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谢廖沙
卢卡斯在楼梯间里徘徊良久，被安德烈亚斯逮个正着。
一整个月，安德烈亚斯都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但他乐在其中。一旦他回到“生命不那么可贵”的轨道上，痛苦便立刻失去了意义。短暂的痛苦很快就要被他消灭了，一颗枪子而已，而可以预见、还未发生的痛苦——那和他有什么关系？只要他动动手指，拨动轨道，它们就永远不会发生了。谢尔盖回到柏林让他气急败坏，但相比起来，他在秘密警察系统中的后辈，那个让谢尔盖的舌头缝了几针的愣头青，才算真的踩到了他的尾巴。他摔了电话，推掉下午的工作。在楼道里，罗特希尔德医生把他拦下，对他解释了谢尔盖入院的事由和病情——他们在电话里不能谈这些——和医生的对话把他的坏脾气浇灭了：难怪他不曾向他要求什么，也不想从他这儿得到什么；他爱上了一个比他高贵得多的人。
安德烈亚斯本打算兴师问罪，反倒一阵没来由地自惭形秽。他没进病房，躲在楼梯间抽烟。谢尔盖摸着墙壁走过他眼前时，他习惯性地把香烟捻灭，扔出窗外。没人会管你抽烟的事！他后知后觉地嘟囔。可是，谢尔盖并非不会管他，他只是看不见了。
我得找一本通行证，他看着谢尔盖死灰槁木般的脸，在心里对自己尖叫，他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要通行证么，档案柜里有很多，但必须是十年前的证件，那会儿没有照片……他开车出城，痛骂自己因对父亲的仇怨而偷懒、疏于管理。这一回，他运气不佳，一颗会议桌下的炸弹震动了整个柏林。在傍晚希特勒向公众演讲之前，他提前得知了风声，一些口风不严的核心人物放出消息：施陶芬贝格等人的行动大概率失败了。得知此事时，他手里正攥着一本过期的证件，准备走些门路，盖两个新印章，好快些把谢尔盖送出城去。一通电话结束，他像丢开一块炭似的，把假证件丢进了火炉里：在案发后伪造离开柏林的证件，如此巧合的时间，如果那电话迟来，他俩必死无疑。
他回到档案室，宣称账目有问题，在几排书柜前翻翻找找。一本历史悠久的工作证叫他眼前一亮，那属于他父亲的第二位秘书，据此他编了一个全新的故事。
这一场波折让他迟到了。一路上，他把车开得飞快。安德烈亚斯坐在床头，把假证件塞进公文包里时，盖世太保的官员们尚在盘问其他病人。因为调换床位，他获得了完成计划的时间。他端详着谢尔盖苍白的脸，洋洋得意：他永远不会知道我今天多么狼狈——他只会想，我准备得很周全，一切全在我的预料之中。
整个下午，他也没和谢尔盖说上一句话。他有点失落，但更多还是飘飘然：在生死之间行走的游戏让他振奋。一想到在现有的生活之下，存在另一层面貌、另一种爱，他就像原本空转的齿轮接入了传导链条，他的痛苦与焦灼不再是无用功。一年前他丢失了那一层生命，可现在，它以更凶猛、更难以预料的形式回到了他身边。藏匿一个苏联间谍远比藏匿地下恋情危险得多。
让他在我身边待一会儿，我也在他身边待一会儿，这是给我自己最后的奖励。安德烈亚斯要求自己：等他能说话了，别问那些爱与不爱的傻问题。过去的一年多里，这件事一直折磨他，就像骨折处的隐痛。
他不停做梦，一些梦让他不愿醒来。梦的结尾永远是那双绿色的眼睛，温柔地、爱怜地、眷恋地注视他。那是谁呢？是不是又一个想要毁灭他的人？就像每个声称爱他的人那样。可他为什么要试着修复他？毁灭他并不需要先给他很多甜头，至少从某一个时刻起，对“凯里安”来说，无论是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那都轻而易举。又或者他想挽救他，最终失望而归，一个刽子手，不配得到什么爱……又或者更糟——凯里安只是一个过分敬业的情报窃取者，一切环绕他的表演，本质都与他无关。这些想法让他屡次起了自杀的念头。他借着伤病，写了一份语气不情不愿的辞职报告，就此离开了秘密警察系统。两周以后，他把手枪从自己的住所清理出去，锁在郊区大宅的保险柜里——他不愿踏足那里，也不愿和父亲、继母说话，他试着让仇恨挡在他和死亡之间。
