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喘息之机
【作者有话要说】
故事的第三部分（第三卷 ）就此开始！
“五号床那个伤员——就是你送来的那个。他需要严密观察，感染风险很高。请您给他挂好帘子，别让无关人员去他身边走动。等他醒来，请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艾尔娜刚从病房里出来，迎面撞上了穿着手术服的罗特希尔德医生。她的两手在微微颤抖，这是连续不断端送医疗器械和水盆的后遗症。她知道医生也经历着和她相似的疲劳，他的手术服上全是鲜血，可他不顾洁癖，穿着它跑到走廊上来迎接下一批患者。连番轰炸不仅让医院，也让这座城市的好几个区域陷入了瘫痪。空军元帅戈林曾对希特勒保证，绝不会让一颗炸弹落到德意志的土地上，可是现在，在柏林每行驶四十分钟就能看到在爆炸中损坏的房屋。在二月以后，夜间的引擎声便意味着兰开斯特无穷无尽的轰炸。短短数十分钟内，公园的水池被蒸发、街区变作火海。火焰把层云照亮，勾勒出天际线的轮廓，远在几公里之外的人们都能看见火焰与浓烟。
艾尔娜没有回答他的指示，跟在他身边：“医生，我没认错吧。他就是……”
“不，艾尔娜。”医生飞快地脱掉手套，拍拍她的肩膀，“你太紧张了。我知道一年前你很难过，战争年代，我们难免因为思念把相貌相似的人搞混。我看过他的证件，那是个药店的学徒，更何况他受了那么重的伤，看不清相貌。但是，你看，你有多久没睡觉了？现在，再去病房转一圈，就回家去吧。”
“哦天哪。我以为他是……或许我不该让他转来您这里。您太忙了。”
“不，这个决定棒极了。如果不是你，这个小伙子现在可能已经死了。你就放心下班回家去吧。”
艾尔娜点点头，朝那间让她牵肠挂肚的病房走去。医生在她身后对实习生嘶哑地叫喊：该死的！看好那台发电机和抽水泵。要是这儿因为炸弹断水断电了，半天之内，这一层楼的人会死掉百分之四十。
天哪，我的国家怎么会变成这样。她在走廊里听到窃窃私语，充满了某种“失败主义”，这让她悲从中来。她在战地医院实习过，见识过无数可怕的创伤，可是当这种残酷扩展到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她感到无比荒谬。为什么要开始这场战争？她听到压低的声音。为什么我们要和英国人、美国人打仗？他们的战斗机每天都在头顶上……就在她的眼泪即将夺眶而出的时候，一对夫妇拦住了她。
“护士，护士，我们想知道他就在这里吗？”那个妻子语无伦次地说着，“哦，上帝，他还好吗？”
艾尔娜喘了一口气：“你们找哪位病人？”
“哦，就是您联系医生给他转院的那位——谢天谢地，他救了我的孩子，他可一定要活下来！”
“他还活着。但是您不能见他，他的伤比较重。”艾尔娜又看了他们一眼，这对夫妇显然刚从轰炸现场赶来，灰头土脸，“医院里已经有够多人了，如果您要给他送鲜花，就晚些再来吧。”
那对夫妻在走廊里相拥哭泣：“这一切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我们的房子全毁了。我们以为，我们以为小马蒂亚斯出事了。我们的邻居在科隆走亲戚，两个孩子都在我家，保姆说他俩在花园里一起玩，我们以为……谁知道呢……天啊。您替我们向他致以感谢！”
艾尔娜对他们说了几句客套话，关上门，开始例行的病房检查。她挂好帘子，在五号床前停留了一会儿。那病人无声无息地躺着。纱布遮住了他的半张脸，露出鼻梁和苍白的嘴唇。因为仓促的包扎，他的下颌和脖子还遗留着房屋白垩的灰烬。他的眼睛被纱布挡住了大半，医生说他的视神经也受了损伤，要小心阳光灼伤。艾尔娜无法通过面部特征来巩固她的判断了。她多看了几眼，又觉得那张灰白的脸变陌生了。
他被送来是因为救了两个没有跑进地下室的小孩——保姆扔下他们自己跑开了。他把小姑娘塞进了的车里，从门廊下拉走那个名叫马蒂亚斯的小男孩时，一颗炸弹砸在了他身后的别墅顶上。
