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余响
娜杰日达·帕夫洛芙娜·奥尔洛娃经常光顾这家国营餐厅背后的旧饭店，不为别的，只为那里的伏特加供应。她个子矮小，胳膊粗壮有力，一双深蓝的眼睛，衬托着她圆润美丽、富有生气的脸庞。因为她泼辣乐观的性格，这家小饭店里没一个人不喜欢她。她总是穿着大一号的臃肿棉衣，这让她看起来像只水桶。她是机械厂的女工，穿着那让她出洋相的长棉衣，是为了给她的工友们“偷渡”些伏特加去宿舍里喝。
她刚刚坐下，要了卷心菜汤和面包。门框吱呀呀一响，从风雪里走来一个男人的身影。
娜杰日达的目光被吸引了。她知道这位常客，那是一位图书编辑——也许是战后才当上编辑的，又或者他本来就是个知识分子，却扛枪上了战场。这也难怪，连威严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都上了前线，在战争面前，人与人之间哪还有什么知识的差别？并且，除了战争，还有什么能在人的额角留下那样一道可怕的伤疤？他身材挺拔，声音悦耳，可娜杰日达猜测他已经不年轻了，又或者是战争把他催得提前衰老了：他鬓边的金发已经花白，唯独微笑的时候，那双绿眼睛和有些稚气的嘴唇在提示着他的内心世界。
她对知识分子向来敬畏，对于有魅力的那种更害怕些。这位被称作谢尔盖的、中间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图书编辑很和气（那名字是她从他大衣的标牌上偷看来的），总是微笑着、低着头，只要她同他说起话，他从没有露出过不耐烦的神情。那些车间里的汗水和机油在他的口中也颇为可敬。这让娜杰日达对他心生好感。除了他过于文静，有时戴着眼镜，不太像个咋咋呼呼的男子汉之外，她认定他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想冒昧地邀请他见见工厂里的姐妹——娜杰日达有个疼爱她的丈夫，这种难得的幸运被她当成了公理，因此她也想把幸福的家庭生活分享给别人。
她的计划就在今天。谢尔盖才推开门，娜杰日达就对他打起招呼。这天餐馆里的人不少，但没人对她的豪放举止侧目，战争以后，人们之间的感情亲密了许多，没人会斥责一对因见面而欣喜的朋友。因为共同的创伤，三十年代遗留的那种隔阂消散了。
可是，在谢尔盖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她穿着军装，脚蹬皮靴，胸口亮闪闪地挂着两排勋章。人们的目光立刻被她吸引过去。她是个大尉，战争英雄！娜杰日达敬佩不已，在心里羡慕起来：假如她没有在后方生产炮弹和坦克，凭她一身的力气，说不定也能立下什么功勋呢。她为“谢尔盖有了女伴”这件事黯然神伤了几分钟，就把那计划抛开了。她迫不及待地想要认识这位英勇的姐妹了。
谢尔盖见到娜杰日达也很高兴，两人握了握手。还没开始寒暄，谢尔盖便把塔莉亚介绍给了她。他简直像会读心术似的！娜杰日达想，他知道我想认识她。这也不是头一回了：他俩第一次见面，谢尔盖就发现了她棉衣下的秘密，但他只是笑笑，告诉她喝了酒别在夜里出门，最近有不少人在雪地里冻死；还有一回，她因为登高作业扭伤了脚，可她还没站起来、走上几步，谢尔盖便看出她近来受了伤，第二天，他带着止痛膏出现了。他简直像俄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这是娜杰日达少数能叫上名字的外国侦探。那本探案小说在她们的宿舍里传阅，边缘毛毛糙糙，封面被翻得卷了起来。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丘吉尔这个拗口的名字，她对英国人的全部认知就来自那本小说。
出乎她的意料，塔莉亚没有作一点儿官样文章，反而流露出一股豪爽和亲切。她大大方方承认了自己就是农民家的孩子，和谢尔盖是儿时的伙伴。他们三人吃着一样朴素的饭菜，甚至一道儿喝了几杯。塔莉亚这才说明来意：娜杰日达的姐姐玛利亚同她曾在一个连队。在冬天伊始，这位也姓奥尔洛娃的姑娘，用土方法治好了她的顽固冻疮。然而，在德国人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玛利亚在伏击时被坦克炮击中，唯一留下的，是一封署着妹妹和母亲名字的三角信。塔莉亚不知该把信交托给谁，也对谢尔盖几次提起这桩遗憾。当谢尔盖无意间听见这姑娘的全名时，心里便有了猜测。