果然，他的父亲和继母继续着二人世界，对他的事故无动于衷。而在他们之间，无论用怎样的亲密扮演掩饰，一种焦躁浮现了。他的父亲还没有得到合适的继承人。而他的小妹妹，她被全权委托给了保姆，就像他曾经被委托给负责矫正治疗的骗子——他的父亲把社会服务看做簸箕，他愿意付出一点儿金钱，把不合心意的子女统统扫进去。他离开时格雷塔还在睡觉。私下里，他给保姆塞了钱，以及几张能够领到肉食罐头的配给券。下楼时，他又听到雷奥妮尖叫似的笑声。
他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凭什么要我去死？愤怒把他自我戕害的欲望销毁了。如果我死了，在这个家庭里，妈妈就会被彻底忘记，格雷塔……格雷塔又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他紧盯着那张屡次被他挂回原位的画像，画像里的女人从不回应他的凝视——她永远看向画框外，而不是看向某一个人。安德烈亚斯早已经不在乎。母亲和未成人的妹妹如何看待他，那有什么关系？他早已把自己当做一个将死之人。她们在哪里，生活得怎样，他时不时想起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只因为那是某个宗教符号。想起她们是一场弥撒，他不停地、虔诚地祷告，尽力不让父亲顺心如意。
可烦人的俄国佬回来了！他又开始担惊受怕。在一个周末，他顶着父亲难看的脸色，把手枪从保险柜里拿走了。
就这样，他在门前撞见了卢卡斯，后者刚和克劳迪娅通完电话。谁都不知道对方经历了什么，在他俩眼中，对方都过着悠闲、轻易而令人嫉妒的生活。
“你在这里干什么？”安德烈亚斯刚经历了一番家庭对话，脸色可怕极了，把卢卡斯推到门边。“谁让你来的？”
“没有谁！你太无礼了！”卢卡斯叫道，“我只是问问，上次那件事，你考虑得怎么样？”
“怎么样？我说了，我不打算……”安德烈亚斯冷笑起来，松开了他的胳膊。他想说些侮辱性的话，把卢卡斯从门前赶走，但邻居们爱听这些，保不齐又注意起他的房子；谢尔盖也许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也许没有，万一他在厨房弄出什么动静……他在心里咒骂起来：这个蠢货瞎了一半，还总想着做家务。就算有人拿猎枪指着他，他也不可能在这时候大动干戈。
“听着。”他压低声音，“我不打电话，你绝不许再来这里——你又不是不知道，七月才刚刚过去，企业里还有些人在被调查……别给我，也别给你自己惹麻烦！”
他粗暴地打发了卢卡斯，走进门，谢尔盖不在客厅和厨房里，这个熟练的苏联人听到了门外的动静，把卧室门紧紧关着。他必然出来活动了一阵子：客厅的桌子上散落着一叠信纸，一支削得的怪模怪样的铅笔。
他要给什么人写信？安德烈亚斯把装着手枪的皮包丢开，闯进了卧室。谢尔盖靠着床头，欣喜地笑了笑，这让他因为伤病苍白的脸显得生动、英俊。他早就听到了安德烈亚斯的声音。
以前他也一样，安德烈亚斯心里有个声音低语道，他做完一切，若无其事地欢迎你回家。
安德烈亚斯的嘴唇颤抖了一下，没有回应那些问候。谢尔盖有些局促，双手放在膝盖上，握了握拳头：“你感觉怎么样？你还好吗？其实你不必和家里人……”
“你看得见？你在骗我？”又是这副假惺惺关切的嘴脸！他向谢尔盖扑过去，攥住他的领子：“你要写什么？写给谁？你又想到了什么折磨我的好主意？”
