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突发事件
谢尔盖睡得很不踏实——在这样的情境下酣然入梦才是怪事一桩。在他躺下以后，安德烈亚斯把公文包放在他的手掌边，让他触摸了一下，轻轻踢了踢床头柜。窃听器让他们无法交谈，视力问题阻断了另一种交流方式。他为什么不把这些拿去销毁？谢尔盖想抓住他的手，强调公文包的危险性，安德烈亚斯在他的手背上写，现在，十点四十分，旧证件，留下；又把一块手表塞进他的手里，新证件，明早十点。他凑得很近，谢尔盖嗅到一阵熟悉的味道。他们只相处了一年多，但无声无息之间，谢尔盖“听懂”了他的计划，也想象出了他在床边低着头的模样。
你怎么样，他想问，我根本看不见你，请你告诉我吧。可是正如他们的关系，此时此刻，多余的交流也不被允许。交代完这一切，安德烈亚斯匆忙离开了。谢尔盖听到公文包被放回床头柜的声响、安德烈亚斯起身时椅子的挪动声。这场重逢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还是想和他说话。他望着光斑似的走廊，绝望地想。
为什么非要拯救这个人呢？在这场出乎意料的邂逅中，难得地，他的行动先于了思考。他不仅对自己打了包票，还在饱受挫折之后，继续沿着希望渺茫的道路走下去。一年多前，他以为道路断绝了，可眨眼间，他又回到了离开的路口，快得像一个空降兵：下一步往哪里走呢？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他可以数月打死十几个纳粹分子，可救一个人——单单起个念头就让他精疲力竭、几乎死去。
他有小溪边的童年，景色是灰蒙蒙的，但每次回忆都在他的心上蒙上一层金光；他有在炉火边旋转的家庭舞会，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才华被无数次发现和赞赏——而安德烈亚斯什么都没有。谢尔盖用补偿的心理解释，可没人能用现在弥补过去的错误，那往往是徒劳无功。更何况，那不是补偿，而是种关切、怜惜，或者爱，他不知道，反正安德烈亚斯那样称呼它。他只知道在他眼里，痛苦是一长串必须解决的问题，不是自然而然的社会景观。他经常伤感，经常生气，经常诉诸暴力或者非暴力的行动，这让很多人爱他，也让很多人责怪他过分的善心肠。如果命运一开始就不公平，人是否有义务主观地填平那些沟壑？他总希望把自己的幸运分给别人，可是世上的不幸那样多啊！
在两点左右，谢尔盖不知道确切时间——他被训练过用心跳计时，但那总会有偏差——总之在他入睡之前，远处传来了沉闷的轰炸声。如果他双眼无恙，站在窗口，能看到西南面映照天际的火光。有病人被惊醒了，与陪同的家属小声谈话。那声音传到谢尔盖耳朵里，只剩下气流穿过嘴唇的模糊声音，对于窃窃私语，床下的那只“电子耳朵”也许比他听得更清楚。此起彼伏的细声像虫子啃咬树叶。谢尔盖的倦意就此消失，对未知的烦忧像一只猫似的，把他的睡眠从柜子上推了下去，又咚咚地在他心中跑动。
谢尔盖在五点十分醒了，天已经大亮，他摇铃问了护士时间。柏林夏季的白天很长，他无法根据光线的变化判断十点钟是否临近。醒来以后，他听到了一些呻吟，从另一间病房里传来，还有濒死的喘息——喉咙里粘液被呼吸吹动的声音。夜班护士的平底鞋时不时摩擦着地砖。谢尔盖对死亡的熟悉程度，与死亡对他的熟悉程度相当。很多时候，他们面面相觑，一时间拿对方没有办法。他继续数着自己的心跳，在混杂着死亡的寂静中，他不愿做过多的思考，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时刻，任何情绪波动都只会消耗他的精神。
