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流血的城市
在安德烈亚斯离开的一个小时以内，谢尔盖被推进了手术室，紧接着，他被塞进了一个闷热的袋子。下午四点三十分，他被放进了后备箱。整个流程不过十五分钟。在上下楼梯的颠簸中，他又痛又晕，快要吐了，好在之后的一小时里，安德烈亚斯把车开得慢而平稳。企业主的奔驰车很宽敞，他甚至在引擎的轰鸣声中小睡了一会儿——刚好，或许他正在扮演一具尸体，这就更像了——也许吧，但没有人告诉他。具体发生了什么、要去哪里等等，他都不知道，在此期间没有人对他说过半句话。
他不知道车什么时候停下的，也没人来叫醒他。等后备箱又一次被打开的时候，他闻到了清新的空气，眼前却一片漆黑。至少是八点以后，他暗暗地想。
“走吧。”安德烈亚斯捅捅他的肩膀，“你能自己坐起来吗？”
他能坐起来，但走路还是个问题。他的重量几乎都压在安德烈亚斯的肩膀上。安德烈亚斯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只是引导着他直行，拐弯，上楼梯，再拐弯——这不是个宁静的夜晚，他在大街上听到了远处的枪响和犬吠。
下午那个电话，和那群盖世太保的反应浮现在谢尔盖的脑海。回柏林可真不是个好主意，他在心里苦笑。在一段分外安静的走廊里，安德烈亚斯的钥匙串响了响，一团灰尘扑上他的脸颊。谢尔盖咳嗽了一声，被拽着往前踉跄了两步，大门关上了。
周围的气味无比熟悉，谢尔盖小声说：“你还留着它。”
“不然你今晚就没处可去了，柏林周围都设了哨卡。”
“什么？出什么事了？”
“狼穴里爆炸了，炸弹就安在会议桌底下。我知道你要问东问西，我这里没东西可以让你给莫斯科发电报。被刺杀的是成年德国人，是元首，不是儿童，根本没你的事——好了，现在，滚到卧室去。”
情况明朗了，不论安德烈亚斯对他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不会再惊讶了。在他尖锐的讽刺中，谢尔盖感到前所未有的如释重负，甚至某一种包涵痛楚的幸福。微黄的灯光映照着他的脸，让他觉得刚才的闷热也没那么难熬。凭借聊胜于无的视力，他四处打量：床边有一个乌黑的轮廓，那是床头灯，床的对面是衣柜，窗帘也没有换——还是深青色的。一切摆设都没有变化，好像他昨天才离开一样。
他还记得这张床，他睡在靠近窗口的一边，但出于担忧，窗帘从没有打开过。谢尔盖偶尔提早离开办公室，就会来这儿打个盹。更多时候是他们两个，亲密地、温暖地依偎在一起。安德烈亚斯喜欢贴着他的肩膀，这让他觉得安全。几百天以前，外部世界被那道窗帘全部撤下，在宁静中，他们交谈、亲吻、偶尔做爱；现在，他又回到了这个不足二十平米的伊甸园、乌托邦，可过去发生的一切却像隔着玻璃，看得见摸不着，好像他在不经意间把部分人生倒模固定，做成了一个有声响的玩具，八音盒之类的，放在橱窗中反复演绎。
“今晚又会死很多人，或许接下来的一周都是如此。”安德烈亚斯说，“在这里待着对你只有好处。”
头顶的灯熄灭了。谢尔盖听到黑暗中细微的脚步，随后窗帘被拉开，他听到了响声。
“你疯了。”他苦涩地说，“你……”
“我还是更喜欢你不能说话的样子，可惜这里没什么窃听设备。”谢尔盖被打断了，他听到椅子滑动的声音。安德烈亚斯叹了口气，谢尔盖猜测他正看着窗外。“柏林，唉……除此之外，我去过很多地方，但又好像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这里。在无数的人和事上，我看见它的影子。你真奇怪，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和它不相干的人。”
他的开场白让谢尔盖无所适从，但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那个讣告，是你登在报纸上的吗？”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
