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码头上
夏季末尾的降雨如期而至。半天小雨过后，施普雷河又一次映出青红交织的天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消失的积雨云为夜间的轰炸提供了方便。曾几何时，河畔的傍晚正是城市盛装的时刻。柏林退去早先灰绿的薄雾，从画框里款步迈入现实。靠近西面天际的河水像银挂盘那样闪亮，近处则蓝得像一面湖，灯火倒映在水中，渺远的钟声沿着丝绒般的波涛滑行。唯有此刻，东港的码头工人才意识到，自己也是这华美世界的一份子，中天的烈日、燃煤的锅炉以及深夜破落的港口民居，让他们常常忽视了自己正徜徉在一个国家的中心——如果有人管他们叫柏林居民，他们必定会睁大眼睛，咧开嘴角，像喝到了掺水的啤酒似的。而现在，柏林的灯光被严格地管制，日落意味着绝对的黑暗。
晚上八点，静默的日落结束，柏林进入了夜晚的怀抱。一艘驳船停在码头，克劳迪娅从船上下来。闷热的船舱在她的衬衫上烘出了几块盐巴，她摘掉帽子，闷着汗水的头发感到一阵清凉。她猜自己闻起来很糟，但机油味儿已经让她的嗅觉失灵，她只想享受这个凉爽的傍晚。随着船头的灯光彻底熄灭，船主来到甲板上。他拄着栏杆，沉默地眺望河对岸，吹了一会儿河面的晚风，又绕到船头，将信号灯的棉布罩子检查了一番，也跳下船来。
保罗·诺曼四十来岁，是个矮个子男人，和克劳迪娅差不多高。他的童年全靠黑面包和粗糙面粉支撑，营养不良不仅让他身材矮小，还使得他的双腿向内弯曲，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灵巧的劳作。他胳膊粗壮，肌肉像印版画似的贴在骨骼表面，脸颊也是如此。凹陷的眼眶里，一双炯炯有神的棕色眼睛，在昏暗的光下像点着的两枚火星。使劲时他的下颌会不自主地抽动，带动他抿紧的嘴唇，那是牢狱之灾的遗产——他在汉堡参与了几次罢工，挨过厂主的驱赶、警察的棍棒和狱卒的馊菜冷饭，这给他留下了创伤的反射，但没能磨灭他生活的意志。
“我知道您心里不好过。”保罗走到克劳迪娅面前，坐在岸边绳栓上，“我和他们认识得更久。我们都在一个港口工作，运同一批货物。虽然他们不是我们的一份子，但也是可爱的人，不是吗……唉，他们还有老婆孩子要养。”
“我没想到会有炸弹落进河道里，以前，炸弹只往水电厂的方向投。他们的家里人知道消息了？”
“早就知道了。我们住在一起，一大群人，不分彼此的——都是在码头和船上的工人。我们之间几乎没有秘密，大家都痛恨这些事，只是放在心里。可怜的孩子们！”
“听着，如果又有孩子像小贝蒂一样营养不良，我可以弄到一些奶粉。但您要替我保密，就暗示那是偷来的，好么？”
保罗点点头，他咳嗽了两声，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烟草和替代咖啡：“到了九点，你就离开这里。那时候，管理局的懒汉都下夜班了。今晚我们不运货……河里刚沉了两艘船，不是吗？今天又是个大晴天，说不定天上又会掉炸弹。等你离开了，我得把船开得离港口远些，去另一个小码头。今年的水枯得很快，再过几周，大船就走不了了。我们的任务会更重，危险也更大，你们要考虑好。”
“我明白。谢谢您。”
“不，要谢谢您，您比船上的波兰小伙子还能干。有时候我都忘了您是个女孩儿。”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在您这儿白吃白喝。唉，咱们别用敬语了。”
“哈，话可不能这么讲。你做的事重要得多。”保罗嚼着烟草，“那天在码头和你见面的……那是你的男朋友？他看起来是个公子哥，脖子细细的，像没干过活儿。你俩怎么认识的？”
“在学校。”
