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女侦查员
安德烈亚斯没有因为他的冷淡而转变态度，反而更愿意和他亲近了。谢尔盖更加确信这是一场考验——如果他对卢卡斯表现出同情，安德烈亚斯必不可能放过他。在那以后，安德烈亚斯又试探了他几次，每次提到卢卡斯，言语之间多有惋惜。谢尔盖却表现出一副无情的态度。
安德烈亚斯对他政治报告似的回应颇有抱怨：“您真是铁石心肠。在前线的军人都这样吗？”
“谁也不该背叛自己的祖国，连动摇也是可耻的。”
“我受够了，您到底什么意思？他活该？不是？那么我猜您不赞成的是刑讯逼供咯？”
“在这件事上，我和您态度相似。残忍的手段只能震慑怯懦者。”
安德烈亚斯放下刀叉，绕过桌子，拍拍他的肩膀：“您不必像这样防范或者奉承我呀。您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我喜欢和您像之前那样相处。”
说完他拿起挂在沙发靠背上的外套离开了。谢尔盖敏锐地观察到，安德烈亚斯不再使用前门拐角处的衣架——他没有随手摆好物品的习惯。那种井然有序的特征只在他的思维上彰显，这位少校打理起生活来简直是一团乱麻。如果没有保安总局的雇员和清洁工时时到访，长此以往，这间公寓里很可能不再有能落脚的位置。他确实很警惕，谢尔盖想，他不愿在陌生人面前暴露自己，哪怕只是细节处的喜好。现在，他开始放松警惕了。
安德烈亚斯离开以后，谢尔盖换了几件不起眼的衣裳。他准备出门一趟，像往常一样。
他悠哉游哉地走过大街，悄悄在街角丢了一枚“石头”——那是内务部传授的技巧，从外观看，那灰扑扑的东西和普通的碎石毫无差别。第二天，“石头”还在原位，直到第三天下午，拐角的树影下又变得空空荡荡了。
也许它充当了某个孩子的足球，或者遭遇了一位生活不太顺遂的白领。谢尔盖从空地经过，目不斜视地丢下了一块新石头。他在树下等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究竟有什么人从这儿经过？先前的“石头”去了哪里？他背靠墙壁，思考着：我还没有收到南方的回信，我的任务还要继续吗？还是说，我应当就此沉默，等待上级给我发送消息？
就在他思索下一步行动时，一辆自行车从拐角疾驰而来。谢尔盖的胳膊被撞了一记，痛得他打了个激灵。在来人将要跌倒时，他眼疾手快，抓住了向一侧扭去的车头。
“真抱歉！我不是有意的。” 骑车的姑娘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她头戴一顶呢子女帽，细软的头发贴在两颊，剪得短短的，嘴唇纤细，脸颊丰满，一副干练的模样。谢尔盖注意到她的右眼眶有一片不太明显的擦伤，隐没在棕黑色的眉毛当中。
谢尔盖对她微笑：“没关系的女士。人难免有出错的时候。”
“好心的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我姓福科尔，叫我凯里安就行，您呢？”
“我叫安尼卡。”
“您这么急匆匆地，是要往哪儿去？”
“我刚把衣裳送去洗衣房，现在准备去领些做菜的香料。您知道的，这鬼天气，花园里还剩下什么呢。”
“在我小时候，我母亲在庭院里种了不少莓子。咱们都盼望着自给自足，但就算在南方，冬天的气候也不敢恭维。”
他同安尼卡并肩而行，绘声绘色地讲起“母亲的庭院”。但那并非空中楼阁，他描述的是内务部给年轻人们做审美训练的学校。他们在那里欣赏音乐，评估美术作品，了解高档服装、珠宝和酒等等，方便他们扮演不同阶级的角色。如果安尼卡是他的同志，她应当心领神会。