谢尔盖放轻声音，又问了一遍：“是你吗？”
良久的沉默以后，安德烈亚斯挤出一声神经质的笑，用古怪的语调问：“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的俄国名字。还有，你为什么回来？为什么把自己弄进医院？这些问题，你能回答我吗？”
谢尔盖摇摇头，安德烈亚斯接着说，听起来他有点生气：“那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蠢问题？你们俄国人总找些傻子当间谍吗？”
“这……这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你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却不允许别人也有吗？”
安德烈亚斯愤然起身，朝门前走去。那张椅子撞在床沿上，让谢尔盖全身一震。他后悔起来，挣扎着撑起上半身：“别走——对不起。请你回来。我……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你这一年，你这一年过得怎么样？那天在河边上……”
安德烈亚斯没有理睬他的哀求。咔哒一声，门关上了。
谢尔盖的胸前一阵剧痛，他缓缓地躺回枕头里。他受伤的大脑经历了太多震动，头晕强迫他闭上眼睛。他本来也看不见什么，阖上双眼，他就仿佛被丢进一个漩涡，他忘记了床垫的支撑，向下沉没。他感到一阵发自灵魂的虚空，让他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他突然为此无声地大哭起来。在过去，他的父亲不准他哭，他从沉默中偶尔丢出的几句话，除了“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这个名字，就是“不要像小女孩似的掉眼泪”或者“坚强些”。母亲会为他擦干眼泪，温柔地向他解释世界如何运行，如何保持怜悯——既对他人，也对自己，可惜从没有人教过他后半句。成年以后，他的泪腺好像两块凝固的蜡，唯有如火焰灼烧的剧痛才能让他流下一两滴眼泪。当农民的儿子要坚强，当共产党员要坚强，当间谍同理，在这个时代，他被迫或自主地选择了无数代表磨难的身份，可是，脱下这一层层的外壳，谢尔盖是什么人？现在这个仰面朝天、不住流泪的可怜人又是谁呢？
他万分伤心地、不知为何地哭了一刻钟，克制又让他收起了眼泪。在只有他一人、保持黑暗的房间里，他没来由地感到一阵不好意思。对谢尔盖来说，关于自己的话题像干面包屑似的，掸一掸就掉落了。于是他又想起安德烈亚斯。
我要对他道歉，就算只为了我俩之间的关系。谢尔盖在心里决定道。为了达到高尚的理想，有些事是不得不做，可不能因为那不得不做，就说自己作得对了。
那一场酣畅的睡眠让他误判了时间的变化。在他止住眼泪时，午夜已经过去。在凌晨三点，安德烈亚斯接了个电话，谢尔盖只能听到模糊而紧张的问答声。随后，安德烈亚斯惯常的踱步声在客厅里响起——还是老样子，往家具上撒气。十几分钟后，他听到大门开合，客厅里传来说话声。来访者是卢卡斯，谢尔盖立刻辨认出了他的声线，这让他松了口气。
两人各自问了好，落座，彼此倒了一些酒。卢卡斯压低声音问了一句什么，安德烈亚斯立即答道：“不行。”
他的答案让卢卡斯不安又恼怒：“你父亲说你最像他，真是一点没错！你们太顽固了！”
安德烈亚斯冷笑起来：“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容忍你，你把那个女人藏在你家里，和她拿着照片招摇过市，甚至跑到慕尼黑去了！我把你怎么样了？你有什么脸面来教训我？”
“好了，我没有跟她一起去游击队不是吗？干什么追着我不放。”
“我倒宁愿你去了，死在山里，也比回柏林好得多。”
