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定罪
克劳迪娅在客房里醒来，天色已晚。透过窗户的钴蓝色光线下，手表指向六点三十分，她只睡了一个钟头。
她感到一阵黄昏常有的落寞，想要走到窗边，靠冰冷的空气恢复理智。街道两侧的民居上方凝滞着深蓝的云，一道牙黄的亮光穿过天际，它们构成了一个华丽的拱顶——那是夜幕降临前最后的天象。旗队长的豪宅坐落在富裕的街区，在这个工人交班的时刻，周围的街道寂静异常。她在沉静的昏暗中静坐了一会儿，不知在等待什么，随后，她昏沉的头脑被屋檐下的声音打动了：丽娜在楼下逗着小女儿艾米，小姑娘咯咯地笑，口齿不清地学母亲说“小老鼠”这个爱称。她还是不知道小舌音从哪儿发出，哈哈地吐着气，失败后大叫着“妈妈，不，不！”。这让丽娜和燕妮一起笑了。她们轻柔的声音远远传来，让克劳迪娅怀疑战争只是一场梦。
她不该在这儿，至少燕妮是这样要求的。按照原本的计划，现在她该在货仓的角落，等待着保罗驾驶驳船驶出港口，她得在三十分钟内发完所有电报。施普雷河上船只的运转昼夜不息，让工人们苦不堪言，也让她获得了发报的机会。一个随水流飘动的电台，谁能想到？更何况，保安总局的技术人员也不可能把定位车开到河道两岸。
可是，一切都乱了套。四天前，几辆轿车开到了东港区以外——因为轰炸，道路上铺撒着建筑材料，一颗长钉子就能让轮胎报废，司机不愿冒这类风险。她起先以为这又是监管船舶的小公务员们，官职不高，派头却不小；直到她的工友讥讽地谈论起这一行人，她才知道那是几家公司的代表。他们的仓库在轰炸中遭到重创，大约是来清点损失的，克劳迪娅这样想。但有一些人被吸引了过去，废墟当中，被清理出的一小片广场上排起了队伍。
克劳迪娅挤了进去——她需要这些配给，剧烈的劳动让她经常头晕、出冷汗。保罗很关心她，但她不愿消极怠工，一个不参与搬运的船员总会引起异样的目光。有时，燕妮会给她送一些糖果，丽娜也会给她捎一些黄油和奶酪，她偶尔分一点儿给工友们，又不想因为这些来历不明的“昂贵食物”引起怀疑。队伍很长，有人小声嘟囔，怎么不让那些监工的警察来发放呢？他们有那么多人。周围人短促地哄笑，又沉默下去，假装谁也没听见那句讥讽、也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曾表示赞同。配给先发给了带孩子的母亲，接着是船长和船员，轮到他们这些搬运工人的时候，公司代表却说这一批物资发完了，让大家稍等片刻。这引起了不满。吵嚷喧哗的人群中，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胳膊。她一回头，看见了安德烈亚斯。
克劳迪娅讲到这里，露出了极度嫌恶的表情，声音也压低了。丽娜瞪大了眼睛，燕妮沉默不语。她试着尽量简洁客观地解释自己为什么违反纪律，在白天带着装电台的箱子招摇过市，一路跑进客厅里来。
那一刻，可怕的记忆让她做出了瞬间的反应。她把安德烈亚斯推了个趔趄，从口袋里掏出刀来。
安德烈亚斯的神情精彩极了，混合着惊恐、疑惑、羞耻，他试着强装镇定，眼睛却瞪着那把刀子。本能让他退后，却被混乱的人群挤回克劳迪娅面前。他狼狈地挪动着，试图站稳。在克劳迪娅看来，无疑是一出精彩的喜剧。没有了背后的权力机器，在街头涌动的乱流中，他什么都不是。这个不事生产的公子哥！克劳迪娅在心里嘲笑他，叫到：“别碰我！”
