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偏差
这一年，柏林的冬天是在刹那间来临的。
过于频繁的苦难打乱了人与时间的关系，轰炸接连而至，人对生活本身的感知也像被炸弹扬起的一切，腾空，失重，落地——先变得灵敏，再坠入麻木，最后一片死寂，一条在战争中理所当然的抛物线。直到玻璃一夜间布满水汽，象征冬天的薄雾重新悬浮在河面，人们才意识到，再过两个多月，这苟延残喘的三百天又将徐徐而过了。
没有人想到圣诞节。在战争的头两年，德国人尽力维持着苦中作乐的仪式，尽管配给有限，生活艰难，大多数人依旧咬牙忍耐——柏林，欧洲思想皇冠上的明珠，它光怪陆离的辉煌灯火让许多人忘记了一个事实：这座城是由被欺压、流放、驱逐的人民，在沼泽和河流之间，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它怀抱中的子女从未习惯安宁。如今，他们又成为了新的暴君，在流放和屠戮的命令上签字画押。当强加给别人的苦难被泼回到他们自己头上，新的一轮忍受又开始了。
德国人在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上用尽了他们的想象力，却屡遭挫败。从七月到九月，纳粹的权力显露了分崩离析的前兆，军人、外交官、甚至党卫队的核心成员也沦为了怀疑对象。帝国保安总局内部也发生了分歧，一些老资格的政治警察质疑希姆莱派系的办案风格，指责他们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滥捕滥杀，闹得人心惶惶。对于他们的控诉，唯一的回应是上级派下的更多虚假指标。逐渐地，没人在乎案情是否合理，证据是否真实，甚至有人出面举报曾与自己有过节的同事——对安全局和盖世太保间本不和睦的关系来说，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混乱而紧张的工作氛围使得库恩宁愿相信安德烈亚斯的谎话：在风声鹤唳的局面下，他不计前嫌，为了国家利益忍痛检举自己的朋友。计划生效了，但这也意味着卢卡斯的处境更加危险。他不能再见任何人，只能佯装无事地继续在帝国保安总局上班。出乎他的意料，海伦娜在第一轮审问中声称自己半路脱逃，没有人协助；胶卷物证又没有确切的拍摄时间。这让穆勒放下了对他的注意：比起疑似和瑞士人、美国人过从甚密的传闻，放走政治犯、披露集中营罪行才是危险信号。对于没有切实证据的、无伤大雅的小把戏，他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何况卢卡斯背后的势力和工业部的要员们也有牵连，他可不想在这个人人消极怠工的时候触了谁的霉头。
在库恩的调查开始之前，卢卡斯给美国人通风报信。美国情报网的收缩、掩盖的速度让谢尔盖惊讶——他们的组织比预想中的更庞大、更严密。因此，库恩的调查很不顺利，偶尔地，这个没经验的小职员想要请教上级，调动技术部门，但安德烈亚斯对他重申了这行为的危险性：卢卡斯和美国人私相授受，他没有遭到调查，是因为有危险分子隐藏在他的领导们中间。
很快，这个在使馆旧址附近出没的秘密警察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这证实了卢卡斯泄漏的情报：盖世太保似乎要把枪口转向他们。他们向四处的某位高级官员核对此事，可对方并不知情，这引起了一阵恐慌。
他受谁委托？调查何事？为什么一份相关报告也没有？纳粹高层是否发现了他们的不忠？焦虑当中，一切交易的进度都被加快了。
在美国人的催促中，在家族的秘密授权下，卢卡斯通过瑞士商会，把一项冶炼专利卖给了美国人。照他家人的意思，他在企业中从未有任职记录，不会引起工业部门的怀疑，由他出面交涉、保全企业的战后利益再合适不过了。安德烈亚斯和谢尔盖曾警告他，虚假的应当要保持虚假——他的位置，一个引发库恩追查上级的诱饵，打乱盖世太保阵脚的幌子。一旦库恩咬住另一个对象，说盖世太保中有美国间谍，卢卡斯就不再重要。在那之前，他应当彻底沉默，不该在警告美国人之外做多余举动，尤其别让库恩抓到把柄，坐实叛国的罪名。可他顶不住免罪的诱惑。