卢卡斯被他吓住了，声音颤抖起来：“天啊，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几年前，他们许诺了什么？民族的光荣！拿回我们的一切！现在他们却像老鼠一样缩在地下。其他人在承担他们的恶果！我们在杀死什么样的人呀……刚才，我被拉去看了行刑。不，我们只是保障——有两个男孩年纪太小了，不愿意开枪。你知道吗，他安然地站在石墙前面，他的副官站在他身前，他俩没有一个人害怕死亡，只有平静和沉默……而我们，我们这些坐在皮卡车里的人却在发抖！枪响了，不知道哪一颗子弹打死了他。我甚至不敢看。还有一个被吊死的将军，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愿上帝宽宥德国人，因为我们之中尚有正义之士。这里就是新世界的索多玛，就是这里，在德国，在柏林！”
安德烈亚斯压低声音吼道：“该死的，根本没有上帝！柏林完了，帝国完了，谁也不会被宽宥。你想走就快滚吧。”
“可是……可是我们已经输了！安德烈亚斯，你不能总是这样，是时候为我们自己想一想……你在那件事之后变了个人似的……”
“我根本不想在我父亲的公司工作，更别说管理岗位。这一切都只是……我给了医生很多钱，让他能够保障一些老人、残疾人、精神病人不要被枪毙。你知道的，在我们的工作里，几乎没有钱结解决不了的。”
“这根本不足够他们放过你！你知道的，所有人恨我们都恨疯了。那几个美国人说……”
“如果他们不认为我的作为可以抵罪，那就枪毙我，这判决也没错。是的，美国人，美国人……他们也对我说过，给足够的情报、足够的技术，管你有没有给希特勒干活，谁都可以活下来。他们只想要两三条生产线。”安德烈亚斯冷酷地说，“可是，我们输掉了战争，连尊严也要输掉吗？我手里是有一些材料，甚至比你想象的多得多，但我不想、也不会和任何人做交易。”
“那么……那么你想怎么样呢？”
一阵长久的沉默。安德烈亚斯又开了一瓶酒，轻声说：“我想，我更喜欢那些想让我上绞刑架的人。你明白吗？”
“我的老天，你真是喝多了！你不想活了？我们又不是没有机会，我的工作本来就不重要，或许你的重要些，可你已经辞职一年半了，没准儿根本查不到——更别说我了。”
安德烈亚斯咆哮般的语气又出现了。他压着嗓子，防止被左邻右舍听见，这让他的声音嘶嘶作响：“你以为你比我高尚很多吗？你没有在报告上签过字，没有在标着集中营的地图上画过圆圈吗？你只是假装自己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有道德义务，你不能因为假装糊涂，就认为你的恶行平庸——哦，他们绝对会这样辩论的，在法庭上。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是别人让我干的！假装受命令、受胁迫并不能让你变得无辜。以前，你的父母希望你在文理学校拿第一名，那种权威对你毫无用处，你的上司希望你杀人，你突然就有唯命是从的精神了！”他大笑起来，把酒瓶朝某堵墙上扔过去，“我们都是罪人，谁也不比谁更好！”
“好了，好了！小声些。柏林的酒鬼够多了。”
安德烈亚斯不再说话了，这是他今夜第二次沉默。
“我没法在这里待下去。”卢卡斯似乎正在处理他制造的一片狼藉，玻璃碎片在地板上摩擦，“我们真的完蛋了——连那样的人都认为我们完了。”
大约十分钟以后，门前又传来响声，卢卡斯离开了。卧室的门把手转动起来，安德烈亚斯摸进漆黑的房间，躺到床上，背对着他蜷缩起来。好像在谢尔盖身边能让他好受一点似的。谢尔盖犹豫了片刻，朝身边伸出手去，摸摸安德烈亚斯的肩膀，发现他在无声地哭泣。这轻轻的触碰让安德烈亚斯颤抖了一下，缓缓转过身。
“喂。我还醒着。”谢尔盖小声提醒，“没事的。你不会吵到我的。”
“你不睡觉？你是个病人。为什么不睡觉？”安德烈亚斯蛮横无理地说，“而且是你打扰我了！”
“好吧。”谢尔盖把手缩了回去，“对不起。”
安德烈亚斯没有再说话，他的呼吸沉重，像在忍受某种疼痛似的。谢尔盖以为他睡着了，他却烦躁地挪动了一下身体。
“凯里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他模糊地说，酒精把他顽强的理智撤去了，“我太孤独了，你跟我说说话吧……”
“我知道，我知道……”谢尔盖试着把他拉近一些，“你躺好，侧躺，别这样趴着。”
