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走马上任
在被死亡吸引之前，安德烈亚斯经历过睡眠障碍的发作。不安稳的睡眠和青春的关系类似潮汐与月亮。等他明白了死亡可以解脱人间的一切痛苦与职责，那种症状就消失了，每晚的睡眠不再是强迫的、对现实生活的重复，而是在排演黑暗甜美的结局。他的房间在楼梯的尽头，那空间的大小对应他家族的地位再好不过，对才能举起小提琴的孩子来说却太大了。他讨厌书架和帘幕的阴影，它们在他的心里投射了许多恐怖的情形，逼迫他在躺到床上之前翻遍卧室的每一个角落。熄灯是他最不喜欢的家庭惯例，他哀求佣人不要拉上窗帘，好歹让他看清房间里的摆设。他读过一些童话故事，刚刚开始戒断浪漫主义小说，他的某一个部分遗落在了故事里：在某一个角落里可能藏着持刀的刺客，或者搜寻黄金的大盗。
如果真有恶徒，你看见了又能怎么样呢？女佣人说，这里很安全，快睡吧。晚安。她按照惯例拉紧窗帘，怜悯地留下一条淡蓝色的缝隙。
在朦胧的光线里，墙面上挂着的艺术品获得了生命，在他的梦里出没，让他在无声的尖叫中惊醒。那是他母亲选择的装饰，把四壁的每一块墙纸都填满了。那些不知道材料的布匹，表面敷着几层比金子还贵的颜料，时常让他心慌意乱。莫奈的画面里漂浮着雾气，让他头晕、想要做梦，新秀埃米尔·努尔徳的作品则充满了恐怖的冲突，酱红色的天空和云翳压倒了世界的一切，他画的玫瑰像血迹、田野则像妖魔的眼睛。
他不喜欢油画，但这些意见从未出口，因为他的母亲对它们爱若至宝。家庭当中，根本没有人在意她的喜好，安德烈亚斯不愿再对此做出任何申诉。像每一个传统的德国家庭那样，他的父亲常年在外办公，母亲负责他的教育。安德烈亚斯很爱妈妈，父权制度下父亲对儿子的例行贬低从不让他挂心，但每次母亲教训他、哪怕只是说两句重话都让他心如刀绞。当他为那些批评和体罚伤心的时候，父母便数落他太过软弱、难堪大用，他只好尽力绷着脸，面无表情地等一切结束，躲到房间里偷偷掉眼泪。
他认为自己比父亲更加尊重母亲，但母亲从未偏袒过他，而这种平和而均匀的、像节拍器似的家庭生活在他青春期的开头走向了结束。
像所有的男孩一样，他对爱情抱有鄙薄的向往——他们渴望一种从未经历的体验，却对于自己的情感需求羞于启齿。他的寄宿学校距离火车站有三四公里，一座关押着一大群娱乐匮乏的青少年的牢笼。在希特勒上台以前，那里的校长是一位刻薄而拘谨的学究。显然，要一位上了年纪的学者管理一所充满男孩的学校，那完全是个叫人力不从心的任务。很快老人就拄着拐杖、捧着圣经退休去了。紧接着，纳粹党的拥趸霸占了这所历史悠久的教育机构，把它改建成了精英军事学校。新的管理者们挎着皮鞭、手杖，谙熟各种精神上凌虐弱者的手段。新校长声称自己一名哲学硕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举手投足间萦绕着雷厉风行的气概。许多青少年都会对这一类的长辈怀有仰慕之情。与四处巡查的校监和级长不同，除了那些例行公事的讲话，这位新校长对男孩们可谓和蔼可亲。在垂满藤萝的墙壁底下，安德烈亚斯见过他同好几位低年级的男孩单独交谈，以一种过于亲密的姿势。
安德烈亚斯对他的个人魅力不感兴趣，但他希望贿赂校长，让他宽宥自己缺席一些无聊的集体活动。他可以忍受严酷的训练，却无法接受来自任何他不在乎的人的命令和评价。因此，他时常在大会上睡觉或者冷笑，惹得不少家境清寒的年轻人怒目而视。