“哦，你是念过书的。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对啦，你能弄懂那台机器，一定念过书。”
“我没能继续读下去。我想念大学，但纳粹不给女孩受教育的机会。”
“我明白。我有一个女儿——在汉堡。去年轰炸的时候，我让母女俩跑得离港口远些，他俩躲去了乡下亲戚家，算逃过一劫。等她长大了，我可不希望她在码头上工作，至少不能一天干十四个小时，年纪轻轻就得上腰腿病。可我们夫妻俩都没文化，满身机油味儿，我们教不了她。她只有去上学才能做别的。”
“等战争结束以后，会有这一天的。我们会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到时候人人都可以受教育，不论男女老少。”
“苏联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允许吗？”保罗低声说道，“等战争结束了，最好是苏联……否则，工人还是过一样的日子。我也认识几个跑去苏联的德国人。他们以前在工会里，在纳粹上台之前，他们丢下家当跑了——谁都知道希特勒不会放过他们。可是他们去俄国以后，直到现在也毫无消息，是活着，还是死了，没人知道。我在心里总觉得，斯大林、还有俄国人还是对我们心有成见……现在只会更糟糕，德国人是侵略者，大家都知道……”
“不会这样的。要消灭的是法西斯，又不是德国人。我们讲国际主义——无产阶级没有国家。就是说，德国人、苏联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只要你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压迫别人，这都是一样的。”
“你说得好呀。可是，咱们讲……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对，国际主义。咱们讲国际主义，我看大概率美国人、英国人可不打算讲国际主义，这不就不公平了……所以俄国人，俄国人要是不肯吃亏，估计也就会跟他们一样。到时候，咱们可怎么办？”
克劳迪娅沉默了。保罗朴素的洞察让她佩服，也让她担忧。她拿起表来，离九点还有半个钟头。
“我不知道。”她老实说，“至少，我认识的苏联人不会，他们都是些正派、高尚的人。可是，我确实不知道政治怎么运作，我从来没有参与……”
保罗晃晃脑袋，拍了一把她的肩膀：“好啦，姑娘。别那么忧心忡忡的。我也算见过世面，以前的日子再怎么糟糕，也比打仗强。期待战争快结束吧。”
他走回船舱，扛出一辆自行车，放在克劳迪娅面前：“早些走吧。今晚估计不会有人来巡查。大晴天人人都不敢来码头上，不是吗？人人都怕挨炸弹。”
克劳迪娅又等了五分钟，码头和港口的街道还是静悄悄的，她才跨上那辆自行车。保罗好心地把车铃固定了起来，给每个关节都涂了油，哪怕骑过一道门槛，这辆车也不会发出一点儿声音。没有了灯光，空中繁星闪烁。克劳迪娅骑车穿过黢黑的街道。大部分居民都关着电灯，选择用更原始、更昏暗的方式照明，几乎所有的窗口都拉着窗帘。柏林从未经历过如此灰暗、宁静而恐怖的夜晚。她骑行了二十分钟，悄无声息地溜进小巷。
不多久，一扇门悄悄打开了。燕妮在门前迎接她。
“来吧来吧——进来换身衣裳。”燕妮握住她的手臂，用钥匙锁住门，“我听说有船被炸沉了，但没有具体的消息。”
他们穿过黑暗的走廊，那扇门是为厨师和佣人准备的，丽娜借着投资缩水的理由，把其中的大多数辞退了，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回家去。一段昏暗以后，一盏巨大的水晶吊灯照亮了克劳迪娅的脸庞。这是旗队长在柏林的住所。与那栋葱绿色为主的度假别墅不同，这里装潢奢华，像一个安排不够妥当的博物馆：墙上挂满了碧玉陶制成的装饰盘，展示柜里陈列着家传的勋章和柏林铁首饰，花瓶靠墙站立，里面插着几把不知道年代的军刀。每一样的价值连城，不知有多少是抢来的东西，克劳迪娅暗想。那堵挂满了古董的墙壁对面，沙发上，丽娜刚刚把孩子哄睡着，正拿着放大镜读报纸。