周围的工人也帮着她起哄。从走进港口区的那一秒起，这位“商业代表”就没见过好脸色，工人们以为他是被委派来监督仓库重建的，一个愤怒的中年人朝他脚边吐口水。这片焦土是码头工人的地盘，就算她用刀将他刺死，这些愤怒的、失去了居所和挚爱的人群也只会帮她把尸体抛进河里。和他们遭受的损失相比，物质补偿聊胜于无。战争从不把它许诺的分进工人的口袋，它劫掠的不义之财都另有归处，血债却要平分在每个人头上——甚至连债务的分担也不公平。码头工人从未做出过进攻苏联或英国的决定，他们得到了什么？燃烧弹、炸药和死亡。而那些做出决策的人，在政府大楼的掩护下，他们有恃无恐地发着疯，凭欲望、怪癖和情感喜好继续指导国家运行，因为他们向来知道自己可以作壁上观，世界上大多数的掩体工程、高强度材料、辩护技巧以及豁免条款都是为他们发明的。
安德烈亚斯抿着嘴唇，把她拽到人群前方，像每个做慰问的商业代表那样，对她露出表演式的微笑。他把一个包裹塞进她手里，说道：“感谢您为国家的付出，打开看看？”
克劳迪娅打开盒子，盖子上有一行小字：卢卡斯被捕，离开港口。
她全身过电似的一震，狐疑地转向安德烈亚斯，对方却不再看她了。她换上一副和解的态度，例行公事般地和他握了握手——这又让安德烈亚斯向后缩了一下。她鄙夷地抿了抿嘴唇，几乎要笑了。
前排的人群对他们的交流很不耐烦，有人撞了她一下。克劳迪娅死死盖住盒子，嘴里嘟囔着“借过”，奋力挤回人群当中。闪光灯的响声让她回头看了看，她的老仇人正卖力地进行着这场荒诞的演出。
该死！她先前那个不可能的猜想成立了：谢尔盖就藏在最危险的地方。小里特贝格，谁会怀疑到他的头上？这个盒子，是谢尔盖历经波折向她们发来的讯号。她径直走向了保罗的船。保罗到居民区看小贝蒂一架去了，只有波兰人在，她提起装电台的箱子，要求他夜里把电台的发电机沉进河里。波兰人点点头，丢开香烟，挥手叫她快走。以前克劳迪娅觉得这位同志很不爱说话，做事慢吞吞的，现在倒佩服起他的镇定。她骑着自行车，把箱子挂在把手上，向城中飞驰。在绕过几个公园之后，她拐进了旗队长家后门的小巷。
两天后，燕妮得到消息，东港被盖世太保翻了个底朝天。在他们搜查的过程中，几个工人出离的愤怒，差点儿发生流血事件。
“我们要联系他吗？”克劳迪娅问燕妮，“我觉得他不安全……你总不能指望他们之间——”
“我们不该、也不能去找他。他肯定有麻烦，应该是行动不便，或者没有合适的身份。”燕妮推断说，“要不然，他绝不可能让小里特贝格做这事。”
丽娜问：“那么，发报的事儿怎么办？”
燕妮说：“必须发出去，战争就要打到德国人的家门口了。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克劳迪娅想了想：“也只能在这儿发，我们看好时间，每次不能超过二十分钟。每天换个时间。”
她们的情报小组只剩下这一台无线电设备，丽娜的客厅替代东港，成为了收发中心。早晨，邮差会把从各条线路收集的情报向此处汇总。有时是包裹，有时是家书，有时是扔在花丛中的烟头。她们在客厅的地板下接通了电源。电台被搁置在丽娜的烟囱暗格里。克劳迪娅下楼时，客厅窗帘紧闭，燕妮和丽娜正打开那两块松动的地板。
她们接通电路，架好天线，刚敲了两下。室内的电灯闪了闪，客厅一片黑暗。突然消失的灯光让小艾米在房间放声大哭。有邻居推开窗，朝街上问起来：“嗨，为什么断电了？”
回答她的是引擎的响声和一阵犬吠。丽娜想去窗前看看，燕妮拉住了她：“你抱着孩子，再到窗前去。”
小艾米在丽娜的手臂间止住了哭声。她佯装困惑，推开窗朝外看去：从几百米开外驶来几辆轿车。她的心突突直跳。
“回来，别出门去。”燕妮也走上前来，在她耳边低声说道，“看两眼就好，现在，把窗户关上。”
她是三个人当中对电台搜查最有经验的。盖世太保往往会切断几个街区的电路，来判断独立电源的位置。在过去，有些发报员会出门查看线路，他们就这样暴露了。
