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牺牲的一代人
【作者有话要说】
荣誉是挂在门框上的槲寄生树枝，踮起脚就能够到。他们固执地相信自己同可耻的例外相去千里，正如他们固执地相信自己同幸运儿一线之隔。
我回来了朋友们，将为大家带来故事的后半部分。
午餐时分，罗尔夫对坐在左手边的施耐德说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下午不去看绞刑了。
施耐德瞥了他一眼，点点头，专心对付盘子里的肠衣。他学着对面的富家少爷装腔作势，竖着切开，把香肠剥出来，再切成小块，然后开口说道：“你不想去当然可以不去，我呢，我只是个出身普通的倒霉蛋。我还能怎么样呢？告发你吗？”
“喂，别这么神经过敏。”罗尔夫说，“你看，我最不喜欢打靶的练习，我还是去了……我真的有事要办。”
“有事要办。你要去会见元首？”
“闭嘴吧。”罗尔夫说，“我要去柏林。”
“啊，那看来你真的要去见元首了。是秘密任务？”
“施耐德，别这么刻薄！我会给你带点吃的，怎么样？你帮我打个掩护。”
他们的友谊建立于一次打靶练习，练习的对象不是木桩，而是罪犯。在前一天夜里，罗尔夫胆战心惊，他做好了丢下枪不干的准备。他用枪瞄准过犹太人，朝他们脚底下开枪；在奥托没有升职之前，他们一起干过这些蠢事。然而瞄准一块地面和瞄准一个活人大相径庭。
每个人都害怕杀人，每一个。他这样想。如果一个人也不干，教官能把他们怎么样呢？
然而事实与他的想象完全相反。在他的伙伴当中，一半人对于虐待罪犯不置一词，剩下的一半颇为享受。他开了五枪，惨白着脸从队列前段走开。鲜血让他的胃不住翻腾，像吞下了一块烧碱。罗尔夫全部的注意力都用来和喉咙搏斗，眼前的林子和远处的枪声都模糊了。他等着解散的哨声，可就在这时，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少年踉踉跄跄地从他身边跑过。那是施耐德。他想跑出所有人的视线，却失败了。他在罗尔夫面前弯下腰呕吐起来。
罗尔夫再也无法忍受，他们成了当天唯二呕吐的胆小鬼。事后罗尔夫坚称自己神经过敏，是对方不体面的行径、呕吐物的气味让他恶心，但没人在意。同一件倒霉事让两个家境迥异的孩子建立了友谊。
从学校步行二十分钟，有一排绞刑架。和许多战时临时搭建的木结构不同，这个刑场装修精良。有人说它在腓特烈大帝时期就存在了，又有人辩论称再优质的铁器也没法保存那样长的时间，那都是无稽之谈。文化课的教师顺势对他们讲起了“柏林铁”的故事，历史上曾有一群为了支持普鲁士的战争、自愿用金首饰换铁首饰的贵族女人——那是他们民族早期英雄的伴侣们。哥特样雕花的细铁丝都能保存近百年，何况是绞刑架呢。
他们例行观看行刑。一年前他们没有这么多机会——这几个月，要处决的“典型犯人”明显增加了。一周之内，无论何时，都有类似的好戏上演。他们的教师可以自由地安排这类政治教育。
罗尔夫总是心不在焉。他不喜欢室外，夏天的阳光会让他双眼灼痛，入冬以后天气又太冷。对于死去的人是谁，他并不关心。绞刑架上的人总归犯了一些罪，通敌啦、搞破坏啦、攻击元首啦，偶尔还有一些私生活不讲道德的男男女女。在负面的政治教育以后，他们又会接受正面的奖励，在礼堂里听一些英雄故事。绞刑架上的是其他人，报纸上的德意志民族英雄却近在咫尺——他们还年轻，只要多打空几盒枪子儿，多吃几盘牛肉或香肠，让自己强壮、残忍得像一头狼；荣誉是挂在门框上的槲寄生树枝，踮起脚就能够到。他们固执地相信自己同可耻的例外相去千里，正如他们固执地相信自己同幸运儿一线之隔。
然而他的请假却非出于厌恶——罗尔夫悄悄打算，到柏林送别他即将上前线去的老朋友。
