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新世界
谢尔盖的婚姻事务并未因此告一段落。因为出色的相貌与和蔼的脾气，来给谢尔盖说媒的公务员们络绎不绝。他的上司——绝不是出版社的那一位，常给他介绍些家境不错、相貌柔美的姑娘。他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里，关上门，捏着烟卷，便开始对谢尔盖狂轰滥炸：“关于你的家庭和婚姻——”
那都是些善良坚强的女孩儿，看着她们，谢尔盖就想起塔莉亚。她们就像他的姐妹，但他不可能和她们在朋友以外发展长远的关系。他的心已经有了归属，不再向浪漫爱情的世界敞开了。有个大胆的女孩把他的忠贞理解为了羞怯。她挽着谢尔盖的胳膊散步，和他一道儿去食堂吃饭，聊到大家都走开了，她便乘着他饭后取大衣的机会，躲在门后亲了他一下。谢尔盖吓坏了。他捂住嘴唇，推开她，夺门而走。
我不该对她那么粗鲁。当天夜里，谢尔盖陷入了深深的懊悔。晚饭后，母亲安慰了他，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的父亲因为他多次离经叛道的决定拒绝同他说话。谢尔盖不知该如何处理家庭问题：他的双亲不太喜欢莫斯科的氛围，几户人家共用卫生间和厨房的公寓让他们觉得拘束——他们宁可住回乡下的棚子里去，同邻居念叨庄稼的长势，养几只猫狗，闲暇时到小溪边透透气。
“莫斯科的街道冷酷无情。”他的母亲评价道。“谢廖沙，只有你能够用知识打动她，这座城市。这是适合你的地方，而我们，我们已经老啦。你一个人住在大城市，不该一直这么孤零零的。”
谢尔盖无言以对。任何一个见识过爱情的人都难以把它和其他的感情混淆：它的真面目好像美杜莎的眼睛，只要同它对视，不幸就降临了——它疯狂而暴烈地一闪而过，发出汹涌的光亮，像闪光弹那样令人眼盲，让人甘愿一生都停在那瞬间做一尊石像。每当母亲同他谈起婚姻大事，提起他的好友，一个声音就在他心里响起，搅得他心神不宁：我能不能像安德烈亚斯对待我那样对待塔莉亚？
在战争结束三年以后，谢尔盖才开始警醒，那个理想主义的玻璃房子坍塌了。他发觉大部分人给出的感情，与他曾得到的、无法回馈的爱相比，只是对陪伴的需求。人们愿意为此付出，有时收获回报，但付出终归不是奉献，它没办法同时盛满两只等待幸福的瓶子。
他感到自己被看作一只宠物，有时连宠物还不如。当他对要求说“不”，便难免迎来冷遇，哪怕只是长久的沉默——在这个国家最消极的抵抗。对方不愿探寻他拒绝的原因，就退缩了、消失了，留给他一堵高墙；有时他又被要求扮演关起门来的沙皇，她们在他身上寻找暴君的特质，管那叫“男子气概”，一旦他开口说话，朝向他的只有敬畏和顺从的眼神。
面对着那些陌生或熟悉的面孔，他常常忍不住想：你不想了解我吗？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笑、为什么落泪吗？让我们说说心里话吧，我不想当一个摆设、角儿、奴隶主。难道没有婚姻，没有爱情，人就没有别的需要？就不能为了别的说说话吗？一旦他摇头，对方便远远走开，不愿再和他相处一秒钟。难道组建家庭就意味着连友谊的机会都要全部失去吗？但回答他的只有沉默。
偶尔，他在梦里絮絮叨叨这些不该说的抱怨，于是安德烈亚斯的形象出现了。他替他说话，无礼又无情地嘲讽：这些人在拿什么廉价的、可有可无的东西互相交换，这也能叫做爱吗！无聊得像安眠药片！
谢尔盖梦见了他，就记起了有关他的一切。这让他醒来后出了一身冷汗。一个人怎么会以这样鲜活的形象和声音活在他的身体里、脑海中？安德烈亚斯的心是不是分了一块给他？以致于他的身体里居住着两个灵魂。为此他悄悄地喜悦着，悲恸着，忐忑着，迷茫着，有时为此惊恐不安，有时又怅惘不已；但在夜晚以外的时间，大家依旧对他说：“你该找个人照顾你的生活呀。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咱们这儿有的是好姑娘……”
“她们难道就是些安慰人的工具？”终于，他气愤地对介绍人、上司说，“我怎么能把人当作物品，当作摆件？她们有自己的人生，凭什么变成我生活的点缀？这和沙皇的奴隶有什么区别？”
他本以为这会是他最后一次说出这些话。毕竟他的态度太粗暴了，那个吻的事传开后，大概也没有女孩儿再愿意爱上他。可是，当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它便会以不同的面目不断侵扰一个人的生活。