娜杰日达接过那封潦草写就的信，双手颤抖。她的眼睛蓄满泪水，手指摸索着纸张叠进去的角落，来回几次，却没有打开：“谢谢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其实我早就料到。这么多年，如果她还活着，她应该要回家了。玛利亚，天啊，我知道你在哪儿了，你就在莫斯科，一直就在我的身边……”
塔莉亚轻声说道：“您打开看看吧。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光荣的事，我们怎么会嘲笑为英雄、为亲爱的人掉的眼泪呢。”
在桌子下面，谢尔盖轻轻碰了一下塔莉亚的膝盖。对他的关照，娜杰日达却摇摇头：“不，我会留着它。我想我的母亲也会留着它。就好像，她还有什么没说完的话似的。只要有这些话，她就还在我的身边，不是吗……”她想装作豁达坚强，但终于说不下去了。塔莉亚搂住她的肩膀，她就在她的怀抱里泪如雨下。过了一会儿，娜杰日达小声要求，请塔莉亚同她说说姐姐的事，但她不想让所有人都听着这悲剧，便邀请她到门边去。
收银员目睹了这一切。那老太太绕过柜台，对她俩说道：“您别担心，您要和她说什么，可以就在这儿说。如果人多、不方便，你们不嫌弃，也可以进厨房去。门前太冷了……”
在她的引导下，塔莉亚和娜杰日达携手去了厨房，桌子边只剩下谢尔盖一人。
他望着窗外的风雪，若有所思。照常理，他应当习惯了悲情时刻——他的人生中有太多生离死别了。可他还是觉得难受。他的孤独没能持续太久，一个满身风雪的醉汉从门前踱进来，踉踉跄跄地，坐在了他的对面。
“你是从柏林回来的？”那个四十出头的男人问他，“你身上有股死人味。”
谢尔盖不欲搭理他。战争以后，他们的医生在竭力修复“炮弹休克”的病人，但和创伤障碍患者的数量比起来，苏联擅长修复大脑的医生太少了。
那人继续说道：“你大概有过不少女人，哦，别这么挑剔，这也看不上那也看不上。”
谢尔盖站起身，尽量离他远些。不少人注意到了这场争端。他感到无所适从，职业习惯让他走到门前，点了一支烟，让自己看起来有事可做。
那个人却不依不饶，走到他身边要烟抽。谢尔盖给了他一支：“这样您会好受些么？”
“你别介意，我也有过好几个德国女人，貌美如花的姑娘在那头很便宜。我老婆为了这事骂我、打我，但她原谅我了，毕竟活着就好了，战争嘛！怎么，你的身体从德国回来，心却丢在那儿了？”
这些话莫名地刺痛了谢尔盖，回忆在他心底的深渊泛起波澜：“她们是从前线回来的女战士，和您一样值得尊重的。”
“被炮弹炸伤可生不了孩子！”那个男人挤眉弄眼、意有所指，“我完全理解您，谁会和这样的女人结婚呢？”
谢尔盖转头一看，塔莉亚正扶着娜杰日达，站在厨房门前。她显然听到了这些话，满脸愠怒之色。
“请您走开。您不仅要离开这儿，您也要离这位女同志远点儿。”谢尔盖大声说道。“您不该这么说话。要么，您给她道歉。”
“您是个虚伪的知识分子！”对方大叫起来，“您在心里也有想法，但您假装……您假装成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教别人。那么，您怎么不和她结婚？”
谢尔盖试着把他推出门外：“走吧，您喝醉了，回家去！别在这出丑了——”
有两位工人也来帮忙，试着用文明的方式把这位发酒疯的客人请出去。那人挥舞着双手，痛苦地大叫起来，仿佛又回到了战壕里似的，那动静足以让所有人驻足。
“安静些！”收银员警告道，“听啊。”
广播轰然作响。《祖国之歌》的旋律结束了，所有人都听到了一个消息——封锁柏林的消息。那是新闻广播中微不足道的一条，但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无法不为之紧张：英法美偷偷在德国发行了新的马克纸币，为此，斯大林切断了柏林的交通，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在那片区域投下食物。
塔莉亚低声说：“真是无耻。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又团结在一起反对我们了。”