在安德烈亚斯跨进校长办公室以前，他对成年人的贪婪一无所知，用来交涉的辞令都是些拙劣的模仿。那些机巧使同龄人认定他是个人物，但放到成年人眼前只能引人发笑。那个男人用学校内部有限却多样的特权引诱他，把他放在办公桌上强迫他办完了事。他当时十五岁，几乎还是个孩子，这让他在一周之内没法稳稳地坐在椅子上。
他想要的不只是金钱。安德烈亚斯迷茫地想，但他不愿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被批准偶尔不参加集会，但他再也没有缺席。在无理由的倔强之外，那种欲望被激发的奇异体验让他辗转难眠，直到他在同学之间听到了一些传闻：两个高年级男生被校监发现在树下约会，两人都不愿意诬陷对方，被学校极为严厉地处罚了。
他知道性是男孩间霸凌的手段，是校长受贿的途径，但这条传闻显然和权力无关。这很奇怪，但比起他身处的环境，男孩间的爱恋远算不上最奇怪的，以至于他常忽视自己身上这一点儿异常的特质。在两年以后，他向一位同级生表白，对方把此事当作奇闻炫耀，害得他差点被学校开除。他惊魂未定，用皮带把那个四处宣扬的同学狠狠揍了一顿，作为报复也作为切割。他胆大包天的行为被理解为了叛逆，没过多久，罪名又升级为忤逆社会道德。然而，直到父亲开始残酷地矫正他的取向，试图让他对女人产生正常的反应，他才明白同性恋是比杀人更重的罪过。
安德烈亚斯用了几年适应自己的身份。在法律的威胁之下，他飞快地学会了掩盖和矫饰。他换过几任情人，全是露水情缘，他们大多受不了他对粗暴行为的诡异嗜好，要不就对他的工作心怀芥蒂。这些地下的风流韵事也让他两手沾血：一位上司知悉了他的取向，处处暗示自己掌握了他的把柄，被他动用家族关系，送去当了行刑队的靶子。
凯里安，这个英俊的军官和他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安德烈亚斯起初想撕下他无欲无求的伪装，抓住他的把柄，毁灭他的尊严，让他跪倒在自己的靴子前求饶，再把他送去审查或者枪毙。但这个人总也不肯顺着他的意思，对一切引诱不为所动，高傲、倔强、桀骜，好像他在照一面命中注定的镜子。哪怕谢尔盖有意教训他，这也比他过去的体验好得多。至少这不是一场有关尊严和地位的交易，他没有从中赢得什么，也就谈不上拿什么出来交换。
他没有表面上看起来冷酷无情，安德烈亚斯想，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让他留在我的身边？
这一晚安德烈亚斯睡得很沉，谢尔盖却辗转难眠。他心里烧着背叛自己的暗火，让他屡屡盯着安德烈亚斯沉静的脸发呆，不断规划再否决残忍的提案：这个纳粹法西斯睡得这样死，凭他在内务部学过的格斗技巧，至少有二十种方法让这个罪人刹那间偿还自己的罪过。
算了算了，你又不可能真的爱上他。光动个念头就让谢尔盖浑身恶寒。他一向严格地要求自己，在恋爱方面也是一样。他是一条法西斯的走狗，身上还有资本主义堕落的习性，谢尔盖在心里鼓励自己，你只是利用他的恶习，不要因为肉体的关联为难自己呀。
“你没有睡好。”安德烈亚斯醒来后定论道。
谢尔盖几乎没有睡着，他疲劳地抱怨：“你倒是睡得很好！”
“别这样。这也不是什么难堪的事，你也不用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异常的人。有许多人，包括那些拿婚姻当幌子的人，男人或女人，上司或下属，他们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相比之下，喜欢男人，或者和男人做爱没什么大不了的。”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结婚？”谢尔盖问，“为帝国繁衍后代，这是你应当要尽的职责。”