艾尔娜跟随消防员赶到的时候，别墅已经成为废墟。当她看见那张沾满血污的脸，她的血液在一瞬间凝固了。紧接着，她在路边拨通了罗特希尔德医生的办公室，把病情描述得十万火急，希望他赶紧把这个病人收治入院。可这一切的兴奋都来自一场枉然的错认！她万分沮丧，关上灯，离开了病区。
除了人类的城市以外，云杉和山毛榉构成了欧洲广袤的树林。在过去六七千年中，它们都统治着这片大陆，直到人类中出现伐木工这个职业。在德国的东面，沿着奥德河一路向南，群山之间遍布着沼泽、水塘和森林湖泊。即便是经验老道的猎人，也不能记住所有支流的走向。城市里发生的爆炸与轰鸣都被翠绿的屏障阻隔在外。这里的四季都比莫斯科远郊潮湿，即便在冬天，空气也不会让人鼻腔疼痛。除去七月恼人的蚊虫，和十二月短缺的食物，这是个不错的隐居之所——至少对于游击队员们来说。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爪牙无法深入到每一寸土地，尤其是这些人迹罕至的山涧峡谷。
随着丛林中鲜绿的草地而来的往往是好消息。河流解冻，这意味着游击队众人又可以在房屋后面的溪水里洗澡、洗衣服。在43年夏季以后，每当广播响起，带来的都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在谢尔盖来到此地的六个月后，有三个内务部的成员跳伞来到这个小营地，他们在这里整理行装，走上不同的道路。
真年轻，谢尔盖忍不住回忆自己二十出头的年纪。他正在核对从电台传回的消息。自从他来到这儿，通讯员的压力减轻了不少。他们多了一个精通密码、会修理电台的能手。冬去春来，谢尔盖仍然不怎么说话，大多数时候，他选择一个人待着。人人都把他内敛的秉性和他身上的伤疤联系起来。初来乍到，谢尔盖身上的伤疤就引起了注意，包括他右边肩膀上圆形的枪伤。每个人都不忍心打探他过去的经历，他也没有机会开口。
他为自己的封闭和时不时的“炮弹休克”感到抱歉，但是同志们早已替他想好了解释。许多侦查员都会这样。别担心，或许胜利能够治好你的一切，那时候就没有德国法西斯，你也不会做有关他们的噩梦了！大家都试着让谢尔盖好受一点，在篝火边教他唱歌、吹口琴。他们先教他吹民歌，紧接着又是艺术歌曲。谢尔盖自诩聪明，可对这小小的乐器就是无从下手。他完全听不出半音之间的区别！他的笨拙让所有人都笑起来——大家想到有个刚刚离开的年轻人要去乐队扮演小号手，纷纷督促谢尔盖也必须掌握一项“音乐技能”。
在极为简朴和笨拙的治疗下，他忧愁的时间缩短了，逐渐参与到电台消息的收发当中。来自东面的消息不断汇总到这小小的机器当中，有时他也收到来自燕妮的短讯。他会为他们高兴一阵子。燕妮留在了那栋别墅里。谢尔盖尽量不去担忧她们是否会遭到盘查，在两个月之后，他仍有她的消息，这就说明了一切。对于过去的光怪陆离的一年，他尽量不去回忆。他害怕在梦中重温其中的片段。
那些念头、片段、模糊的印象就像勾住大鱼的钓钩，除了把他的小船拽翻，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益处。他在离开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因此也不至于常常想起过去。对于他来说，游击队的生活更加惬意——大部分时间遵循惯例收发电报，小部分时间参与战斗，把令人生厌的德国鬼子拖进草丛或者挂到树上。一件事完成，那就意味着彻底的完成，他不再需要扮演某个前后连贯的角色：前一天说过的话，何必记在心里呢，周围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与他又有什么关系？起先他还会不自主地记忆，半个月过去，他已经能活得潇洒自如。
克劳迪娅中途来拜访了一次，她从城市里带来了必须的医疗用品。在谢尔盖离开后不久，她与卢卡斯把胶卷转交到了南方的一家报社手中——那位老编辑绝对可信。他因为反对纳粹做过许多年的苦役，在轰炸中修补科隆的屋顶，他有私人渠道能够把胶片送往巴黎，再送到英国人的手中。
在所有人都熏熏然的时刻，克劳迪娅把谢尔盖叫到一边：“我想转告你一件事。那个行动，失败了。”
“什么？”