“我，我要是被判了死刑，要是我被吊死了，你可以把我带走吗？不要让……不要让我的父亲领我回去。求求你……”他小声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想要我，你答应我这一件事……”
“别想得那么远，明天吃什么，告诉我明天吃什么好不好？”
“……你不愿意答应我吗？”
“不行，因为还不到时候。”谢尔盖试着把他从那个顽固的念头上推开，“明天，明天我们吃什么？就算今后要上法庭，明天总不能饿肚子，告诉我吧。”
“明天吃——只有罐头，和面包，你又不能喝酒。这个房子我不经常来，没什么吃的。明天，明天，这种时候还是少出门的好。”
“有面包已经很好了。”谢尔盖说，“你太挑剔了。在我二十五岁以前，每天都吃差不多的东西。”
“二十五岁以后呢？”
“那更差了。在我们的大学，和德国很不一样，学生经常吃不饱肚子。有一个笑话，如果一个莫斯科的大学生动手术，医生会发现在他的胃里，食物是一层层铺起来的，一块做了三周的三层糕，一周是白菜，一周是土豆，下一周是米或者面包——总之，就是这几样，每样吃一周。”
“所以，这里的生活对你来说是全新的，对吗？就像以前，你和我……难怪……你朴素得不对劲。”
“我们有几门课程来描述德国生活。为了认全你们菜单上的花样，我花了至少两周时间。但你们的人过来也不容易：一贫如洗的人想象富豪的生活总是容易的，富有的人，谁会想象穷人如何生活？你们的间谍，用不锈钢的订书针、四处挥霍大额钞票，我不明白，你有什么想法吗……”
还有你，你对我没有怨恨吗？你为什么还像以前一样待我？谢尔盖克制着，拼尽全力保留了这个问题。鼻骨周围的酸楚让他再一次想哭泣，于是他狠狠掐了自己的胳膊。这天夜里，他已经收获了许多解答，他几乎快要成为世界上最幸福、又最痛苦的人之一，至少现在，他不愿再挖掘下一座矿山了；他只想讲一个毫无意义的笑话。
“——我也不知道，我不管这些。”安德烈亚斯缓缓说。他疲倦地靠近，把头搁在谢尔盖的手掌边，头发碰到了手指。“天啊，你还能回来，太好了。”
【作者有话要说】
安德烈亚斯：你跟我聊会儿天吧。
谢尔盖：明天吃什么？
安德烈亚斯：？
谢尔盖：（啊糟糕）换个话题，你们情报工作做得很烂你有什么头绪吗？
安德烈亚斯：……我不造啊。
他不知道车什么时候停下的，也没人来叫醒他。等后备箱又一次被打开的时候，他闻到了清新的空气，眼前却一片漆黑。至少是八点以后，他暗暗地想。
“走吧。”安德烈亚斯捅捅他的肩膀，“你能自己坐起来吗？”
他能坐起来，但走路还是个问题。他的重量几乎都压在安德烈亚斯的肩膀上。安德烈亚斯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只是引导着他直行，拐弯，上楼梯，再拐弯——这不是个宁静的夜晚，他在大街上听到了远处的枪响和犬吠。
下午那个电话，和那群盖世太保的反应浮现在谢尔盖的脑海。回柏林可真不是个好主意，他在心里苦笑。在一段分外安静的走廊里，安德烈亚斯的钥匙串响了响，一团灰尘扑上他的脸颊。谢尔盖咳嗽了一声，被拽着往前踉跄了两步，大门关上了。
周围的气味无比熟悉，谢尔盖小声说：“你还留着它。”
“不然你今晚就没处可去了，柏林周围都设了哨卡。”
“什么？出什么事了？”
“狼穴里爆炸了，炸弹就安在会议桌底下。我知道你要问东问西，我这里没东西可以让你给莫斯科发电报。被刺杀的是成年德国人，是元首，不是儿童，根本没你的事——好了，现在，滚到卧室去。”
情况明朗了，不论安德烈亚斯对他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不会再惊讶了。在他尖锐的讽刺中，谢尔盖感到前所未有的如释重负，甚至某一种包涵痛楚的幸福。微黄的灯光映照着他的脸，让他觉得刚才的闷热也没那么难熬。凭借聊胜于无的视力，他四处打量：床边有一个乌黑的轮廓，那是床头灯，床的对面是衣柜，窗帘也没有换——还是深青色的。一切摆设都没有变化，好像他昨天才离开一样。