在罗尔夫出事以后，她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生活了一个月。谢尔盖最后一次到访时，她尚有余力担忧这个侦查员的精神健康，而在安德烈亚斯被刺杀的中午，她和燕妮一同等待着河边的消息——燕妮万分紧张，她却抓着那双粗糙的手安慰她，神色镇定，仿佛她再也无所畏惧。只有抱起小女儿时，母亲的忧虑和柔情才回到她柔和的脸庞。刺杀的消息传到别墅中，燕妮立刻启动了撤离计划。如果安德烈亚斯没死，他必然会对所有可疑的人发起疯狂的报复。
离开的前一天夜里，丽娜在厨房门前抽着烟，忽然倒了下去。悲伤让她无法说出一句话，只是流泪不止。她躺在撤掉了地毯的桌子边，正对着罗尔夫倒下的位置，睁大眼睛，仿佛这样能让她离逝去的孩子近一些。她再也没有提起大儿子的事。燕妮清晰地感受到了她的变化，她把所有的力气投入到了斗争当中，搬到柏林以后，她甚至开始殷勤而主动地联系在占领区的丈夫，往前线邮寄亲手做的女工讨他的欢心——他们的谈话被燕妮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有时，她请柏林的几位太太来家里喝茶，打发时光，燕妮便变回“安尼卡”侍立在一旁，有价值的消息都躲不过她的耳朵。丽娜变得不再爱憎分明，曾经美丽而怨恨的妻子的形象模糊了，社会身份变成了她的武器：有个看不见的敌人夺走了她的儿子，今生今世，她无法与它和解。
三人有好一阵子没见面了——克劳迪娅为了调试电台，在码头风吹日晒了两个月。情报由“邮递员”夹在配给面包里送给保罗，趁着满载货物的货船在水面徜徉，由克劳迪娅按约定时间发出。丽娜欣喜地握住她的手，使劲晃了晃，又对她晒伤起皮的胳膊惋惜了一番。她从衣柜里拿出两身衬衫：“换上这个吧，去浴室洗个澡……真是辛苦。天啊，你的胳膊要抹些药膏吗。”
克劳迪娅小声说：“谢谢您。前天有党卫队来码头贴征工告示，柏林在抓紧修建防御工事。我听说波罗的海的航线也快被切断了。我们不用再坚持很久了。”
“可不是。东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处处都在溃败——我的丈夫来电话，要我往中部撤离。我说起他的收藏，如果家里没有人，一定会被洗劫一空。他就松口了。更何况，现在铁路基本都被炸断了，除非我去坐给家属准备的大巴，可你们要怎么办？我得在这儿待着。”
克劳迪娅洗了澡，换了一身干爽的衣裳。燕妮把几份准备好的情报递给她，让她在明早电台开工的半个小时里发送出去。等一切交接完毕，克劳迪娅说道：“卢卡斯又来找了我一次，让我帮他把一个受迫害的女人送出城去。”
燕妮想了想：“他可以争取吗？毕竟他和你一起做了不少事。”
“不好说。他人不坏，可是……他太懦弱了。他会对人施以小恩小惠，虽然有时候那能够救命，但那行动绝不能危害他自己；譬如，要他陪同我去一趟南方，或许可以，但照片必须在我的口袋里……要他冒生命危险，为了战争杀人，他可不干。不过他最近很可疑，他的家人都离开柏林了。只有他，还坐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室里。”
“可能是因为工作？他不想上前线去。”丽娜猜测，“你说了，他是一个不喜欢冒险的人。”
“也许——但我有另一个想法。他最近有接触什么人吗？”燕妮捻着袖口，这是她思考时的习惯，“一些你们之前不认识的人？商业上的伙伴？”
“我不知道。”克劳迪娅说道，“我不常和他见面。”