他的父母并不了解柏林的情况。盖世太保成了一台超载的、疲于奔命的机器，一点儿风摧草动也能叫这个行将就木的系统紧张。卢卡斯提着文件，走过菩提树下大街时，库恩紧随其后；在他完成交易后，库恩对几个可疑的地下场所进行了蹲点排查——他没有对任何人透露半点儿风声，只叫来几个青年团的孩子给他打下手，对他们声称自己在调查一桩盗窃案。
这又引来了一阵混乱。两个礼拜以后，他一脚踏进了美国人为他准备的陷阱。
他的死被伪装成了一起抢劫案。隔天的一个下午，随他一同前往的一个孩子也宣告失踪。他们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是什么秘密把他们推向死亡，不得而知。如果死去的只是库恩，尚可以用巧合解释，而接连两起死亡案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穆勒大为震惊。他要求手下增加美国使馆旧址附近的监听线路，屡次突击搜查。在这桩“谋杀案”登报的第二天早上，卢卡斯被捕了。
公寓里的两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城市中燃料短缺的隐患开始显现，但这不在谢尔盖的考虑当中：他出生在俄国广袤的冻原上，门前河水解冻的时间还不到半年。卢卡斯被捕后，他们共享的规划到此结束，谢尔盖有自己的计划，安德烈亚斯也有另一个。这两个计划长短不一，内容迥异，像两条隐匿地下的河流——为了顺利实施，他们谁也没有对彼此提起。
当天，安德烈亚斯驱车去了一趟柏林郊外，声称要和父亲商量轰炸的损失事宜：前些日子投在施普雷河上的炸弹让工厂的原材料供应难以为继。在他的私人保险柜里，藏着那一份加密名单的提示，以保证安德烈亚斯的回忆不会出错，现在，只需要一本1935年出版的《布兰诗歌》来把它们全部解密，而安德烈亚斯一直随身携带着它。
“一旦开始，就必须把所有的工作做完，把它转移出去，销毁痕迹。”安德烈亚斯说，“你能读了吗？你的眼睛。”
“恐怕不能。我能看见物品和人，小于五公分的东西我看不见。又要麻烦你了。”
“那么，你能出门？”
“我已经不再撞到家具了。”
“卢卡斯说，那个女共产党员，克劳迪娅，就在东港。你知道怎么找她？”
“我会找到她的。东港正在紧急修缮，有不少工人都去了那里，我就假装成无法上前线的伤员，去那里找工作。我可以混在工人当中。”
“好吧，那么……我先替你去看看。这两天那儿被炸得不成样子，我猜也不会有很多警察……没有生产的任务，哪里还需监工？谁会在意船工的房子修缮得怎么样？他们只管工厂里的事。也许后天，或者明天，我得安排一下，准备一些慰问品、抚恤金之类的，作秀而已。那儿有我父亲雇的仓库管理员和码头工人。”
他的爽快让谢尔盖长出一口气——那计划一步步推进着，但他还不打算告诉安德烈亚斯。
他肯定不会愿意的，看看他那副倔脾气！谢尔盖想起第一天夜里安德烈亚斯同卢卡斯的谈话。如果我对他坦白了一切，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万一，万一他觉得这是种交换，那肯定会伤了他的自尊，到时候，他必然一万个不愿意——还是先拿到名单为好。反正那是他的笔迹，铁证如山。或许还有别的，如果罗特希尔德医生愿意的话……
在安德烈亚斯仔细回忆、书写、校对时，他想要表现得轻快一些，又想起关于那名单的种种，心生不忍。不论如何，他不该对自己得到这份名单而高兴，那付出了太多牺牲。一阵饱含苦涩的幸福缠绕着他。这几张信纸将决定、改变多少人的命运！谢尔盖是一个乐观的人，可他也很久没有畅想未来了。那阵平静的喜悦像从地平线传来的讯号，在日出以前，他看到了东方鱼肚白的微光。转眼，他想起卢卡斯，又不禁一阵担忧。
安德烈亚斯见他愁眉不展：“你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吗？”
“厨房没多少事要做……我总不能把我俩的衬衫再熨一遍。我也不想让广播打扰你。”
“好吧。你去厨房，我也休息一会儿。”
“他还太年轻，我不是说库恩，我说的是那个孩子。”谢尔盖站在水池前说，“让十四五岁的人参与调查，这不应该……还有卢卡斯……”
在他身边，安德烈亚斯笑了笑：“你真不像活在这个时代的人。”
“或许吧。”谢尔盖耸耸肩膀，把两人的餐具滑进水池里。尽管视野不太清晰，但他已经能把周遭景物看个大概。那块压住视神经的淤血在两个多月间消退了。他信守承诺，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活。