他还记得这张床，他睡在靠近窗口的一边，但出于担忧，窗帘从没有打开过。谢尔盖偶尔提早离开办公室，就会来这儿打个盹。更多时候是他们两个，亲密地、温暖地依偎在一起。安德烈亚斯喜欢贴着他的肩膀，这让他觉得安全。几百天以前，外部世界被那道窗帘全部撤下，在宁静中，他们交谈、亲吻、偶尔做爱；现在，他又回到了这个不足二十平米的伊甸园、乌托邦，可过去发生的一切却像隔着玻璃，看得见摸不着，好像他在不经意间把部分人生倒模固定，做成了一个有声响的玩具，八音盒之类的，放在橱窗中反复演绎。
“今晚又会死很多人，或许接下来的一周都是如此。”安德烈亚斯说，“在这里待着对你只有好处。”
头顶的灯熄灭了。谢尔盖听到黑暗中细微的脚步，随后窗帘被拉开，他听到了响声。
“你疯了。”他苦涩地说，“你……”
“我还是更喜欢你不能说话的样子，可惜这里没什么窃听设备。”谢尔盖被打断了，他听到椅子滑动的声音。安德烈亚斯叹了口气，谢尔盖猜测他正看着窗外。“柏林，唉……除此之外，我去过很多地方，但又好像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这里。在无数的人和事上，我看见它的影子。你真奇怪，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和它不相干的人。”
他的开场白让谢尔盖无所适从，但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那个讣告，是你登在报纸上的吗？”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
谢尔盖放轻声音，又问了一遍：“是你吗？”
良久的沉默以后，安德烈亚斯挤出一声神经质的笑，用古怪的语调问：“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的俄国名字。还有，你为什么回来？为什么把自己弄进医院？这些问题，你能回答我吗？”
谢尔盖摇摇头，安德烈亚斯接着说，听起来他有点生气：“那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蠢问题？你们俄国人总找些傻子当间谍吗？”
“这……这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你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却不允许别人也有吗？”
安德烈亚斯愤然起身，朝门前走去。那张椅子撞在床沿上，让谢尔盖全身一震。他后悔起来，挣扎着撑起上半身：“别走——对不起。请你回来。我……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你这一年，你这一年过得怎么样？那天在河边上……”
安德烈亚斯没有理睬他的哀求。咔哒一声，门关上了。
谢尔盖的胸前一阵剧痛，他缓缓地躺回枕头里。他受伤的大脑经历了太多震动，头晕强迫他闭上眼睛。他本来也看不见什么，阖上双眼，他就仿佛被丢进一个漩涡，他忘记了床垫的支撑，向下沉没。他感到一阵发自灵魂的虚空，让他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他突然为此无声地大哭起来。在过去，他的父亲不准他哭，他从沉默中偶尔丢出的几句话，除了“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这个名字，就是“不要像小女孩似的掉眼泪”或者“坚强些”。母亲会为他擦干眼泪，温柔地向他解释世界如何运行，如何保持怜悯——既对他人，也对自己，可惜从没有人教过他后半句。成年以后，他的泪腺好像两块凝固的蜡，唯有如火焰灼烧的剧痛才能让他流下一两滴眼泪。当农民的儿子要坚强，当共产党员要坚强，当间谍同理，在这个时代，他被迫或自主地选择了无数代表磨难的身份，可是，脱下这一层层的外壳，谢尔盖是什么人？现在这个仰面朝天、不住流泪的可怜人又是谁呢？