谢尔盖的脸涨红了，咳嗽起来。他卧床几周，没有力气反抗。“我想……我想教你……”
“教我什么？让我把一切写下来，全部给你？”安德烈亚斯尖叫道，“哦，我忘了！你就是为了这个回柏林来的！”
“我不是……”
“你就是这样说的！”
“那是我的一部分想法，我必须对你诚实。”
安德烈亚斯的胳膊晃了晃，松开了。谢尔盖的绿眼睛看着他的下巴，因为窒息而泪光闪烁——他还无法识别他的脸在哪里。
“好吧。”他气喘吁吁地说道，“总之，你不准给什么人写信。”
“……我不是要给什么人写信、传消息。我想教你美国人的密码，或者他们怎么联系，怎么考量情报和线人的价值。”
“什么？”
“我……我觉得卢卡斯说得对，到不得已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但是我不希望你受骗，你总归要和他们交流。我想，我想补偿你。”
“你为什么会美国人的——在以前，都没人研究那玩意。”
“我们很早就开始和美国人对抗了。他们学我们的，我们学他们的……你们只是没想到。”
美国人，美国人……安德烈亚斯在心里愤愤不平，德国的情报系统完全是破铜烂铁，和那几位指挥战争的领袖一样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他想到卢卡斯，一个绝妙的计划忽然浮现，让他几乎笑出声来。
“好吧。”他对谢尔盖微笑了一下，声音轻快起来，“你想教我点什么？”
“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是有关国家的机密。除此以外，你还有什么想要我为你做的。你都可以……但是，在那以后，你能不能考虑……把名单给我？”
谢尔盖差点咬到舌头，他感到窒息：我凭什么咒骂那些亏待他的人呢，我根本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心里徘徊着回来的目的，那份英国、美国间谍的名单。可他怎么敢向安德烈亚斯开口的？在他对他做了那一切可怕的事情以后，他还爱着他，安德烈亚斯对他还有感情！这太可怕了，谢尔盖觉得自己比杀人犯更可恶——他怎么能开口向一个差点被他毁灭的、爱着他的人继续索取呢？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那笑容如何从他脸上消失，谢尔盖可以想象。
“你不怕我宁死也不把它给你？这一切，这种生活，对我都不是那么重要。”安德烈亚斯压低声音，放缓速度，试图让自己显得平静，谢尔盖几乎能透过模糊的视线，看到他颤抖的嘴唇。“我早就料到了……听说，听说你们的人抓住了当过党卫军的人会直接枪毙，既然如此……就让你想要的秘密和我进入坟墓吧。”
可是到了夜里，安德烈亚斯回心转意了，仿佛早先把死这个词儿噙在嘴里，动不动啐到别人脸上的人不是他似的。
在一切光亮被夜色取代以后，他辗转不安，把毯子揉得簌簌作响。谢尔盖翻了个身，默许安德烈亚斯离他的肩膀近一些，可安德烈亚斯没有继续靠近，那种不自在的挪动也停止了。两人都很尴尬，相顾无言了一阵子。
窗帘的缝隙闪过一道白光，那是个不守规矩的司机，负责灯光管制的警察很快就会找他麻烦了。静默中，安德烈亚斯问道：“你还做噩梦吗？”
“做得比以前少。”
“那就好，这一年，有没有什么人爱上你？有几个？”
“……没有。”
安德烈亚斯轻轻笑了一声：“那么，你的真名叫什么？你的俄语名字？”
谢尔盖沉默了。安德烈亚斯又朝枕头的方向缩了缩，似乎他忽然觉得寒冷：“说吧，就算你现在不告诉我，等他们审判我的时候，也许我会知道的。别让我用那种方式知道……”
“谢尔盖。”
“这是你的大名？和你更亲近的人怎么称呼你？”
