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大轰炸
谢尔盖吃了一整周面包和罐头——他惊讶地发现，在大多数德国人只吃得上土豆、黑面包的时候，安德烈亚斯橱柜里有多种多样的罐头，有些甚至算得上美味。安德烈亚斯时常出门，似乎有许多事要处理，谢尔盖不便多问。在此期间，纳粹的权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不得而知。他了解到美国人正在购买德国企业的技术，为此和一些高层接触，以免除他们的战争罪为条件。这是他需要报告的事宜，可他该向谁报告？难道让安德烈亚斯去……他为这个荒谬的想法啐了自己一口。
对牺牲公理正义换来的国家利益，他感到不齿。苏联会不会有类似的政策？也许不会，毕竟苏联人对纳粹德国的仇恨不是美国人可以想象的，他们在战争中的损失无法估量。等到胜利以后，他们将怎样处置效忠纳粹的企业主和科学家？他们犯了多少罪行？要不要把他们和战犯一并处死？还是为技术资源放过他们？
如果不能公正地审判、清算法西斯，只把它当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死者的血岂不是白流了吗？谢尔盖对这类计划感到愤懑。可这根本不是他能够左右的。更何况，政治就是如此：公平正义本该是统治者，可它最多不过扮演一个副官，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比较坏的情况下，它被贬黜得更加远离中心——那是怎样的光景，他早在十年前的莫斯科见识了一番；而在魏玛德国的斗兽场里，纳粹上台的时刻，公正就被吊死在绞刑架上了。
在头晕和头痛好转以后，他的大脑像赌场轮盘似的：一会儿想着那份名单，一会儿想着美国人的交易，一会儿又想着东西线的局势。他看不清文字，只能通过广播获取信息：纳粹德国必然完了，盟军当中，谁率先到达柏林，谁就会在战后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很快，安德烈亚斯也闲了下来，并怒气冲冲地把一切告诉了他：因为轰炸，他的父亲正在筹建地下工厂，工程方“漫天要价”，而这位老企业家一毛不拔，最后决定保留地表厂房。他忙活了整整一周，招标谈判却就这样报废了。
像一语成谶似的，当天傍晚，防空警报就拉响了。安德烈亚斯熄灭了所有电灯，把谢尔盖挪到客厅，那儿远离窗户，受伤的风险较小。谢尔盖躺在逼仄的沙发里，上一次空袭几乎弄瞎了他的眼睛，听到警报，他难免紧张。安德烈亚斯回了一趟卧室，从衣柜里取出两个防毒面具，坐在他身旁的地毯上。
窗外嘈杂的人声渐渐平息，只有警报仍在凄厉地呼啸，可它无法打破灾难降临以前的寂静。
谢尔盖小声问道：“你不去防空洞里？”
“不。”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待在这儿。防空洞里所有人都无所事事，说错一句话、看到一个可疑的人，他们都会去举报的。”
“你不必为我做这些，你可以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安德烈亚斯没有接他的话茬。他凑到谢尔盖耳边，小声说：“留在楼上也挺好的，我们可以说平时不能说的话，大声地说，没有人会听见。”
谢尔盖的心微微一震，他感受到近在咫尺的气息——在十天不到的时间里，他再一次习惯了有安德烈亚斯在他的身旁，仿佛那儿本有块空缺，而现在一切都变得平滑、自然。
“其实除了我们，全柏林还有很多人不在防空洞里，轰炸期间，工厂全都在上班，这儿可没有什么停工避难的说法。”
“都像你们家的企业，是生产战争物资的厂商？”
“也不全是。说是为了战争，其实是为了挣钱。我父亲是这样算账的——死一打工人也赔不了几个钱，停工三天的损失可就大了。”
“就没有人团结起来罢工么？”
“没有人——有人曾经尝试过，警察会让他们以各种方式闭嘴。我以前不过问企业的事，现在发现它和秘密警察的逻辑没什么差别。”
“我想，希特勒的整个国家都是这样运作的，像一个大公司，但是成本变成了人的生命、自由以及其他最基本的权利，得到的利润除了金钱，还有土地、奴役他人的权力等等，但那是属于少部分人的。”
“我没有这样想过，我原以为我只是讨厌坐在办公室里。”
谢尔盖笑了笑，他抬起手，想触碰安德烈亚斯的肩膀。就在这时，第一颗炸弹降落了。在离他们三公里的位置，火光冲天而起。谢尔盖握住了他的肩膀，安德烈亚斯抓紧他的手。
“现在都用燃烧弹。能引起最大的损失。”
“它们不应该投在工厂顶上——虽然这是战略需要，但是依我看，该被炸的另有他人。”