安德烈亚斯没有销毁他的假证件，他会在明天十点带着新证件到医院里来。他很聪明，又或许在工作当中，他也不断向他的对手们学习，谢尔盖心想，不知道他在这一年做了些什么——那场刺杀让他受了多重的伤？在他好起来之后，他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最最重要的，他为什么要为他做这一切？谢尔盖想不出合乎理性的原因：他以为自己会迎来残酷的报复，但安德烈亚斯对报复不感兴趣。这是他最害怕的情形。
他在脑子里计算了三个方案。盖世太保有很多判断真假伤员的办法，也会例行公事地让他复述去那条街上的目的、行程，他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七点钟，他重新校准了时间。护士们开始了早交班。昨夜被轰炸的地方应该离这所医院很远，因为夜里没有新的患者被送来。夜班护士疲倦的声音传来：“七月二十日，按护理日志，病人情况如下……”
谢尔盖在机械的朗读声中试着放松全身的肌肉，难熬的夜晚过去了。他额头上的伤处又疼起来，他闭起眼睛，继续数着自己的心跳。一整个上午，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十一点三十，护士分发了午餐，他开始感到惊慌。
安德烈亚斯去了哪里？他出事了吗？他克制着胡思乱想的念头。半个小时以后，他听到走廊尽头罗特希尔德医生在大声斥责实习医师——这让他获得了些许安慰。
他失去了长久焦虑的机会。下午两点半，病房的门被推开了。嘈杂的皮鞋声和谈话声响起，谢尔盖在心里复习着使用旧证件的那个计划，他该如何回答每一个问题，怎样运用医学常识……但很快，门再一次打开了，他听到了安德烈亚斯的声音。他似乎有意稍晚些进门来，以便先于谢尔盖接上盘问的话茬。
有人认出了他：“哈，您算账、管理产业的生活怎么样？再也不用像我们一样疲于奔命了，是不是？”
他做什么？谢尔盖想从床上坐起来问个究竟，可今天，他只能当病床上的摆件：这和在光鲜靓丽的舞台剧中扮演一颗摇动的树有什么区别！在紧张之外，他不由得期待起来——回到柏林，他以为那是自己意气用事，是打开了瘟疫和灾难的魔盒，可那似乎是一盒土耳其软糖。
“很无聊。”安德烈亚斯回答，“一年前我还没搞清南方有几家工厂，现在又得计算战争损失了。”
“您来这儿做什么？我以为您从此只会出入工业部的大门了，可没想过您会在这儿——医生是您的老朋友不假，但他这样忙……”
“我可不是来见医生的，我来探望老员工。”
“哦？是哪位？”
“那边，十五号床的那个。喏，对他温柔些，他的脑袋被砖头还是玻璃的砸中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他的父母住在电力厂附近，他俩已经……他还不知道这一切。我也是昨晚才接到电话……他是我父亲的老会计之一，这下完了。我们得给他垫付医药费。”
“一个会计！您亲自来慰问他。”
“也不算慰问。他现在连话也说不了。您要知道，他看着年轻，其实十六岁就当了学徒，在我父亲的公司里劳苦功高。除去会计，现在他还是个英雄。否则，我们也没必要给他出医药费不是么？轰炸、洪水、疾病……这都是意外损失。上帝啊，汉堡被炸了几个月，我们连工厂屋顶都快赔不过来了。”
谢尔盖的思绪乱糟糟的。安德烈亚斯的影子像个游魂似的飘近了，挡在他和那一群嘈杂的秘密警察之间。他在床边坐下了。谢尔盖徒劳地盯着他，昏暗的视野里仍只有一个没有面容的影子。