“除了我们，在柏林还有其他的网络，英国人、美国人还有其他德国组织。不好说，这只是一种直觉。他是一个值得争取的人，他们家的企业有重要的冶炼技术，还有几个像样的研究员。我想让你多见见他……不是为了这件事，而是因为他还在当秘密警察。克劳迪娅，谢尔盖回柏林了。”
“什么？什么时候？”
“在一个月前我就听到了消息。”
这不是个好兆头，他没有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见面或联系。克劳迪娅低低地啊了一声。丽娜穿过客厅，给她递了杯热咖啡，坐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别紧张。”
燕妮顿了顿又说：“……迄今为止，一个人也没有见到他。我们的人到处打听，可他就像凭空蒸发了。一点儿痕迹也没有。他去了哪里？会不会被捕了？几个线人也都没有在收监的名单上看见他。如果他出了事，我们就会有危险。”
一个念头在克劳迪娅的脑海划过：“邮递员还在么？应该让他去检查一下信箱，在那个公寓门前的。”
“这不可能，贸然出现在那里很危险。以什么名义、给谁送信呢？”
“可是，他为什么要发那份讣告？把莫名其妙失踪的人变成死人，无人追究……如果他不是——”
燕妮沉默了。丽娜从口袋里摸出了烟盒，手指不安地挫着边缘的纹路。她想起那场聚会，那是她和两位危险人物的唯一交集。在那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正身处隐形战场的中心，还以为那是一个放浪的年轻官僚和他被迫屈从的下属；那也是当天晚上唯二没把她当做摆设的人，虽然他们的安慰十分粗暴、聊胜于无，可那总归和视而不见有所区别。
如果是这样……他爱上他了，这有什么奇怪。丽娜想。哦，聪明的燕妮，太了解德国人的思维，又太不了解德国人的感情！德国人不喜欢爱这个字眼儿，把它当做一种精神疾病似的羞于提及，可他们又在心里崇拜它，认为怎么样古怪的爱也不稀奇。
燕妮问道：“我们该往那个信箱里投一封信吗？就像以前那样？如果真的如你所想，小里特贝格知道他在哪儿，那么他会怎样对待他？折磨他，还是宽恕他？我们贸然插手，会不会让他的处境更危险？”
克劳迪娅想起那场牢狱之灾，打了个寒战：“……我想得不够周全。或许你的方案更好，我该去问问卢卡斯。让我想个办法……”
晚上八点，静默的日落结束，柏林进入了夜晚的怀抱。一艘驳船停在码头，克劳迪娅从船上下来。闷热的船舱在她的衬衫上烘出了几块盐巴，她摘掉帽子，闷着汗水的头发感到一阵清凉。她猜自己闻起来很糟，但机油味儿已经让她的嗅觉失灵，她只想享受这个凉爽的傍晚。随着船头的灯光彻底熄灭，船主来到甲板上。他拄着栏杆，沉默地眺望河对岸，吹了一会儿河面的晚风，又绕到船头，将信号灯的棉布罩子检查了一番，也跳下船来。
保罗·诺曼四十来岁，是个矮个子男人，和克劳迪娅差不多高。他的童年全靠黑面包和粗糙面粉支撑，营养不良不仅让他身材矮小，还使得他的双腿向内弯曲，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灵巧的劳作。他胳膊粗壮，肌肉像印版画似的贴在骨骼表面，脸颊也是如此。凹陷的眼眶里，一双炯炯有神的棕色眼睛，在昏暗的光下像点着的两枚火星。使劲时他的下颌会不自主地抽动，带动他抿紧的嘴唇，那是牢狱之灾的遗产——他在汉堡参与了几次罢工，挨过厂主的驱赶、警察的棍棒和狱卒的馊菜冷饭，这给他留下了创伤的反射，但没能磨灭他生活的意志。
“我知道您心里不好过。”保罗走到克劳迪娅面前，坐在岸边绳栓上，“我和他们认识得更久。我们都在一个港口工作，运同一批货物。虽然他们不是我们的一份子，但也是可爱的人，不是吗……唉，他们还有老婆孩子要养。”
“我没想到会有炸弹落进河道里，以前，炸弹只往水电厂的方向投。他们的家里人知道消息了？”
