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盲眼的忒弥斯

“您想知道,我为什么找您来说这件事……”安德烈亚斯微笑着说,“我认识您的上级们,了解他们的行为处事;我并不了解您,库恩。但我知道您会较真,我更信任这样的年轻人。”

他的客气和友好让库恩无所适从。年轻人被他的礼遇弄得诚惶诚恐,就在不久前,他还在医院为难对方父亲的心腹秘书呢。这让他有些脸热:“谢谢您,也谢谢您的款待。您说卢卡斯·舒马赫昨天拜访了您,对您说希望您出卖两条生产线的专利。”

安德烈亚斯特意安排了一场地下会面,好避开耳目。他叫司机来接两人,要求把会面环境布置得尽量简洁。库恩出身贫苦家庭,过于奢华的布置绝对会引起他的“阶级反感”,进而怀疑信息来源——来自谢尔盖的提醒。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安德烈亚斯注意到,库恩一进门就打量起墙壁和桌面的摆设。

一场简单的午餐过后,他们就着餐后酒交谈起来。

安德烈亚斯像个老朋友似的,对库恩保证道:“这一切千真万确。您不相信,可以去问问邻居们。”

“我没有任何不信任您的意思……但是,他能把生产线和专利卖给谁?”

“这正是我想与您谈论的问题。我猜,是美国人。首先,其他人开不出那么高的价钱……其次,在战争开始前,不少人逃去了美国,其中一些人是科学家,一些人是工程师,美国人从我们的叛徒当中尝到了最多甜头,不是吗?”

“您说得很有道理,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不是最重要的,库恩。昨天,他被秘书叫去了你们长官的办公室,很快又被放出来了。紧接着,他来找了我,说出了一切……坦诚地讲,我不担心您查不清他的底细,您有的是本事,我担心的是,有人和他沆瀣一气,想着向盟军投降。尤其是,您的一些上级。”

库恩的脸色变得凝重,又按耐不住跃跃欲试的神态。安德烈亚斯假装看不出他立功心切,安慰道:“您不必害怕。除了这些人,还有像我一样的人支持您,我有不少老朋友。您没什么可担心的。”

“但是,您说的那些事,有什么证据呢?”

“我这儿有一盘录音带,那就是证据。”他指指桌面下的手提箱,“我可以找个录音室播给您听,但我不能把它交给您。您在整个部门里无依无靠,它给您带来的风险,比给您带来的好处大得多。”

服务生收拾桌面时,安德烈亚斯引着库恩来到一个密闭的房间,关紧房门,把录音带交给他:“昨天下午的录音。您想听几遍,就听几遍。”

在谢尔盖提出“教他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这个计划已经在他脑海中成型。卢卡斯的遭遇让它被迫早产了。出乎意料,谢尔盖很乐意一同实施它。就在他离开的几个小时里,卢卡斯应该学会了如何判断跟踪者的方位,如何把跟踪者引向某个地点。

既然卢卡斯的嫌疑很难洗脱,与其坐等引火烧身,不如由他来担任检举者——为了减少知情人,他挑选了一个无足轻重、又与谢尔盖“颇有过节”的切入对象。如果库恩被卢卡斯引向美国人的网络,他们可以借此机会探一探背后的虚实。美国人在柏林有一张巨大的情报网络,其中或许还有几个人在他的“可疑名单”上,但安德烈亚斯对它的总体结构和规模毫无概念。战争伊始,他热衷权力斗争的上司们没有预料到美国人会插手欧洲局势。这是他最初的计划,既能保护自己,也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然而,谢尔盖为这个计划添加了不确定因素:他要求卢卡斯,在下一次商谈时提前告知美国人,盖世太保可能盯上了他们。

哦,他还把美国人当做反法西斯战友,可这一切都只是国家之间的利益斗争。安德烈亚斯对此不太满意。这改动可能招致双方更大的冲突不假,但更多时候,就算库恩被美国人打死,在当下,除了最不可理喻的纳粹狂热分子,不会再有人竭力追究一个小职员的死因;但他太了解谢尔盖对世界的态度:这个苏联人并非不知道理想的虚幻,可他仍执著地用正直的标尺丈量一切,除非他已无力做出改变,此时此刻,他希望减少无辜之人的伤亡。

真正说服他的,是这个改动的另一层顾虑。卢卡斯绝不可能镇定自若地做完这一切。谢尔盖认为,比起让他在美国人面前露怯、引起怀疑,倒不如引入这个叫他焦虑的“事实”。盖世太保中有些人近来在调查美国间谍——把出卖对方的紧张解释成担心暴露,反而让计划更加天衣无缝。