当那些文件第二次被送到他的桌上，谢尔盖已经无比烦躁：“我说了，我根本什么也没做。我就像对待正常朋友一样对待他。如果我能给你一个方程式，不管多复杂，我当然愿意，只要它存在！但我不能写出我没有的答案。再说一次，我不是有意引诱的他……他也没有引诱我，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没什么可说的！”
谢尔盖从不认为那份名单是他“争取”来的情报，更不认为漂亮脸蛋是间谍工具箱里的一把螺丝刀。在一切结束后，他对上级这样报告：那是一个受到我们的意识形态感召、弃暗投明的人，德国人在纳粹的压迫下也不好过。至于为什么不好过，谢尔盖不敢如实解释，只好撒谎。可等他从单位的格子间走回家，关上房门，答案就完全变了：也许从没有人好好对待过他，把他的心当作一回事，以至于我对他照顾一些、温柔一些，试着理解他的痛苦，他就那么依恋我，为我深深地着迷，这甚至完全改变了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他一想起安德烈亚斯，就无法在那张表格上写字，更没法把他们的相处当做一份引诱的教案写出来。
另一份有关新计划的表格更让他愤怒：让他教学生出卖身体或感情、换取情报，这绝不可能！他们是国家情报官员，是共产主义的战士，斯拉夫人不像英国人和美国人那样爱冒险，政治理想才是他们的利剑，而不是可供交换的利益。在他看来，这简直是自掘坟墓。如果能中止这一切，要是这次违命会给他带来一颗子弹，或者二十年、三十年的苦役，他也心甘情愿。
“哪里没有了规则，哪里就会变成罪恶滋生的地方。”他预感到了什么似的，在课堂上对后辈说。“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秘密警察这一回事呢，我想，这种制度是规则的撤销，而非建立。我们不能教任何鼓励犯错、鼓励堕落的方法，这动摇了情报工作的根基……”
为此，他同卢比扬卡的上级大吵了一架。
“我们不应该提倡用这样的手段获取情报，尤其不能依赖这样的手段。”谢尔盖坚持说，“如果我们不把人当作人，不尊重我们的同志，那还怎么进行革命？我们不能堕落到像纳粹德国、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情报机构那样！反正我不做这事！”
他说话的时候情绪激动，等察觉自己发言的不妥之处时，为时已晚。在审判后，有不少人明里暗里地议论，猜测他与安德烈亚斯的关系，以及他与西方情报网的接触——有些是无意的调侃，有些则是政治攻击。在联谊会上，有人问起他在德国的私人生活，谢尔盖总挥挥手让他们走开。他以为这件事不会再有下文。可这一次，他惹上的麻烦比口角大得多。
同上级争吵以后，他被勒令休假，写思想报告。他从没有这样生气过。谢尔盖头一次感觉到背叛，那滋味比法西斯主义更让他愤怒，也更让他担忧：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只要世上还有那么一群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坏的、应当被消灭，它就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无法言说的问题——他对他的同志们显然抱有更高的期待。
谢尔盖感到胸闷、双手发麻，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转过走廊，他躲进卫生间，捂住嘴唇，屏住呼吸，晕眩和胃部的不适逐渐缓解了。几分钟后，他独自一人来到大街上，冷风灌进衬衫领子，他才发觉自己忘了戴围巾和帽子，但他说什么也不愿回去：一想到桌面上的那份检讨，他就想要呕吐。
封锁柏林的消息又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这个冬天，柏林的居民依靠英国人和美国人空投的物资过活，一旦政治封锁解除，他们会倒向哪里，人人都心知肚明。他想起那位检察官——他的儿子死在了柏林战役以后，因为营养不良和破伤风的并发症。他本可以不用死的：他的死不是枪炮炸药的后果，也不是为了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带有启示性的灾难，它不能完全用权力斗争来解释——它包含了没有目的和收益的作恶，因此也定义了绝对的正义。为了那个愿景中的定义，一部分苏联人把短缺的物资分发给了柏林居民，宁可自己饿着肚子，还有一些没有受伤的小伙子帮助德国人重建房屋。可美国记者的镜头永远对准那些不守规矩的士兵。