不可抑制的酸楚从他的心底泛起。他昨夜什么也看不清楚，但现在，凭着十分模糊的视野，他能够简单判断人的轮廓。安德烈亚斯的形体不是健康人该有的状态。比昨晚更多的问题在他心中横冲直撞，他生病了吗？他还在抽烟吗？他对酒精的依赖是不是更严重了？他有没有回去找那些喜欢虐待他的老情人？那场游击队策划的爆炸让他受了多重的伤？他有没有恢复？如果他执意把自己搞得一团糟，有没有人能劝劝他？
刹那间，必要的思索都从他的大脑被抽走了。他陷入了一片真空，好像安德烈亚斯坐在床边，他应对的义务瞬间旁落了。安德烈亚斯拿起他床头的公文包翻找起来，窸窸窣窣的响动传进谢尔盖的耳朵。他和他一样紧张，谢尔盖听见他压抑的呼吸声；但他很利落的把东西收好、归位，随意地挪了挪凳子。
谢尔盖这才想起，昨天从手术室出来以后，罗特希尔德医生吩咐护士把他推到十五号床。十五号在病房的正中，没有任何人会从那儿开始检查。他把一切都计划好了，谢尔盖心想，他在盖世太保后面进门，展示他毫无准备，再用那一点儿检查的时间调换证件。
十五分钟后，谢尔盖听到人群聚集在他的床尾。
“或许您可以让我们问他两句话？”
“当然。我明白的，这是程序。”安德烈亚斯答道。
谢尔盖放松身体，昨天罗特希尔德医生在他的眼前扎了一块纱布，以便他假装成无力说话的重伤员。
“他这是怎么了？”
“病历上说，被一摞砖头砸中了脑袋——说不定我这医药费也不是一笔巨款，如果您不够坚强的话。”安德烈亚斯拍拍他的床头。“原谅我的黑色幽默。”
“我们要看他的证件。”
“那边的公文包，那东西是和他一起从废墟里被刨出来的。”
一个年轻的声音响起，谢尔盖记得他，就是昨天下午摇晃他的那位：“您刚才为什么翻那些东西？无意冒犯，我刚才看见了——您已经辞职一年多了，这是职业习惯？”
谢尔盖汗毛倒竖。在那个公文包的夹层里有他自己的假证件，那上面写着他是药店学徒，绝不是会计。刚才，安德烈亚斯应该把那些东西抽走了。谢尔盖又忍不住胡思乱想——天啊，他辞职一年多了。那完全是因为我。
安德烈亚斯冷笑起来：“职业习惯？他被砸成了这样，如果你被砖头打坏了头，满脸是血，包得像一块杏仁膏似的——你上司的儿子能凭一个下巴认出你？或许连你老婆都不能。我当然要看他的证件。那可是一笔巨款，我的支票给错了人，那怎么办？”
“抱歉，我只是一问。”
“不，您做得不错，在我工作的时候有这样细心的人，也没人有机会在我的车轮底下安炸弹。”
那个年轻人沉默了，似乎有人给了他一胳膊肘。带头的那个从其中抽出一本证件，扫了一眼，放回原处。
“没什么问题。”那人说道。“行了，这里面全是账本，说不定还有商业机密。他和这件事没关系。”
谢尔盖难以想象，在大半天内，安德烈亚斯去哪儿搞来了这一套文件。
其中一个对安德烈亚斯小声说道：“我们在找英国人。”
“我可不管这些事了！您该看看谁的随身行李里有茶包。”安德烈亚斯说，“说到英国人，谁会找一个英国人来给企业算账。”
一行人尴尬地笑了，从他的床边走开了：“冯·里特贝格先生，无意冒犯，只是例行检查。”
正在这时，病房门前再一次响起急促的皮鞋声。来人手忙脚乱，直撞进那支盖世太保的队伍里。这情形让所有人回想起海德里希被刺杀的下午。忽然间，人群安静下来。谢尔盖听到了细碎而急促的耳语声，有几个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判断他们的方位后，谢尔盖睁开眼睛，隔着纱布，床边的影子——安德烈亚斯岿然不动，似乎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在病房的另一端，那一团黑压压的影子矗立着，因为那消息骚动了十几分钟，像一朵被风吹动的积雨云，飞快地涌出了病房。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安德烈亚斯站起身，假装关切地问。谢尔盖熟悉他说话的口吻，那是明知故问。