“嗯，”安德烈亚斯小声说，“也包括我。”
他的手指变得冰冷，但他没有放开谢尔盖。谢尔盖想要开口，又一颗炸弹落下，掉在隔壁街区的花丛里。爆炸让他们脚下的地板震动起来。
安德烈亚斯突然笑了：“祈祷好运吧，俄国佬。我不在乎死，或许你也不在乎，但你要是死了，你的任务就失败了。”
“我不祈祷，我是无神论者。”
“也不相信命运？”
“也不相信。”
“那么，在你很痛苦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人那么容易觉得痛苦。”
“没有办法，只有忍耐。大概率它会过去的。”
安德烈亚斯又嗯了一声：“有道理。”
一分钟以后，谢尔盖才回过味来，他为自己轻率的回答感到羞愧。对于痛苦，安德烈亚斯比他熟悉得多——他拐弯抹角地祈求一点安慰，可他却拿出了对待自己的那一套硬心肠。谢尔盖小心翼翼地改了口：“也许我说的没道理，那只是我的习惯。完全忍耐也不好，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诉说的人……”
爆炸持续了两个小时，他们时而交谈，时而沉默。天边亮起几点紫红色的火光，以及滚滚涌向天际的浓烟。消防和医疗的车队从破碎的街道上呼啸而过。
“你想回床上去吗？”安德烈亚斯问道。
他没有听到回答，安德烈亚斯又问了一遍。黑暗中，谢尔盖用干燥的喉咙小声呻吟：“我的头很痛。”
安德烈亚斯把他的脑袋和肩膀抬起来，让他依靠着自己。借着从玻璃投进屋子里的光线，他检查了纱布下的伤口，没有发现异常，紧张地说：“去医院？”
“不。”谢尔盖小声拒绝，“我之前也这样疼过——是神经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爆炸的声音，就和炮弹休克一样。”
“你确定吗。”
“嗯。”
他实在没力气说话。安德烈亚斯握住他的手：“你要吃一点止疼片吗，我去给你拿。”
谢尔盖点点头。剧烈的神经痛让他无法做出更多动作。安德烈亚斯离开了一会儿，又把他小心地扶起来，在他嘴里塞了一片药，喂他喝了两口水。
“这还是很疼。”谢尔盖又小声说。“谢谢你……”
“我不会走的。”安德烈亚斯回答，他再一次让谢尔盖依靠在他身上，双手捂住他的耳朵。“闭上眼睛，哦，我知道你看不清但也请闭上。我妈妈有时候也会头疼，在我很小的时候，避开声音和光线会好一些。”
谢尔盖的世界陷入一片寂静。安德烈亚斯不再说话，脸颊贴着他的额头。从呼吸当中，谢尔盖猜测着他的表情。
“你——”
“嘘。别说话。”安德烈亚斯小声喝止，“你需要休息，什么也别想。等一下说吧。”
止痛药拯救了他，他在安德烈亚斯的臂弯里昏昏欲睡。因为战争，每个人都疼痛、绝望、精疲力竭，他怎么能被法外开恩，拥有如此宁静的夜晚？他看不见，周围也没有声音，除了安德烈亚斯的呼吸和心跳声，他就被那根线与不幸的世界相连。
与此同时，卢卡斯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轰炸以后，他们需要对接层出不穷的举报：要么是有工人旷工罢工，要么有地下组织在哪片墙上涂了丑化元首的标语或者宣传画，最多的还要数“有人在防空洞里散播失败主义”。他真不明白，在那样神经紧绷的状态下，德国人还在发扬观察的品质，空袭为他们带来了机会，近距离地观察那些平常只能在阳台上观察的邻居和行人。这让他每天都想辞职，在心里羡慕起安德烈亚斯。可现在，一切都晚了，他既没有伤病，也没有从柏林调走的机会：他还不到三十岁，要辞职可不就是要他上前线去吗？
果不出他所料，天蒙蒙亮，他就被电话叫去了弗里德里希区。打来电话的是一个姓费舍的男人，他义愤填膺地说，他的老婆听见女邻居当众发表“失败主义言论”。卢卡斯烦不胜烦，费舍先生给的地址不远，他便揣着手枪，独自一人去“调查”了。
要到达那栋灰色的居民楼，他必须穿过一片废墟。在围墙上，潦草地用红色油漆刷着一行大字“国家是为人民存在的”。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道路被瓦砾堆满，他绕了两次路，爬到三楼。举报者和被举报者是对门的两家邻居。卢卡斯敲开门，让那位名叫海伦娜的女士跟他离开。
那是个默不作声的小个子女人，她的丈夫还在炼钢厂上班，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刚煮完早饭。大儿子格奥尔格刚满十六岁——她就是因此被举报的。她的邻居在防空洞门前见到格奥尔格，声称他已经到上前线的年纪，应当为国效力，而不是躲在家里。海伦娜起初不做声，又称大儿子还在上学的年纪；费舍太太便说，她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前线，现在国家到了艰难时刻，没有谁能贪生怕死。说着拉住格奥尔格，要看他的出生证件。