“早就知道了。我们住在一起，一大群人，不分彼此的——都是在码头和船上的工人。我们之间几乎没有秘密，大家都痛恨这些事，只是放在心里。可怜的孩子们！”
“听着，如果又有孩子像小贝蒂一样营养不良，我可以弄到一些奶粉。但您要替我保密，就暗示那是偷来的，好么？”
保罗点点头，他咳嗽了两声，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烟草和替代咖啡：“到了九点，你就离开这里。那时候，管理局的懒汉都下夜班了。今晚我们不运货……河里刚沉了两艘船，不是吗？今天又是个大晴天，说不定天上又会掉炸弹。等你离开了，我得把船开得离港口远些，去另一个小码头。今年的水枯得很快，再过几周，大船就走不了了。我们的任务会更重，危险也更大，你们要考虑好。”
“我明白。谢谢您。”
“不，要谢谢您，您比船上的波兰小伙子还能干。有时候我都忘了您是个女孩儿。”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在您这儿白吃白喝。唉，咱们别用敬语了。”
“哈，话可不能这么讲。你做的事重要得多。”保罗嚼着烟草，“那天在码头和你见面的……那是你的男朋友？他看起来是个公子哥，脖子细细的，像没干过活儿。你俩怎么认识的？”
“在学校。”
“哦，你是念过书的。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对啦，你能弄懂那台机器，一定念过书。”
“我没能继续读下去。我想念大学，但纳粹不给女孩受教育的机会。”
“我明白。我有一个女儿——在汉堡。去年轰炸的时候，我让母女俩跑得离港口远些，他俩躲去了乡下亲戚家，算逃过一劫。等她长大了，我可不希望她在码头上工作，至少不能一天干十四个小时，年纪轻轻就得上腰腿病。可我们夫妻俩都没文化，满身机油味儿，我们教不了她。她只有去上学才能做别的。”
“等战争结束以后，会有这一天的。我们会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到时候人人都可以受教育，不论男女老少。”
“苏联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允许吗？”保罗低声说道，“等战争结束了，最好是苏联……否则，工人还是过一样的日子。我也认识几个跑去苏联的德国人。他们以前在工会里，在纳粹上台之前，他们丢下家当跑了——谁都知道希特勒不会放过他们。可是他们去俄国以后，直到现在也毫无消息，是活着，还是死了，没人知道。我在心里总觉得，斯大林、还有俄国人还是对我们心有成见……现在只会更糟糕，德国人是侵略者，大家都知道……”
“不会这样的。要消灭的是法西斯，又不是德国人。我们讲国际主义——无产阶级没有国家。就是说，德国人、苏联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只要你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压迫别人，这都是一样的。”
“你说得好呀。可是，咱们讲……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对，国际主义。咱们讲国际主义，我看大概率美国人、英国人可不打算讲国际主义，这不就不公平了……所以俄国人，俄国人要是不肯吃亏，估计也就会跟他们一样。到时候，咱们可怎么办？”
克劳迪娅沉默了。保罗朴素的洞察让她佩服，也让她担忧。她拿起表来，离九点还有半个钟头。
“我不知道。”她老实说，“至少，我认识的苏联人不会，他们都是些正派、高尚的人。可是，我确实不知道政治怎么运作，我从来没有参与……”