三人在客厅点起蜡烛。丽娜去了餐厅，小声哄着因为哭泣而打嗝的女儿。小艾米已经到了牙牙学语的年纪，她们的一切谈话都要避开孩子。克劳迪娅麻利地收起电台，把它塞进厨房烟囱的夹层里。
二十分钟后，电力恢复了。小艾米也在丽娜的轻轻哼唱中睡着了。
丽娜从卧室出来，关好门：“现在怎么办？”
“今天的情报一定要发。”燕妮说，“我们晚些时候再试试。”
“这是个圈套。”克劳迪娅说，“切断电源，说明他们已经完成了定位，就在这个街区。他们断掉电源，是想看看信号会不会中断。”
“一定要发。”燕妮重复道，“今天有军事情报。十二点之前必须发出去。”
克劳迪娅和丽娜都不说话了。这两年间的地下战斗早就让她们明白了情报的价值，尤其是军事部署，它们时效短、难传输，但一条电文胜过千军万马——它能够拯救前线数万人的生命。
丽娜忍受不了这一时的沉默，她站起身，独自走向了卧室。克劳迪娅想去看看她，燕妮拍了拍她的手背，制止了。没过多久，丽娜从卧室里出来，轻轻掩住房门。
她望向客厅的挂钟：“还有三个小时。”
燕妮对她点点头：“不用担心。到时你可以对他们说，你是被胁迫的，毫不知情。”
“不。”丽娜否决了，“不……”她低头想了一会儿，下定决心似的看了看周围，看了看燕妮，又转向克劳迪娅，“你们带着孩子离开，由我来发。”
克劳迪娅低声叫起来：“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丽娜小声说。她对自己的头脑没有自信，常扮演执行者和掩护者的角色，但她今晚异常固执。“我是旗队长夫人，就算被抓了，他们也不敢就枪毙我，也许也不敢刑讯逼供。由我去，不比你们去好得多？我的丈夫是高级官员，在他知情以前，谁能把我怎么样呢？如果我被抓了，至少报纸上会有些水花。这样，谢尔盖，包括其他你联络的人就有机会知道。如果是你们，一切只会静悄悄的。还有，我是肯定跑不掉的，这是我的房子……而且，而且我知道的秘密也最少。”
燕妮和克劳迪娅呆住了。良久，她们才交换着眼神，谁也不忍心开口。
“这是最好的办法。”丽娜说，“你们抱着孩子躲在克劳迪娅进来的通道里，没人知道那扇门。一旦你们听到他们从街上破门而入，赶紧从那儿逃走——小艾米，她是个乖孩子，睡着了就不容易醒。你们不用担心她在路上哭起来。想到有人照顾她，我就放心了；如果我们三个都坐了牢，谁来照顾她呢？这电报总该有人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加密，但我会照着电码敲……警察问我，也问不出什么……”
她们又商议了一番，决定在十点半的时候发报。燕妮把所有材料都丢进火炉销毁，在书架上留下了一些误导性的文件。丽娜又回房间看了看女儿。她想要俯下身去，在小艾米和自己一样又软又细的金头发上亲吻一下，又怕在此刻惊醒她。她会是个多么漂亮的小姑娘！一点儿也不像她父亲……也许她会成为一个文学家、数学家，在新的德国，反正不会像她一样早早嫁人。丽娜扶着摇篮，低下头，又想起家里老人说的：孩子在童年的记忆是模糊的，尤其在三岁之前。她多么想小艾米能记得自己。可是，与其让她变成孤儿，或者更可怕，跟随她的父亲长大，还不如让她从燕妮或克劳迪娅的口中听到自己的母亲。你的母亲是个了不起的战士，你应该为她自豪。她们一定会这样说。想到未来的这一天，她不再害怕了。
1944年11月6号，柏林监狱迎来了一位从前线来的访客。女子监狱的典狱长认为他是个赳赳武夫，粗俗不堪，甚至不想办法回护妻子，不愿同他多说话。他战功赫赫，妻子却是个通敌的罪犯，那个丧心病狂的女人还承认自己杀了儿子，把他抛进了施普雷河里。典狱长对他不屑，在他走进监狱大门时，她竟忍不住怜悯那个女人。她将风尘仆仆的旗队长带到会面室，提醒他只能见一个半小时，就关上门离开了。