她的蛮横让海伦娜大吼起来：当兵，当什么兵！战争赢不了了！孩子们只是去送死而已。放开你的脏手，永远、永远不许碰我的孩子！
卢卡斯听她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海伦娜吓坏了，一直发抖。她担心自己的两个孩子，不停哀求，说自己只是犯了傻，哪个母亲不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人人都知道被盖世太保带走意味着什么，她一遍遍喃喃说着，快要瘫软在大街上。卢卡斯拽着她的胳膊，又一次走过那个血淋淋的标语，“国家是为人民存在的”。他无法忍受了——突然间，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
“您在这等着我，好不好？”他让她站在路边，“别走开。您没事，别给自己再加一条拒捕的罪名，好吗？”
他转向了一个电话亭，背诵着号码拨了出去。海伦娜看他拨出电话，说了不到半分钟，又走回了路边。
“来吧女士，您跟我走。”
他们走了半个钟头，到达了运河岸边。
海伦娜站在河边，脸色惨白：“您，您要在这里处决我吗？”
“不。”卢卡斯环顾四周，“您大概没事了……”
正在他们交谈的当口，河边那个读报纸的男人站起身来。卢卡斯对他挥了挥手，示意他走近些。海伦娜才看清那是个穿男装的女人。
“你把头发全剪了！”卢卡斯叫道，“你最近好不好？”
“还行。我不能在这停留很久。”克劳迪娅快速地说。为了扮成船工，她的胳膊被晒出了一片红斑。“行了，你快走吧。”
克劳迪娅现在的居所在一条船上。在轰炸当中，水路运输比铁路运输稳妥，施普雷河上来往的船只日益增多，其中一条船是她和一架电台的容身之所。柏林河网密闭，在宽阔的河面上，信号源随水漂流，三点定位无法形成稳定的交叉点，电台的踪迹更无从查访——这是燕妮想出来的好主意。这架电台在柏林的各个码头进出，每次只开几分钟，丝毫没有引起怀疑。船只的主人是个饱受纳粹虐待的码头工人。因为要求一周休一次假，他在战争开始以前就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他攒钱买了一条船，表面从事水路运输，私下接纳一切被纳粹仇视的德国人。
卢卡斯依依不舍地看了克劳迪娅两眼，又对她挥挥手，转身离开了。
海伦娜震惊地看着他们两人，目光移到克劳迪娅身上，握住她的双手：“谢谢，谢谢您姑娘——天啊，您真年轻。”那是母亲的敏锐，“您多大了？您是哪里人呀？”
“这可不能告诉您。跟我来——”克劳迪娅说，“您算是自由了。可您要想活命，就暂时不能回家去。您去我那儿，我给您的家里打个电话，看看情况怎么样。您在柏林还有别的亲戚么……”
对牺牲公理正义换来的国家利益，他感到不齿。苏联会不会有类似的政策？也许不会，毕竟苏联人对纳粹德国的仇恨不是美国人可以想象的，他们在战争中的损失无法估量。等到胜利以后，他们将怎样处置效忠纳粹的企业主和科学家？他们犯了多少罪行？要不要把他们和战犯一并处死？还是为技术资源放过他们？
如果不能公正地审判、清算法西斯，只把它当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死者的血岂不是白流了吗？谢尔盖对这类计划感到愤懑。可这根本不是他能够左右的。更何况，政治就是如此：公平正义本该是统治者，可它最多不过扮演一个副官，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比较坏的情况下，它被贬黜得更加远离中心——那是怎样的光景，他早在十年前的莫斯科见识了一番；而在魏玛德国的斗兽场里，纳粹上台的时刻，公正就被吊死在绞刑架上了。
在头晕和头痛好转以后，他的大脑像赌场轮盘似的：一会儿想着那份名单，一会儿想着美国人的交易，一会儿又想着东西线的局势。他看不清文字，只能通过广播获取信息：纳粹德国必然完了，盟军当中，谁率先到达柏林，谁就会在战后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很快，安德烈亚斯也闲了下来，并怒气冲冲地把一切告诉了他：因为轰炸，他的父亲正在筹建地下工厂，工程方“漫天要价”，而这位老企业家一毛不拔，最后决定保留地表厂房。他忙活了整整一周，招标谈判却就这样报废了。