他提前买好了车票，准备了礼物，一把寒光飒飒的老匕首。据说它和某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有联系，是骑士荣誉的象征。但时间来到希特勒的时代，再古老、再庄严的文化也难逃被改造的命运：它的侧面被镶嵌了一个代表党卫军的骷髅。这与奥托战士的新身份相称。他把匕首藏在卧室，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母亲。
与此同时，丽娜正和燕妮在餐厅等着克劳迪娅。
丽娜正在缝补一条蕾丝衬裙，小女儿的摇篮放在窗前。她很久不做活计，手艺有些生疏：“你可别觉得我太奢侈。我的父亲是个坐办公室的小职员－－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可不知道一件衣裳能换一个月的面包呢。”
燕妮笑了起来：“不单是你，我在二十岁时才一次知道有人把梅森出产陶瓷盘挂在墙壁上。”
下午两点，克劳迪娅的自行车铃声准时在门前响起。她走进室内，关上大门，在她们的密谈开始十五分钟以后，罗尔夫到达了别墅的窗下。
他选择了一条鲜有人知的花园小径，从那儿可以爬进他的卧室。小路的栅栏门不知为什么上了锁，但这难不倒他。没有人知道他会在这个时候归来。枯萎的灌木给他打了掩护。他打开抽屉，却发现客厅里正在进行的并非女人的闲谈。
这个夹层很安全。他听见自己曾经喜爱的声音说，那是克劳迪娅。您的手艺真好，缝得很紧。
它是防水的，趟过河也好、滚进泥巴也好，都不会弄湿里面的东西。他母亲的声音说，我在裁缝那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块不会沙沙作响的尼龙。穿在身上不会有一丝声音。
什么人会用安全来形容衣服的夹层？罗尔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要把防水布缝在裙子的内衬里？
他把匕首挂在皮带上，将虚掩的房门推开一条缝。
他熟悉的女佣，酒鬼安尼卡，正在发号施令：就在周三，在公路旁的树林里，老地方……你务必把它交给弗里达。下雨下雪也得去。
罗尔夫脑中嗡地一响。他踉跄了一步，险些摔倒，他摇晃的胳膊撞到了房门。吱呀一声，门打开了，窗台前的三个女人转向了他。他从没有想过女人，尤其是她们的注视和静默会让他害怕。那股恐惧变成愤怒，又自然而然变成虚假的勇敢。
他环顾一圈，将矛头对准自己的母亲：“您不觉得羞耻吗？”
“我要问你，罗尔夫。你怎么在这儿？”
丽娜试图维持表面的平静。她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绝望在敲打着她：她注定不能保全在场的所有人。在她的世界坍塌时，言语像不合适的螺丝钉被挤压的轧轧声。
“这是我的房子，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天啊，您还是我的母亲！您和这几个下等人、肮脏低贱的——混迹在一起，您不觉得羞耻吗？”罗尔夫向前走了一步，学着他想象出来的男子形象大声宣告，“你们站住别动，今天谁都不能离开这里！”
“罗尔夫！”丽娜站起身，愤怒且恐惧地哀求道，“如果你还认为我是你的母亲。别这样说。”
“您不再是了！”罗尔夫大叫着。他年轻苍白的脸上露出病态的红晕，一种癫狂的神色浮现在他透亮的蓝眼睛当中，让他的面容不再美丽了。他喘着气，在卧室门前徘徊着，扬起手，打碎了转角处的装饰花瓶。
“我明白了，您是叛徒！这个屋子里全部都是敌人！你们该被枪毙……你们都该被枪毙！”
燕妮和克劳迪娅默不作声。她们的脸变白了，不约而同地把手伸进外套底下——就工作经验来说，她们并不害怕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让她们害怕的是丽娜的命运。燕妮走到了大门前，克劳迪娅则看向墙壁上的电话。她们不约而同地把餐厅中央留给了母亲和儿子。