监狱生活让丽娜变得更加瘦削，但她没有因此憔悴，相反，她美丽的眼睛变得更加闪亮，像匕首的闪光。旗队长本想对她斥责一番，摆摆架子，却被那双眼睛震慑了。
丽娜整理好身上的衬裙，把头发别到耳朵后面：“你看过卷宗了，对吗？”
她的坦然让丈夫感到恐惧：“你什么时候成了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那些主义的、哲学的东西，我一概都不懂。”
“你——你是个母亲！你把罗尔夫怎么了？”
“就像你读到的，就是那样。”丽娜满不在乎地笑起来，如果没有狱警在门外，旗队长几乎以为她要吹起口哨，“你满意吗？你痛苦吗？听说你的庆功会全砸了。比起你折磨我的杰作，这个惊喜怎么样？”
“闭嘴，蠢女人！”旗队长吼道，他阴沉地起身，左右走动了一番，狠狠盯住丽娜，“听着，我不会打死你，他们还有话要问你。”
丽娜冷笑起来：“如果你不打死我，我就要开口了，我会把你一切肮脏的勾当告诉他们。”
旗队长的脸色更加阴沉。他暴躁地吐出一口气，看向天花板。良久，才转身面向丽娜，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换上了一副柔情的口吻。他看起来颇为沮丧、悲哀和不舍，又努力抑制着那种感情，与刚才判若两人，但丽娜知道那是不自觉的表演，每个男人都或多或少熟识这种技巧。
他叹息起来：“丽娜，既然你这样说，既然你这样说，就责怪命运吧。都是这个时代……我们不该身在其中，又不遵守它的规则。我不想看到你受折磨。”
丽娜对他微微一笑。她不愿再配合任何人的表演，当穆勒的人循循善诱地与她谈话，准许她去公园放风时，她也一样轻蔑。铁窗的缝隙里照进一道光线，让她苍白而有些浮肿的脸恢复了往日的美丽。她从未感到如此的镇定自若、如此的自由。过去，她对克劳迪娅和燕妮的视死如归或有不解，认为牺牲是不得已的选择；而现在，一切答案都呈现在了她的眼前。
她望了望柏林悠然湛蓝的天空，又转向昏暗的室内。那个可鄙、懦弱的男人，他看着她，几乎有些怕她了。她的胸膛里冒起一阵久违的、微微的悸动。上一次，她捧着此生最引以为豪的作品，在德文课上作报告，那种幸福的悸动曾笼罩她的肩膀——许多年后，她成为母亲，惋惜那是她人生中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可事实并非如此。当她不再以受害者的身份活着，她就开始了另一种创作，就算她今天死去，她也不再仅仅是时代之下某一个哀怨的幽灵。
“不，赫尔穆特。”她对丈夫说，“我不责怪命运，更不责怪时代。我没法继续上学，怪德国人瞧不起女孩儿，怪该死的教育体制；我还没体会人生，就早早嫁了人，这怪我没出息的父母和兄弟，要我为他们的脸面和财产牺牲；我不幸的婚姻全怪你，赫尔穆特，你是最糟糕的父亲和丈夫，一个人渣；我作为母亲的不幸，要怪纳粹、怪希特勒、怪所有崇拜他的人，他们把我的罗尔夫夺走了，让他带着羞耻死去。而现在——我的死，是你和盖世太保的合谋，是政治谋杀。”
她的脸颊因为这一长串话涨红了，胸膛不断起伏。良久，她的声音再度沉入了那平静而温柔、似水潺潺的语调：“你看，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哪里是时代的悲剧？我经历的惨剧有因有果，坐在这儿，我能一一报出加害者的名字，怎么能怪命运？但我不会说我的人生就是不幸的。这些账，总有一天会算得清清楚楚。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只要历史还存在，总有一天会算在你的头上，算在你们所有人的头上。谁也逃不掉。”