“我也很奇怪。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我甚至打算背着卢卡斯，冒险去医院开枪打死他。可是，在我出发以前，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凯里安·福科尔的讣告。”
谢尔盖脸色一变，他的心疯狂地跳动起来：“那是谁写的？”
“就是小里特贝格本人——这一切都太奇怪了。他受了重伤，快要死了，可这个案子悄无声息地了结了，什么追查也没有。这一切都像个陷阱。”
“那么……”那么他后来怎样？可谢尔盖掐住了真正想问的问题，“那么在那之后你们怎么打算？”
“我想说，把这一切都忘了吧。一整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燕妮特意让我把这件事告诉你。”克劳迪娅小声说，“你的那个身份，它结束了。你不用再为此担心，为此做噩梦了。”
谢尔盖感谢她的劝慰。他倒希望这一切真的就此结束，可是，炮弹休克的症状追逐着他。在某一个傍晚，他去河边凿开薄冰取水的时候，眩晕袭击了他。一声脆响和呻吟之后，同行者发现他摔倒在河边，瑟瑟发抖。他的棉衣全被浸湿了。如果没有人随同，冬天的寒风在半小时内就会要了他的命。隔天他发起了高烧，所幸营地里有退热药，他也没有感染任何细菌。在辗转反侧的三天以后，他的体温恢复了正常。
他从昏沉的睡眠中醒来，弗里达单独找他谈了一次话。他们的小营地没有某一位特定的“政委”，这位经验丰富的女狙击手担任着这个角色。
“你在发烧的时候不停念叨着一份名单，问它在哪儿。”她忧心忡忡地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不必要总是想着自己没有完成什么——你要想想自己做了什么，你已经完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事。”
“抱歉，我说傻话了。除了这些，我有没有说其他不该说的？”
“没有，你很坚强。”弗里达说，“就算你说了什么，我们也会立刻忘掉的。谢廖什卡，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让组织想办法把你接去后方，或者找一个更平静的地方。你的身体……”
“不，不用大费周章。”突然，一个念头像水泡冒出他心中的池塘，“或许——哦，弗里达，或许是我太不切实际了。”
他收回了要说的话。弗里达并没有强迫他继续，只是让他好好修养。可是这念头在他的脑海里生了根，那个早晨不断在他脑海中重演，直到春天又一次来临。在一片欣悦的氛围中，谢尔盖给莫斯科拍了一份电报。
“组织很关注柏林是否与西方进行秘密谈判。”他对弗里达解释说，“其中也包括业界的名流。纳粹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中有多少人表面上是德国人，背地里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私相授受？我曾经在柏林掌握着一条线索，现在，秘密警察的监视收紧，多条情报线断开，靠我的私人关系或许能有所突破。”
很快他收到了准许的回电，与它同时到来的，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消息。
时间紧迫，谢尔盖沉浸在无比复杂的情绪感受之中：我要如何去做这件事？就算我做不成，就此死去，也好过在这儿当一个需要照料的伤病员不是吗？他谢绝了弗里达给他配一个助手的好意，坚持单枪匹马原路返回。当他从行李中掏出那一身精心保存的衬衫、长裤和皮鞋，弗里达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光看向他。十天之内，他给自己编了一个新身份，准备到柏林那家他熟悉的药店报到。帕维尔·瓦斯利耶维奇再一次给他做好证件，打好订书针，用鞋底盖上纳粹的老鹰印章。
“上一次也是我给你做了一切，谢廖什卡。”这个来自印刷厂的工人重重地抱了谢尔盖一下，“我希望你和上次一样好运！”