现在,仍处在极度危险中的只剩下了卢卡斯,但他没有理由拒绝这个大部分由他执行的计划——他希望把自己的共产党女朋友摘个干净。谢尔盖对他的决心表示敬佩。这在安德烈亚斯看来又是轻信:谁知道他会不会中途变卦,毕竟他已经有了出卖的先例。

“我们只能这样。”谢尔盖看着他,意有所指,“我根本没法出门,只有你们两个,需要扮演两个角色。”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一会儿,转向卢卡斯:“他们虽然找你谈了话,但没有收走你的配枪,是不是?你应该知道某些人的手段,如果他们要抓你,或者你听到风声——”

谢尔盖制止了他:“现在不说这个。”

说这些也是枉然,除了让他更加害怕,谢尔盖想。可能导致暴露的因素都应当被竭力避免,而最脆弱的一环恰好是卢卡斯的心理状态。他们三人在小公寓里织成了这一张网络,它脆弱万分、摇摇欲坠,一颗露水、一只横冲直撞的虫子都能让其破碎。然而,时至今日,这似乎成为了他们唯一可行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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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离开后,安德烈亚斯开车去了一趟两个街区以外的工厂。在废品处理室,他把那卷昨天伪造的录音带点着了,等着它烧成灰烬。回到车上,他看了一眼手表,下午四点一刻,距离日落还有两个小时。天气渐渐转凉,他打算取几身旧衣服给谢尔盖将就——毕竟他被砸中脑袋的当天只穿了一件衬衫。谢尔盖离开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走,几身旧衣裳还留在勃兰登堡东面的公寓里。

安德烈亚斯打电话让秘书把装衣服的包裹送来,为此他在办公处磨蹭了一阵子。等他回到公寓,挂钟刚好敲响六点。打开门的刹那,他闻到了热罐头的香气。

看来他的眼睛又好了一些。他欣喜又苦涩地想。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离开了。

在安德烈亚斯的心里酝酿着另一个计划,一个他为自己找好的归宿。他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撇撇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放下手里的空皮箱,把捆好的衣服搁在柜子边。

谢尔盖从厨房钻出来的时候,他似乎又能平静地面对命运了。强装镇定正是他擅长的。他走过去,拍拍谢尔盖的手臂,说道:“真能干,你把他打发走了?今晚,我该点一支蜡烛和你吃饭吗?”

谢尔盖对他微笑了一下,因为他的玩笑又显得有点儿局促:“三点钟他就离开了。”

“干得好。”安德烈亚斯说,“黑市上罐头的价格都翻倍了,要弄来可不容易——特殊时期总得勤俭持家不是吗。”

他指了指门口的纸包,谢尔盖对他道谢,把几身衣服在身上挨个比了一遍,安德烈亚斯颇为受用。他仔细打量了谢尔盖两眼,觉得他因伤瘦了不少,又愤愤不平起来。这一阵耽搁让厨房冒起了黑烟。他们这才想起那个滚烫的炉子。不知谁起的头,面对两个罐头和一盘冷面包,他们嘲笑起了繁文缛节的餐桌礼仪,尽管今晚他们只用得到一把面包刀和两把勺子。这是一场轻松愉快的聊天,他们许久没有这样共处,然而晚餐开始十分钟后,防空警报拉响了。而他们只是坐在桌边,对视着,等待着窗外世界的喧哗重回平静。

傍晚时分,在兰开斯特轰炸机引擎的嗡鸣声中,一连串炸弹落在了东港码头和居民区之间。

轰炸机编队略过施普雷河上空,克劳迪娅亲眼看到了它们投在河面的阴影。防空警报响起的那一刻,保罗便把她请下了船。他和另一个波兰小伙开足马力,把载着通讯电台的驳船开向下游。

她的怀里抱着一盒奶粉。如今,生产线上的大部分产品只够供给战地医院,丽娜不知通过什么手段弄来的。她有个尚在襁褓中的小姑娘,这倒也不会引起怀疑。啸叫的警报中,克劳迪娅冲向居民区,那儿密布着上个世纪修建的军营式公寓。码头工人和他们的家眷被塞进这些通风困难的小单元中,几个大家庭共用厕所和厨房。这几乎是轰炸中伤亡率最高的区域之一,拥挤、易燃、地下室狭小。离它们最近的大型掩体是码头的地下仓库,那里的通风系统更宽敞,不至于让人被掩埋、窒息,可仓库里常堆满易燃物资,一旦点着后果不堪设想——它们供给着柏林的运转,是轰炸的重点目标。