安德烈亚斯放开了他的胳膊，不屑地说：“这么说吧，我本人为国尽忠，多次负伤。把其他的义务推卸给别人去完成，完全无可非议——你呢？你为什么没有结婚？你这么英俊，性格也不错，没有考虑过和你那位女友结婚吗？我想她一定会答应的。”
谢尔盖装作忧郁地答道：“战争把我们彻底分开了。”
“柏林还有很多好姑娘。还是说，你准备为了爱情献身？非她不娶？”
“我没有想过。我在前线为国效力，生死在刹那之间，暂时不考虑结婚。”
安德烈亚斯的脸上闪过毫不掩饰的喜悦。他面对镜子，迅速穿好衬衫，摆弄着袖扣，想起什么似的嘲讽起来：“实话说，我对女人实在没什么兴趣。德意志的好妻子、好母亲，除了料理家务，给丈夫疏解欲望、传宗接代，她们还有什么用处？不论你说什么，她们只会低眉顺眼地应承。我可以料理自己的生活，身边哪里需要这样的人？”
谢尔盖又一次想起了塔莉亚——红军的女战士比男人还要坚强。她们有自己的思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她们为全人类的欢乐、幸福和希望奋斗着，并为此感到深深的自豪。而纳粹德国把女性变成了奴隶，变成了生育机器，这怎么能责怪她们呢，她们完全没有力量选择自己的生活。这里遍地都是压迫者与被压迫的人。
“安德烈亚斯，”谢尔盖走到他身边说，“其实你人还不错，你不想让别的姑娘不幸福。”
“或许吧。”安德烈亚斯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把外套上的褶皱抚平，接着说，“你的右手骨折过，你的战伤奖章是这么来的吗？”
“不是——该死，你发什么疯？你要在这个时候审查我？”
谢尔盖厌烦地骂了一句脏话，朝他挥了一拳。安德烈亚斯躲开了，靠着窗台大笑。在来到这里之前，谢尔盖早已依据那个被他干掉的上尉的信息，编造了有关“凯里安”的一切，身高体重，家住何方，乃至饮食习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艺术等等。他牢牢地记着：这枚战伤奖章是用大腿里的三枚弹片换来的，他为此伪造了伤口。
安德烈亚斯解释说：“只是一点儿职业习惯。就像你不喜欢我的怀疑，我也不喜欢别人揣测我的想法。”
谢尔盖瞪着他：“看来我说得不错！”
安德烈亚斯没和他争辩几句，客厅的电话就响了。谢尔盖目送他下了楼梯，听见他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就在昨天夜里，去往集中营的火车被地下组织袭击，跑走了二十三个要犯，其中就有安德烈亚斯抓到的几个德共党员，管理那一节火车的党卫军全被吊死在了树上。安德烈亚斯勃然大怒，在电话里声称要把押运员绞碎了灌进香肠里。挂断电话后，谢尔盖听见他用力摆弄橱柜椅子，拿一切能接触到的家具出气。
好样的燕妮，这是怎么做成的呀！这个消息让谢尔盖兴奋不已，他到盥洗室洗了把脸，对着镜子傻笑了一阵子。直到安德烈亚斯站在楼梯口朝上面吼叫，他才缓缓的踱下楼梯。
早餐的氛围尴尬万分。安德烈亚斯看了他好几次，终于把刀叉丢在盘子里：“你怎么欲言又止的，你要和我说什么？”
“你……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谢尔盖如鲠在喉地问，“我是说，我昨晚有没有伤到你？”
安德烈亚斯朝他翻了个白眼，低下头专心拨弄着盘子里的芦笋，把它们彻底挑出去，再把萝卜蘑菇切成骰子似的小块。他沉默了好一阵子，谢尔盖还瞪着他，用那种顽固的、询问的眼神，这让他忍不住从喉咙里挤出一声笑：“有没有人说过你傻里傻气的。”