“你才是该被枪毙的那一个！”丽娜叫道，“你，你和你的父亲，你们都是罪犯。去呀，去举报我吧。我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分别？我在乎过你们……罗尔夫，我在乎过你！可谁来在乎我？你和你的父亲有什么差别？”
她颤抖着，突然踉踉跄跄地奔向餐桌，把在墙壁上的双管猎枪取下来：“你敢去吗？去举报，举报我们所有人？去呀！懦夫，懦夫！”
罗尔夫呆住了。他认不出自己的母亲。她难道不是个会哀求、会哭泣、会轻声细语的女人？如果她哀求，说哦我的儿子，请你不要残忍地对待我，不要虐待你可怜的母亲，他宁可立即放弃抵抗。但可怜的母亲消失了——剩下了这个，这个凶残的、和共产党勾结的疯子、悍妇！她敢拿枪瞄准自己的亲生儿子！记忆里的枪声在罗尔夫的耳边响起，不远处传来人体倒地的声音，一连串惨叫、呼号、求饶，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他们的枪法烂极了，因为紧张更难瞄准。有个老人被打中了小腿，拖着露骨的伤口徒劳地躲避着。他没法握紧手里的枪，确信自己闻到了血液的味道，哪怕“靶场”至少有四十米远。
难道我要把妈妈送去那里？他全身打了个激灵。我拿枪对着别人的妈妈——他想，上帝啊，我遭到这样的报复。如果神不支持这一切，不支持他们打死犹太人和共产党员，他干什么让纳粹掌权呀。他给权力加冕，却让报应落在普通人的头上！
罗尔夫扶着墙壁，不愿再看他的母亲。罪犯！懦夫！就像你的父亲！一切声音在他脑中和那些遥远的枪声共振起来。他的目光转向克劳迪娅：这姑娘的脸色苍白，神情肃穆。哦，她难过了，或许她并不是完全不在乎我——我们谈过几次话，都比较愉快不是吗？他动动因为过度呼吸而发麻的手脚，抚摸着胸口。
“你也在这里……”罗尔夫说，“我像活在一个梦里，你们每一个我都见过，每一个我都认识。”
就在此时，曾让他产生幻想的女人跨了一步，用身体挡住了电话。克劳迪娅提防着他，观察着他，就像在看一头落入笼子的、长着獠牙的畜生。
罗尔夫像被打了一个耳光。他喘着气，肩膀耸动，那股病态的红晕从他孩子般的脸颊褪去了，剩下裹尸布样的惨白。丽娜的面容也模糊了，他只看到两个黑洞洞的枪口。
“妈妈－－”他低头小声嘟囔着。 “天啊，妈妈。不要这样……”
丽娜没有因为他的哀求放下武器。
他本来期待着母亲的祈求，可连他自己的祈求都宣告无效了。巨大的疑虑和幻灭让罗尔夫把一切都忘了，忘了口袋里的火车票，忘了他即将上前线的朋友奥托。他在电话里同他说好，明天下午两点，要奥托在站台等着他……愤怒平息以后，黑色的恐怖霸占了他的心——一切都是错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自己！将来他们会被怎样审判？难道还有审判比打死别人的母亲、或者被自己的母亲打死更可怕吗？
罗尔夫只剩下了唯一的倚仗：被男孩们视作荣誉的、那把镶嵌着骷髅的匕首。他想起了它，又或者说它提醒了他——匕首挂在他的牛皮腰带上，沉甸甸的，现在像火钳那样烫。他知道盖世太保用火钳逼问犯人，现在他也成了被逼问的那个。你选谁？你的父亲，你的母亲，那想象幻影中的爱人，你自己的荣誉，荣誉，荣誉……那些绞刑架上的尸体，那些发烫的枪管。他大喊一声，用手捂住脑袋，脑海中的声音又变成了枪响。他就不该去那靶场，不该去上学！
在丽娜放低枪管的刹那，罗尔夫拔出了腰间的匕首。燕妮和克劳迪娅拔出了枪，但他已经不再为危险躲闪了。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罗尔夫对着幻觉中的鬼影挥动双手。“我不愿在这儿，我为什么要知道你们把谁吊死，我为什么要做这些……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你们逼迫的我！滚开！是你们逼迫我……”