保罗晃晃脑袋，拍了一把她的肩膀：“好啦，姑娘。别那么忧心忡忡的。我也算见过世面，以前的日子再怎么糟糕，也比打仗强。期待战争快结束吧。”
他走回船舱，扛出一辆自行车，放在克劳迪娅面前：“早些走吧。今晚估计不会有人来巡查。大晴天人人都不敢来码头上，不是吗？人人都怕挨炸弹。”
克劳迪娅又等了五分钟，码头和港口的街道还是静悄悄的，她才跨上那辆自行车。保罗好心地把车铃固定了起来，给每个关节都涂了油，哪怕骑过一道门槛，这辆车也不会发出一点儿声音。没有了灯光，空中繁星闪烁。克劳迪娅骑车穿过黢黑的街道。大部分居民都关着电灯，选择用更原始、更昏暗的方式照明，几乎所有的窗口都拉着窗帘。柏林从未经历过如此灰暗、宁静而恐怖的夜晚。她骑行了二十分钟，悄无声息地溜进小巷。
不多久，一扇门悄悄打开了。燕妮在门前迎接她。
“来吧来吧——进来换身衣裳。”燕妮握住她的手臂，用钥匙锁住门，“我听说有船被炸沉了，但没有具体的消息。”
他们穿过黑暗的走廊，那扇门是为厨师和佣人准备的，丽娜借着投资缩水的理由，把其中的大多数辞退了，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回家去。一段昏暗以后，一盏巨大的水晶吊灯照亮了克劳迪娅的脸庞。这是旗队长在柏林的住所。与那栋葱绿色为主的度假别墅不同，这里装潢奢华，像一个安排不够妥当的博物馆：墙上挂满了碧玉陶制成的装饰盘，展示柜里陈列着家传的勋章和柏林铁首饰，花瓶靠墙站立，里面插着几把不知道年代的军刀。每一样的价值连城，不知有多少是抢来的东西，克劳迪娅暗想。那堵挂满了古董的墙壁对面，沙发上，丽娜刚刚把孩子哄睡着，正拿着放大镜读报纸。
在罗尔夫出事以后，她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生活了一个月。谢尔盖最后一次到访时，她尚有余力担忧这个侦查员的精神健康，而在安德烈亚斯被刺杀的中午，她和燕妮一同等待着河边的消息——燕妮万分紧张，她却抓着那双粗糙的手安慰她，神色镇定，仿佛她再也无所畏惧。只有抱起小女儿时，母亲的忧虑和柔情才回到她柔和的脸庞。刺杀的消息传到别墅中，燕妮立刻启动了撤离计划。如果安德烈亚斯没死，他必然会对所有可疑的人发起疯狂的报复。
离开的前一天夜里，丽娜在厨房门前抽着烟，忽然倒了下去。悲伤让她无法说出一句话，只是流泪不止。她躺在撤掉了地毯的桌子边，正对着罗尔夫倒下的位置，睁大眼睛，仿佛这样能让她离逝去的孩子近一些。她再也没有提起大儿子的事。燕妮清晰地感受到了她的变化，她把所有的力气投入到了斗争当中，搬到柏林以后，她甚至开始殷勤而主动地联系在占领区的丈夫，往前线邮寄亲手做的女工讨他的欢心——他们的谈话被燕妮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有时，她请柏林的几位太太来家里喝茶，打发时光，燕妮便变回“安尼卡”侍立在一旁，有价值的消息都躲不过她的耳朵。丽娜变得不再爱憎分明，曾经美丽而怨恨的妻子的形象模糊了，社会身份变成了她的武器：有个看不见的敌人夺走了她的儿子，今生今世，她无法与它和解。
三人有好一阵子没见面了——克劳迪娅为了调试电台，在码头风吹日晒了两个月。情报由“邮递员”夹在配给面包里送给保罗，趁着满载货物的货船在水面徜徉，由克劳迪娅按约定时间发出。丽娜欣喜地握住她的手，使劲晃了晃，又对她晒伤起皮的胳膊惋惜了一番。她从衣柜里拿出两身衬衫：“换上这个吧，去浴室洗个澡……真是辛苦。天啊，你的胳膊要抹些药膏吗。”
克劳迪娅小声说：“谢谢您。前天有党卫队来码头贴征工告示，柏林在抓紧修建防御工事。我听说波罗的海的航线也快被切断了。我们不用再坚持很久了。”