谢尔盖皱皱眉头，转过脸不看他了。
这天晚上安德烈亚斯没有回来。直到第三天深夜，在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中，他才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公寓门前。他出门从不记得带伞，以前有卢卡斯提醒，才不至于让他总被淋湿。他冷得发抖，被风吹得头晕，坐在壁炉边看了一份报纸，等身上的寒意被驱散才上楼更衣。
墙角壁龛里的钟指向凌晨一点半，谢尔盖早已睡下，在床上留给他半边空档。雨声让整个小镇变成了沸腾的铁壶，谢尔盖却睡得很安稳。安德烈亚斯换下衣服，喝掉一整杯啤酒，靠窗站了一会儿，走到谢尔盖身边躺下了。
没等他展开毯子，这张床上的另一个人惊醒了。谢尔盖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喃喃说道：“老天，你冷得像一根路灯杆子。”
“谁在半夜出门都是一样，外面在下雨。”
被吵醒的人不高兴地问：“你为什么不回自己那边去？”
安德烈亚斯的心跳刹那间变得忽高忽低，一股不知哪里来的冲动像橡皮泥挤住他的喉咙，逼他朝身边人温暖的胳膊贴近：“……你没有关门。”
“你非跟什么人睡在一起不可吗？”
安德烈亚斯有点儿生气：“这是我的公寓，这几间卧室都是我的，我想睡在哪里就睡在哪里，难道你要把我赶走？”
谢尔盖干脆背过身去不理他。安德烈亚斯抱紧他的肩膀，轻轻地叫他的名字：“凯里安，凯里安……”
前天夜里他可以借着黑暗的掩护，凭愤怒征服安德烈亚斯，但现在不行。他确信自己不喜欢男人，更不会对法西斯分子有好感。一切违背道德的、荒谬绝伦的情景在短短一周内积压在他的肩头。好在把安德烈亚斯想象成一个女人并不难，即便没有扑粉，他的头发上也有浓郁的香水味。谢尔盖叹口气，不情不愿地翻了个身，闭上眼。安德烈亚斯用脸颊贴着他的手背，那片皮肤像雨里的帆布一样冷。
我怎么能同一个血海深仇的敌人这样亲近。他为那愤怒情不自禁地颤抖了一下，无法控制的情绪像橘子从兜里滚落。他不得不找一个恰当的借口，把安德烈亚斯推开了一点儿：“你太让我为难了。我其实，我不是——”
安德烈亚斯粗暴地拉过他的胳膊，把额头埋进他的胸口：“闭嘴。”
无数女性的形象在谢尔盖眼前闪过，他想象着贴近的肉体来自于她们中的某一位，防止自己做出太过反感的动作。他没有很多同女性亲密的经历，顶多是拥抱和亲吻。甚至，在他三十多年的生命当中，他都没有进入过一段恰如其分的恋爱关系。所有人都教他以肉体的欲望来区分爱情和友谊，但他只感受过和人在心理上亲近的需求，至于肉体的欲望，那对他来说只是课本上的名词。爱情的对象应该是女人，宗教这么教导，他所在的国家也这么教导——他知道在列宁时期爱上同性是无罪的，但很快这条政策就被修改了。在矛盾当中，他不可抑制地想起了塔莉亚和燕妮，她们消瘦的脸颊和眼睛里的光彩，让他感到安慰，又感到亵渎。塔莉亚对他的吸引不在肉体，它来自更深远的地方，像风筝的丝线牵萦着他痛苦的心。
在现实中，安德烈亚斯发出一声得逞的笑，像蛇那样嘶嘶地说：“我去柏林替你打点了关系，你很快就会接到调令了。”
谢尔盖推开他：“什么？”
“别回东线战场了，我想要你在我身边。”
“你要把我调到保安总局的机构里？”
安德烈亚斯不紧不慢地解释：“不，不。我只是为你延长了休假。你的伤没有全好，你会在保安总局做一段时间文职工作。之后，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谢尔盖沉默片刻，问道：“你更改我的人生轨迹，只是需要我陪你上床？就像俱乐部里陪军官的女人？”