她感到一阵黄昏常有的落寞，想要走到窗边，靠冰冷的空气恢复理智。街道两侧的民居上方凝滞着深蓝的云，一道牙黄的亮光穿过天际，它们构成了一个华丽的拱顶——那是夜幕降临前最后的天象。旗队长的豪宅坐落在富裕的街区，在这个工人交班的时刻，周围的街道寂静异常。她在沉静的昏暗中静坐了一会儿，不知在等待什么，随后，她昏沉的头脑被屋檐下的声音打动了：丽娜在楼下逗着小女儿艾米，小姑娘咯咯地笑，口齿不清地学母亲说“小老鼠”这个爱称。她还是不知道小舌音从哪儿发出，哈哈地吐着气，失败后大叫着“妈妈，不，不！”。这让丽娜和燕妮一起笑了。她们轻柔的声音远远传来，让克劳迪娅怀疑战争只是一场梦。
她不该在这儿，至少燕妮是这样要求的。按照原本的计划，现在她该在货仓的角落，等待着保罗驾驶驳船驶出港口，她得在三十分钟内发完所有电报。施普雷河上船只的运转昼夜不息，让工人们苦不堪言，也让她获得了发报的机会。一个随水流飘动的电台，谁能想到？更何况，保安总局的技术人员也不可能把定位车开到河道两岸。
可是，一切都乱了套。四天前，几辆轿车开到了东港区以外——因为轰炸，道路上铺撒着建筑材料，一颗长钉子就能让轮胎报废，司机不愿冒这类风险。她起先以为这又是监管船舶的小公务员们，官职不高，派头却不小；直到她的工友讥讽地谈论起这一行人，她才知道那是几家公司的代表。他们的仓库在轰炸中遭到重创，大约是来清点损失的，克劳迪娅这样想。但有一些人被吸引了过去，废墟当中，被清理出的一小片广场上排起了队伍。
克劳迪娅挤了进去——她需要这些配给，剧烈的劳动让她经常头晕、出冷汗。保罗很关心她，但她不愿消极怠工，一个不参与搬运的船员总会引起异样的目光。有时，燕妮会给她送一些糖果，丽娜也会给她捎一些黄油和奶酪，她偶尔分一点儿给工友们，又不想因为这些来历不明的“昂贵食物”引起怀疑。队伍很长，有人小声嘟囔，怎么不让那些监工的警察来发放呢？他们有那么多人。周围人短促地哄笑，又沉默下去，假装谁也没听见那句讥讽、也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曾表示赞同。配给先发给了带孩子的母亲，接着是船长和船员，轮到他们这些搬运工人的时候，公司代表却说这一批物资发完了，让大家稍等片刻。这引起了不满。吵嚷喧哗的人群中，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胳膊。她一回头，看见了安德烈亚斯。
克劳迪娅讲到这里，露出了极度嫌恶的表情，声音也压低了。丽娜瞪大了眼睛，燕妮沉默不语。她试着尽量简洁客观地解释自己为什么违反纪律，在白天带着装电台的箱子招摇过市，一路跑进客厅里来。
那一刻，可怕的记忆让她做出了瞬间的反应。她把安德烈亚斯推了个趔趄，从口袋里掏出刀来。
安德烈亚斯的神情精彩极了，混合着惊恐、疑惑、羞耻，他试着强装镇定，眼睛却瞪着那把刀子。本能让他退后，却被混乱的人群挤回克劳迪娅面前。他狼狈地挪动着，试图站稳。在克劳迪娅看来，无疑是一出精彩的喜剧。没有了背后的权力机器，在街头涌动的乱流中，他什么都不是。这个不事生产的公子哥！克劳迪娅在心里嘲笑他，叫到：“别碰我！”
周围的工人也帮着她起哄。从走进港口区的那一秒起，这位“商业代表”就没见过好脸色，工人们以为他是被委派来监督仓库重建的，一个愤怒的中年人朝他脚边吐口水。这片焦土是码头工人的地盘，就算她用刀将他刺死，这些愤怒的、失去了居所和挚爱的人群也只会帮她把尸体抛进河里。和他们遭受的损失相比，物质补偿聊胜于无。战争从不把它许诺的分进工人的口袋，它劫掠的不义之财都另有归处，血债却要平分在每个人头上——甚至连债务的分担也不公平。码头工人从未做出过进攻苏联或英国的决定，他们得到了什么？燃烧弹、炸药和死亡。而那些做出决策的人，在政府大楼的掩护下，他们有恃无恐地发着疯，凭欲望、怪癖和情感喜好继续指导国家运行，因为他们向来知道自己可以作壁上观，世界上大多数的掩体工程、高强度材料、辩护技巧以及豁免条款都是为他们发明的。