故事的第三部分（第三卷 ）就此开始！
“五号床那个伤员——就是你送来的那个。他需要严密观察，感染风险很高。请您给他挂好帘子，别让无关人员去他身边走动。等他醒来，请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艾尔娜刚从病房里出来，迎面撞上了穿着手术服的罗特希尔德医生。她的两手在微微颤抖，这是连续不断端送医疗器械和水盆的后遗症。她知道医生也经历着和她相似的疲劳，他的手术服上全是鲜血，可他不顾洁癖，穿着它跑到走廊上来迎接下一批患者。连番轰炸不仅让医院，也让这座城市的好几个区域陷入了瘫痪。空军元帅戈林曾对希特勒保证，绝不会让一颗炸弹落到德意志的土地上，可是现在，在柏林每行驶四十分钟就能看到在爆炸中损坏的房屋。在二月以后，夜间的引擎声便意味着兰开斯特无穷无尽的轰炸。短短数十分钟内，公园的水池被蒸发、街区变作火海。火焰把层云照亮，勾勒出天际线的轮廓，远在几公里之外的人们都能看见火焰与浓烟。
艾尔娜没有回答他的指示，跟在他身边：“医生，我没认错吧。他就是……”
“不，艾尔娜。”医生飞快地脱掉手套，拍拍她的肩膀，“你太紧张了。我知道一年前你很难过，战争年代，我们难免因为思念把相貌相似的人搞混。我看过他的证件，那是个药店的学徒，更何况他受了那么重的伤，看不清相貌。但是，你看，你有多久没睡觉了？现在，再去病房转一圈，就回家去吧。”
“哦天哪。我以为他是……或许我不该让他转来您这里。您太忙了。”
“不，这个决定棒极了。如果不是你，这个小伙子现在可能已经死了。你就放心下班回家去吧。”
艾尔娜点点头，朝那间让她牵肠挂肚的病房走去。医生在她身后对实习生嘶哑地叫喊：该死的！看好那台发电机和抽水泵。要是这儿因为炸弹断水断电了，半天之内，这一层楼的人会死掉百分之四十。
天哪，我的国家怎么会变成这样。她在走廊里听到窃窃私语，充满了某种“失败主义”，这让她悲从中来。她在战地医院实习过，见识过无数可怕的创伤，可是当这种残酷扩展到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她感到无比荒谬。为什么要开始这场战争？她听到压低的声音。为什么我们要和英国人、美国人打仗？他们的战斗机每天都在头顶上……就在她的眼泪即将夺眶而出的时候，一对夫妇拦住了她。
“护士，护士，我们想知道他就在这里吗？”那个妻子语无伦次地说着，“哦，上帝，他还好吗？”
艾尔娜喘了一口气：“你们找哪位病人？”
“哦，就是您联系医生给他转院的那位——谢天谢地，他救了我的孩子，他可一定要活下来！”
“他还活着。但是您不能见他，他的伤比较重。”艾尔娜又看了他们一眼，这对夫妇显然刚从轰炸现场赶来，灰头土脸，“医院里已经有够多人了，如果您要给他送鲜花，就晚些再来吧。”
那对夫妻在走廊里相拥哭泣：“这一切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我们的房子全毁了。我们以为，我们以为小马蒂亚斯出事了。我们的邻居在科隆走亲戚，两个孩子都在我家，保姆说他俩在花园里一起玩，我们以为……谁知道呢……天啊。您替我们向他致以感谢！”
艾尔娜对他们说了几句客套话，关上门，开始例行的病房检查。她挂好帘子，在五号床前停留了一会儿。那病人无声无息地躺着。纱布遮住了他的半张脸，露出鼻梁和苍白的嘴唇。因为仓促的包扎，他的下颌和脖子还遗留着房屋白垩的灰烬。他的眼睛被纱布挡住了大半，医生说他的视神经也受了损伤，要小心阳光灼伤。艾尔娜无法通过面部特征来巩固她的判断了。她多看了几眼，又觉得那张灰白的脸变陌生了。
他被送来是因为救了两个没有跑进地下室的小孩——保姆扔下他们自己跑开了。他把小姑娘塞进了的车里，从门廊下拉走那个名叫马蒂亚斯的小男孩时，一颗炸弹砸在了他身后的别墅顶上。
艾尔娜跟随消防员赶到的时候，别墅已经成为废墟。当她看见那张沾满血污的脸，她的血液在一瞬间凝固了。紧接着，她在路边拨通了罗特希尔德医生的办公室，把病情描述得十万火急，希望他赶紧把这个病人收治入院。可这一切的兴奋都来自一场枉然的错认！她万分沮丧，关上灯，离开了病区。