安尼卡就“家乡”的风土人情提了不少刁钻的问题，又仔细梳理了他从战场来到德国境内的时间。等这场“审讯”结束，那姑娘拉着他转过一堵墙，向他手里塞了些什么，正是他之前投放的“石头”。
“您丢了东西。”她说，“这两样都是您的吗？”
他们俩交换了代号。这小个子姑娘叫做“燕妮”，取自十月革命后苏联流行的女孩名，在德国，她是女工“安尼卡”。目前，她正在给一位旗队长的夫人当女佣。旗队长夫妇眼下正在他们的度假别墅里：燕妮得知要接应边境的同志，便央求夫人施舍几天假期，称自己在城市里太疲惫了，想去乡间小镇休息几天。这位夫人深居简出，把她当作闺中密友，对她推心置腹，二话不说便同意了。隔天夜里，她收到了南方发来的电报：她的新小组成员已经就位。
燕妮向他展示了洗衣篮侧面的小口袋：“男人们很少知道这儿有个口袋。盖世太保更愿意相信共产党是年轻的男学者、男工人，一个洗衣服的女人很容易被轻视。”
谢尔盖点点头。不远处，有两个老妇人牵着狗朝这边走来，他们停顿了一下，换了一条去湖边的路线。
“您可能不知道，现在我的案头攒了不少情报，却没法向莫斯科传递。”燕妮从口袋里掏出香烟，举手遮挡嘴唇，目光看向周围，“我在这儿负责一架电台，柏林乃至大半个德国的无线电都可以到达这儿，但前线的同志们在撤退。我们离他们太远了。”
“您有什么计划？——让我们别用敬称了，我和德国人客套得够多了。”
“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一下，电台必须向东移动，否则我们一点儿消息也发不出去。但是，我的人都有另外的身份，做这样的调度简直是送死。我发现有一支游击队在东面，领头的是一位苏共党员，他们也有一架电台用来收听德国人的军事部署，不久前我得知，在他们的位置可以听到前线的声音。我原本希望你能协助我把情报传递给他们。”
“现在呢？”
“现在——你没法再假装一个四处跑动的闲杂人等了。”
“那么，我还要一直扮演下去？我对工作没有怨言，但我不擅长长时间的伪装。他们应该告诉你了，我以前是一个‘破坏者’。”
“这个计划当然危险。小里特贝格是绝佳的信息来源，他在柏林也有不小的势力，尤其在司法官员当中，旗队长有时会说起他。这个年轻人长期倚靠他的父亲，可他绝不是什么卖官鬻爵的蠢蛋——要不然他的上司不可能长久地容忍他。他是一条嗅觉灵敏的猎犬，据我所知，他被如此纵容，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另一方面，他的上司想要依赖他的功劳升迁。我希望你打入内部，拿到更高层、更准确的消息。”
“也只好这么办了。我想，既然他已经盯上了我，不如将计就计——前些日子，有几个德国人在……”
“我已经知道了。我通知了游击队的弗里达，让她想想有没有办法营救。”
“好。”谢尔盖点点头，“小心为上。”
分别之前，燕妮用力地同他握了握手：“记住，不要再投放石头，如果需要传递消息，在窗口的花瓶里插玫瑰花，隔天早晨九点，我会在面包店与你见面——你知道的，上层人总嫌那点儿配给不够吃，军需列车都要为他们服务呢。”
谢尔盖的脑中灵光一闪：“等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头绪。在这镇子附近有一条铁路，我从没在其他地图册上见过……”
这次会面让他一整天都十分愉快。下午，谢尔盖特意去了一趟面包房。如果他今后经常要出入这个场所，就该提前让相关人士习惯他的行踪，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他和老板打招呼，说是替上级采买，挑了几块蛋糕，半斤糖果，慢慢踱回公寓里去了。