很大一部分苏联年轻人都相信，如果他们那么做了，至少可以把耻辱的钉死在耻辱柱上。只要它永不复活，人类就不会再一次遭此浩劫。他们对于队伍中的叛徒毫不手软，军事法庭主持枪毙了许多抢劫犯、强奸犯，希望让所有人引以为戒。可当纳粹高官的别墅被整栋搬迁，变成某些人的私宅时，那种持续存在的、像雾气一般的担忧搅得正义之士不得安宁。
谢尔盖记得清清楚楚，当代表团的苏联人听说戈林在狱中的待遇，所有人都愤怒了。戈林正处在美国人的看管之下。他被允许携带一位贴身男仆，住在曾贴着墙纸的隔间，一日三餐吃着烧牛肉、麦片、牛奶、豌豆汤和餐酒。他过去的下属，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们，被美国人安排成了他的服务生，料理他的一日三餐。身陷囹圄的戈林仍不忘了羞辱他们：你们端来的这些东西远不及我喂狗的食物。有个愤怒的年轻人回敬道：看来您的狗吃得比在前线服役的我们好得多！在狱中，他随身携带着三枚戒指，上面镶嵌着他的收藏：祖母绿，红宝石和蓝钻。美国人甚至找了一位医生给他戒毒。这是在审判过程中英国人头一次和苏联人同仇敌忾：他们的国土也被德国空军轰炸过，伦敦为戈林的命令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
有人的血白流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胸膛里响起，他感到无比气闷。清算还未开始，他们为之流血，为之献上生命的绝对正义，已经被地缘政治的博弈游戏玷污了：英国人在战争结束前就打算和纳粹政府讲和，以抵御苏联西进。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仇恨，不亚于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柏林战役打破了西方人的幻想，于是他们改用了更长远的计划——这还不能让谢尔盖感到担忧。美国人对战犯颇有纵容，包庇了不少纳粹企业家、科学家，这也不能让他担忧。他坚信，那些在柏林分发物资的军官，都是和他一样的人。只要这一群人永远醒着，法西斯主义就没有那么容易回来，他们会构成一道防波堤。
可现在，他对一切都感到不确定了：在自己人身上，他看到了旧时代的影子。
下午四点，天完全黑了。就在他收拾桌面时，塔莉亚冲进了他的办公室：“你不能总不管不顾，把一切都搞砸了。听听你说了什么！你把自己的同志比作谁？你将来会有孩子，难道你要丢了工作，去坐牢、去改造，让他们挨饿吗？”
谢尔盖的脸全白了。她怎么会知道这一切？他站起身，低声说道：“我不会有孩子。”
塔莉亚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终愤怒地离开了。第二天傍晚，她又出现在了谢尔盖家里。
“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塔莉亚说道，“和我在一起。”
谢尔盖惊呆了。他立刻明白了塔莉亚的深意，她想要保护他。
“塔莉亚，我把你当做家人，我可以为你付出生命，但我……但我并不想跟你恋爱。”
塔莉亚说：“我把你当作哥哥，最好的朋友、战友，我们可以结婚呀。那只是一张纸！谢廖沙，这世上因为真正的爱情而结合的人们太少了。婚姻和爱情本身就没有关系。能够做彼此的家人，相互扶持，相互照顾，这还不够吗？我知道你不想……呃，用那种方式要孩子，我们可以领养战争孤儿，不是吗？”
谢尔盖心中产生了一种流泪的冲动，愧疚和感动同时把他冲垮了。他奋力止住眼泪：“不，不，我不能答应你。你难道不向往爱情吗？你还年轻，有大把的时间，应该找一个深深爱着你、而你也深深爱着他的人，同他在一起生活，无论结婚与否，而不是草率地决定和我在一起。”
“你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和你一起生活已经胜过许多其他人了。这是我仔细考虑之后的结果。谢廖沙，不要把生活想象得像爱情小说那样，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我俩在一起再合适不过了。”