安德烈亚斯无言以对。他阴沉地沉默了一会儿，向谢尔盖凑近了些，讨好似的握住他的手腕：“请不要这么说。如果你不愿意，六个月后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我向你保证。”
如果真有恶徒，你看见了又能怎么样呢？女佣人说，这里很安全，快睡吧。晚安。她按照惯例拉紧窗帘，怜悯地留下一条淡蓝色的缝隙。
在朦胧的光线里，墙面上挂着的艺术品获得了生命，在他的梦里出没，让他在无声的尖叫中惊醒。那是他母亲选择的装饰，把四壁的每一块墙纸都填满了。那些不知道材料的布匹，表面敷着几层比金子还贵的颜料，时常让他心慌意乱。莫奈的画面里漂浮着雾气，让他头晕、想要做梦，新秀埃米尔·努尔徳的作品则充满了恐怖的冲突，酱红色的天空和云翳压倒了世界的一切，他画的玫瑰像血迹、田野则像妖魔的眼睛。
他不喜欢油画，但这些意见从未出口，因为他的母亲对它们爱若至宝。家庭当中，根本没有人在意她的喜好，安德烈亚斯不愿再对此做出任何申诉。像每一个传统的德国家庭那样，他的父亲常年在外办公，母亲负责他的教育。安德烈亚斯很爱妈妈，父权制度下父亲对儿子的例行贬低从不让他挂心，但每次母亲教训他、哪怕只是说两句重话都让他心如刀绞。当他为那些批评和体罚伤心的时候，父母便数落他太过软弱、难堪大用，他只好尽力绷着脸，面无表情地等一切结束，躲到房间里偷偷掉眼泪。
他认为自己比父亲更加尊重母亲，但母亲从未偏袒过他，而这种平和而均匀的、像节拍器似的家庭生活在他青春期的开头走向了结束。
像所有的男孩一样，他对爱情抱有鄙薄的向往——他们渴望一种从未经历的体验，却对于自己的情感需求羞于启齿。他的寄宿学校距离火车站有三四公里，一座关押着一大群娱乐匮乏的青少年的牢笼。在希特勒上台以前，那里的校长是一位刻薄而拘谨的学究。显然，要一位上了年纪的学者管理一所充满男孩的学校，那完全是个叫人力不从心的任务。很快老人就拄着拐杖、捧着圣经退休去了。紧接着，纳粹党的拥趸霸占了这所历史悠久的教育机构，把它改建成了精英军事学校。新的管理者们挎着皮鞭、手杖，谙熟各种精神上凌虐弱者的手段。新校长声称自己一名哲学硕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举手投足间萦绕着雷厉风行的气概。许多青少年都会对这一类的长辈怀有仰慕之情。与四处巡查的校监和级长不同，除了那些例行公事的讲话，这位新校长对男孩们可谓和蔼可亲。在垂满藤萝的墙壁底下，安德烈亚斯见过他同好几位低年级的男孩单独交谈，以一种过于亲密的姿势。
安德烈亚斯对他的个人魅力不感兴趣，但他希望贿赂校长，让他宽宥自己缺席一些无聊的集体活动。他可以忍受严酷的训练，却无法接受来自任何他不在乎的人的命令和评价。因此，他时常在大会上睡觉或者冷笑，惹得不少家境清寒的年轻人怒目而视。
在安德烈亚斯跨进校长办公室以前，他对成年人的贪婪一无所知，用来交涉的辞令都是些拙劣的模仿。那些机巧使同龄人认定他是个人物，但放到成年人眼前只能引人发笑。那个男人用学校内部有限却多样的特权引诱他，把他放在办公桌上强迫他办完了事。他当时十五岁，几乎还是个孩子，这让他在一周之内没法稳稳地坐在椅子上。
他想要的不只是金钱。安德烈亚斯迷茫地想，但他不愿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被批准偶尔不参加集会，但他再也没有缺席。在无理由的倔强之外，那种欲望被激发的奇异体验让他辗转难眠，直到他在同学之间听到了一些传闻：两个高年级男生被校监发现在树下约会，两人都不愿意诬陷对方，被学校极为严厉地处罚了。