“把刀放下！你想要胁迫我？”丽娜严酷地说，她的眼睛蓄满了泪水，“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是另一个你父亲而已。”
罗尔夫站直了，摇摇欲坠地扶着墙壁。他迷茫地环顾四周。
“哦，哦，现在我是罪人了。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妈妈……”
就在丽娜脚边五米之内，罗尔夫对她苦笑了一下，抬起手，用匕首割开了自己的喉咙。笑容中止了，少年红色的脸颊刹那间蒙上灰影。他摇晃着，倒在浅绿色的橱柜上，头颅滑行了一段，重重砸在瓷砖地上。
一切发生得太快，丽娜甚至不确定那个笑容是否存在过。她眼前的一切都化作了光斑：淡绿的墙纸、乳白色的窗帘、像蛋黄似的阳光，这环绕着她生活的一切，全都被卷进了一个狭小的万花筒，那些图案在镜子底部旋转、发光，而她只有像个小姑娘似的、睁大眼睛才能看清它们的变化。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她迷惘地想着，一眨眼间，我就成了什么人的母亲？这之间的岁月去了哪里？我又身在何方？难道我的一生都在环绕的、像迎春花似的光斑里度过了吗？这倒在地上的男孩又是谁？是我的罗尔夫吗？他为什么拿着带骷髅的匕首？他为什么不对我说话？
良久，克劳迪娅发出一声细小的尖叫。静默中，所有人都看到地毯和瓷砖被鲜血染红了。燕妮搀着瘫倒在地的丽娜，她的眼眶也红了。只有那个刚满一岁的小姑娘，她还在小床上睡着——这场家庭悲剧没能把她吵醒。她发出细细的鼾声，毫无防备，大部分的世界尚在她的理解之外。午后的阳光照在她粉色的、长着茸毛的脸上。
荣誉是挂在门框上的槲寄生树枝，踮起脚就能够到。他们固执地相信自己同可耻的例外相去千里，正如他们固执地相信自己同幸运儿一线之隔。
我回来了朋友们，将为大家带来故事的后半部分。
午餐时分，罗尔夫对坐在左手边的施耐德说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下午不去看绞刑了。
施耐德瞥了他一眼，点点头，专心对付盘子里的肠衣。他学着对面的富家少爷装腔作势，竖着切开，把香肠剥出来，再切成小块，然后开口说道：“你不想去当然可以不去，我呢，我只是个出身普通的倒霉蛋。我还能怎么样呢？告发你吗？”
“喂，别这么神经过敏。”罗尔夫说，“你看，我最不喜欢打靶的练习，我还是去了……我真的有事要办。”
“有事要办。你要去会见元首？”
“闭嘴吧。”罗尔夫说，“我要去柏林。”
“啊，那看来你真的要去见元首了。是秘密任务？”
“施耐德，别这么刻薄！我会给你带点吃的，怎么样？你帮我打个掩护。”
他们的友谊建立于一次打靶练习，练习的对象不是木桩，而是罪犯。在前一天夜里，罗尔夫胆战心惊，他做好了丢下枪不干的准备。他用枪瞄准过犹太人，朝他们脚底下开枪；在奥托没有升职之前，他们一起干过这些蠢事。然而瞄准一块地面和瞄准一个活人大相径庭。
每个人都害怕杀人，每一个。他这样想。如果一个人也不干，教官能把他们怎么样呢？
然而事实与他的想象完全相反。在他的伙伴当中，一半人对于虐待罪犯不置一词，剩下的一半颇为享受。他开了五枪，惨白着脸从队列前段走开。鲜血让他的胃不住翻腾，像吞下了一块烧碱。罗尔夫全部的注意力都用来和喉咙搏斗，眼前的林子和远处的枪声都模糊了。他等着解散的哨声，可就在这时，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少年踉踉跄跄地从他身边跑过。那是施耐德。他想跑出所有人的视线，却失败了。他在罗尔夫面前弯下腰呕吐起来。