安德烈亚斯抿着嘴唇，把她拽到人群前方，像每个做慰问的商业代表那样，对她露出表演式的微笑。他把一个包裹塞进她手里，说道：“感谢您为国家的付出，打开看看？”
克劳迪娅打开盒子，盖子上有一行小字：卢卡斯被捕，离开港口。
她全身过电似的一震，狐疑地转向安德烈亚斯，对方却不再看她了。她换上一副和解的态度，例行公事般地和他握了握手——这又让安德烈亚斯向后缩了一下。她鄙夷地抿了抿嘴唇，几乎要笑了。
前排的人群对他们的交流很不耐烦，有人撞了她一下。克劳迪娅死死盖住盒子，嘴里嘟囔着“借过”，奋力挤回人群当中。闪光灯的响声让她回头看了看，她的老仇人正卖力地进行着这场荒诞的演出。
该死！她先前那个不可能的猜想成立了：谢尔盖就藏在最危险的地方。小里特贝格，谁会怀疑到他的头上？这个盒子，是谢尔盖历经波折向她们发来的讯号。她径直走向了保罗的船。保罗到居民区看小贝蒂一架去了，只有波兰人在，她提起装电台的箱子，要求他夜里把电台的发电机沉进河里。波兰人点点头，丢开香烟，挥手叫她快走。以前克劳迪娅觉得这位同志很不爱说话，做事慢吞吞的，现在倒佩服起他的镇定。她骑着自行车，把箱子挂在把手上，向城中飞驰。在绕过几个公园之后，她拐进了旗队长家后门的小巷。
两天后，燕妮得到消息，东港被盖世太保翻了个底朝天。在他们搜查的过程中，几个工人出离的愤怒，差点儿发生流血事件。
“我们要联系他吗？”克劳迪娅问燕妮，“我觉得他不安全……你总不能指望他们之间——”
“我们不该、也不能去找他。他肯定有麻烦，应该是行动不便，或者没有合适的身份。”燕妮推断说，“要不然，他绝不可能让小里特贝格做这事。”
丽娜问：“那么，发报的事儿怎么办？”
燕妮说：“必须发出去，战争就要打到德国人的家门口了。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克劳迪娅想了想：“也只能在这儿发，我们看好时间，每次不能超过二十分钟。每天换个时间。”
她们的情报小组只剩下这一台无线电设备，丽娜的客厅替代东港，成为了收发中心。早晨，邮差会把从各条线路收集的情报向此处汇总。有时是包裹，有时是家书，有时是扔在花丛中的烟头。她们在客厅的地板下接通了电源。电台被搁置在丽娜的烟囱暗格里。克劳迪娅下楼时，客厅窗帘紧闭，燕妮和丽娜正打开那两块松动的地板。
她们接通电路，架好天线，刚敲了两下。室内的电灯闪了闪，客厅一片黑暗。突然消失的灯光让小艾米在房间放声大哭。有邻居推开窗，朝街上问起来：“嗨，为什么断电了？”
回答她的是引擎的响声和一阵犬吠。丽娜想去窗前看看，燕妮拉住了她：“你抱着孩子，再到窗前去。”
小艾米在丽娜的手臂间止住了哭声。她佯装困惑，推开窗朝外看去：从几百米开外驶来几辆轿车。她的心突突直跳。
“回来，别出门去。”燕妮也走上前来，在她耳边低声说道，“看两眼就好，现在，把窗户关上。”
她是三个人当中对电台搜查最有经验的。盖世太保往往会切断几个街区的电路，来判断独立电源的位置。在过去，有些发报员会出门查看线路，他们就这样暴露了。
三人在客厅点起蜡烛。丽娜去了餐厅，小声哄着因为哭泣而打嗝的女儿。小艾米已经到了牙牙学语的年纪，她们的一切谈话都要避开孩子。克劳迪娅麻利地收起电台，把它塞进厨房烟囱的夹层里。