“不过……如果你活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在长久的和平当中，有很多人会认为他们不比你差，特别是那些嫉妒你的人。那时候，人们只需要夸夸其谈、相互欺骗，就可以扮演一个道德完人，凭几句话就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高尚。可现在不一样，战争归根结底是看重行动的，他们没一个有你的胆量。”
“你总是这样说——像我一样的人不少。”谢尔盖感觉脸颊发烫，“你有时候比较悲观。”
“而你总是谦虚过头。”
谢尔盖心里微动，转身握住他的手腕。安德烈亚斯僵了一下。他这才想起自己的手湿漉漉的，刚想放开，却摸到了一块粗糙的疤痕。
“这是什么？”谢尔盖碰了碰那块像小臂延伸的、触感异常的皮肤，那不是一块小伤疤，“这是……”
“没什么，一点烧伤。”
谢尔盖顿了顿：“是因为——”
“是的。”安德烈亚斯想甩开他，“别问了，也别抓着我。”
“严重吗？”
“不。伤疤就两块，一块在胳膊上，一块在肩膀上。不是很丑，衣服都盖住了。”
“真的？”
“我不骗你。”
谢尔盖放开了他。安德烈亚斯背靠瓷砖，垂着眼睛，不知在想什么。短暂的沉默后，谢尔盖问道：“卢卡斯怎么办？”
“我不想管他。他父母会关照他的。”
“我想，他会没事的，只要他守住秘密。像我说的，他得说自己不知道那是美国人。他咬死这一点就还有转圜的余地。”
“……我不知道。”安德烈亚斯嘟囔，“我们只能快一点。”
他们谁也不谈自己的命运，像畏惧一语成谶，又像不敢再为将来做出任何假设。一整晚，他们就在沉默和无关紧要的交谈中度过了。安德烈亚斯问起他过去的生活，谢尔盖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毕竟，安德烈亚斯的人生对他像冰一样透明，可他还没有讲过自己的过往。他试图让一切都公平些、再公平些，这似乎难以做到，但他想要尽力一试。
安德烈亚斯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他目睹东港的惨状时，还是感到一阵恻然。过去，柏林的某些区域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片景观，几个象征着工业繁荣的城市坐标，但一切变得不同了，仿佛不知从哪个时刻开始，他开始透过谢尔盖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这让他产生了许多从未体验的情感。他忽然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一阵释然。
他和几个员工准备着那场“慰问表演”时，不远处，在弗里德里希区，三个秘密警察闯进了海伦娜的家。
这个五口之家已经受尽了折磨。母亲被捕，可父亲仍不能停下工作。家里的一切都由半大孩子操持。警察们得到的命令是带其中一个孩子离开，让母亲见上一面，好对审讯起到帮助。他们本以为要用强，可三个孩子虽然害怕盖世太保，却都想见到母亲。前去执行的警察动摇了，让他们三人都上了车。
海伦娜见到孩子们非常激动。她以为盖世太保要伤害他们，对押送自己的狱警又抓又咬、拳打脚踢，最后在歇斯底里的喊叫中昏了过去。她是卢卡斯案唯一的信息来源，穆勒本人对于这场审讯特别重视。几个警察对她悍不畏死的勇气感到害怕，只好叫来医生，准备隔天再以怀柔的方式问话。为此，他们设置了几个方案，预备了一些甜头和几套残酷的、折磨人的法子。但他们没能用上太多的手段，一切就结束了。
“我们可以替您把孩子转移去乡下。”灯光下，审讯官照本宣科地说道。书记员和另一个官员紧盯着她，机械地点头，试图让保证变得可信，“也可以让您的丈夫陪同，您看怎么样，他们四个，都可以离开柏林。”
海伦娜显得有些无措，她抓住裙摆，尽量保持镇定：“我不明白，先生，您……”
“不，不，您不用急着回答。您也饿了……给她一点儿牛奶和面包。”审讯官对门外吩咐了一声，“您吃完再告诉我们。”
五分钟后，食物摆到了她面前。海伦娜颤抖起来：“您，您想知道什么呢？”
“我们想知道，您那天是怎么离开的柏林。在有人举报了您之后，您见到了谁？怎么到的乡下？”