“对不起，但是，但是战争过去了，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都应当再考虑考虑……你看，我们总想着彼此之间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像工头打量工厂机床上磨出来的两个零件，看着合适，就非要把它们拼到一起不可；我们拿尺子在自己身上量来量去，把优点和缺点堆在天平两头，像小贩一样称量、讲价，讨论交易是否公平。也许，我想，塔莉亚，爱情不是这样的，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只是需要陪伴罢了。人都很孤独，需要在一间房子里彼此等待，仅此而已。爱情？世界上可能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就算有，也不是人人都幸运。你把一切想得太好了。”
“不。”谢尔盖激动地反驳。他离开座椅，父母的目光望向他，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只好尴尬地坐下了，努力控制颤抖的声音，“不，不该是这样。你不能只是某个人的陪伴，我也不能。你不能……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也不能这样对待你自己。这不对，不公平，在道德上也不正确，甚至连基本的尊重都缺乏了。现在，让我们各自后退一步，别再考虑这件事了。”
他越说越激动，口吻生硬。塔利亚皱起眉头：“你竟然这样认为。好吧，那么你就去寻找你的爱情吧。但我不得不给你忠告，谢廖沙，你认为爱情不讲道理，只要凭心里的感受一股脑向前冲就行，这非常不理智！”
她没有留下来吃晚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因为这场朋友间的争吵，谢尔盖的父母提早离开了莫斯科。他们不愿再指责儿子，尽管两人心里都觉得谢尔盖这次做错了，太偏执了，但他看起来那样痛苦，双眼通红，仿佛一个词儿都能把他的精神彻底压垮。于是他们选择了回避——战争之后，人们总以这种方式珍惜彼此的关系。没过多久，塔莉亚也离开了她那间合住公寓。谢尔盖不再能常与她见面。因为她在战争中的贡献，她住进了德国战俘修建的大楼。那是莫斯科未来二十年中最豪华的建筑。
那都是些善良坚强的女孩儿，看着她们，谢尔盖就想起塔莉亚。她们就像他的姐妹，但他不可能和她们在朋友以外发展长远的关系。他的心已经有了归属，不再向浪漫爱情的世界敞开了。有个大胆的女孩把他的忠贞理解为了羞怯。她挽着谢尔盖的胳膊散步，和他一道儿去食堂吃饭，聊到大家都走开了，她便乘着他饭后取大衣的机会，躲在门后亲了他一下。谢尔盖吓坏了。他捂住嘴唇，推开她，夺门而走。
我不该对她那么粗鲁。当天夜里，谢尔盖陷入了深深的懊悔。晚饭后，母亲安慰了他，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的父亲因为他多次离经叛道的决定拒绝同他说话。谢尔盖不知该如何处理家庭问题：他的双亲不太喜欢莫斯科的氛围，几户人家共用卫生间和厨房的公寓让他们觉得拘束——他们宁可住回乡下的棚子里去，同邻居念叨庄稼的长势，养几只猫狗，闲暇时到小溪边透透气。
“莫斯科的街道冷酷无情。”他的母亲评价道。“谢廖沙，只有你能够用知识打动她，这座城市。这是适合你的地方，而我们，我们已经老啦。你一个人住在大城市，不该一直这么孤零零的。”
谢尔盖无言以对。任何一个见识过爱情的人都难以把它和其他的感情混淆：它的真面目好像美杜莎的眼睛，只要同它对视，不幸就降临了——它疯狂而暴烈地一闪而过，发出汹涌的光亮，像闪光弹那样令人眼盲，让人甘愿一生都停在那瞬间做一尊石像。每当母亲同他谈起婚姻大事，提起他的好友，一个声音就在他心里响起，搅得他心神不宁：我能不能像安德烈亚斯对待我那样对待塔莉亚？
在战争结束三年以后，谢尔盖才开始警醒，那个理想主义的玻璃房子坍塌了。他发觉大部分人给出的感情，与他曾得到的、无法回馈的爱相比，只是对陪伴的需求。人们愿意为此付出，有时收获回报，但付出终归不是奉献，它没办法同时盛满两只等待幸福的瓶子。
他感到自己被看作一只宠物，有时连宠物还不如。当他对要求说“不”，便难免迎来冷遇，哪怕只是长久的沉默——在这个国家最消极的抵抗。对方不愿探寻他拒绝的原因，就退缩了、消失了，留给他一堵高墙；有时他又被要求扮演关起门来的沙皇，她们在他身上寻找暴君的特质，管那叫“男子气概”，一旦他开口说话，朝向他的只有敬畏和顺从的眼神。