“家里人叫我谢廖沙。这没什么特别的，有一大群俄国人叫这个名字。”
“谢廖沙，谢廖沙。”安德烈亚斯咀嚼着这个名字，“以后我也这样叫你——谢廖沙，今天不早了，等到明天，我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
谢尔盖吃了一惊：“你……为什么？”
“你觉得不划算？一个名字换一份情报。”
“这很荒谬，这……这对你来说不公平。”
“别那么固执。”安德烈亚斯停顿了，咽了口唾沫，他在撒谎的时候总是这样，“没什么不公平的。你和我，我们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还有，你得教会我关于美国人的一切，你知道的一切。”
“我先教你。”谢尔盖说，“明天就可以开始。”
“嗯，你是想这样——我们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交换？那样也可以。”
“不，我先教你。”谢尔盖固执地强调，他抑制着喉咙里的颤抖，再次重复了一遍，“我先教你，学会这些要几个礼拜。等你学会了，再把名单给我。”
安德烈亚斯哼了一声，这就是同意了。他裹紧毯子，蜷在谢尔盖身边一动不动。又过了一会儿，谢尔盖伸开手臂，小声道问：“你想过来么？”
黑暗中，安德烈亚斯像以前一样，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他变得更瘦了，呼吸快而浅，又在他的怀抱里变得深长。谢尔盖用胳膊圈住他，把手掌放在他的腰间。安德烈亚斯顺势动了动，抱着他的人喘息似的叹了一口气——谢尔盖的心在他眼前完全透明，那颗心颤抖着、融化着，像一只蹒跚的雏鸟，又像一块阳光下的冰。这样的人怎么会做间谍呢……他抿了抿嘴唇，和他正相贴的肌肤也在颤抖。他知道谢尔盖哭了，但他一言不发，只把手轻轻放在他潮湿的脸颊。
一整个月，安德烈亚斯都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但他乐在其中。一旦他回到“生命不那么可贵”的轨道上，痛苦便立刻失去了意义。短暂的痛苦很快就要被他消灭了，一颗枪子而已，而可以预见、还未发生的痛苦——那和他有什么关系？只要他动动手指，拨动轨道，它们就永远不会发生了。谢尔盖回到柏林让他气急败坏，但相比起来，他在秘密警察系统中的后辈，那个让谢尔盖的舌头缝了几针的愣头青，才算真的踩到了他的尾巴。他摔了电话，推掉下午的工作。在楼道里，罗特希尔德医生把他拦下，对他解释了谢尔盖入院的事由和病情——他们在电话里不能谈这些——和医生的对话把他的坏脾气浇灭了：难怪他不曾向他要求什么，也不想从他这儿得到什么；他爱上了一个比他高贵得多的人。
安德烈亚斯本打算兴师问罪，反倒一阵没来由地自惭形秽。他没进病房，躲在楼梯间抽烟。谢尔盖摸着墙壁走过他眼前时，他习惯性地把香烟捻灭，扔出窗外。没人会管你抽烟的事！他后知后觉地嘟囔。可是，谢尔盖并非不会管他，他只是看不见了。
我得找一本通行证，他看着谢尔盖死灰槁木般的脸，在心里对自己尖叫，他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要通行证么，档案柜里有很多，但必须是十年前的证件，那会儿没有照片……他开车出城，痛骂自己因对父亲的仇怨而偷懒、疏于管理。这一回，他运气不佳，一颗会议桌下的炸弹震动了整个柏林。在傍晚希特勒向公众演讲之前，他提前得知了风声，一些口风不严的核心人物放出消息：施陶芬贝格等人的行动大概率失败了。得知此事时，他手里正攥着一本过期的证件，准备走些门路，盖两个新印章，好快些把谢尔盖送出城去。一通电话结束，他像丢开一块炭似的，把假证件丢进了火炉里：在案发后伪造离开柏林的证件，如此巧合的时间，如果那电话迟来，他俩必死无疑。