除了人类的城市以外，云杉和山毛榉构成了欧洲广袤的树林。在过去六七千年中，它们都统治着这片大陆，直到人类中出现伐木工这个职业。在德国的东面，沿着奥德河一路向南，群山之间遍布着沼泽、水塘和森林湖泊。即便是经验老道的猎人，也不能记住所有支流的走向。城市里发生的爆炸与轰鸣都被翠绿的屏障阻隔在外。这里的四季都比莫斯科远郊潮湿，即便在冬天，空气也不会让人鼻腔疼痛。除去七月恼人的蚊虫，和十二月短缺的食物，这是个不错的隐居之所——至少对于游击队员们来说。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爪牙无法深入到每一寸土地，尤其是这些人迹罕至的山涧峡谷。
随着丛林中鲜绿的草地而来的往往是好消息。河流解冻，这意味着游击队众人又可以在房屋后面的溪水里洗澡、洗衣服。在43年夏季以后，每当广播响起，带来的都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在谢尔盖来到此地的六个月后，有三个内务部的成员跳伞来到这个小营地，他们在这里整理行装，走上不同的道路。
真年轻，谢尔盖忍不住回忆自己二十出头的年纪。他正在核对从电台传回的消息。自从他来到这儿，通讯员的压力减轻了不少。他们多了一个精通密码、会修理电台的能手。冬去春来，谢尔盖仍然不怎么说话，大多数时候，他选择一个人待着。人人都把他内敛的秉性和他身上的伤疤联系起来。初来乍到，谢尔盖身上的伤疤就引起了注意，包括他右边肩膀上圆形的枪伤。每个人都不忍心打探他过去的经历，他也没有机会开口。
他为自己的封闭和时不时的“炮弹休克”感到抱歉，但是同志们早已替他想好了解释。许多侦查员都会这样。别担心，或许胜利能够治好你的一切，那时候就没有德国法西斯，你也不会做有关他们的噩梦了！大家都试着让谢尔盖好受一点，在篝火边教他唱歌、吹口琴。他们先教他吹民歌，紧接着又是艺术歌曲。谢尔盖自诩聪明，可对这小小的乐器就是无从下手。他完全听不出半音之间的区别！他的笨拙让所有人都笑起来——大家想到有个刚刚离开的年轻人要去乐队扮演小号手，纷纷督促谢尔盖也必须掌握一项“音乐技能”。
在极为简朴和笨拙的治疗下，他忧愁的时间缩短了，逐渐参与到电台消息的收发当中。来自东面的消息不断汇总到这小小的机器当中，有时他也收到来自燕妮的短讯。他会为他们高兴一阵子。燕妮留在了那栋别墅里。谢尔盖尽量不去担忧她们是否会遭到盘查，在两个月之后，他仍有她的消息，这就说明了一切。对于过去的光怪陆离的一年，他尽量不去回忆。他害怕在梦中重温其中的片段。
那些念头、片段、模糊的印象就像勾住大鱼的钓钩，除了把他的小船拽翻，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益处。他在离开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因此也不至于常常想起过去。对于他来说，游击队的生活更加惬意——大部分时间遵循惯例收发电报，小部分时间参与战斗，把令人生厌的德国鬼子拖进草丛或者挂到树上。一件事完成，那就意味着彻底的完成，他不再需要扮演某个前后连贯的角色：前一天说过的话，何必记在心里呢，周围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与他又有什么关系？起先他还会不自主地记忆，半个月过去，他已经能活得潇洒自如。
克劳迪娅中途来拜访了一次，她从城市里带来了必须的医疗用品。在谢尔盖离开后不久，她与卢卡斯把胶卷转交到了南方的一家报社手中——那位老编辑绝对可信。他因为反对纳粹做过许多年的苦役，在轰炸中修补科隆的屋顶，他有私人渠道能够把胶片送往巴黎，再送到英国人的手中。
在所有人都熏熏然的时刻，克劳迪娅把谢尔盖叫到一边：“我想转告你一件事。那个行动，失败了。”
“什么？”