面对着那些陌生或熟悉的面孔，他常常忍不住想：你不想了解我吗？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笑、为什么落泪吗？让我们说说心里话吧，我不想当一个摆设、角儿、奴隶主。难道没有婚姻，没有爱情，人就没有别的需要？就不能为了别的说说话吗？一旦他摇头，对方便远远走开，不愿再和他相处一秒钟。难道组建家庭就意味着连友谊的机会都要全部失去吗？但回答他的只有沉默。
偶尔，他在梦里絮絮叨叨这些不该说的抱怨，于是安德烈亚斯的形象出现了。他替他说话，无礼又无情地嘲讽：这些人在拿什么廉价的、可有可无的东西互相交换，这也能叫做爱吗！无聊得像安眠药片！
谢尔盖梦见了他，就记起了有关他的一切。这让他醒来后出了一身冷汗。一个人怎么会以这样鲜活的形象和声音活在他的身体里、脑海中？安德烈亚斯的心是不是分了一块给他？以致于他的身体里居住着两个灵魂。为此他悄悄地喜悦着，悲恸着，忐忑着，迷茫着，有时为此惊恐不安，有时又怅惘不已；但在夜晚以外的时间，大家依旧对他说：“你该找个人照顾你的生活呀。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咱们这儿有的是好姑娘……”
“她们难道就是些安慰人的工具？”终于，他气愤地对介绍人、上司说，“我怎么能把人当作物品，当作摆件？她们有自己的人生，凭什么变成我生活的点缀？这和沙皇的奴隶有什么区别？”
他本以为这会是他最后一次说出这些话。毕竟他的态度太粗暴了，那个吻的事传开后，大概也没有女孩儿再愿意爱上他。可是，当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它便会以不同的面目不断侵扰一个人的生活。
当那些文件第二次被送到他的桌上，谢尔盖已经无比烦躁：“我说了，我根本什么也没做。我就像对待正常朋友一样对待他。如果我能给你一个方程式，不管多复杂，我当然愿意，只要它存在！但我不能写出我没有的答案。再说一次，我不是有意引诱的他……他也没有引诱我，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没什么可说的！”
谢尔盖从不认为那份名单是他“争取”来的情报，更不认为漂亮脸蛋是间谍工具箱里的一把螺丝刀。在一切结束后，他对上级这样报告：那是一个受到我们的意识形态感召、弃暗投明的人，德国人在纳粹的压迫下也不好过。至于为什么不好过，谢尔盖不敢如实解释，只好撒谎。可等他从单位的格子间走回家，关上房门，答案就完全变了：也许从没有人好好对待过他，把他的心当作一回事，以至于我对他照顾一些、温柔一些，试着理解他的痛苦，他就那么依恋我，为我深深地着迷，这甚至完全改变了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他一想起安德烈亚斯，就无法在那张表格上写字，更没法把他们的相处当做一份引诱的教案写出来。
另一份有关新计划的表格更让他愤怒：让他教学生出卖身体或感情、换取情报，这绝不可能！他们是国家情报官员，是共产主义的战士，斯拉夫人不像英国人和美国人那样爱冒险，政治理想才是他们的利剑，而不是可供交换的利益。在他看来，这简直是自掘坟墓。如果能中止这一切，要是这次违命会给他带来一颗子弹，或者二十年、三十年的苦役，他也心甘情愿。
“哪里没有了规则，哪里就会变成罪恶滋生的地方。”他预感到了什么似的，在课堂上对后辈说。“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秘密警察这一回事呢，我想，这种制度是规则的撤销，而非建立。我们不能教任何鼓励犯错、鼓励堕落的方法，这动摇了情报工作的根基……”
为此，他同卢比扬卡的上级大吵了一架。
“我们不应该提倡用这样的手段获取情报，尤其不能依赖这样的手段。”谢尔盖坚持说，“如果我们不把人当作人，不尊重我们的同志，那还怎么进行革命？我们不能堕落到像纳粹德国、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情报机构那样！反正我不做这事！”