走在最后的那位回答：“紧急情况。我们得回去了，再会。”
谢尔盖闭上了眼睛。他心里充满了好奇，但他打算先享受这个如释重负的时刻。在人群离开后十五分钟，安德烈亚斯敲敲床沿，对他说道：“您醒着吗？您就在这里休息，住几天院对您有好处。我去拨个电话。”
你怎么样，他想问，我根本看不见你，请你告诉我吧。可是正如他们的关系，此时此刻，多余的交流也不被允许。交代完这一切，安德烈亚斯匆忙离开了。谢尔盖听到公文包被放回床头柜的声响、安德烈亚斯起身时椅子的挪动声。这场重逢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还是想和他说话。他望着光斑似的走廊，绝望地想。
为什么非要拯救这个人呢？在这场出乎意料的邂逅中，难得地，他的行动先于了思考。他不仅对自己打了包票，还在饱受挫折之后，继续沿着希望渺茫的道路走下去。一年多前，他以为道路断绝了，可眨眼间，他又回到了离开的路口，快得像一个空降兵：下一步往哪里走呢？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他可以数月打死十几个纳粹分子，可救一个人——单单起个念头就让他精疲力竭、几乎死去。
他有小溪边的童年，景色是灰蒙蒙的，但每次回忆都在他的心上蒙上一层金光；他有在炉火边旋转的家庭舞会，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才华被无数次发现和赞赏——而安德烈亚斯什么都没有。谢尔盖用补偿的心理解释，可没人能用现在弥补过去的错误，那往往是徒劳无功。更何况，那不是补偿，而是种关切、怜惜，或者爱，他不知道，反正安德烈亚斯那样称呼它。他只知道在他眼里，痛苦是一长串必须解决的问题，不是自然而然的社会景观。他经常伤感，经常生气，经常诉诸暴力或者非暴力的行动，这让很多人爱他，也让很多人责怪他过分的善心肠。如果命运一开始就不公平，人是否有义务主观地填平那些沟壑？他总希望把自己的幸运分给别人，可是世上的不幸那样多啊！
在两点左右，谢尔盖不知道确切时间——他被训练过用心跳计时，但那总会有偏差——总之在他入睡之前，远处传来了沉闷的轰炸声。如果他双眼无恙，站在窗口，能看到西南面映照天际的火光。有病人被惊醒了，与陪同的家属小声谈话。那声音传到谢尔盖耳朵里，只剩下气流穿过嘴唇的模糊声音，对于窃窃私语，床下的那只“电子耳朵”也许比他听得更清楚。此起彼伏的细声像虫子啃咬树叶。谢尔盖的倦意就此消失，对未知的烦忧像一只猫似的，把他的睡眠从柜子上推了下去，又咚咚地在他心中跑动。
谢尔盖在五点十分醒了，天已经大亮，他摇铃问了护士时间。柏林夏季的白天很长，他无法根据光线的变化判断十点钟是否临近。醒来以后，他听到了一些呻吟，从另一间病房里传来，还有濒死的喘息——喉咙里粘液被呼吸吹动的声音。夜班护士的平底鞋时不时摩擦着地砖。谢尔盖对死亡的熟悉程度，与死亡对他的熟悉程度相当。很多时候，他们面面相觑，一时间拿对方没有办法。他继续数着自己的心跳，在混杂着死亡的寂静中，他不愿做过多的思考，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时刻，任何情绪波动都只会消耗他的精神。
安德烈亚斯没有销毁他的假证件，他会在明天十点带着新证件到医院里来。他很聪明，又或许在工作当中，他也不断向他的对手们学习，谢尔盖心想，不知道他在这一年做了些什么——那场刺杀让他受了多重的伤？在他好起来之后，他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最最重要的，他为什么要为他做这一切？谢尔盖想不出合乎理性的原因：他以为自己会迎来残酷的报复，但安德烈亚斯对报复不感兴趣。这是他最害怕的情形。