他回到档案室，宣称账目有问题，在几排书柜前翻翻找找。一本历史悠久的工作证叫他眼前一亮，那属于他父亲的第二位秘书，据此他编了一个全新的故事。
这一场波折让他迟到了。一路上，他把车开得飞快。安德烈亚斯坐在床头，把假证件塞进公文包里时，盖世太保的官员们尚在盘问其他病人。因为调换床位，他获得了完成计划的时间。他端详着谢尔盖苍白的脸，洋洋得意：他永远不会知道我今天多么狼狈——他只会想，我准备得很周全，一切全在我的预料之中。
整个下午，他也没和谢尔盖说上一句话。他有点失落，但更多还是飘飘然：在生死之间行走的游戏让他振奋。一想到在现有的生活之下，存在另一层面貌、另一种爱，他就像原本空转的齿轮接入了传导链条，他的痛苦与焦灼不再是无用功。一年前他丢失了那一层生命，可现在，它以更凶猛、更难以预料的形式回到了他身边。藏匿一个苏联间谍远比藏匿地下恋情危险得多。
让他在我身边待一会儿，我也在他身边待一会儿，这是给我自己最后的奖励。安德烈亚斯要求自己：等他能说话了，别问那些爱与不爱的傻问题。过去的一年多里，这件事一直折磨他，就像骨折处的隐痛。
他不停做梦，一些梦让他不愿醒来。梦的结尾永远是那双绿色的眼睛，温柔地、爱怜地、眷恋地注视他。那是谁呢？是不是又一个想要毁灭他的人？就像每个声称爱他的人那样。可他为什么要试着修复他？毁灭他并不需要先给他很多甜头，至少从某一个时刻起，对“凯里安”来说，无论是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那都轻而易举。又或者他想挽救他，最终失望而归，一个刽子手，不配得到什么爱……又或者更糟——凯里安只是一个过分敬业的情报窃取者，一切环绕他的表演，本质都与他无关。这些想法让他屡次起了自杀的念头。他借着伤病，写了一份语气不情不愿的辞职报告，就此离开了秘密警察系统。两周以后，他把手枪从自己的住所清理出去，锁在郊区大宅的保险柜里——他不愿踏足那里，也不愿和父亲、继母说话，他试着让仇恨挡在他和死亡之间。
果然，他的父亲和继母继续着二人世界，对他的事故无动于衷。而在他们之间，无论用怎样的亲密扮演掩饰，一种焦躁浮现了。他的父亲还没有得到合适的继承人。而他的小妹妹，她被全权委托给了保姆，就像他曾经被委托给负责矫正治疗的骗子——他的父亲把社会服务看做簸箕，他愿意付出一点儿金钱，把不合心意的子女统统扫进去。他离开时格雷塔还在睡觉。私下里，他给保姆塞了钱，以及几张能够领到肉食罐头的配给券。下楼时，他又听到雷奥妮尖叫似的笑声。
他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凭什么要我去死？愤怒把他自我戕害的欲望销毁了。如果我死了，在这个家庭里，妈妈就会被彻底忘记，格雷塔……格雷塔又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他紧盯着那张屡次被他挂回原位的画像，画像里的女人从不回应他的凝视——她永远看向画框外，而不是看向某一个人。安德烈亚斯早已经不在乎。母亲和未成人的妹妹如何看待他，那有什么关系？他早已把自己当做一个将死之人。她们在哪里，生活得怎样，他时不时想起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只因为那是某个宗教符号。想起她们是一场弥撒，他不停地、虔诚地祷告，尽力不让父亲顺心如意。
可烦人的俄国佬回来了！他又开始担惊受怕。在一个周末，他顶着父亲难看的脸色，把手枪从保险柜里拿走了。
就这样，他在门前撞见了卢卡斯，后者刚和克劳迪娅通完电话。谁都不知道对方经历了什么，在他俩眼中，对方都过着悠闲、轻易而令人嫉妒的生活。