他说话的时候情绪激动，等察觉自己发言的不妥之处时，为时已晚。在审判后，有不少人明里暗里地议论，猜测他与安德烈亚斯的关系，以及他与西方情报网的接触——有些是无意的调侃，有些则是政治攻击。在联谊会上，有人问起他在德国的私人生活，谢尔盖总挥挥手让他们走开。他以为这件事不会再有下文。可这一次，他惹上的麻烦比口角大得多。
同上级争吵以后，他被勒令休假，写思想报告。他从没有这样生气过。谢尔盖头一次感觉到背叛，那滋味比法西斯主义更让他愤怒，也更让他担忧：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只要世上还有那么一群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坏的、应当被消灭，它就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无法言说的问题——他对他的同志们显然抱有更高的期待。
谢尔盖感到胸闷、双手发麻，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转过走廊，他躲进卫生间，捂住嘴唇，屏住呼吸，晕眩和胃部的不适逐渐缓解了。几分钟后，他独自一人来到大街上，冷风灌进衬衫领子，他才发觉自己忘了戴围巾和帽子，但他说什么也不愿回去：一想到桌面上的那份检讨，他就想要呕吐。
封锁柏林的消息又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这个冬天，柏林的居民依靠英国人和美国人空投的物资过活，一旦政治封锁解除，他们会倒向哪里，人人都心知肚明。他想起那位检察官——他的儿子死在了柏林战役以后，因为营养不良和破伤风的并发症。他本可以不用死的：他的死不是枪炮炸药的后果，也不是为了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带有启示性的灾难，它不能完全用权力斗争来解释——它包含了没有目的和收益的作恶，因此也定义了绝对的正义。为了那个愿景中的定义，一部分苏联人把短缺的物资分发给了柏林居民，宁可自己饿着肚子，还有一些没有受伤的小伙子帮助德国人重建房屋。可美国记者的镜头永远对准那些不守规矩的士兵。
很大一部分苏联年轻人都相信，如果他们那么做了，至少可以把耻辱的钉死在耻辱柱上。只要它永不复活，人类就不会再一次遭此浩劫。他们对于队伍中的叛徒毫不手软，军事法庭主持枪毙了许多抢劫犯、强奸犯，希望让所有人引以为戒。可当纳粹高官的别墅被整栋搬迁，变成某些人的私宅时，那种持续存在的、像雾气一般的担忧搅得正义之士不得安宁。
谢尔盖记得清清楚楚，当代表团的苏联人听说戈林在狱中的待遇，所有人都愤怒了。戈林正处在美国人的看管之下。他被允许携带一位贴身男仆，住在曾贴着墙纸的隔间，一日三餐吃着烧牛肉、麦片、牛奶、豌豆汤和餐酒。他过去的下属，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们，被美国人安排成了他的服务生，料理他的一日三餐。身陷囹圄的戈林仍不忘了羞辱他们：你们端来的这些东西远不及我喂狗的食物。有个愤怒的年轻人回敬道：看来您的狗吃得比在前线服役的我们好得多！在狱中，他随身携带着三枚戒指，上面镶嵌着他的收藏：祖母绿，红宝石和蓝钻。美国人甚至找了一位医生给他戒毒。这是在审判过程中英国人头一次和苏联人同仇敌忾：他们的国土也被德国空军轰炸过，伦敦为戈林的命令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
有人的血白流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胸膛里响起，他感到无比气闷。清算还未开始，他们为之流血，为之献上生命的绝对正义，已经被地缘政治的博弈游戏玷污了：英国人在战争结束前就打算和纳粹政府讲和，以抵御苏联西进。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仇恨，不亚于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柏林战役打破了西方人的幻想，于是他们改用了更长远的计划——这还不能让谢尔盖感到担忧。美国人对战犯颇有纵容，包庇了不少纳粹企业家、科学家，这也不能让他担忧。他坚信，那些在柏林分发物资的军官，都是和他一样的人。只要这一群人永远醒着，法西斯主义就没有那么容易回来，他们会构成一道防波堤。