他万分伤心地、不知为何地哭了一刻钟，克制又让他收起了眼泪。在只有他一人、保持黑暗的房间里，他没来由地感到一阵不好意思。对谢尔盖来说，关于自己的话题像干面包屑似的，掸一掸就掉落了。于是他又想起安德烈亚斯。
我要对他道歉，就算只为了我俩之间的关系。谢尔盖在心里决定道。为了达到高尚的理想，有些事是不得不做，可不能因为那不得不做，就说自己作得对了。
那一场酣畅的睡眠让他误判了时间的变化。在他止住眼泪时，午夜已经过去。在凌晨三点，安德烈亚斯接了个电话，谢尔盖只能听到模糊而紧张的问答声。随后，安德烈亚斯惯常的踱步声在客厅里响起——还是老样子，往家具上撒气。十几分钟后，他听到大门开合，客厅里传来说话声。来访者是卢卡斯，谢尔盖立刻辨认出了他的声线，这让他松了口气。
两人各自问了好，落座，彼此倒了一些酒。卢卡斯压低声音问了一句什么，安德烈亚斯立即答道：“不行。”
他的答案让卢卡斯不安又恼怒：“你父亲说你最像他，真是一点没错！你们太顽固了！”
安德烈亚斯冷笑起来：“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容忍你，你把那个女人藏在你家里，和她拿着照片招摇过市，甚至跑到慕尼黑去了！我把你怎么样了？你有什么脸面来教训我？”
“好了，我没有跟她一起去游击队不是吗？干什么追着我不放。”
“我倒宁愿你去了，死在山里，也比回柏林好得多。”
卢卡斯被他吓住了，声音颤抖起来：“天啊，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几年前，他们许诺了什么？民族的光荣！拿回我们的一切！现在他们却像老鼠一样缩在地下。其他人在承担他们的恶果！我们在杀死什么样的人呀……刚才，我被拉去看了行刑。不，我们只是保障——有两个男孩年纪太小了，不愿意开枪。你知道吗，他安然地站在石墙前面，他的副官站在他身前，他俩没有一个人害怕死亡，只有平静和沉默……而我们，我们这些坐在皮卡车里的人却在发抖！枪响了，不知道哪一颗子弹打死了他。我甚至不敢看。还有一个被吊死的将军，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愿上帝宽宥德国人，因为我们之中尚有正义之士。这里就是新世界的索多玛，就是这里，在德国，在柏林！”
安德烈亚斯压低声音吼道：“该死的，根本没有上帝！柏林完了，帝国完了，谁也不会被宽宥。你想走就快滚吧。”
“可是……可是我们已经输了！安德烈亚斯，你不能总是这样，是时候为我们自己想一想……你在那件事之后变了个人似的……”
“我根本不想在我父亲的公司工作，更别说管理岗位。这一切都只是……我给了医生很多钱，让他能够保障一些老人、残疾人、精神病人不要被枪毙。你知道的，在我们的工作里，几乎没有钱结解决不了的。”
“这根本不足够他们放过你！你知道的，所有人恨我们都恨疯了。那几个美国人说……”
“如果他们不认为我的作为可以抵罪，那就枪毙我，这判决也没错。是的，美国人，美国人……他们也对我说过，给足够的情报、足够的技术，管你有没有给希特勒干活，谁都可以活下来。他们只想要两三条生产线。”安德烈亚斯冷酷地说，“可是，我们输掉了战争，连尊严也要输掉吗？我手里是有一些材料，甚至比你想象的多得多，但我不想、也不会和任何人做交易。”
“那么……那么你想怎么样呢？”
一阵长久的沉默。安德烈亚斯又开了一瓶酒，轻声说：“我想，我更喜欢那些想让我上绞刑架的人。你明白吗？”
“我的老天，你真是喝多了！你不想活了？我们又不是没有机会，我的工作本来就不重要，或许你的重要些，可你已经辞职一年半了，没准儿根本查不到——更别说我了。”
安德烈亚斯咆哮般的语气又出现了。他压着嗓子，防止被左邻右舍听见，这让他的声音嘶嘶作响：“你以为你比我高尚很多吗？你没有在报告上签过字，没有在标着集中营的地图上画过圆圈吗？你只是假装自己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有道德义务，你不能因为假装糊涂，就认为你的恶行平庸——哦，他们绝对会这样辩论的，在法庭上。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是别人让我干的！假装受命令、受胁迫并不能让你变得无辜。以前，你的父母希望你在文理学校拿第一名，那种权威对你毫无用处，你的上司希望你杀人，你突然就有唯命是从的精神了！”他大笑起来，把酒瓶朝某堵墙上扔过去，“我们都是罪人，谁也不比谁更好！”