罗尔夫再也无法忍受，他们成了当天唯二呕吐的胆小鬼。事后罗尔夫坚称自己神经过敏，是对方不体面的行径、呕吐物的气味让他恶心，但没人在意。同一件倒霉事让两个家境迥异的孩子建立了友谊。
从学校步行二十分钟，有一排绞刑架。和许多战时临时搭建的木结构不同，这个刑场装修精良。有人说它在腓特烈大帝时期就存在了，又有人辩论称再优质的铁器也没法保存那样长的时间，那都是无稽之谈。文化课的教师顺势对他们讲起了“柏林铁”的故事，历史上曾有一群为了支持普鲁士的战争、自愿用金首饰换铁首饰的贵族女人——那是他们民族早期英雄的伴侣们。哥特样雕花的细铁丝都能保存近百年，何况是绞刑架呢。
他们例行观看行刑。一年前他们没有这么多机会——这几个月，要处决的“典型犯人”明显增加了。一周之内，无论何时，都有类似的好戏上演。他们的教师可以自由地安排这类政治教育。
罗尔夫总是心不在焉。他不喜欢室外，夏天的阳光会让他双眼灼痛，入冬以后天气又太冷。对于死去的人是谁，他并不关心。绞刑架上的人总归犯了一些罪，通敌啦、搞破坏啦、攻击元首啦，偶尔还有一些私生活不讲道德的男男女女。在负面的政治教育以后，他们又会接受正面的奖励，在礼堂里听一些英雄故事。绞刑架上的是其他人，报纸上的德意志民族英雄却近在咫尺——他们还年轻，只要多打空几盒枪子儿，多吃几盘牛肉或香肠，让自己强壮、残忍得像一头狼；荣誉是挂在门框上的槲寄生树枝，踮起脚就能够到。他们固执地相信自己同可耻的例外相去千里，正如他们固执地相信自己同幸运儿一线之隔。
然而他的请假却非出于厌恶——罗尔夫悄悄打算，到柏林送别他即将上前线去的老朋友。
他提前买好了车票，准备了礼物，一把寒光飒飒的老匕首。据说它和某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有联系，是骑士荣誉的象征。但时间来到希特勒的时代，再古老、再庄严的文化也难逃被改造的命运：它的侧面被镶嵌了一个代表党卫军的骷髅。这与奥托战士的新身份相称。他把匕首藏在卧室，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母亲。
与此同时，丽娜正和燕妮在餐厅等着克劳迪娅。
丽娜正在缝补一条蕾丝衬裙，小女儿的摇篮放在窗前。她很久不做活计，手艺有些生疏：“你可别觉得我太奢侈。我的父亲是个坐办公室的小职员－－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可不知道一件衣裳能换一个月的面包呢。”
燕妮笑了起来：“不单是你，我在二十岁时才一次知道有人把梅森出产陶瓷盘挂在墙壁上。”
下午两点，克劳迪娅的自行车铃声准时在门前响起。她走进室内，关上大门，在她们的密谈开始十五分钟以后，罗尔夫到达了别墅的窗下。
他选择了一条鲜有人知的花园小径，从那儿可以爬进他的卧室。小路的栅栏门不知为什么上了锁，但这难不倒他。没有人知道他会在这个时候归来。枯萎的灌木给他打了掩护。他打开抽屉，却发现客厅里正在进行的并非女人的闲谈。
这个夹层很安全。他听见自己曾经喜爱的声音说，那是克劳迪娅。您的手艺真好，缝得很紧。
它是防水的，趟过河也好、滚进泥巴也好，都不会弄湿里面的东西。他母亲的声音说，我在裁缝那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块不会沙沙作响的尼龙。穿在身上不会有一丝声音。
什么人会用安全来形容衣服的夹层？罗尔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要把防水布缝在裙子的内衬里？
他把匕首挂在皮带上，将虚掩的房门推开一条缝。