他把蛋糕放在餐桌上，叫厨娘装盘，又把糖果送给那女人，准许她带回家给自己的孩子。阴差阳错地，安德烈亚斯很喜欢他的“礼物”。晚餐结束后，他们在沙发上谈论各自的家庭。谢尔盖原本以为他会讲讲自家产业，他也好借机探一探对方的底细，然而安德烈亚斯对这个话题兴致缺缺。他只说起他的母亲，说她令人尊敬，很有才华。她为了儿子的教育，放弃了心爱的绘画，转而辅导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安德烈亚斯对她态度复杂，说不上是感激还是怅然，说到这儿就不再继续了。谢尔盖暗暗地想，她的一生真是不幸，青春活力都在家庭的劳动中消磨了。如果她一直画下去，说不定能成为罗莎·博纳尔，而事实上，她被禁锢在了家庭中。她的纳粹儿子只会给她这样的评价，一位合格的母亲。
谢尔盖失去了兴趣，安德烈亚斯却开始反问他。他说起母亲，又说起年轻的女邻居，那位德国姑娘的形象是塔莉亚的缩影，让他的讲述充满了感情。因此，他被安德烈亚斯打断了。
“您爱她吗？”
谢尔盖敏锐地捕捉到了那股探究的欲望。他沉重地叹了口气，无奈地说：“我深深地爱着她，但战争把我们分开了。”
在这个年代，“分开”有多重含义。谢尔盖把追问的可能堵死了。安德烈亚斯撇撇嘴：“回想我母亲的生活，我认为结婚对她来说是个错误。她说我的父亲曾狂热地爱她，是否真的如此，我也不知道。但后来一切都变了。婚姻就是这样，不过这倒也不是婚姻的错处。也许爱情本身就是这样，它会变得冷淡、僵硬、充满陈规，真是可怕。战争……战争在这方面是仁慈的，它让爱免于面对惨淡的结局。”
“通过毁灭的方式？通过夺走人的生命？”
安德烈亚斯高深莫测地点点头：“死亡是悲痛的，但是伴随眼泪的爱比自然消亡的爱要好一千倍。”
这种资产阶级的肉麻情调真令人不适。谢尔盖恨恨地咬牙，他把死亡看成什么？把战争看成什么？世界上所有的邪恶加起来也不及战争，那却成了安德烈亚斯浪漫舞台戏的背景：“那么，你会因为必然的结局而拒绝爱情吗？”
安德烈亚斯笑了笑，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也许不会。就好像人都有必死的结局，而我至今仍想活着。”
他离得近了，谢尔盖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氛味，不适地躲开了。爱情的话题被他抛到了脑后。好一个轻浮的法西斯分子，如果他胆敢在苏联玩弄女性的话，只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他的命……啊，对了，他根本不喜欢女人。谢尔盖心烦意乱。安德烈亚斯垂着眼睛，从他耳边退开了。这个高谈阔论的法西斯分子倒向沙发的另一头，靠在扶手上沉思。
在他们的谈话开始之前，太阳还挂在西面的云下，他们没有把客厅的电灯全部打开。现在，整个屋子昏黑一片，只有两只花瓶沐浴着乳黄的灯光。在他们身边盘旋着不易察觉的微风，荡漾着黄昏的死寂。其实黄昏和黎明的前一刻是相同的，那是地球上光线最暗淡的时刻，比午夜的黑暗更加深邃。谢尔盖的脑子里冒出了不少无用的地理知识，每当他不安的时候，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就会像沼气一样咕噜噜钻出水面。在电灯被发明以前，人们恐惧黑暗的降临，而现在，人类早已从丛林中用双手解放了自己，黄昏成为了一天之中最惬意而安闲的时光。
太不对劲了，他想，我该去把电灯打开。
“你愿不愿意留下？留在这里？”安德烈亚斯问，他的声音模糊，影子也模糊，“还是说，你想早日回家、或者上前线去？”
“我已经留下了么，不是么？如你所愿。”