像一语成谶似的，当天傍晚，防空警报就拉响了。安德烈亚斯熄灭了所有电灯，把谢尔盖挪到客厅，那儿远离窗户，受伤的风险较小。谢尔盖躺在逼仄的沙发里，上一次空袭几乎弄瞎了他的眼睛，听到警报，他难免紧张。安德烈亚斯回了一趟卧室，从衣柜里取出两个防毒面具，坐在他身旁的地毯上。
窗外嘈杂的人声渐渐平息，只有警报仍在凄厉地呼啸，可它无法打破灾难降临以前的寂静。
谢尔盖小声问道：“你不去防空洞里？”
“不。”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待在这儿。防空洞里所有人都无所事事，说错一句话、看到一个可疑的人，他们都会去举报的。”
“你不必为我做这些，你可以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安德烈亚斯没有接他的话茬。他凑到谢尔盖耳边，小声说：“留在楼上也挺好的，我们可以说平时不能说的话，大声地说，没有人会听见。”
谢尔盖的心微微一震，他感受到近在咫尺的气息——在十天不到的时间里，他再一次习惯了有安德烈亚斯在他的身旁，仿佛那儿本有块空缺，而现在一切都变得平滑、自然。
“其实除了我们，全柏林还有很多人不在防空洞里，轰炸期间，工厂全都在上班，这儿可没有什么停工避难的说法。”
“都像你们家的企业，是生产战争物资的厂商？”
“也不全是。说是为了战争，其实是为了挣钱。我父亲是这样算账的——死一打工人也赔不了几个钱，停工三天的损失可就大了。”
“就没有人团结起来罢工么？”
“没有人——有人曾经尝试过，警察会让他们以各种方式闭嘴。我以前不过问企业的事，现在发现它和秘密警察的逻辑没什么差别。”
“我想，希特勒的整个国家都是这样运作的，像一个大公司，但是成本变成了人的生命、自由以及其他最基本的权利，得到的利润除了金钱，还有土地、奴役他人的权力等等，但那是属于少部分人的。”
“我没有这样想过，我原以为我只是讨厌坐在办公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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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你很痛苦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人那么容易觉得痛苦。”
“没有办法，只有忍耐。大概率它会过去的。”
安德烈亚斯又嗯了一声：“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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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听到回答，安德烈亚斯又问了一遍。黑暗中，谢尔盖用干燥的喉咙小声呻吟：“我的头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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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在没力气说话。安德烈亚斯握住他的手：“你要吃一点止疼片吗，我去给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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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是很疼。”谢尔盖又小声说。“谢谢你……”
“我不会走的。”安德烈亚斯回答，他再一次让谢尔盖依靠在他身上，双手捂住他的耳朵。“闭上眼睛，哦，我知道你看不清但也请闭上。我妈妈有时候也会头疼，在我很小的时候，避开声音和光线会好一些。”
谢尔盖的世界陷入一片寂静。安德烈亚斯不再说话，脸颊贴着他的额头。从呼吸当中，谢尔盖猜测着他的表情。
“你——”
“嘘。别说话。”安德烈亚斯小声喝止，“你需要休息，什么也别想。等一下说吧。”
止痛药拯救了他，他在安德烈亚斯的臂弯里昏昏欲睡。因为战争，每个人都疼痛、绝望、精疲力竭，他怎么能被法外开恩，拥有如此宁静的夜晚？他看不见，周围也没有声音，除了安德烈亚斯的呼吸和心跳声，他就被那根线与不幸的世界相连。