过于频繁的苦难打乱了人与时间的关系，轰炸接连而至，人对生活本身的感知也像被炸弹扬起的一切，腾空，失重，落地——先变得灵敏，再坠入麻木，最后一片死寂，一条在战争中理所当然的抛物线。直到玻璃一夜间布满水汽，象征冬天的薄雾重新悬浮在河面，人们才意识到，再过两个多月，这苟延残喘的三百天又将徐徐而过了。
没有人想到圣诞节。在战争的头两年，德国人尽力维持着苦中作乐的仪式，尽管配给有限，生活艰难，大多数人依旧咬牙忍耐——柏林，欧洲思想皇冠上的明珠，它光怪陆离的辉煌灯火让许多人忘记了一个事实：这座城是由被欺压、流放、驱逐的人民，在沼泽和河流之间，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它怀抱中的子女从未习惯安宁。如今，他们又成为了新的暴君，在流放和屠戮的命令上签字画押。当强加给别人的苦难被泼回到他们自己头上，新的一轮忍受又开始了。
德国人在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上用尽了他们的想象力，却屡遭挫败。从七月到九月，纳粹的权力显露了分崩离析的前兆，军人、外交官、甚至党卫队的核心成员也沦为了怀疑对象。帝国保安总局内部也发生了分歧，一些老资格的政治警察质疑希姆莱派系的办案风格，指责他们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滥捕滥杀，闹得人心惶惶。对于他们的控诉，唯一的回应是上级派下的更多虚假指标。逐渐地，没人在乎案情是否合理，证据是否真实，甚至有人出面举报曾与自己有过节的同事——对安全局和盖世太保间本不和睦的关系来说，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混乱而紧张的工作氛围使得库恩宁愿相信安德烈亚斯的谎话：在风声鹤唳的局面下，他不计前嫌，为了国家利益忍痛检举自己的朋友。计划生效了，但这也意味着卢卡斯的处境更加危险。他不能再见任何人，只能佯装无事地继续在帝国保安总局上班。出乎他的意料，海伦娜在第一轮审问中声称自己半路脱逃，没有人协助；胶卷物证又没有确切的拍摄时间。这让穆勒放下了对他的注意：比起疑似和瑞士人、美国人过从甚密的传闻，放走政治犯、披露集中营罪行才是危险信号。对于没有切实证据的、无伤大雅的小把戏，他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何况卢卡斯背后的势力和工业部的要员们也有牵连，他可不想在这个人人消极怠工的时候触了谁的霉头。
在库恩的调查开始之前，卢卡斯给美国人通风报信。美国情报网的收缩、掩盖的速度让谢尔盖惊讶——他们的组织比预想中的更庞大、更严密。因此，库恩的调查很不顺利，偶尔地，这个没经验的小职员想要请教上级，调动技术部门，但安德烈亚斯对他重申了这行为的危险性：卢卡斯和美国人私相授受，他没有遭到调查，是因为有危险分子隐藏在他的领导们中间。
很快，这个在使馆旧址附近出没的秘密警察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这证实了卢卡斯泄漏的情报：盖世太保似乎要把枪口转向他们。他们向四处的某位高级官员核对此事，可对方并不知情，这引起了一阵恐慌。
他受谁委托？调查何事？为什么一份相关报告也没有？纳粹高层是否发现了他们的不忠？焦虑当中，一切交易的进度都被加快了。
在美国人的催促中，在家族的秘密授权下，卢卡斯通过瑞士商会，把一项冶炼专利卖给了美国人。照他家人的意思，他在企业中从未有任职记录，不会引起工业部门的怀疑，由他出面交涉、保全企业的战后利益再合适不过了。安德烈亚斯和谢尔盖曾警告他，虚假的应当要保持虚假——他的位置，一个引发库恩追查上级的诱饵，打乱盖世太保阵脚的幌子。一旦库恩咬住另一个对象，说盖世太保中有美国间谍，卢卡斯就不再重要。在那之前，他应当彻底沉默，不该在警告美国人之外做多余举动，尤其别让库恩抓到把柄，坐实叛国的罪名。可他顶不住免罪的诱惑。
他的父母并不了解柏林的情况。盖世太保成了一台超载的、疲于奔命的机器，一点儿风摧草动也能叫这个行将就木的系统紧张。卢卡斯提着文件，走过菩提树下大街时，库恩紧随其后；在他完成交易后，库恩对几个可疑的地下场所进行了蹲点排查——他没有对任何人透露半点儿风声，只叫来几个青年团的孩子给他打下手，对他们声称自己在调查一桩盗窃案。