谢尔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在他面前的男人和在他身后的女人都模糊了，像两抹随便刷在画上的丙烯。他摇晃了一下，那种视野的朦胧感又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走出了门，绕过餐厅的拐角。雪片像灰尘似的扑在他的脸颊。
毫无预兆地，巨大的痛苦也同时扑向了他。他听到自己的脊柱被它压得轧轧作响，谢尔盖抱住肩膀，缓缓蹲了下去。也许是我的精神问题又发作了……他默念着，试着让自己冷静。眼前的事物又渐渐清晰起来。他看见塔莉亚和娜杰日达向他跑来，在雪中，她们温热的手掌握住他的胳膊，轻拍他的脸颊。
毫无预兆地，他在雪地里痛哭失声。他想起那些牺牲，那些再也没能回家的人：他们所流的血能不能换来一个新世界？他满怀热望地等候着。可现在，法西斯主义暂时离开了，可所有人都为它大开方便之门，假以时日，谁能保证它永不回来？到时，会有多少人无知无觉或半推半就地成为它的奴隶，让自己的灵魂被它毁灭？又有多少人会像塔莉亚的战友一样，为解放被它锁住的人而死去，留下哭泣的姐妹和母亲？
他哽了一下，对着那两张冻红的面孔眨眨眼睛。可这毫无帮助，眼前的景物又再一次模糊。他知道这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战争挖走了他的一部分，却一直没能为他补上那个缺口。他脚下的大地似乎开裂了。看着那两双美丽的眼睛，他感到安然，没有挣扎，放任自己朝着那深处坠落下去。
在混沌的、闪回的图像中，他先听到了一个声音。
“他们的人还没有习惯这一点么？”那个名叫米勒的英国记者揶揄道，“在他们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他们不害怕那个，却讨厌希特勒的行为？”
这是1945年六月，谢尔盖最早注意到他是在法院的茶水间里。这位记者言辞尖刻地评论着苏联女性对战争的贡献，旁若无人，管女兵们叫做“不知什么样的生物”。谢尔盖跟在检察官身边，他是一重安全保障，也是一台协助翻译器，苏联当局希望借助他对德国人的理解，取得辩论优势，在几个案件中获得想要的结果。这个夸夸其谈的英国佬与他的任务毫无关系。因此，他忍受了他一次，就不可能忍受第二次。
谢尔盖走到他面前，说道：“没有人在我们的国家进行种族灭绝。”
记者被这个英文熟练的苏联人吓了一跳：“……您认为在战争前期的大量伤亡，这种人道危机，与您的政府无关吗？甚至女人都上战场去了！她们不该在那儿……你们在一开始没能组织起有效抵抗，您告诉我，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们去了哪儿？”
别评价，那位检察官常提醒他，别引发外交事件——除了非常必要的时候。
“战争伤亡？”谢尔盖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人道危机？那么您告诉我，战争是哪儿来的呢？是谁入侵了谁的国家？那些您所谓人道危机中死去的人们，是被苏联人打死的还是被德国人打死的？”
“您说得或许有道理。”米勒说，“但您无法否认，贵国军队的素养堪忧。”
“每个国家都有违反军队纪律的行为，我们的军事法庭一直在审理类似的案件，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轮到我提问了，米勒先生，您能向我解释贵国轰炸德累斯顿的意图吗？我不反对轰炸，但贵国空军使用的燃烧弹，远远超过了使工业停摆所需要的吧？”
愤怒还在他的脑海燃烧，可他没能看到这场辩论的输赢，回忆又把他拉进了另一个空间。
在一切审判结束后，他乘车回家。在那块冰冷铁皮的覆盖下，他远远望着亲切的、银灰色的山峦，它们在故乡的天边静谧地蛰伏着，快要融入青灰的天空。他感到有一部分灵魂正被天空的磁场吸引，从肋骨正中飞向窗外，像一缕荡在风中的烟，被吹向即将消失的山峦。他的心脏被这一丝棉絮擦着了，闪烁了几下，在烟雾中缓缓燃烧起来。胸膛正中的温暖吸引着他，让他弯下腰，捂住自己的双眼。
想象可以连通任意两个世界。他把手心的黑暗看成柏林的小公寓，好像随时会有灯光点亮它似的。门边挂的相片、棕色的墙纸，再向里是正对梳妆台和书桌的双人床，米色的窗帘轻轻摇动，然后是衣柜——他们在离开时把那里搞得一片狼藉。就这样，他构想着一处废墟的原貌，让眼泪落进那熟悉的、宁静的、温柔的夜中。