“不，我是指工作上的调动。我如今缺少一个帮手。你看，你愿不愿意？”
谢尔盖暗暗松了一口气。然而，不久之后，安德烈亚斯那头传来下定决心的一声轻叹。谢尔盖转过脸瞪着他。别冲动，他在心里默念，他不会在这时候要你的命，你也不能在这时候把他解决掉，想想燕妮对你说的。你早已经不再是你自己了。
在他对自己的训诫中，那个瘦长的身影站起来。谢尔盖坐直了，但这姿态并没有阻止安德烈亚斯靠近。那个影子晃动着，抓住他的肩膀：“我很喜欢你。”
“什么？”
“我说，我很喜欢你。”
他没来得及回应。安德烈亚斯低下头，在他的嘴角吻了一下。
谢尔盖一阵颤栗。事发突然，他毫无防备，用力一推，安德烈亚斯像只小船似的荡开了。理智短暂地离开了他的头脑。我从没有遇见过这种事！谢尔盖靠在沙发垫上，又愣愣地坐直了。惊诧像口大钟似的在他脑内轰鸣，除了嘴唇边那一点儿热气，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现实好像变成了镜框里的画面，飞快地缩小、缩小，变成一幕戏剧、一张油画，彻底同他这个旁观者无关了。
安德烈亚斯踉跄了好几步，后背撞在餐厅的座椅上，狼狈地摔倒了。那张脸上一贯的傲慢消失了，变成震惊、怨愤和仇恨的混合。他坐在地板上，呆愣了片刻，恼羞成怒地站起身：“您怎么敢这样对我？”
那声音把谢尔盖叫回了现实。他震惊地看着这一场闹剧，头脑飞快运转：放松些！就你扮演的角色来说，你很有理由为此大发雷霆，毕竟安德烈亚斯想做、将做的事会把你们两个都送进集中营。“凯里安”抱起双手，从沙发边起立了，对他不守规矩的同胞怒目而视，高声诘问：
“您今天又喝醉了？您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什么后果？我一直把您当作朋友，可您呢？您在打什么可耻的算盘？”
安德烈亚斯瞪着他，头发散乱，目光灼人，一副要上前揍他的模样。但很快，那盛怒的表情熄灭了。他扯扯凌乱的衬衫，取下丢在沙发上的大衣，开门出去了。
安德烈亚斯对他政治报告似的回应颇有抱怨：“您真是铁石心肠。在前线的军人都这样吗？”
“谁也不该背叛自己的祖国，连动摇也是可耻的。”
“我受够了，您到底什么意思？他活该？不是？那么我猜您不赞成的是刑讯逼供咯？”
“在这件事上，我和您态度相似。残忍的手段只能震慑怯懦者。”
安德烈亚斯放下刀叉，绕过桌子，拍拍他的肩膀：“您不必像这样防范或者奉承我呀。您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我喜欢和您像之前那样相处。”
说完他拿起挂在沙发靠背上的外套离开了。谢尔盖敏锐地观察到，安德烈亚斯不再使用前门拐角处的衣架——他没有随手摆好物品的习惯。那种井然有序的特征只在他的思维上彰显，这位少校打理起生活来简直是一团乱麻。如果没有保安总局的雇员和清洁工时时到访，长此以往，这间公寓里很可能不再有能落脚的位置。他确实很警惕，谢尔盖想，他不愿在陌生人面前暴露自己，哪怕只是细节处的喜好。现在，他开始放松警惕了。
安德烈亚斯离开以后，谢尔盖换了几件不起眼的衣裳。他准备出门一趟，像往常一样。
他悠哉游哉地走过大街，悄悄在街角丢了一枚“石头”——那是内务部传授的技巧，从外观看，那灰扑扑的东西和普通的碎石毫无差别。第二天，“石头”还在原位，直到第三天下午，拐角的树影下又变得空空荡荡了。
也许它充当了某个孩子的足球，或者遭遇了一位生活不太顺遂的白领。谢尔盖从空地经过，目不斜视地丢下了一块新石头。他在树下等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究竟有什么人从这儿经过？先前的“石头”去了哪里？他背靠墙壁，思考着：我还没有收到南方的回信，我的任务还要继续吗？还是说，我应当就此沉默，等待上级给我发送消息？