“你在这里干什么？”安德烈亚斯刚经历了一番家庭对话，脸色可怕极了，把卢卡斯推到门边。“谁让你来的？”
“没有谁！你太无礼了！”卢卡斯叫道，“我只是问问，上次那件事，你考虑得怎么样？”
“怎么样？我说了，我不打算……”安德烈亚斯冷笑起来，松开了他的胳膊。他想说些侮辱性的话，把卢卡斯从门前赶走，但邻居们爱听这些，保不齐又注意起他的房子；谢尔盖也许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也许没有，万一他在厨房弄出什么动静……他在心里咒骂起来：这个蠢货瞎了一半，还总想着做家务。就算有人拿猎枪指着他，他也不可能在这时候大动干戈。
“听着。”他压低声音，“我不打电话，你绝不许再来这里——你又不是不知道，七月才刚刚过去，企业里还有些人在被调查……别给我，也别给你自己惹麻烦！”
他粗暴地打发了卢卡斯，走进门，谢尔盖不在客厅和厨房里，这个熟练的苏联人听到了门外的动静，把卧室门紧紧关着。他必然出来活动了一阵子：客厅的桌子上散落着一叠信纸，一支削得的怪模怪样的铅笔。
他要给什么人写信？安德烈亚斯把装着手枪的皮包丢开，闯进了卧室。谢尔盖靠着床头，欣喜地笑了笑，这让他因为伤病苍白的脸显得生动、英俊。他早就听到了安德烈亚斯的声音。
以前他也一样，安德烈亚斯心里有个声音低语道，他做完一切，若无其事地欢迎你回家。
安德烈亚斯的嘴唇颤抖了一下，没有回应那些问候。谢尔盖有些局促，双手放在膝盖上，握了握拳头：“你感觉怎么样？你还好吗？其实你不必和家里人……”
“你看得见？你在骗我？”又是这副假惺惺关切的嘴脸！他向谢尔盖扑过去，攥住他的领子：“你要写什么？写给谁？你又想到了什么折磨我的好主意？”
谢尔盖的脸涨红了，咳嗽起来。他卧床几周，没有力气反抗。“我想……我想教你……”
“教我什么？让我把一切写下来，全部给你？”安德烈亚斯尖叫道，“哦，我忘了！你就是为了这个回柏林来的！”
“我不是……”
“你就是这样说的！”
“那是我的一部分想法，我必须对你诚实。”
安德烈亚斯的胳膊晃了晃，松开了。谢尔盖的绿眼睛看着他的下巴，因为窒息而泪光闪烁——他还无法识别他的脸在哪里。
“好吧。”他气喘吁吁地说道，“总之，你不准给什么人写信。”
“……我不是要给什么人写信、传消息。我想教你美国人的密码，或者他们怎么联系，怎么考量情报和线人的价值。”
“什么？”
“我……我觉得卢卡斯说得对，到不得已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但是我不希望你受骗，你总归要和他们交流。我想，我想补偿你。”
“你为什么会美国人的——在以前，都没人研究那玩意。”
“我们很早就开始和美国人对抗了。他们学我们的，我们学他们的……你们只是没想到。”
美国人，美国人……安德烈亚斯在心里愤愤不平，德国的情报系统完全是破铜烂铁，和那几位指挥战争的领袖一样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他想到卢卡斯，一个绝妙的计划忽然浮现，让他几乎笑出声来。
“好吧。”他对谢尔盖微笑了一下，声音轻快起来，“你想教我点什么？”
“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是有关国家的机密。除此以外，你还有什么想要我为你做的。你都可以……但是，在那以后，你能不能考虑……把名单给我？”