“你去给他作证。”他想起某一位法律顾问的话，“我也在场，我旁听了审讯，也看到了那些档案。他当了好几年的秘密警察，他是一个完全该死的人，你明白吗？”
“我明白。”谢尔盖说，“我只是在证明他到底做了一些好事。他有意悔改。”
“我以为你被他迷惑了。可现在看来不对——他看起来不像一个能用美貌、身体、人格魅力迷倒你的那种德国人。他只是，只是很不健康。也许你是同情他……真对不起，我以为……”
那句爱上他了没有出口，被谢尔盖打断了：“我不想再讨论这件事。”
那法律顾问没再问什么，在1946年，许多与外国人有接触的内务部成员都经历过类似的尴尬。他们必须用严厉的口吻保卫自己对祖国的忠诚，行动和事实似乎不再被重视了。谢尔盖没再对任何人提起过在德国的经历。三个月后，有位介绍人和姑娘登门拜访，他才忍不住又想起安德烈亚斯。如果他们还有再见的机会，安德烈亚斯看到这个场景会怎样做想？
这个想法让他难受了整整一周——他只和那姑娘聊了十五分钟，从那以后，便一直如坐针毡。他没法忍受埋藏秘密的折磨，试图对母亲坦白：“妈妈，关于婚姻的问题，其实我……我在德国的时候……”
母亲放下手里的编织活计，拥抱了他：“哦，谢廖沙，我已经猜到了。你心里有一位德国姑娘是不是？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她很聪明，读过很多书。在德国的时候，她非常照顾我，在她身边，有一阵子我感到很开心，我想……”
“谢廖沙，我就知道你会爱上这样的女孩子，你看我说什么，你的爱是小哲学家的爱。你更看重思想而不是别的。那么你现在——”
天呐，他爱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孩吗，他爱着一个男人、一个德国人，一个罪大恶极的盖世太保！谢尔盖放弃了，母亲的忧愁让他剖白的欲望烟消云散。他开始撒谎，开始戴上面具，而那是他最擅长的。他曾经无法骗过母亲，可现在，他宁可自己未曾掌握这些技艺。他希望这个谎言被揭穿、被追问，怀着巨大的绝望说出了它：“都过去了。是的，我应该让它过去了。我不能总是折磨自己——但是！妈妈，我还不能结婚。”
可是，母亲对他微笑着，宽缓地安慰道：“不急的，谢廖沙，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战争结束了，可人生它多么长啊！”
她刚刚坐下，要了卷心菜汤和面包。门框吱呀呀一响，从风雪里走来一个男人的身影。
娜杰日达的目光被吸引了。她知道这位常客，那是一位图书编辑——也许是战后才当上编辑的，又或者他本来就是个知识分子，却扛枪上了战场。这也难怪，连威严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都上了前线，在战争面前，人与人之间哪还有什么知识的差别？并且，除了战争，还有什么能在人的额角留下那样一道可怕的伤疤？他身材挺拔，声音悦耳，可娜杰日达猜测他已经不年轻了，又或者是战争把他催得提前衰老了：他鬓边的金发已经花白，唯独微笑的时候，那双绿眼睛和有些稚气的嘴唇在提示着他的内心世界。
她对知识分子向来敬畏，对于有魅力的那种更害怕些。这位被称作谢尔盖的、中间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图书编辑很和气（那名字是她从他大衣的标牌上偷看来的），总是微笑着、低着头，只要她同他说起话，他从没有露出过不耐烦的神情。那些车间里的汗水和机油在他的口中也颇为可敬。这让娜杰日达对他心生好感。除了他过于文静，有时戴着眼镜，不太像个咋咋呼呼的男子汉之外，她认定他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想冒昧地邀请他见见工厂里的姐妹——娜杰日达有个疼爱她的丈夫，这种难得的幸运被她当成了公理，因此她也想把幸福的家庭生活分享给别人。
她的计划就在今天。谢尔盖才推开门，娜杰日达就对他打起招呼。这天餐馆里的人不少，但没人对她的豪放举止侧目，战争以后，人们之间的感情亲密了许多，没人会斥责一对因见面而欣喜的朋友。因为共同的创伤，三十年代遗留的那种隔阂消散了。