可现在，他对一切都感到不确定了：在自己人身上，他看到了旧时代的影子。
下午四点，天完全黑了。就在他收拾桌面时，塔莉亚冲进了他的办公室：“你不能总不管不顾，把一切都搞砸了。听听你说了什么！你把自己的同志比作谁？你将来会有孩子，难道你要丢了工作，去坐牢、去改造，让他们挨饿吗？”
谢尔盖的脸全白了。她怎么会知道这一切？他站起身，低声说道：“我不会有孩子。”
塔莉亚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终愤怒地离开了。第二天傍晚，她又出现在了谢尔盖家里。
“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塔莉亚说道，“和我在一起。”
谢尔盖惊呆了。他立刻明白了塔莉亚的深意，她想要保护他。
“塔莉亚，我把你当做家人，我可以为你付出生命，但我……但我并不想跟你恋爱。”
塔莉亚说：“我把你当作哥哥，最好的朋友、战友，我们可以结婚呀。那只是一张纸！谢廖沙，这世上因为真正的爱情而结合的人们太少了。婚姻和爱情本身就没有关系。能够做彼此的家人，相互扶持，相互照顾，这还不够吗？我知道你不想……呃，用那种方式要孩子，我们可以领养战争孤儿，不是吗？”
谢尔盖心中产生了一种流泪的冲动，愧疚和感动同时把他冲垮了。他奋力止住眼泪：“不，不，我不能答应你。你难道不向往爱情吗？你还年轻，有大把的时间，应该找一个深深爱着你、而你也深深爱着他的人，同他在一起生活，无论结婚与否，而不是草率地决定和我在一起。”
“你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和你一起生活已经胜过许多其他人了。这是我仔细考虑之后的结果。谢廖沙，不要把生活想象得像爱情小说那样，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我俩在一起再合适不过了。”
“对不起，但是，但是战争过去了，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都应当再考虑考虑……你看，我们总想着彼此之间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像工头打量工厂机床上磨出来的两个零件，看着合适，就非要把它们拼到一起不可；我们拿尺子在自己身上量来量去，把优点和缺点堆在天平两头，像小贩一样称量、讲价，讨论交易是否公平。也许，我想，塔莉亚，爱情不是这样的，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只是需要陪伴罢了。人都很孤独，需要在一间房子里彼此等待，仅此而已。爱情？世界上可能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就算有，也不是人人都幸运。你把一切想得太好了。”
“不。”谢尔盖激动地反驳。他离开座椅，父母的目光望向他，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只好尴尬地坐下了，努力控制颤抖的声音，“不，不该是这样。你不能只是某个人的陪伴，我也不能。你不能……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也不能这样对待你自己。这不对，不公平，在道德上也不正确，甚至连基本的尊重都缺乏了。现在，让我们各自后退一步，别再考虑这件事了。”
他越说越激动，口吻生硬。塔利亚皱起眉头：“你竟然这样认为。好吧，那么你就去寻找你的爱情吧。但我不得不给你忠告，谢廖沙，你认为爱情不讲道理，只要凭心里的感受一股脑向前冲就行，这非常不理智！”
她没有留下来吃晚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因为这场朋友间的争吵，谢尔盖的父母提早离开了莫斯科。他们不愿再指责儿子，尽管两人心里都觉得谢尔盖这次做错了，太偏执了，但他看起来那样痛苦，双眼通红，仿佛一个词儿都能把他的精神彻底压垮。于是他们选择了回避——战争之后，人们总以这种方式珍惜彼此的关系。没过多久，塔莉亚也离开了她那间合住公寓。谢尔盖不再能常与她见面。因为她在战争中的贡献，她住进了德国战俘修建的大楼。那是莫斯科未来二十年中最豪华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