他知道性是男孩间霸凌的手段，是校长受贿的途径，但这条传闻显然和权力无关。这很奇怪，但比起他身处的环境，男孩间的爱恋远算不上最奇怪的，以至于他常忽视自己身上这一点儿异常的特质。在两年以后，他向一位同级生表白，对方把此事当作奇闻炫耀，害得他差点被学校开除。他惊魂未定，用皮带把那个四处宣扬的同学狠狠揍了一顿，作为报复也作为切割。他胆大包天的行为被理解为了叛逆，没过多久，罪名又升级为忤逆社会道德。然而，直到父亲开始残酷地矫正他的取向，试图让他对女人产生正常的反应，他才明白同性恋是比杀人更重的罪过。
安德烈亚斯用了几年适应自己的身份。在法律的威胁之下，他飞快地学会了掩盖和矫饰。他换过几任情人，全是露水情缘，他们大多受不了他对粗暴行为的诡异嗜好，要不就对他的工作心怀芥蒂。这些地下的风流韵事也让他两手沾血：一位上司知悉了他的取向，处处暗示自己掌握了他的把柄，被他动用家族关系，送去当了行刑队的靶子。
凯里安，这个英俊的军官和他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安德烈亚斯起初想撕下他无欲无求的伪装，抓住他的把柄，毁灭他的尊严，让他跪倒在自己的靴子前求饶，再把他送去审查或者枪毙。但这个人总也不肯顺着他的意思，对一切引诱不为所动，高傲、倔强、桀骜，好像他在照一面命中注定的镜子。哪怕谢尔盖有意教训他，这也比他过去的体验好得多。至少这不是一场有关尊严和地位的交易，他没有从中赢得什么，也就谈不上拿什么出来交换。
他没有表面上看起来冷酷无情，安德烈亚斯想，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让他留在我的身边？
这一晚安德烈亚斯睡得很沉，谢尔盖却辗转难眠。他心里烧着背叛自己的暗火，让他屡屡盯着安德烈亚斯沉静的脸发呆，不断规划再否决残忍的提案：这个纳粹法西斯睡得这样死，凭他在内务部学过的格斗技巧，至少有二十种方法让这个罪人刹那间偿还自己的罪过。
算了算了，你又不可能真的爱上他。光动个念头就让谢尔盖浑身恶寒。他一向严格地要求自己，在恋爱方面也是一样。他是一条法西斯的走狗，身上还有资本主义堕落的习性，谢尔盖在心里鼓励自己，你只是利用他的恶习，不要因为肉体的关联为难自己呀。
“你没有睡好。”安德烈亚斯醒来后定论道。
谢尔盖几乎没有睡着，他疲劳地抱怨：“你倒是睡得很好！”
“别这样。这也不是什么难堪的事，你也不用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异常的人。有许多人，包括那些拿婚姻当幌子的人，男人或女人，上司或下属，他们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相比之下，喜欢男人，或者和男人做爱没什么大不了的。”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结婚？”谢尔盖问，“为帝国繁衍后代，这是你应当要尽的职责。”
安德烈亚斯放开了他的胳膊，不屑地说：“这么说吧，我本人为国尽忠，多次负伤。把其他的义务推卸给别人去完成，完全无可非议——你呢？你为什么没有结婚？你这么英俊，性格也不错，没有考虑过和你那位女友结婚吗？我想她一定会答应的。”
谢尔盖装作忧郁地答道：“战争把我们彻底分开了。”
“柏林还有很多好姑娘。还是说，你准备为了爱情献身？非她不娶？”
“我没有想过。我在前线为国效力，生死在刹那之间，暂时不考虑结婚。”