“我也很奇怪。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我甚至打算背着卢卡斯，冒险去医院开枪打死他。可是，在我出发以前，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凯里安·福科尔的讣告。”
谢尔盖脸色一变，他的心疯狂地跳动起来：“那是谁写的？”
“就是小里特贝格本人——这一切都太奇怪了。他受了重伤，快要死了，可这个案子悄无声息地了结了，什么追查也没有。这一切都像个陷阱。”
“那么……”那么他后来怎样？可谢尔盖掐住了真正想问的问题，“那么在那之后你们怎么打算？”
“我想说，把这一切都忘了吧。一整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燕妮特意让我把这件事告诉你。”克劳迪娅小声说，“你的那个身份，它结束了。你不用再为此担心，为此做噩梦了。”
谢尔盖感谢她的劝慰。他倒希望这一切真的就此结束，可是，炮弹休克的症状追逐着他。在某一个傍晚，他去河边凿开薄冰取水的时候，眩晕袭击了他。一声脆响和呻吟之后，同行者发现他摔倒在河边，瑟瑟发抖。他的棉衣全被浸湿了。如果没有人随同，冬天的寒风在半小时内就会要了他的命。隔天他发起了高烧，所幸营地里有退热药，他也没有感染任何细菌。在辗转反侧的三天以后，他的体温恢复了正常。
他从昏沉的睡眠中醒来，弗里达单独找他谈了一次话。他们的小营地没有某一位特定的“政委”，这位经验丰富的女狙击手担任着这个角色。
“你在发烧的时候不停念叨着一份名单，问它在哪儿。”她忧心忡忡地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不必要总是想着自己没有完成什么——你要想想自己做了什么，你已经完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事。”
“抱歉，我说傻话了。除了这些，我有没有说其他不该说的？”
“没有，你很坚强。”弗里达说，“就算你说了什么，我们也会立刻忘掉的。谢廖什卡，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让组织想办法把你接去后方，或者找一个更平静的地方。你的身体……”
“不，不用大费周章。”突然，一个念头像水泡冒出他心中的池塘，“或许——哦，弗里达，或许是我太不切实际了。”
他收回了要说的话。弗里达并没有强迫他继续，只是让他好好修养。可是这念头在他的脑海里生了根，那个早晨不断在他脑海中重演，直到春天又一次来临。在一片欣悦的氛围中，谢尔盖给莫斯科拍了一份电报。
“组织很关注柏林是否与西方进行秘密谈判。”他对弗里达解释说，“其中也包括业界的名流。纳粹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中有多少人表面上是德国人，背地里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私相授受？我曾经在柏林掌握着一条线索，现在，秘密警察的监视收紧，多条情报线断开，靠我的私人关系或许能有所突破。”
很快他收到了准许的回电，与它同时到来的，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消息。
时间紧迫，谢尔盖沉浸在无比复杂的情绪感受之中：我要如何去做这件事？就算我做不成，就此死去，也好过在这儿当一个需要照料的伤病员不是吗？他谢绝了弗里达给他配一个助手的好意，坚持单枪匹马原路返回。当他从行李中掏出那一身精心保存的衬衫、长裤和皮鞋，弗里达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光看向他。十天之内，他给自己编了一个新身份，准备到柏林那家他熟悉的药店报到。帕维尔·瓦斯利耶维奇再一次给他做好证件，打好订书针，用鞋底盖上纳粹的老鹰印章。
“上一次也是我给你做了一切，谢廖什卡。”这个来自印刷厂的工人重重地抱了谢尔盖一下，“我希望你和上次一样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