这又引来了一阵混乱。两个礼拜以后，他一脚踏进了美国人为他准备的陷阱。
他的死被伪装成了一起抢劫案。隔天的一个下午，随他一同前往的一个孩子也宣告失踪。他们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是什么秘密把他们推向死亡，不得而知。如果死去的只是库恩，尚可以用巧合解释，而接连两起死亡案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穆勒大为震惊。他要求手下增加美国使馆旧址附近的监听线路，屡次突击搜查。在这桩“谋杀案”登报的第二天早上，卢卡斯被捕了。
公寓里的两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城市中燃料短缺的隐患开始显现，但这不在谢尔盖的考虑当中：他出生在俄国广袤的冻原上，门前河水解冻的时间还不到半年。卢卡斯被捕后，他们共享的规划到此结束，谢尔盖有自己的计划，安德烈亚斯也有另一个。这两个计划长短不一，内容迥异，像两条隐匿地下的河流——为了顺利实施，他们谁也没有对彼此提起。
当天，安德烈亚斯驱车去了一趟柏林郊外，声称要和父亲商量轰炸的损失事宜：前些日子投在施普雷河上的炸弹让工厂的原材料供应难以为继。在他的私人保险柜里，藏着那一份加密名单的提示，以保证安德烈亚斯的回忆不会出错，现在，只需要一本1935年出版的《布兰诗歌》来把它们全部解密，而安德烈亚斯一直随身携带着它。
“一旦开始，就必须把所有的工作做完，把它转移出去，销毁痕迹。”安德烈亚斯说，“你能读了吗？你的眼睛。”
“恐怕不能。我能看见物品和人，小于五公分的东西我看不见。又要麻烦你了。”
“那么，你能出门？”
“我已经不再撞到家具了。”
“卢卡斯说，那个女共产党员，克劳迪娅，就在东港。你知道怎么找她？”
“我会找到她的。东港正在紧急修缮，有不少工人都去了那里，我就假装成无法上前线的伤员，去那里找工作。我可以混在工人当中。”
“好吧，那么……我先替你去看看。这两天那儿被炸得不成样子，我猜也不会有很多警察……没有生产的任务，哪里还需监工？谁会在意船工的房子修缮得怎么样？他们只管工厂里的事。也许后天，或者明天，我得安排一下，准备一些慰问品、抚恤金之类的，作秀而已。那儿有我父亲雇的仓库管理员和码头工人。”
他的爽快让谢尔盖长出一口气——那计划一步步推进着，但他还不打算告诉安德烈亚斯。
他肯定不会愿意的，看看他那副倔脾气！谢尔盖想起第一天夜里安德烈亚斯同卢卡斯的谈话。如果我对他坦白了一切，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万一，万一他觉得这是种交换，那肯定会伤了他的自尊，到时候，他必然一万个不愿意——还是先拿到名单为好。反正那是他的笔迹，铁证如山。或许还有别的，如果罗特希尔德医生愿意的话……
在安德烈亚斯仔细回忆、书写、校对时，他想要表现得轻快一些，又想起关于那名单的种种，心生不忍。不论如何，他不该对自己得到这份名单而高兴，那付出了太多牺牲。一阵饱含苦涩的幸福缠绕着他。这几张信纸将决定、改变多少人的命运！谢尔盖是一个乐观的人，可他也很久没有畅想未来了。那阵平静的喜悦像从地平线传来的讯号，在日出以前，他看到了东方鱼肚白的微光。转眼，他想起卢卡斯，又不禁一阵担忧。
安德烈亚斯见他愁眉不展：“你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吗？”
“厨房没多少事要做……我总不能把我俩的衬衫再熨一遍。我也不想让广播打扰你。”
“好吧。你去厨房，我也休息一会儿。”
“他还太年轻，我不是说库恩，我说的是那个孩子。”谢尔盖站在水池前说，“让十四五岁的人参与调查，这不应该……还有卢卡斯……”
在他身边，安德烈亚斯笑了笑：“你真不像活在这个时代的人。”
“或许吧。”谢尔盖耸耸肩膀，把两人的餐具滑进水池里。尽管视野不太清晰，但他已经能把周遭景物看个大概。那块压住视神经的淤血在两个多月间消退了。他信守承诺，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活。