他熟悉的女佣，酒鬼安尼卡，正在发号施令：就在周三，在公路旁的树林里，老地方……你务必把它交给弗里达。下雨下雪也得去。
罗尔夫脑中嗡地一响。他踉跄了一步，险些摔倒，他摇晃的胳膊撞到了房门。吱呀一声，门打开了，窗台前的三个女人转向了他。他从没有想过女人，尤其是她们的注视和静默会让他害怕。那股恐惧变成愤怒，又自然而然变成虚假的勇敢。
他环顾一圈，将矛头对准自己的母亲：“您不觉得羞耻吗？”
“我要问你，罗尔夫。你怎么在这儿？”
丽娜试图维持表面的平静。她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绝望在敲打着她：她注定不能保全在场的所有人。在她的世界坍塌时，言语像不合适的螺丝钉被挤压的轧轧声。
“这是我的房子，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天啊，您还是我的母亲！您和这几个下等人、肮脏低贱的——混迹在一起，您不觉得羞耻吗？”罗尔夫向前走了一步，学着他想象出来的男子形象大声宣告，“你们站住别动，今天谁都不能离开这里！”
“罗尔夫！”丽娜站起身，愤怒且恐惧地哀求道，“如果你还认为我是你的母亲。别这样说。”
“您不再是了！”罗尔夫大叫着。他年轻苍白的脸上露出病态的红晕，一种癫狂的神色浮现在他透亮的蓝眼睛当中，让他的面容不再美丽了。他喘着气，在卧室门前徘徊着，扬起手，打碎了转角处的装饰花瓶。
“我明白了，您是叛徒！这个屋子里全部都是敌人！你们该被枪毙……你们都该被枪毙！”
燕妮和克劳迪娅默不作声。她们的脸变白了，不约而同地把手伸进外套底下——就工作经验来说，她们并不害怕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让她们害怕的是丽娜的命运。燕妮走到了大门前，克劳迪娅则看向墙壁上的电话。她们不约而同地把餐厅中央留给了母亲和儿子。
“你才是该被枪毙的那一个！”丽娜叫道，“你，你和你的父亲，你们都是罪犯。去呀，去举报我吧。我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分别？我在乎过你们……罗尔夫，我在乎过你！可谁来在乎我？你和你的父亲有什么差别？”
她颤抖着，突然踉踉跄跄地奔向餐桌，把在墙壁上的双管猎枪取下来：“你敢去吗？去举报，举报我们所有人？去呀！懦夫，懦夫！”
罗尔夫呆住了。他认不出自己的母亲。她难道不是个会哀求、会哭泣、会轻声细语的女人？如果她哀求，说哦我的儿子，请你不要残忍地对待我，不要虐待你可怜的母亲，他宁可立即放弃抵抗。但可怜的母亲消失了——剩下了这个，这个凶残的、和共产党勾结的疯子、悍妇！她敢拿枪瞄准自己的亲生儿子！记忆里的枪声在罗尔夫的耳边响起，不远处传来人体倒地的声音，一连串惨叫、呼号、求饶，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他们的枪法烂极了，因为紧张更难瞄准。有个老人被打中了小腿，拖着露骨的伤口徒劳地躲避着。他没法握紧手里的枪，确信自己闻到了血液的味道，哪怕“靶场”至少有四十米远。
难道我要把妈妈送去那里？他全身打了个激灵。我拿枪对着别人的妈妈——他想，上帝啊，我遭到这样的报复。如果神不支持这一切，不支持他们打死犹太人和共产党员，他干什么让纳粹掌权呀。他给权力加冕，却让报应落在普通人的头上！
罗尔夫扶着墙壁，不愿再看他的母亲。罪犯！懦夫！就像你的父亲！一切声音在他脑中和那些遥远的枪声共振起来。他的目光转向克劳迪娅：这姑娘的脸色苍白，神情肃穆。哦，她难过了，或许她并不是完全不在乎我——我们谈过几次话，都比较愉快不是吗？他动动因为过度呼吸而发麻的手脚，抚摸着胸口。
“你也在这里……”罗尔夫说，“我像活在一个梦里，你们每一个我都见过，每一个我都认识。”