就在他思索下一步行动时，一辆自行车从拐角疾驰而来。谢尔盖的胳膊被撞了一记，痛得他打了个激灵。在来人将要跌倒时，他眼疾手快，抓住了向一侧扭去的车头。
“真抱歉！我不是有意的。” 骑车的姑娘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她头戴一顶呢子女帽，细软的头发贴在两颊，剪得短短的，嘴唇纤细，脸颊丰满，一副干练的模样。谢尔盖注意到她的右眼眶有一片不太明显的擦伤，隐没在棕黑色的眉毛当中。
谢尔盖对她微笑：“没关系的女士。人难免有出错的时候。”
“好心的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我姓福科尔，叫我凯里安就行，您呢？”
“我叫安尼卡。”
“您这么急匆匆地，是要往哪儿去？”
“我刚把衣裳送去洗衣房，现在准备去领些做菜的香料。您知道的，这鬼天气，花园里还剩下什么呢。”
“在我小时候，我母亲在庭院里种了不少莓子。咱们都盼望着自给自足，但就算在南方，冬天的气候也不敢恭维。”
他同安尼卡并肩而行，绘声绘色地讲起“母亲的庭院”。但那并非空中楼阁，他描述的是内务部给年轻人们做审美训练的学校。他们在那里欣赏音乐，评估美术作品，了解高档服装、珠宝和酒等等，方便他们扮演不同阶级的角色。如果安尼卡是他的同志，她应当心领神会。
安尼卡就“家乡”的风土人情提了不少刁钻的问题，又仔细梳理了他从战场来到德国境内的时间。等这场“审讯”结束，那姑娘拉着他转过一堵墙，向他手里塞了些什么，正是他之前投放的“石头”。
“您丢了东西。”她说，“这两样都是您的吗？”
他们俩交换了代号。这小个子姑娘叫做“燕妮”，取自十月革命后苏联流行的女孩名，在德国，她是女工“安尼卡”。目前，她正在给一位旗队长的夫人当女佣。旗队长夫妇眼下正在他们的度假别墅里：燕妮得知要接应边境的同志，便央求夫人施舍几天假期，称自己在城市里太疲惫了，想去乡间小镇休息几天。这位夫人深居简出，把她当作闺中密友，对她推心置腹，二话不说便同意了。隔天夜里，她收到了南方发来的电报：她的新小组成员已经就位。
燕妮向他展示了洗衣篮侧面的小口袋：“男人们很少知道这儿有个口袋。盖世太保更愿意相信共产党是年轻的男学者、男工人，一个洗衣服的女人很容易被轻视。”
谢尔盖点点头。不远处，有两个老妇人牵着狗朝这边走来，他们停顿了一下，换了一条去湖边的路线。
“您可能不知道，现在我的案头攒了不少情报，却没法向莫斯科传递。”燕妮从口袋里掏出香烟，举手遮挡嘴唇，目光看向周围，“我在这儿负责一架电台，柏林乃至大半个德国的无线电都可以到达这儿，但前线的同志们在撤退。我们离他们太远了。”
“您有什么计划？——让我们别用敬称了，我和德国人客套得够多了。”
“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一下，电台必须向东移动，否则我们一点儿消息也发不出去。但是，我的人都有另外的身份，做这样的调度简直是送死。我发现有一支游击队在东面，领头的是一位苏共党员，他们也有一架电台用来收听德国人的军事部署，不久前我得知，在他们的位置可以听到前线的声音。我原本希望你能协助我把情报传递给他们。”
“现在呢？”
“现在——你没法再假装一个四处跑动的闲杂人等了。”
“那么，我还要一直扮演下去？我对工作没有怨言，但我不擅长长时间的伪装。他们应该告诉你了，我以前是一个‘破坏者’。”