“不过……如果你活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在长久的和平当中，有很多人会认为他们不比你差，特别是那些嫉妒你的人。那时候，人们只需要夸夸其谈、相互欺骗，就可以扮演一个道德完人，凭几句话就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高尚。可现在不一样，战争归根结底是看重行动的，他们没一个有你的胆量。”
“你总是这样说——像我一样的人不少。”谢尔盖感觉脸颊发烫，“你有时候比较悲观。”
“而你总是谦虚过头。”
谢尔盖心里微动，转身握住他的手腕。安德烈亚斯僵了一下。他这才想起自己的手湿漉漉的，刚想放开，却摸到了一块粗糙的疤痕。
“这是什么？”谢尔盖碰了碰那块像小臂延伸的、触感异常的皮肤，那不是一块小伤疤，“这是……”
“没什么，一点烧伤。”
谢尔盖顿了顿：“是因为——”
“是的。”安德烈亚斯想甩开他，“别问了，也别抓着我。”
“严重吗？”
“不。伤疤就两块，一块在胳膊上，一块在肩膀上。不是很丑，衣服都盖住了。”
“真的？”
“我不骗你。”
谢尔盖放开了他。安德烈亚斯背靠瓷砖，垂着眼睛，不知在想什么。短暂的沉默后，谢尔盖问道：“卢卡斯怎么办？”
“我不想管他。他父母会关照他的。”
“我想，他会没事的，只要他守住秘密。像我说的，他得说自己不知道那是美国人。他咬死这一点就还有转圜的余地。”
“……我不知道。”安德烈亚斯嘟囔，“我们只能快一点。”
他们谁也不谈自己的命运，像畏惧一语成谶，又像不敢再为将来做出任何假设。一整晚，他们就在沉默和无关紧要的交谈中度过了。安德烈亚斯问起他过去的生活，谢尔盖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毕竟，安德烈亚斯的人生对他像冰一样透明，可他还没有讲过自己的过往。他试图让一切都公平些、再公平些，这似乎难以做到，但他想要尽力一试。
安德烈亚斯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他目睹东港的惨状时，还是感到一阵恻然。过去，柏林的某些区域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片景观，几个象征着工业繁荣的城市坐标，但一切变得不同了，仿佛不知从哪个时刻开始，他开始透过谢尔盖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这让他产生了许多从未体验的情感。他忽然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一阵释然。
他和几个员工准备着那场“慰问表演”时，不远处，在弗里德里希区，三个秘密警察闯进了海伦娜的家。
这个五口之家已经受尽了折磨。母亲被捕，可父亲仍不能停下工作。家里的一切都由半大孩子操持。警察们得到的命令是带其中一个孩子离开，让母亲见上一面，好对审讯起到帮助。他们本以为要用强，可三个孩子虽然害怕盖世太保，却都想见到母亲。前去执行的警察动摇了，让他们三人都上了车。
海伦娜见到孩子们非常激动。她以为盖世太保要伤害他们，对押送自己的狱警又抓又咬、拳打脚踢，最后在歇斯底里的喊叫中昏了过去。她是卢卡斯案唯一的信息来源，穆勒本人对于这场审讯特别重视。几个警察对她悍不畏死的勇气感到害怕，只好叫来医生，准备隔天再以怀柔的方式问话。为此，他们设置了几个方案，预备了一些甜头和几套残酷的、折磨人的法子。但他们没能用上太多的手段，一切就结束了。
“我们可以替您把孩子转移去乡下。”灯光下，审讯官照本宣科地说道。书记员和另一个官员紧盯着她，机械地点头，试图让保证变得可信，“也可以让您的丈夫陪同，您看怎么样，他们四个，都可以离开柏林。”
海伦娜显得有些无措，她抓住裙摆，尽量保持镇定：“我不明白，先生，您……”
“不，不，您不用急着回答。您也饿了……给她一点儿牛奶和面包。”审讯官对门外吩咐了一声，“您吃完再告诉我们。”
五分钟后，食物摆到了她面前。海伦娜颤抖起来：“您，您想知道什么呢？”
“我们想知道，您那天是怎么离开的柏林。在有人举报了您之后，您见到了谁？怎么到的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