他在脑子里计算了三个方案。盖世太保有很多判断真假伤员的办法，也会例行公事地让他复述去那条街上的目的、行程，他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七点钟，他重新校准了时间。护士们开始了早交班。昨夜被轰炸的地方应该离这所医院很远，因为夜里没有新的患者被送来。夜班护士疲倦的声音传来：“七月二十日，按护理日志，病人情况如下……”
谢尔盖在机械的朗读声中试着放松全身的肌肉，难熬的夜晚过去了。他额头上的伤处又疼起来，他闭起眼睛，继续数着自己的心跳。一整个上午，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十一点三十，护士分发了午餐，他开始感到惊慌。
安德烈亚斯去了哪里？他出事了吗？他克制着胡思乱想的念头。半个小时以后，他听到走廊尽头罗特希尔德医生在大声斥责实习医师——这让他获得了些许安慰。
他失去了长久焦虑的机会。下午两点半，病房的门被推开了。嘈杂的皮鞋声和谈话声响起，谢尔盖在心里复习着使用旧证件的那个计划，他该如何回答每一个问题，怎样运用医学常识……但很快，门再一次打开了，他听到了安德烈亚斯的声音。他似乎有意稍晚些进门来，以便先于谢尔盖接上盘问的话茬。
有人认出了他：“哈，您算账、管理产业的生活怎么样？再也不用像我们一样疲于奔命了，是不是？”
他做什么？谢尔盖想从床上坐起来问个究竟，可今天，他只能当病床上的摆件：这和在光鲜靓丽的舞台剧中扮演一颗摇动的树有什么区别！在紧张之外，他不由得期待起来——回到柏林，他以为那是自己意气用事，是打开了瘟疫和灾难的魔盒，可那似乎是一盒土耳其软糖。
“很无聊。”安德烈亚斯回答，“一年前我还没搞清南方有几家工厂，现在又得计算战争损失了。”
“您来这儿做什么？我以为您从此只会出入工业部的大门了，可没想过您会在这儿——医生是您的老朋友不假，但他这样忙……”
“我可不是来见医生的，我来探望老员工。”
“哦？是哪位？”
“那边，十五号床的那个。喏，对他温柔些，他的脑袋被砖头还是玻璃的砸中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他的父母住在电力厂附近，他俩已经……他还不知道这一切。我也是昨晚才接到电话……他是我父亲的老会计之一，这下完了。我们得给他垫付医药费。”
“一个会计！您亲自来慰问他。”
“也不算慰问。他现在连话也说不了。您要知道，他看着年轻，其实十六岁就当了学徒，在我父亲的公司里劳苦功高。除去会计，现在他还是个英雄。否则，我们也没必要给他出医药费不是么？轰炸、洪水、疾病……这都是意外损失。上帝啊，汉堡被炸了几个月，我们连工厂屋顶都快赔不过来了。”
谢尔盖的思绪乱糟糟的。安德烈亚斯的影子像个游魂似的飘近了，挡在他和那一群嘈杂的秘密警察之间。他在床边坐下了。谢尔盖徒劳地盯着他，昏暗的视野里仍只有一个没有面容的影子。
不可抑制的酸楚从他的心底泛起。他昨夜什么也看不清楚，但现在，凭着十分模糊的视野，他能够简单判断人的轮廓。安德烈亚斯的形体不是健康人该有的状态。比昨晚更多的问题在他心中横冲直撞，他生病了吗？他还在抽烟吗？他对酒精的依赖是不是更严重了？他有没有回去找那些喜欢虐待他的老情人？那场游击队策划的爆炸让他受了多重的伤？他有没有恢复？如果他执意把自己搞得一团糟，有没有人能劝劝他？
刹那间，必要的思索都从他的大脑被抽走了。他陷入了一片真空，好像安德烈亚斯坐在床边，他应对的义务瞬间旁落了。安德烈亚斯拿起他床头的公文包翻找起来，窸窸窣窣的响动传进谢尔盖的耳朵。他和他一样紧张，谢尔盖听见他压抑的呼吸声；但他很利落的把东西收好、归位，随意地挪了挪凳子。