可是，在谢尔盖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她穿着军装，脚蹬皮靴，胸口亮闪闪地挂着两排勋章。人们的目光立刻被她吸引过去。她是个大尉，战争英雄！娜杰日达敬佩不已，在心里羡慕起来：假如她没有在后方生产炮弹和坦克，凭她一身的力气，说不定也能立下什么功勋呢。她为“谢尔盖有了女伴”这件事黯然神伤了几分钟，就把那计划抛开了。她迫不及待地想要认识这位英勇的姐妹了。
谢尔盖见到娜杰日达也很高兴，两人握了握手。还没开始寒暄，谢尔盖便把塔莉亚介绍给了她。他简直像会读心术似的！娜杰日达想，他知道我想认识她。这也不是头一回了：他俩第一次见面，谢尔盖就发现了她棉衣下的秘密，但他只是笑笑，告诉她喝了酒别在夜里出门，最近有不少人在雪地里冻死；还有一回，她因为登高作业扭伤了脚，可她还没站起来、走上几步，谢尔盖便看出她近来受了伤，第二天，他带着止痛膏出现了。他简直像俄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这是娜杰日达少数能叫上名字的外国侦探。那本探案小说在她们的宿舍里传阅，边缘毛毛糙糙，封面被翻得卷了起来。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丘吉尔这个拗口的名字，她对英国人的全部认知就来自那本小说。
出乎她的意料，塔莉亚没有作一点儿官样文章，反而流露出一股豪爽和亲切。她大大方方承认了自己就是农民家的孩子，和谢尔盖是儿时的伙伴。他们三人吃着一样朴素的饭菜，甚至一道儿喝了几杯。塔莉亚这才说明来意：娜杰日达的姐姐玛利亚同她曾在一个连队。在冬天伊始，这位也姓奥尔洛娃的姑娘，用土方法治好了她的顽固冻疮。然而，在德国人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玛利亚在伏击时被坦克炮击中，唯一留下的，是一封署着妹妹和母亲名字的三角信。塔莉亚不知该把信交托给谁，也对谢尔盖几次提起这桩遗憾。当谢尔盖无意间听见这姑娘的全名时，心里便有了猜测。
娜杰日达接过那封潦草写就的信，双手颤抖。她的眼睛蓄满泪水，手指摸索着纸张叠进去的角落，来回几次，却没有打开：“谢谢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其实我早就料到。这么多年，如果她还活着，她应该要回家了。玛利亚，天啊，我知道你在哪儿了，你就在莫斯科，一直就在我的身边……”
塔莉亚轻声说道：“您打开看看吧。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光荣的事，我们怎么会嘲笑为英雄、为亲爱的人掉的眼泪呢。”
在桌子下面，谢尔盖轻轻碰了一下塔莉亚的膝盖。对他的关照，娜杰日达却摇摇头：“不，我会留着它。我想我的母亲也会留着它。就好像，她还有什么没说完的话似的。只要有这些话，她就还在我的身边，不是吗……”她想装作豁达坚强，但终于说不下去了。塔莉亚搂住她的肩膀，她就在她的怀抱里泪如雨下。过了一会儿，娜杰日达小声要求，请塔莉亚同她说说姐姐的事，但她不想让所有人都听着这悲剧，便邀请她到门边去。
收银员目睹了这一切。那老太太绕过柜台，对她俩说道：“您别担心，您要和她说什么，可以就在这儿说。如果人多、不方便，你们不嫌弃，也可以进厨房去。门前太冷了……”
在她的引导下，塔莉亚和娜杰日达携手去了厨房，桌子边只剩下谢尔盖一人。
他望着窗外的风雪，若有所思。照常理，他应当习惯了悲情时刻——他的人生中有太多生离死别了。可他还是觉得难受。他的孤独没能持续太久，一个满身风雪的醉汉从门前踱进来，踉踉跄跄地，坐在了他的对面。
“你是从柏林回来的？”那个四十出头的男人问他，“你身上有股死人味。”
谢尔盖不欲搭理他。战争以后，他们的医生在竭力修复“炮弹休克”的病人，但和创伤障碍患者的数量比起来，苏联擅长修复大脑的医生太少了。
那人继续说道：“你大概有过不少女人，哦，别这么挑剔，这也看不上那也看不上。”
谢尔盖站起身，尽量离他远些。不少人注意到了这场争端。他感到无所适从，职业习惯让他走到门前，点了一支烟，让自己看起来有事可做。
那个人却不依不饶，走到他身边要烟抽。谢尔盖给了他一支：“这样您会好受些么？”