克劳迪娅躲进了最近的地下室。在她身后,楼道里的沙袋被轰炸震得簌簌作响。这天下午的警报来得太快,躲在此处的几户人家都没来得及拿上灯。漆黑一片中,孩子们哭叫起来,母亲颤抖着小声安慰。克劳迪娅想起自己的口袋里还有一盒火柴,但没有人随身携带蜡烛或者灯芯。炸弹落在他们头顶的地面上,楼房燃烧、倾倒的声音让所有人噤声。人人都担心临时改造的通风口被堵住,让他们在地下窒息——这在贫民区非常常见。

不知过了多久,警报解除了。克劳迪娅推开门,人群从她身后鱼贯而出。每个人都被宛如地狱的景象惊呆了:天空成了诡异的紫红色,其间星星点点,飘下像雪花似的灰烬。可这一切并不在死寂之中,风声在所有人耳边呼啸。码头油库被点燃了,熊熊大火正卷起气浪,冲向天际,把暗夜中的河水照得赤红。即使站在几百米开外,那热气都将工人们的头发吹得四散。恐怖的寂静很快被打破了,混乱中,人们彼此呼唤、寻找的声音渐渐响起。克劳迪娅怔忪着,她的手里还握着那一盒奶粉,纸包被手心的汗水浸得毛毛糙糙。她才发现小贝蒂的母亲正在与她一同躲避的人群中,但她走得飞快,克劳迪娅跑了几步才跟上她。

做完了这一切,她感到一阵精疲力竭。人们彼此搀扶着,把伤员送到近处尚且完好的小教堂。克劳迪娅从他们中间穿过,教堂的穹顶下,躺着无数被烧伤、砸伤的码头居民。附近的工人们自发取来了照明工具,好方便后续的救援。恍惚间,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没有认出那张脸,因为那上面满是血污,那个男孩的双眼被衣襟撕成的绷带蒙着,渗出粘稠的血浆。这个燃烧弹的受害者,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但痛苦依旧让他间断地呻吟,移动着肢体,好像这样能减轻他的孤独和痛苦似的。他和罗尔夫多么相似!

恻隐之心像一条冬末的小蛇,探头探脑地从她的锁骨底下爬到肩膀上。克劳迪娅走到他身边,隔着枕头把他的头抬高了些,让他枕在自己的膝盖上。

“这样好多了。”那个少年说。“女士,您真好心,谢谢您,虽然我看不见您的模样。”

他和罗尔夫差不多的年纪,罗尔夫出身显贵,而他是个工人的孩子——他的父母去了哪里?他们幸存下来了吗?如果是的,他们该怎么面对失去这个孩子的痛苦?克劳迪娅没有说话,他摸索着,握住她的手,轻轻祈求道:“对不起,我太难受了。这太疼了,护士……”

我不是护士,克劳迪娅想说,但她没忍心打破他的幻想:“我可以帮您问一下医生,或许他能给您一支吗啡。”

“不,不。请不要走开……在这儿待一会儿……”

他没有力气再说下去,只死死抓住克劳迪娅的手。死神的羽翼在这个年轻人上空盘旋,在他惨白的面颊上投下秃鹫似的阴影。克劳迪娅试图庇护他:如果无法远离死亡,至少远离对死亡的恐惧。她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发,少年在她的手掌下剧烈地抽搐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阵咯咯的呼噜声。他的肺被肋骨刺穿了,所有求生的挣扎都只是徒劳。

在查看他的伤口时,克劳迪娅才发现了他的胳膊上的标识。高层在为保卫柏林做准备,整整一代男青年在战场阵亡之后,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十几岁的孩子。克劳迪娅想象着,这个工人的儿子,戴着人民冲锋队的标志,回到家里,对今晚等待他的命运浑然不知。他和家人说了什么?有没有来得及做最后的告别?很快,缺氧让他重新陷入了安静,临死的迷离幻影让他获得了一些勇气。他松开了克劳迪娅,把手放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暗影中,克劳迪娅看见他的嘴唇不断扇动,努力地说着什么。她不得不低下头去听。平常她不会聆听敌人的遗言,可是此刻他究竟还算不算她的敌人:他还没有成年,失去了双眼和一边的肺,用不了多久,他的生命之火就要熄灭了。

“妈妈,妈妈——”他喃喃说,“请原谅我吧。”

他说完喘了几声,但空气已经很难进入他破败的肺脏。他张大嘴巴,胸口激烈地起伏了一阵,呼吸便停止了。死亡的灰白刹那蔓延在他的脸上。他的嘴唇依旧停留在呼唤母亲的姿态上,好像那是他和人世唯一的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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