“这个计划当然危险。小里特贝格是绝佳的信息来源，他在柏林也有不小的势力，尤其在司法官员当中，旗队长有时会说起他。这个年轻人长期倚靠他的父亲，可他绝不是什么卖官鬻爵的蠢蛋——要不然他的上司不可能长久地容忍他。他是一条嗅觉灵敏的猎犬，据我所知，他被如此纵容，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另一方面，他的上司想要依赖他的功劳升迁。我希望你打入内部，拿到更高层、更准确的消息。”
“也只好这么办了。我想，既然他已经盯上了我，不如将计就计——前些日子，有几个德国人在……”
“我已经知道了。我通知了游击队的弗里达，让她想想有没有办法营救。”
“好。”谢尔盖点点头，“小心为上。”
分别之前，燕妮用力地同他握了握手：“记住，不要再投放石头，如果需要传递消息，在窗口的花瓶里插玫瑰花，隔天早晨九点，我会在面包店与你见面——你知道的，上层人总嫌那点儿配给不够吃，军需列车都要为他们服务呢。”
谢尔盖的脑中灵光一闪：“等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头绪。在这镇子附近有一条铁路，我从没在其他地图册上见过……”
这次会面让他一整天都十分愉快。下午，谢尔盖特意去了一趟面包房。如果他今后经常要出入这个场所，就该提前让相关人士习惯他的行踪，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他和老板打招呼，说是替上级采买，挑了几块蛋糕，半斤糖果，慢慢踱回公寓里去了。
他把蛋糕放在餐桌上，叫厨娘装盘，又把糖果送给那女人，准许她带回家给自己的孩子。阴差阳错地，安德烈亚斯很喜欢他的“礼物”。晚餐结束后，他们在沙发上谈论各自的家庭。谢尔盖原本以为他会讲讲自家产业，他也好借机探一探对方的底细，然而安德烈亚斯对这个话题兴致缺缺。他只说起他的母亲，说她令人尊敬，很有才华。她为了儿子的教育，放弃了心爱的绘画，转而辅导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安德烈亚斯对她态度复杂，说不上是感激还是怅然，说到这儿就不再继续了。谢尔盖暗暗地想，她的一生真是不幸，青春活力都在家庭的劳动中消磨了。如果她一直画下去，说不定能成为罗莎·博纳尔，而事实上，她被禁锢在了家庭中。她的纳粹儿子只会给她这样的评价，一位合格的母亲。
谢尔盖失去了兴趣，安德烈亚斯却开始反问他。他说起母亲，又说起年轻的女邻居，那位德国姑娘的形象是塔莉亚的缩影，让他的讲述充满了感情。因此，他被安德烈亚斯打断了。
“您爱她吗？”
谢尔盖敏锐地捕捉到了那股探究的欲望。他沉重地叹了口气，无奈地说：“我深深地爱着她，但战争把我们分开了。”
在这个年代，“分开”有多重含义。谢尔盖把追问的可能堵死了。安德烈亚斯撇撇嘴：“回想我母亲的生活，我认为结婚对她来说是个错误。她说我的父亲曾狂热地爱她，是否真的如此，我也不知道。但后来一切都变了。婚姻就是这样，不过这倒也不是婚姻的错处。也许爱情本身就是这样，它会变得冷淡、僵硬、充满陈规，真是可怕。战争……战争在这方面是仁慈的，它让爱免于面对惨淡的结局。”
“通过毁灭的方式？通过夺走人的生命？”
安德烈亚斯高深莫测地点点头：“死亡是悲痛的，但是伴随眼泪的爱比自然消亡的爱要好一千倍。”
这种资产阶级的肉麻情调真令人不适。谢尔盖恨恨地咬牙，他把死亡看成什么？把战争看成什么？世界上所有的邪恶加起来也不及战争，那却成了安德烈亚斯浪漫舞台戏的背景：“那么，你会因为必然的结局而拒绝爱情吗？”
安德烈亚斯笑了笑，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也许不会。就好像人都有必死的结局，而我至今仍想活着。”