安德烈亚斯的脸上闪过毫不掩饰的喜悦。他面对镜子，迅速穿好衬衫，摆弄着袖扣，想起什么似的嘲讽起来：“实话说，我对女人实在没什么兴趣。德意志的好妻子、好母亲，除了料理家务，给丈夫疏解欲望、传宗接代，她们还有什么用处？不论你说什么，她们只会低眉顺眼地应承。我可以料理自己的生活，身边哪里需要这样的人？”
谢尔盖又一次想起了塔莉亚——红军的女战士比男人还要坚强。她们有自己的思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她们为全人类的欢乐、幸福和希望奋斗着，并为此感到深深的自豪。而纳粹德国把女性变成了奴隶，变成了生育机器，这怎么能责怪她们呢，她们完全没有力量选择自己的生活。这里遍地都是压迫者与被压迫的人。
“安德烈亚斯，”谢尔盖走到他身边说，“其实你人还不错，你不想让别的姑娘不幸福。”
“或许吧。”安德烈亚斯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把外套上的褶皱抚平，接着说，“你的右手骨折过，你的战伤奖章是这么来的吗？”
“不是——该死，你发什么疯？你要在这个时候审查我？”
谢尔盖厌烦地骂了一句脏话，朝他挥了一拳。安德烈亚斯躲开了，靠着窗台大笑。在来到这里之前，谢尔盖早已依据那个被他干掉的上尉的信息，编造了有关“凯里安”的一切，身高体重，家住何方，乃至饮食习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艺术等等。他牢牢地记着：这枚战伤奖章是用大腿里的三枚弹片换来的，他为此伪造了伤口。
安德烈亚斯解释说：“只是一点儿职业习惯。就像你不喜欢我的怀疑，我也不喜欢别人揣测我的想法。”
谢尔盖瞪着他：“看来我说得不错！”
安德烈亚斯没和他争辩几句，客厅的电话就响了。谢尔盖目送他下了楼梯，听见他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就在昨天夜里，去往集中营的火车被地下组织袭击，跑走了二十三个要犯，其中就有安德烈亚斯抓到的几个德共党员，管理那一节火车的党卫军全被吊死在了树上。安德烈亚斯勃然大怒，在电话里声称要把押运员绞碎了灌进香肠里。挂断电话后，谢尔盖听见他用力摆弄橱柜椅子，拿一切能接触到的家具出气。
好样的燕妮，这是怎么做成的呀！这个消息让谢尔盖兴奋不已，他到盥洗室洗了把脸，对着镜子傻笑了一阵子。直到安德烈亚斯站在楼梯口朝上面吼叫，他才缓缓的踱下楼梯。
早餐的氛围尴尬万分。安德烈亚斯看了他好几次，终于把刀叉丢在盘子里：“你怎么欲言又止的，你要和我说什么？”
“你……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谢尔盖如鲠在喉地问，“我是说，我昨晚有没有伤到你？”
安德烈亚斯朝他翻了个白眼，低下头专心拨弄着盘子里的芦笋，把它们彻底挑出去，再把萝卜蘑菇切成骰子似的小块。他沉默了好一阵子，谢尔盖还瞪着他，用那种顽固的、询问的眼神，这让他忍不住从喉咙里挤出一声笑：“有没有人说过你傻里傻气的。”
谢尔盖皱皱眉头，转过脸不看他了。
这天晚上安德烈亚斯没有回来。直到第三天深夜，在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中，他才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公寓门前。他出门从不记得带伞，以前有卢卡斯提醒，才不至于让他总被淋湿。他冷得发抖，被风吹得头晕，坐在壁炉边看了一份报纸，等身上的寒意被驱散才上楼更衣。