二十分钟后，电力恢复了。小艾米也在丽娜的轻轻哼唱中睡着了。
丽娜从卧室出来，关好门：“现在怎么办？”
“今天的情报一定要发。”燕妮说，“我们晚些时候再试试。”
“这是个圈套。”克劳迪娅说，“切断电源，说明他们已经完成了定位，就在这个街区。他们断掉电源，是想看看信号会不会中断。”
“一定要发。”燕妮重复道，“今天有军事情报。十二点之前必须发出去。”
克劳迪娅和丽娜都不说话了。这两年间的地下战斗早就让她们明白了情报的价值，尤其是军事部署，它们时效短、难传输，但一条电文胜过千军万马——它能够拯救前线数万人的生命。
丽娜忍受不了这一时的沉默，她站起身，独自走向了卧室。克劳迪娅想去看看她，燕妮拍了拍她的手背，制止了。没过多久，丽娜从卧室里出来，轻轻掩住房门。
她望向客厅的挂钟：“还有三个小时。”
燕妮对她点点头：“不用担心。到时你可以对他们说，你是被胁迫的，毫不知情。”
“不。”丽娜否决了，“不……”她低头想了一会儿，下定决心似的看了看周围，看了看燕妮，又转向克劳迪娅，“你们带着孩子离开，由我来发。”
克劳迪娅低声叫起来：“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丽娜小声说。她对自己的头脑没有自信，常扮演执行者和掩护者的角色，但她今晚异常固执。“我是旗队长夫人，就算被抓了，他们也不敢就枪毙我，也许也不敢刑讯逼供。由我去，不比你们去好得多？我的丈夫是高级官员，在他知情以前，谁能把我怎么样呢？如果我被抓了，至少报纸上会有些水花。这样，谢尔盖，包括其他你联络的人就有机会知道。如果是你们，一切只会静悄悄的。还有，我是肯定跑不掉的，这是我的房子……而且，而且我知道的秘密也最少。”
燕妮和克劳迪娅呆住了。良久，她们才交换着眼神，谁也不忍心开口。
“这是最好的办法。”丽娜说，“你们抱着孩子躲在克劳迪娅进来的通道里，没人知道那扇门。一旦你们听到他们从街上破门而入，赶紧从那儿逃走——小艾米，她是个乖孩子，睡着了就不容易醒。你们不用担心她在路上哭起来。想到有人照顾她，我就放心了；如果我们三个都坐了牢，谁来照顾她呢？这电报总该有人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加密，但我会照着电码敲……警察问我，也问不出什么……”
她们又商议了一番，决定在十点半的时候发报。燕妮把所有材料都丢进火炉销毁，在书架上留下了一些误导性的文件。丽娜又回房间看了看女儿。她想要俯下身去，在小艾米和自己一样又软又细的金头发上亲吻一下，又怕在此刻惊醒她。她会是个多么漂亮的小姑娘！一点儿也不像她父亲……也许她会成为一个文学家、数学家，在新的德国，反正不会像她一样早早嫁人。丽娜扶着摇篮，低下头，又想起家里老人说的：孩子在童年的记忆是模糊的，尤其在三岁之前。她多么想小艾米能记得自己。可是，与其让她变成孤儿，或者更可怕，跟随她的父亲长大，还不如让她从燕妮或克劳迪娅的口中听到自己的母亲。你的母亲是个了不起的战士，你应该为她自豪。她们一定会这样说。想到未来的这一天，她不再害怕了。
1944年11月6号，柏林监狱迎来了一位从前线来的访客。女子监狱的典狱长认为他是个赳赳武夫，粗俗不堪，甚至不想办法回护妻子，不愿同他多说话。他战功赫赫，妻子却是个通敌的罪犯，那个丧心病狂的女人还承认自己杀了儿子，把他抛进了施普雷河里。典狱长对他不屑，在他走进监狱大门时，她竟忍不住怜悯那个女人。她将风尘仆仆的旗队长带到会面室，提醒他只能见一个半小时，就关上门离开了。
监狱生活让丽娜变得更加瘦削，但她没有因此憔悴，相反，她美丽的眼睛变得更加闪亮，像匕首的闪光。旗队长本想对她斥责一番，摆摆架子，却被那双眼睛震慑了。