“你别介意，我也有过好几个德国女人，貌美如花的姑娘在那头很便宜。我老婆为了这事骂我、打我，但她原谅我了，毕竟活着就好了，战争嘛！怎么，你的身体从德国回来，心却丢在那儿了？”
这些话莫名地刺痛了谢尔盖，回忆在他心底的深渊泛起波澜：“她们是从前线回来的女战士，和您一样值得尊重的。”
“被炮弹炸伤可生不了孩子！”那个男人挤眉弄眼、意有所指，“我完全理解您，谁会和这样的女人结婚呢？”
谢尔盖转头一看，塔莉亚正扶着娜杰日达，站在厨房门前。她显然听到了这些话，满脸愠怒之色。
“请您走开。您不仅要离开这儿，您也要离这位女同志远点儿。”谢尔盖大声说道。“您不该这么说话。要么，您给她道歉。”
“您是个虚伪的知识分子！”对方大叫起来，“您在心里也有想法，但您假装……您假装成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教别人。那么，您怎么不和她结婚？”
谢尔盖试着把他推出门外：“走吧，您喝醉了，回家去！别在这出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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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莉亚低声说：“真是无耻。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又团结在一起反对我们了。”
谢尔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在他面前的男人和在他身后的女人都模糊了，像两抹随便刷在画上的丙烯。他摇晃了一下，那种视野的朦胧感又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走出了门，绕过餐厅的拐角。雪片像灰尘似的扑在他的脸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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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预兆地，他在雪地里痛哭失声。他想起那些牺牲，那些再也没能回家的人：他们所流的血能不能换来一个新世界？他满怀热望地等候着。可现在，法西斯主义暂时离开了，可所有人都为它大开方便之门，假以时日，谁能保证它永不回来？到时，会有多少人无知无觉或半推半就地成为它的奴隶，让自己的灵魂被它毁灭？又有多少人会像塔莉亚的战友一样，为解放被它锁住的人而死去，留下哭泣的姐妹和母亲？
他哽了一下，对着那两张冻红的面孔眨眨眼睛。可这毫无帮助，眼前的景物又再一次模糊。他知道这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战争挖走了他的一部分，却一直没能为他补上那个缺口。他脚下的大地似乎开裂了。看着那两双美丽的眼睛，他感到安然，没有挣扎，放任自己朝着那深处坠落下去。
在混沌的、闪回的图像中，他先听到了一个声音。
“他们的人还没有习惯这一点么？”那个名叫米勒的英国记者揶揄道，“在他们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他们不害怕那个，却讨厌希特勒的行为？”
这是1945年六月，谢尔盖最早注意到他是在法院的茶水间里。这位记者言辞尖刻地评论着苏联女性对战争的贡献，旁若无人，管女兵们叫做“不知什么样的生物”。谢尔盖跟在检察官身边，他是一重安全保障，也是一台协助翻译器，苏联当局希望借助他对德国人的理解，取得辩论优势，在几个案件中获得想要的结果。这个夸夸其谈的英国佬与他的任务毫无关系。因此，他忍受了他一次，就不可能忍受第二次。
谢尔盖走到他面前，说道：“没有人在我们的国家进行种族灭绝。”
记者被这个英文熟练的苏联人吓了一跳：“……您认为在战争前期的大量伤亡，这种人道危机，与您的政府无关吗？甚至女人都上战场去了！她们不该在那儿……你们在一开始没能组织起有效抵抗，您告诉我，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们去了哪儿？”