墙角壁龛里的钟指向凌晨一点半，谢尔盖早已睡下，在床上留给他半边空档。雨声让整个小镇变成了沸腾的铁壶，谢尔盖却睡得很安稳。安德烈亚斯换下衣服，喝掉一整杯啤酒，靠窗站了一会儿，走到谢尔盖身边躺下了。
没等他展开毯子，这张床上的另一个人惊醒了。谢尔盖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喃喃说道：“老天，你冷得像一根路灯杆子。”
“谁在半夜出门都是一样，外面在下雨。”
被吵醒的人不高兴地问：“你为什么不回自己那边去？”
安德烈亚斯的心跳刹那间变得忽高忽低，一股不知哪里来的冲动像橡皮泥挤住他的喉咙，逼他朝身边人温暖的胳膊贴近：“……你没有关门。”
“你非跟什么人睡在一起不可吗？”
安德烈亚斯有点儿生气：“这是我的公寓，这几间卧室都是我的，我想睡在哪里就睡在哪里，难道你要把我赶走？”
谢尔盖干脆背过身去不理他。安德烈亚斯抱紧他的肩膀，轻轻地叫他的名字：“凯里安，凯里安……”
前天夜里他可以借着黑暗的掩护，凭愤怒征服安德烈亚斯，但现在不行。他确信自己不喜欢男人，更不会对法西斯分子有好感。一切违背道德的、荒谬绝伦的情景在短短一周内积压在他的肩头。好在把安德烈亚斯想象成一个女人并不难，即便没有扑粉，他的头发上也有浓郁的香水味。谢尔盖叹口气，不情不愿地翻了个身，闭上眼。安德烈亚斯用脸颊贴着他的手背，那片皮肤像雨里的帆布一样冷。
我怎么能同一个血海深仇的敌人这样亲近。他为那愤怒情不自禁地颤抖了一下，无法控制的情绪像橘子从兜里滚落。他不得不找一个恰当的借口，把安德烈亚斯推开了一点儿：“你太让我为难了。我其实，我不是——”
安德烈亚斯粗暴地拉过他的胳膊，把额头埋进他的胸口：“闭嘴。”
无数女性的形象在谢尔盖眼前闪过，他想象着贴近的肉体来自于她们中的某一位，防止自己做出太过反感的动作。他没有很多同女性亲密的经历，顶多是拥抱和亲吻。甚至，在他三十多年的生命当中，他都没有进入过一段恰如其分的恋爱关系。所有人都教他以肉体的欲望来区分爱情和友谊，但他只感受过和人在心理上亲近的需求，至于肉体的欲望，那对他来说只是课本上的名词。爱情的对象应该是女人，宗教这么教导，他所在的国家也这么教导——他知道在列宁时期爱上同性是无罪的，但很快这条政策就被修改了。在矛盾当中，他不可抑制地想起了塔莉亚和燕妮，她们消瘦的脸颊和眼睛里的光彩，让他感到安慰，又感到亵渎。塔莉亚对他的吸引不在肉体，它来自更深远的地方，像风筝的丝线牵萦着他痛苦的心。
在现实中，安德烈亚斯发出一声得逞的笑，像蛇那样嘶嘶地说：“我去柏林替你打点了关系，你很快就会接到调令了。”
谢尔盖推开他：“什么？”
“别回东线战场了，我想要你在我身边。”
“你要把我调到保安总局的机构里？”
安德烈亚斯不紧不慢地解释：“不，不。我只是为你延长了休假。你的伤没有全好，你会在保安总局做一段时间文职工作。之后，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谢尔盖沉默片刻，问道：“你更改我的人生轨迹，只是需要我陪你上床？就像俱乐部里陪军官的女人？”
安德烈亚斯无言以对。他阴沉地沉默了一会儿，向谢尔盖凑近了些，讨好似的握住他的手腕：“请不要这么说。如果你不愿意，六个月后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我向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