“好了，好了！小声些。柏林的酒鬼够多了。”
安德烈亚斯不再说话了，这是他今夜第二次沉默。
“我没法在这里待下去。”卢卡斯似乎正在处理他制造的一片狼藉，玻璃碎片在地板上摩擦，“我们真的完蛋了——连那样的人都认为我们完了。”
大约十分钟以后，门前又传来响声，卢卡斯离开了。卧室的门把手转动起来，安德烈亚斯摸进漆黑的房间，躺到床上，背对着他蜷缩起来。好像在谢尔盖身边能让他好受一点似的。谢尔盖犹豫了片刻，朝身边伸出手去，摸摸安德烈亚斯的肩膀，发现他在无声地哭泣。这轻轻的触碰让安德烈亚斯颤抖了一下，缓缓转过身。
“喂。我还醒着。”谢尔盖小声提醒，“没事的。你不会吵到我的。”
“你不睡觉？你是个病人。为什么不睡觉？”安德烈亚斯蛮横无理地说，“而且是你打扰我了！”
“好吧。”谢尔盖把手缩了回去，“对不起。”
安德烈亚斯没有再说话，他的呼吸沉重，像在忍受某种疼痛似的。谢尔盖以为他睡着了，他却烦躁地挪动了一下身体。
“凯里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他模糊地说，酒精把他顽强的理智撤去了，“我太孤独了，你跟我说说话吧……”
“我知道，我知道……”谢尔盖试着把他拉近一些，“你躺好，侧躺，别这样趴着。”
“我，我要是被判了死刑，要是我被吊死了，你可以把我带走吗？不要让……不要让我的父亲领我回去。求求你……”他小声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想要我，你答应我这一件事……”
“别想得那么远，明天吃什么，告诉我明天吃什么好不好？”
“……你不愿意答应我吗？”
“不行，因为还不到时候。”谢尔盖试着把他从那个顽固的念头上推开，“明天，明天我们吃什么？就算今后要上法庭，明天总不能饿肚子，告诉我吧。”
“明天吃——只有罐头，和面包，你又不能喝酒。这个房子我不经常来，没什么吃的。明天，明天，这种时候还是少出门的好。”
“有面包已经很好了。”谢尔盖说，“你太挑剔了。在我二十五岁以前，每天都吃差不多的东西。”
“二十五岁以后呢？”
“那更差了。在我们的大学，和德国很不一样，学生经常吃不饱肚子。有一个笑话，如果一个莫斯科的大学生动手术，医生会发现在他的胃里，食物是一层层铺起来的，一块做了三周的三层糕，一周是白菜，一周是土豆，下一周是米或者面包——总之，就是这几样，每样吃一周。”
“所以，这里的生活对你来说是全新的，对吗？就像以前，你和我……难怪……你朴素得不对劲。”
“我们有几门课程来描述德国生活。为了认全你们菜单上的花样，我花了至少两周时间。但你们的人过来也不容易：一贫如洗的人想象富豪的生活总是容易的，富有的人，谁会想象穷人如何生活？你们的间谍，用不锈钢的订书针、四处挥霍大额钞票，我不明白，你有什么想法吗……”
还有你，你对我没有怨恨吗？你为什么还像以前一样待我？谢尔盖克制着，拼尽全力保留了这个问题。鼻骨周围的酸楚让他再一次想哭泣，于是他狠狠掐了自己的胳膊。这天夜里，他已经收获了许多解答，他几乎快要成为世界上最幸福、又最痛苦的人之一，至少现在，他不愿再挖掘下一座矿山了；他只想讲一个毫无意义的笑话。
“——我也不知道，我不管这些。”安德烈亚斯缓缓说。他疲倦地靠近，把头搁在谢尔盖的手掌边，头发碰到了手指。“天啊，你还能回来，太好了。”
【作者有话要说】
安德烈亚斯：你跟我聊会儿天吧。
谢尔盖：明天吃什么？
安德烈亚斯：？
谢尔盖：（啊糟糕）换个话题，你们情报工作做得很烂你有什么头绪吗？
安德烈亚斯：……我不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