别评价，那位检察官常提醒他，别引发外交事件——除了非常必要的时候。
“战争伤亡？”谢尔盖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人道危机？那么您告诉我，战争是哪儿来的呢？是谁入侵了谁的国家？那些您所谓人道危机中死去的人们，是被苏联人打死的还是被德国人打死的？”
“您说得或许有道理。”米勒说，“但您无法否认，贵国军队的素养堪忧。”
“每个国家都有违反军队纪律的行为，我们的军事法庭一直在审理类似的案件，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轮到我提问了，米勒先生，您能向我解释贵国轰炸德累斯顿的意图吗？我不反对轰炸，但贵国空军使用的燃烧弹，远远超过了使工业停摆所需要的吧？”
愤怒还在他的脑海燃烧，可他没能看到这场辩论的输赢，回忆又把他拉进了另一个空间。
在一切审判结束后，他乘车回家。在那块冰冷铁皮的覆盖下，他远远望着亲切的、银灰色的山峦，它们在故乡的天边静谧地蛰伏着，快要融入青灰的天空。他感到有一部分灵魂正被天空的磁场吸引，从肋骨正中飞向窗外，像一缕荡在风中的烟，被吹向即将消失的山峦。他的心脏被这一丝棉絮擦着了，闪烁了几下，在烟雾中缓缓燃烧起来。胸膛正中的温暖吸引着他，让他弯下腰，捂住自己的双眼。
想象可以连通任意两个世界。他把手心的黑暗看成柏林的小公寓，好像随时会有灯光点亮它似的。门边挂的相片、棕色的墙纸，再向里是正对梳妆台和书桌的双人床，米色的窗帘轻轻摇动，然后是衣柜——他们在离开时把那里搞得一片狼藉。就这样，他构想着一处废墟的原貌，让眼泪落进那熟悉的、宁静的、温柔的夜中。
“你去给他作证。”他想起某一位法律顾问的话，“我也在场，我旁听了审讯，也看到了那些档案。他当了好几年的秘密警察，他是一个完全该死的人，你明白吗？”
“我明白。”谢尔盖说，“我只是在证明他到底做了一些好事。他有意悔改。”
“我以为你被他迷惑了。可现在看来不对——他看起来不像一个能用美貌、身体、人格魅力迷倒你的那种德国人。他只是，只是很不健康。也许你是同情他……真对不起，我以为……”
那句爱上他了没有出口，被谢尔盖打断了：“我不想再讨论这件事。”
那法律顾问没再问什么，在1946年，许多与外国人有接触的内务部成员都经历过类似的尴尬。他们必须用严厉的口吻保卫自己对祖国的忠诚，行动和事实似乎不再被重视了。谢尔盖没再对任何人提起过在德国的经历。三个月后，有位介绍人和姑娘登门拜访，他才忍不住又想起安德烈亚斯。如果他们还有再见的机会，安德烈亚斯看到这个场景会怎样做想？
这个想法让他难受了整整一周——他只和那姑娘聊了十五分钟，从那以后，便一直如坐针毡。他没法忍受埋藏秘密的折磨，试图对母亲坦白：“妈妈，关于婚姻的问题，其实我……我在德国的时候……”
母亲放下手里的编织活计，拥抱了他：“哦，谢廖沙，我已经猜到了。你心里有一位德国姑娘是不是？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她很聪明，读过很多书。在德国的时候，她非常照顾我，在她身边，有一阵子我感到很开心，我想……”
“谢廖沙，我就知道你会爱上这样的女孩子，你看我说什么，你的爱是小哲学家的爱。你更看重思想而不是别的。那么你现在——”
天呐，他爱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孩吗，他爱着一个男人、一个德国人，一个罪大恶极的盖世太保！谢尔盖放弃了，母亲的忧愁让他剖白的欲望烟消云散。他开始撒谎，开始戴上面具，而那是他最擅长的。他曾经无法骗过母亲，可现在，他宁可自己未曾掌握这些技艺。他希望这个谎言被揭穿、被追问，怀着巨大的绝望说出了它：“都过去了。是的，我应该让它过去了。我不能总是折磨自己——但是！妈妈，我还不能结婚。”
可是，母亲对他微笑着，宽缓地安慰道：“不急的，谢廖沙，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战争结束了，可人生它多么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