丽娜整理好身上的衬裙，把头发别到耳朵后面：“你看过卷宗了，对吗？”
她的坦然让丈夫感到恐惧：“你什么时候成了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那些主义的、哲学的东西，我一概都不懂。”
“你——你是个母亲！你把罗尔夫怎么了？”
“就像你读到的，就是那样。”丽娜满不在乎地笑起来，如果没有狱警在门外，旗队长几乎以为她要吹起口哨，“你满意吗？你痛苦吗？听说你的庆功会全砸了。比起你折磨我的杰作，这个惊喜怎么样？”
“闭嘴，蠢女人！”旗队长吼道，他阴沉地起身，左右走动了一番，狠狠盯住丽娜，“听着，我不会打死你，他们还有话要问你。”
丽娜冷笑起来：“如果你不打死我，我就要开口了，我会把你一切肮脏的勾当告诉他们。”
旗队长的脸色更加阴沉。他暴躁地吐出一口气，看向天花板。良久，才转身面向丽娜，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换上了一副柔情的口吻。他看起来颇为沮丧、悲哀和不舍，又努力抑制着那种感情，与刚才判若两人，但丽娜知道那是不自觉的表演，每个男人都或多或少熟识这种技巧。
他叹息起来：“丽娜，既然你这样说，既然你这样说，就责怪命运吧。都是这个时代……我们不该身在其中，又不遵守它的规则。我不想看到你受折磨。”
丽娜对他微微一笑。她不愿再配合任何人的表演，当穆勒的人循循善诱地与她谈话，准许她去公园放风时，她也一样轻蔑。铁窗的缝隙里照进一道光线，让她苍白而有些浮肿的脸恢复了往日的美丽。她从未感到如此的镇定自若、如此的自由。过去，她对克劳迪娅和燕妮的视死如归或有不解，认为牺牲是不得已的选择；而现在，一切答案都呈现在了她的眼前。
她望了望柏林悠然湛蓝的天空，又转向昏暗的室内。那个可鄙、懦弱的男人，他看着她，几乎有些怕她了。她的胸膛里冒起一阵久违的、微微的悸动。上一次，她捧着此生最引以为豪的作品，在德文课上作报告，那种幸福的悸动曾笼罩她的肩膀——许多年后，她成为母亲，惋惜那是她人生中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可事实并非如此。当她不再以受害者的身份活着，她就开始了另一种创作，就算她今天死去，她也不再仅仅是时代之下某一个哀怨的幽灵。
“不，赫尔穆特。”她对丈夫说，“我不责怪命运，更不责怪时代。我没法继续上学，怪德国人瞧不起女孩儿，怪该死的教育体制；我还没体会人生，就早早嫁了人，这怪我没出息的父母和兄弟，要我为他们的脸面和财产牺牲；我不幸的婚姻全怪你，赫尔穆特，你是最糟糕的父亲和丈夫，一个人渣；我作为母亲的不幸，要怪纳粹、怪希特勒、怪所有崇拜他的人，他们把我的罗尔夫夺走了，让他带着羞耻死去。而现在——我的死，是你和盖世太保的合谋，是政治谋杀。”
她的脸颊因为这一长串话涨红了，胸膛不断起伏。良久，她的声音再度沉入了那平静而温柔、似水潺潺的语调：“你看，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哪里是时代的悲剧？我经历的惨剧有因有果，坐在这儿，我能一一报出加害者的名字，怎么能怪命运？但我不会说我的人生就是不幸的。这些账，总有一天会算得清清楚楚。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只要历史还存在，总有一天会算在你的头上，算在你们所有人的头上。谁也逃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