右侧的通道。谢尔盖紧跟在他身后。越向这个铁笼子的深处走，耳边的动静就越嘈杂，犬吠声、尖叫声、铁链拖拽以及重物抽打在肉体上的声音回荡在铁栏之间。他分不清那些声音的远近，暴行正在这个地下堡垒的某几个角落发生，又或者就在他的身边。
地下审讯室的气味实在不佳。谢尔盖皱起眉头，伪装出十分嫌恶地表情。
“您不喜欢这里？”安德烈亚斯说，“我不会让您在这儿待很久的。”
在他们即将到目的地时，走廊里传来皮靴跑动的声响。安德烈亚斯眼神示意他让开一些。五个身着黑制服的青年从他们身边经过，向两人行了礼。
安德烈亚斯问道：“格哈德的案子还没有头绪？”
为首的那个回答：“是的长官，还在调查当中。”
他们陆续走近他们左手边的一扇门背后。铁门关上了，谢尔盖听到了几句高声的质问和女人的惨叫。紧接着，他听见另一个声音发出的怒吼，很快沉寂下去。
“共产党人真是难办。”安德烈亚斯轻声说，“不管在德国还是俄国。哪里出现一个，哪里就会长出一茬。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毫不在乎，对其他人的命运倒十分关切。”
“你们怎么分辨共产党人？”
“我有我的方法，但不是这种。你要知道，殴打、折磨、性暴力，那只对懦弱的人有效。更何况，酷刑之下得到的证词很可能是不负责任的。真可惜，这不是我负责的案子。”
他的话语在谢尔盖的脑袋里嗡嗡作响。哭喊的女人与谢尔盖仅一墙之隔，声音像一块烙铁在烫他的神经。被折磨的也许是他的同胞，也许是德国的共产党员，甚至只是尚有良知的德国公民。他感到嘴唇在微微颤抖，冷冰冰地说：“我对虐待俘虏不感兴趣。”
安德烈亚斯很不客气地嘲讽道：“这不是一回事——和您一样在前线战斗的军官总对我说，他们不虐待战俘，不杀害战俘，显得他们多正直、多高尚似的。战争中所有的规则都松弛了，有多少人能抵御权力的诱惑？依我看，他们一半在撒谎，另一半在冷眼旁观。您是哪一种呢？”
“我说了，我对虐待战俘不感兴趣。必要的时候我会整顿纪律。”
安德烈亚斯眨眨眼：“这儿和东线可不一样。”
纳粹对德国人和苏联人一样残酷，究竟有什么可“不一样”，有什么必要分辨那是“哪一种”暴力？谢尔盖感谢自己的愤怒。那怒火越炽烈，他的头脑就越冷静。他的胸膛里有一团安静燃烧的蓝火苗。总有一天他会死的，他安慰自己，不是现在就是将来，不在枪口底下就在绞刑架上，这个该死的纳粹……
他冷淡地回答：“我知道保安总局的工作很有成效。有许多人误解你们，而在我看来，我们只是工作在不同的战线上而已。”
安德烈亚斯接受了他的称赞，施施然转身，将他带进右手边的牢房。那里面只有一张椅子，上面坐着卢卡斯——谢尔盖一眼没认出他来，那张潇洒的、公子哥的脸深深地凹陷下去，嘴唇灰白，他像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卢卡斯没有戴铐镣，全身的伤口都处理过了，起身的时候，他的右腿仍然跛着。安德烈亚斯命他坐着回答，他才蹒跚着回到椅子上，不安地嫖着他们。
安德烈亚斯讥讽地说道：“你看他们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在这张椅子上坐了三天，就把能说的都说了，这还不到他小女朋友一半的时间。你说我该不该饶恕他？”
卢卡斯垂着头，对他的话毫无反应。安德烈亚斯微笑着，残忍地说：“你喜欢写信，喜欢向朋友通报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去哪里、走哪一条路，他们都清清楚楚。我想到了一个地方，那儿或许有更多写信的机会。我会给你一次悔改的机会，怎么样？你免于一死，说不定还能在前线打死几个苏联人，拿几枚勋章。”
卢卡斯没有说话，他低下头，不知是愤怒还是失望。安德烈亚斯等着他的反应，倒讨了个没趣，对谢尔盖耸耸肩膀。他们离开的时候，隔壁的审讯也结束了。几个年轻人拖着一具不成人形的躯体穿过走廊，一股血腥味飘散开来。谢尔盖听到了她的喃喃自语，在嘈杂的声浪中清晰地钻进他的耳朵。那是来自他祖国的语言。他的心震动了一下，眼泪不可抑制地充满双眼。我不能在这儿掉眼泪呀，谢尔盖猛地向前一步，捂住鼻子，飞快地擦掉泪水。
所幸安德烈亚斯没有看着他，对那几个青年党卫军饶有兴趣地问：“他说了吗？”
“没有，长官。”
“那真遗憾。唉，多么无情的人啊。”
这天他们一同步行返回住处。谢尔盖头痛欲裂，他忍了又忍，急需找一个渠道发泄怒火。在公寓门前，他再也无法克制住双手的颤抖，冷冷地对安德烈亚斯说道：“保安总局好大的气派。您大可以把您的朋友都带进去看看，这样您就会收获一队忠诚的狼犬了。”
安德烈亚斯愣住了：“您误解了我。”
谢尔盖冷笑一声，推开大门：“您倒不必如此谦虚。我感觉自己一身都是腐烂的味道。我刚从前线回来，您就提醒了我——这就是您的友谊，是不是？”
他气冲冲地回到房间，拧开水龙头，把脸浸在冰冷的水中。那刺骨的温度让他全身打战，这刚好替代、缓解了他哭泣的欲望。他把自己从窒息的边缘解救出来，望着镜子里的脸庞。一双充血的眼睛同他对视，水滴从他的颧骨流向下巴，他向镜子伸出手，被体温蒸出的水汽在玻璃上留下了浮萍似的斑点。他咬紧颤抖的牙齿，忽然想起契诃夫的小说、那个名叫姚纳的车夫无人问津的痛苦。在遭受了侮辱与轻慢以后，他只能把儿子去世的消息告诉一匹马。
我又能向谁诉说呢，谢尔盖想，我的身边连一匹小马也没有。
他深深地吸气，屏住呼吸数了四秒，对着镜子里憔悴的面孔吐出一口气：现在什么也不该想，睡一觉是最好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