与此同时，卢卡斯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轰炸以后，他们需要对接层出不穷的举报：要么是有工人旷工罢工，要么有地下组织在哪片墙上涂了丑化元首的标语或者宣传画，最多的还要数“有人在防空洞里散播失败主义”。他真不明白，在那样神经紧绷的状态下，德国人还在发扬观察的品质，空袭为他们带来了机会，近距离地观察那些平常只能在阳台上观察的邻居和行人。这让他每天都想辞职，在心里羡慕起安德烈亚斯。可现在，一切都晚了，他既没有伤病，也没有从柏林调走的机会：他还不到三十岁，要辞职可不就是要他上前线去吗？
果不出他所料，天蒙蒙亮，他就被电话叫去了弗里德里希区。打来电话的是一个姓费舍的男人，他义愤填膺地说，他的老婆听见女邻居当众发表“失败主义言论”。卢卡斯烦不胜烦，费舍先生给的地址不远，他便揣着手枪，独自一人去“调查”了。
要到达那栋灰色的居民楼，他必须穿过一片废墟。在围墙上，潦草地用红色油漆刷着一行大字“国家是为人民存在的”。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道路被瓦砾堆满，他绕了两次路，爬到三楼。举报者和被举报者是对门的两家邻居。卢卡斯敲开门，让那位名叫海伦娜的女士跟他离开。
那是个默不作声的小个子女人，她的丈夫还在炼钢厂上班，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刚煮完早饭。大儿子格奥尔格刚满十六岁——她就是因此被举报的。她的邻居在防空洞门前见到格奥尔格，声称他已经到上前线的年纪，应当为国效力，而不是躲在家里。海伦娜起初不做声，又称大儿子还在上学的年纪；费舍太太便说，她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前线，现在国家到了艰难时刻，没有谁能贪生怕死。说着拉住格奥尔格，要看他的出生证件。
她的蛮横让海伦娜大吼起来：当兵，当什么兵！战争赢不了了！孩子们只是去送死而已。放开你的脏手，永远、永远不许碰我的孩子！
卢卡斯听她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海伦娜吓坏了，一直发抖。她担心自己的两个孩子，不停哀求，说自己只是犯了傻，哪个母亲不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人人都知道被盖世太保带走意味着什么，她一遍遍喃喃说着，快要瘫软在大街上。卢卡斯拽着她的胳膊，又一次走过那个血淋淋的标语，“国家是为人民存在的”。他无法忍受了——突然间，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
“您在这等着我，好不好？”他让她站在路边，“别走开。您没事，别给自己再加一条拒捕的罪名，好吗？”
他转向了一个电话亭，背诵着号码拨了出去。海伦娜看他拨出电话，说了不到半分钟，又走回了路边。
“来吧女士，您跟我走。”
他们走了半个钟头，到达了运河岸边。
海伦娜站在河边，脸色惨白：“您，您要在这里处决我吗？”
“不。”卢卡斯环顾四周，“您大概没事了……”
正在他们交谈的当口，河边那个读报纸的男人站起身来。卢卡斯对他挥了挥手，示意他走近些。海伦娜才看清那是个穿男装的女人。
“你把头发全剪了！”卢卡斯叫道，“你最近好不好？”
“还行。我不能在这停留很久。”克劳迪娅快速地说。为了扮成船工，她的胳膊被晒出了一片红斑。“行了，你快走吧。”
克劳迪娅现在的居所在一条船上。在轰炸当中，水路运输比铁路运输稳妥，施普雷河上来往的船只日益增多，其中一条船是她和一架电台的容身之所。柏林河网密闭，在宽阔的河面上，信号源随水漂流，三点定位无法形成稳定的交叉点，电台的踪迹更无从查访——这是燕妮想出来的好主意。这架电台在柏林的各个码头进出，每次只开几分钟，丝毫没有引起怀疑。船只的主人是个饱受纳粹虐待的码头工人。因为要求一周休一次假，他在战争开始以前就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他攒钱买了一条船，表面从事水路运输，私下接纳一切被纳粹仇视的德国人。
卢卡斯依依不舍地看了克劳迪娅两眼，又对她挥挥手，转身离开了。
海伦娜震惊地看着他们两人，目光移到克劳迪娅身上，握住她的双手：“谢谢，谢谢您姑娘——天啊，您真年轻。”那是母亲的敏锐，“您多大了？您是哪里人呀？”
“这可不能告诉您。跟我来——”克劳迪娅说，“您算是自由了。可您要想活命，就暂时不能回家去。您去我那儿，我给您的家里打个电话，看看情况怎么样。您在柏林还有别的亲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