他离得近了，谢尔盖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氛味，不适地躲开了。爱情的话题被他抛到了脑后。好一个轻浮的法西斯分子，如果他胆敢在苏联玩弄女性的话，只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他的命……啊，对了，他根本不喜欢女人。谢尔盖心烦意乱。安德烈亚斯垂着眼睛，从他耳边退开了。这个高谈阔论的法西斯分子倒向沙发的另一头，靠在扶手上沉思。
在他们的谈话开始之前，太阳还挂在西面的云下，他们没有把客厅的电灯全部打开。现在，整个屋子昏黑一片，只有两只花瓶沐浴着乳黄的灯光。在他们身边盘旋着不易察觉的微风，荡漾着黄昏的死寂。其实黄昏和黎明的前一刻是相同的，那是地球上光线最暗淡的时刻，比午夜的黑暗更加深邃。谢尔盖的脑子里冒出了不少无用的地理知识，每当他不安的时候，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就会像沼气一样咕噜噜钻出水面。在电灯被发明以前，人们恐惧黑暗的降临，而现在，人类早已从丛林中用双手解放了自己，黄昏成为了一天之中最惬意而安闲的时光。
太不对劲了，他想，我该去把电灯打开。
“你愿不愿意留下？留在这里？”安德烈亚斯问，他的声音模糊，影子也模糊，“还是说，你想早日回家、或者上前线去？”
“我已经留下了么，不是么？如你所愿。”
“不，我是指工作上的调动。我如今缺少一个帮手。你看，你愿不愿意？”
谢尔盖暗暗松了一口气。然而，不久之后，安德烈亚斯那头传来下定决心的一声轻叹。谢尔盖转过脸瞪着他。别冲动，他在心里默念，他不会在这时候要你的命，你也不能在这时候把他解决掉，想想燕妮对你说的。你早已经不再是你自己了。
在他对自己的训诫中，那个瘦长的身影站起来。谢尔盖坐直了，但这姿态并没有阻止安德烈亚斯靠近。那个影子晃动着，抓住他的肩膀：“我很喜欢你。”
“什么？”
“我说，我很喜欢你。”
他没来得及回应。安德烈亚斯低下头，在他的嘴角吻了一下。
谢尔盖一阵颤栗。事发突然，他毫无防备，用力一推，安德烈亚斯像只小船似的荡开了。理智短暂地离开了他的头脑。我从没有遇见过这种事！谢尔盖靠在沙发垫上，又愣愣地坐直了。惊诧像口大钟似的在他脑内轰鸣，除了嘴唇边那一点儿热气，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现实好像变成了镜框里的画面，飞快地缩小、缩小，变成一幕戏剧、一张油画，彻底同他这个旁观者无关了。
安德烈亚斯踉跄了好几步，后背撞在餐厅的座椅上，狼狈地摔倒了。那张脸上一贯的傲慢消失了，变成震惊、怨愤和仇恨的混合。他坐在地板上，呆愣了片刻，恼羞成怒地站起身：“您怎么敢这样对我？”
那声音把谢尔盖叫回了现实。他震惊地看着这一场闹剧，头脑飞快运转：放松些！就你扮演的角色来说，你很有理由为此大发雷霆，毕竟安德烈亚斯想做、将做的事会把你们两个都送进集中营。“凯里安”抱起双手，从沙发边起立了，对他不守规矩的同胞怒目而视，高声诘问：
“您今天又喝醉了？您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什么后果？我一直把您当作朋友，可您呢？您在打什么可耻的算盘？”
安德烈亚斯瞪着他，头发散乱，目光灼人，一副要上前揍他的模样。但很快，那盛怒的表情熄灭了。他扯扯凌乱的衬衫，取下丢在沙发上的大衣，开门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