谢尔盖差点咬到舌头，他感到窒息：我凭什么咒骂那些亏待他的人呢，我根本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心里徘徊着回来的目的，那份英国、美国间谍的名单。可他怎么敢向安德烈亚斯开口的？在他对他做了那一切可怕的事情以后，他还爱着他，安德烈亚斯对他还有感情！这太可怕了，谢尔盖觉得自己比杀人犯更可恶——他怎么能开口向一个差点被他毁灭的、爱着他的人继续索取呢？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那笑容如何从他脸上消失，谢尔盖可以想象。
“你不怕我宁死也不把它给你？这一切，这种生活，对我都不是那么重要。”安德烈亚斯压低声音，放缓速度，试图让自己显得平静，谢尔盖几乎能透过模糊的视线，看到他颤抖的嘴唇。“我早就料到了……听说，听说你们的人抓住了当过党卫军的人会直接枪毙，既然如此……就让你想要的秘密和我进入坟墓吧。”
可是到了夜里，安德烈亚斯回心转意了，仿佛早先把死这个词儿噙在嘴里，动不动啐到别人脸上的人不是他似的。
在一切光亮被夜色取代以后，他辗转不安，把毯子揉得簌簌作响。谢尔盖翻了个身，默许安德烈亚斯离他的肩膀近一些，可安德烈亚斯没有继续靠近，那种不自在的挪动也停止了。两人都很尴尬，相顾无言了一阵子。
窗帘的缝隙闪过一道白光，那是个不守规矩的司机，负责灯光管制的警察很快就会找他麻烦了。静默中，安德烈亚斯问道：“你还做噩梦吗？”
“做得比以前少。”
“那就好，这一年，有没有什么人爱上你？有几个？”
“……没有。”
安德烈亚斯轻轻笑了一声：“那么，你的真名叫什么？你的俄语名字？”
谢尔盖沉默了。安德烈亚斯又朝枕头的方向缩了缩，似乎他忽然觉得寒冷：“说吧，就算你现在不告诉我，等他们审判我的时候，也许我会知道的。别让我用那种方式知道……”
“谢尔盖。”
“这是你的大名？和你更亲近的人怎么称呼你？”
“家里人叫我谢廖沙。这没什么特别的，有一大群俄国人叫这个名字。”
“谢廖沙，谢廖沙。”安德烈亚斯咀嚼着这个名字，“以后我也这样叫你——谢廖沙，今天不早了，等到明天，我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
谢尔盖吃了一惊：“你……为什么？”
“你觉得不划算？一个名字换一份情报。”
“这很荒谬，这……这对你来说不公平。”
“别那么固执。”安德烈亚斯停顿了，咽了口唾沫，他在撒谎的时候总是这样，“没什么不公平的。你和我，我们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还有，你得教会我关于美国人的一切，你知道的一切。”
“我先教你。”谢尔盖说，“明天就可以开始。”
“嗯，你是想这样——我们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交换？那样也可以。”
“不，我先教你。”谢尔盖固执地强调，他抑制着喉咙里的颤抖，再次重复了一遍，“我先教你，学会这些要几个礼拜。等你学会了，再把名单给我。”
安德烈亚斯哼了一声，这就是同意了。他裹紧毯子，蜷在谢尔盖身边一动不动。又过了一会儿，谢尔盖伸开手臂，小声道问：“你想过来么？”
黑暗中，安德烈亚斯像以前一样，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他变得更瘦了，呼吸快而浅，又在他的怀抱里变得深长。谢尔盖用胳膊圈住他，把手掌放在他的腰间。安德烈亚斯顺势动了动，抱着他的人喘息似的叹了一口气——谢尔盖的心在他眼前完全透明，那颗心颤抖着、融化着，像一只蹒跚的雏鸟，又像一块阳光下的冰。这样的人怎么会做间谍呢……他抿了抿嘴唇，和他正相贴的肌肤也在颤抖。他知道谢尔盖哭了，但他一言不发，只把手轻轻放在他潮湿的脸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