谢尔盖这才想起，昨天从手术室出来以后，罗特希尔德医生吩咐护士把他推到十五号床。十五号在病房的正中，没有任何人会从那儿开始检查。他把一切都计划好了，谢尔盖心想，他在盖世太保后面进门，展示他毫无准备，再用那一点儿检查的时间调换证件。
十五分钟后，谢尔盖听到人群聚集在他的床尾。
“或许您可以让我们问他两句话？”
“当然。我明白的，这是程序。”安德烈亚斯答道。
谢尔盖放松身体，昨天罗特希尔德医生在他的眼前扎了一块纱布，以便他假装成无力说话的重伤员。
“他这是怎么了？”
“病历上说，被一摞砖头砸中了脑袋——说不定我这医药费也不是一笔巨款，如果您不够坚强的话。”安德烈亚斯拍拍他的床头。“原谅我的黑色幽默。”
“我们要看他的证件。”
“那边的公文包，那东西是和他一起从废墟里被刨出来的。”
一个年轻的声音响起，谢尔盖记得他，就是昨天下午摇晃他的那位：“您刚才为什么翻那些东西？无意冒犯，我刚才看见了——您已经辞职一年多了，这是职业习惯？”
谢尔盖汗毛倒竖。在那个公文包的夹层里有他自己的假证件，那上面写着他是药店学徒，绝不是会计。刚才，安德烈亚斯应该把那些东西抽走了。谢尔盖又忍不住胡思乱想——天啊，他辞职一年多了。那完全是因为我。
安德烈亚斯冷笑起来：“职业习惯？他被砸成了这样，如果你被砖头打坏了头，满脸是血，包得像一块杏仁膏似的——你上司的儿子能凭一个下巴认出你？或许连你老婆都不能。我当然要看他的证件。那可是一笔巨款，我的支票给错了人，那怎么办？”
“抱歉，我只是一问。”
“不，您做得不错，在我工作的时候有这样细心的人，也没人有机会在我的车轮底下安炸弹。”
那个年轻人沉默了，似乎有人给了他一胳膊肘。带头的那个从其中抽出一本证件，扫了一眼，放回原处。
“没什么问题。”那人说道。“行了，这里面全是账本，说不定还有商业机密。他和这件事没关系。”
谢尔盖难以想象，在大半天内，安德烈亚斯去哪儿搞来了这一套文件。
其中一个对安德烈亚斯小声说道：“我们在找英国人。”
“我可不管这些事了！您该看看谁的随身行李里有茶包。”安德烈亚斯说，“说到英国人，谁会找一个英国人来给企业算账。”
一行人尴尬地笑了，从他的床边走开了：“冯·里特贝格先生，无意冒犯，只是例行检查。”
正在这时，病房门前再一次响起急促的皮鞋声。来人手忙脚乱，直撞进那支盖世太保的队伍里。这情形让所有人回想起海德里希被刺杀的下午。忽然间，人群安静下来。谢尔盖听到了细碎而急促的耳语声，有几个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判断他们的方位后，谢尔盖睁开眼睛，隔着纱布，床边的影子——安德烈亚斯岿然不动，似乎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在病房的另一端，那一团黑压压的影子矗立着，因为那消息骚动了十几分钟，像一朵被风吹动的积雨云，飞快地涌出了病房。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安德烈亚斯站起身，假装关切地问。谢尔盖熟悉他说话的口吻，那是明知故问。
走在最后的那位回答：“紧急情况。我们得回去了，再会。”
谢尔盖闭上了眼睛。他心里充满了好奇，但他打算先享受这个如释重负的时刻。在人群离开后十五分钟，安德烈亚斯敲敲床沿，对他说道：“您醒着吗？您就在这里休息，住几天院对您有好处。我去拨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