“可不是。东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处处都在溃败——我的丈夫来电话，要我往中部撤离。我说起他的收藏，如果家里没有人，一定会被洗劫一空。他就松口了。更何况，现在铁路基本都被炸断了，除非我去坐给家属准备的大巴，可你们要怎么办？我得在这儿待着。”
克劳迪娅洗了澡，换了一身干爽的衣裳。燕妮把几份准备好的情报递给她，让她在明早电台开工的半个小时里发送出去。等一切交接完毕，克劳迪娅说道：“卢卡斯又来找了我一次，让我帮他把一个受迫害的女人送出城去。”
燕妮想了想：“他可以争取吗？毕竟他和你一起做了不少事。”
“不好说。他人不坏，可是……他太懦弱了。他会对人施以小恩小惠，虽然有时候那能够救命，但那行动绝不能危害他自己；譬如，要他陪同我去一趟南方，或许可以，但照片必须在我的口袋里……要他冒生命危险，为了战争杀人，他可不干。不过他最近很可疑，他的家人都离开柏林了。只有他，还坐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室里。”
“可能是因为工作？他不想上前线去。”丽娜猜测，“你说了，他是一个不喜欢冒险的人。”
“也许——但我有另一个想法。他最近有接触什么人吗？”燕妮捻着袖口，这是她思考时的习惯，“一些你们之前不认识的人？商业上的伙伴？”
“我不知道。”克劳迪娅说道，“我不常和他见面。”
“除了我们，在柏林还有其他的网络，英国人、美国人还有其他德国组织。不好说，这只是一种直觉。他是一个值得争取的人，他们家的企业有重要的冶炼技术，还有几个像样的研究员。我想让你多见见他……不是为了这件事，而是因为他还在当秘密警察。克劳迪娅，谢尔盖回柏林了。”
“什么？什么时候？”
“在一个月前我就听到了消息。”
这不是个好兆头，他没有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见面或联系。克劳迪娅低低地啊了一声。丽娜穿过客厅，给她递了杯热咖啡，坐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别紧张。”
燕妮顿了顿又说：“……迄今为止，一个人也没有见到他。我们的人到处打听，可他就像凭空蒸发了。一点儿痕迹也没有。他去了哪里？会不会被捕了？几个线人也都没有在收监的名单上看见他。如果他出了事，我们就会有危险。”
一个念头在克劳迪娅的脑海划过：“邮递员还在么？应该让他去检查一下信箱，在那个公寓门前的。”
“这不可能，贸然出现在那里很危险。以什么名义、给谁送信呢？”
“可是，他为什么要发那份讣告？把莫名其妙失踪的人变成死人，无人追究……如果他不是——”
燕妮沉默了。丽娜从口袋里摸出了烟盒，手指不安地挫着边缘的纹路。她想起那场聚会，那是她和两位危险人物的唯一交集。在那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正身处隐形战场的中心，还以为那是一个放浪的年轻官僚和他被迫屈从的下属；那也是当天晚上唯二没把她当做摆设的人，虽然他们的安慰十分粗暴、聊胜于无，可那总归和视而不见有所区别。
如果是这样……他爱上他了，这有什么奇怪。丽娜想。哦，聪明的燕妮，太了解德国人的思维，又太不了解德国人的感情！德国人不喜欢爱这个字眼儿，把它当做一种精神疾病似的羞于提及，可他们又在心里崇拜它，认为怎么样古怪的爱也不稀奇。
燕妮问道：“我们该往那个信箱里投一封信吗？就像以前那样？如果真的如你所想，小里特贝格知道他在哪儿，那么他会怎样对待他？折磨他，还是宽恕他？我们贸然插手，会不会让他的处境更危险？”
克劳迪娅想起那场牢狱之灾，打了个寒战：“……我想得不够周全。或许你的方案更好，我该去问问卢卡斯。让我想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