就在此时，曾让他产生幻想的女人跨了一步，用身体挡住了电话。克劳迪娅提防着他，观察着他，就像在看一头落入笼子的、长着獠牙的畜生。
罗尔夫像被打了一个耳光。他喘着气，肩膀耸动，那股病态的红晕从他孩子般的脸颊褪去了，剩下裹尸布样的惨白。丽娜的面容也模糊了，他只看到两个黑洞洞的枪口。
“妈妈－－”他低头小声嘟囔着。 “天啊，妈妈。不要这样……”
丽娜没有因为他的哀求放下武器。
他本来期待着母亲的祈求，可连他自己的祈求都宣告无效了。巨大的疑虑和幻灭让罗尔夫把一切都忘了，忘了口袋里的火车票，忘了他即将上前线的朋友奥托。他在电话里同他说好，明天下午两点，要奥托在站台等着他……愤怒平息以后，黑色的恐怖霸占了他的心——一切都是错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自己！将来他们会被怎样审判？难道还有审判比打死别人的母亲、或者被自己的母亲打死更可怕吗？
罗尔夫只剩下了唯一的倚仗：被男孩们视作荣誉的、那把镶嵌着骷髅的匕首。他想起了它，又或者说它提醒了他——匕首挂在他的牛皮腰带上，沉甸甸的，现在像火钳那样烫。他知道盖世太保用火钳逼问犯人，现在他也成了被逼问的那个。你选谁？你的父亲，你的母亲，那想象幻影中的爱人，你自己的荣誉，荣誉，荣誉……那些绞刑架上的尸体，那些发烫的枪管。他大喊一声，用手捂住脑袋，脑海中的声音又变成了枪响。他就不该去那靶场，不该去上学！
在丽娜放低枪管的刹那，罗尔夫拔出了腰间的匕首。燕妮和克劳迪娅拔出了枪，但他已经不再为危险躲闪了。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罗尔夫对着幻觉中的鬼影挥动双手。“我不愿在这儿，我为什么要知道你们把谁吊死，我为什么要做这些……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你们逼迫的我！滚开！是你们逼迫我……”
“把刀放下！你想要胁迫我？”丽娜严酷地说，她的眼睛蓄满了泪水，“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是另一个你父亲而已。”
罗尔夫站直了，摇摇欲坠地扶着墙壁。他迷茫地环顾四周。
“哦，哦，现在我是罪人了。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妈妈……”
就在丽娜脚边五米之内，罗尔夫对她苦笑了一下，抬起手，用匕首割开了自己的喉咙。笑容中止了，少年红色的脸颊刹那间蒙上灰影。他摇晃着，倒在浅绿色的橱柜上，头颅滑行了一段，重重砸在瓷砖地上。
一切发生得太快，丽娜甚至不确定那个笑容是否存在过。她眼前的一切都化作了光斑：淡绿的墙纸、乳白色的窗帘、像蛋黄似的阳光，这环绕着她生活的一切，全都被卷进了一个狭小的万花筒，那些图案在镜子底部旋转、发光，而她只有像个小姑娘似的、睁大眼睛才能看清它们的变化。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她迷惘地想着，一眨眼间，我就成了什么人的母亲？这之间的岁月去了哪里？我又身在何方？难道我的一生都在环绕的、像迎春花似的光斑里度过了吗？这倒在地上的男孩又是谁？是我的罗尔夫吗？他为什么拿着带骷髅的匕首？他为什么不对我说话？
良久，克劳迪娅发出一声细小的尖叫。静默中，所有人都看到地毯和瓷砖被鲜血染红了。燕妮搀着瘫倒在地的丽娜，她的眼眶也红了。只有那个刚满一岁的小姑娘，她还在小床上睡着——这场家庭悲剧没能把她吵醒。她发出细细的鼾声，毫无防备，大部分的世界尚在她的理解之外。午后的阳光照在她粉色的、长着茸毛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