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新同事、新生活
燕妮认识别墅周围所有的人。她扮演的“安尼卡”是个嗜酒如命的怪女人，从旗队长家里挣来的几个子儿都被她喝了个精光，因此她不得不接些私活，替还算体面的人家洗衣裳。那些酒精饮料大多被燕妮倒进了下水道。要不是她需要解释身上时常出现的磕碰和擦伤，她根本不会扮演太过引人注目的角色。
女工安尼卡对常人而言足够平庸，但在侦查员眼中，她远远算不上毫无特点。要是他们按照第一选择，扮演相貌平平、前倨后恭的服务生，或者面上沉默寡言，背地里爱嚼舌头的邮差，保准让人在三天之内忘个精光。谢尔盖的相貌太出色了，让燕妮忍不住担心他们的处境。或许他有不少过人之处，又或者祖国面临的斗争十分危急，以至于后方无人可用。在冬天以前，苏联不少女人和孩子都上了前线，一位西方记者把这种现象报告为“红色帝国的人道危机——面对战争，政府组织不力”。只要人类社会仍然依靠个人决策运转，各行各业就难免混进一些傻瓜。可类似的撰稿多了，叫燕妮忍不住怀疑起来：这些记者同私下窃窃“穿着摩登的弗莱波女郎活该被非礼”的警察们或许师出同门。
燕妮向路边的醉汉学习，时常表现出一副对时事茫然不察的模样。认识她的人都羡慕她有个好雇主，夸旗队长宽宏大量，至今还没有把她赶到街上去。然而，她的工资全来自于夫人丽娜的嫁妆，旗队长没有为整洁的地毯和香喷喷的衬衫出过一个子儿。论雇佣关系，她并不是那位军官的下属。丽娜少有出门的机会，这件事也因此成为了雕花大门背后的秘密。唯有婚姻有此等合二为一的魔力：把两人的财产变成一人的财产，把两人的劳动变成一人的劳动，甚至在头一个男孩出生以前，一片屋檐下也只会有一个享有全部法律权益的人。伟大的爱情和神圣的婚姻，要是让两个人同时享受生命健康、自由、拥有财富以及从劳动中获取报酬的权利，在大德意志帝国的律师同法官们看来，这实在是太见外了。
燕妮今年只有二十六岁，比女战士塔莉亚还年轻些，却因为辛苦的劳作和心理的重担而衰老。她瘦小的手背上有冻疮留下的疤痕，平时戴着丝绒的手套，把丑陋的瘢痕都遮住了——那也是好心的夫人的赠礼。谢尔盖偶然看见了那些痕迹，不由得为她感到难过，而燕妮却对此满不在乎、一笑而过：“这双手和我的母亲、祖母一样。”她性格爽朗，走路快得像一阵风，双颊红润，洋溢着干练有力的美，这让她在纺织女工和农妇中间很受欢迎。燕妮也常请她们喝上一杯。渐渐的，她们都很乐意同这位大城市来的姐妹谈心，而最有价值的信息常从闲谈中来。
一天夜里，一位名叫艾玛的女工向她抱怨，说自己的丈夫忽然被党卫军召去修铁路，一连三天都没有回家。燕妮立刻想起谢尔盖对她背诵的地图。她花了一整块包着杏仁膏的巧克力糖、一小瓶劣质甜酒向那女人再三确认：镇子的边缘的确有一条铁轨，可很少有车辆从那里经过。燕妮找来组里的通讯员，向附近的电台发送了消息。一周以后，破坏小组在山区截停了一辆开向集中营的列车。他们低估了党卫军的火力，撬开三节车厢，打死了几个负责押运的军官便提前撤退了。尽管如此，仍有数十人跳下了列车，逃进了茫茫的森林和群山当中。
与此同时，谢尔盖把调任的消息传递给了燕妮。初次合作的成功让他们十分激动，就像在球场上完成了不可思议的绝妙连线。在面包房的炉火边，谢尔盖握住燕妮的手，还没开口道谢，那姑娘大胆地亲了亲他两边的脸颊。这让他害羞不已、支支吾吾了好一阵子。短暂的庆祝之后，燕妮告诉他，夫人丽娜早已对纳粹心怀怨恨，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你要小心，她毕竟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可能沾染了软弱的习气。”谢尔盖提醒说，“不要让同情左右了你的决定。”
他们都知道近距离斗争的凶险，但谁也没有言明。谢尔盖向她保证自己会小心谨慎，燕妮则祝他“入职顺利”，两人就此分别了。
提到“丽娜”这个像“伊万”、“弗里茨”一样常见的名字，谢尔盖又想起克劳迪娅来。他提着热烘烘的面包，在大街上一面走路一面出神：那勇敢鲁莽的姑娘有没有坐上那班火车？她会不会已经被破坏小组的同志营救、逃出了盖世太保的魔爪？他还有机会同这位女同志再次见面吗？还是说，她已经在惨无人道的刑讯当中牺牲了呢？
谢尔盖这些天的生活也不算顺遂。安德烈亚斯不是个能冷静面对失败的人。倚靠着家族的势力，他的仕途顺遂得令人吃惊，一点儿闪失也能让他懊恼不已。一旦他情绪低落，周围的一切就会笼罩在他阴沉沉的怒火下。对他来说，拿人出气是常有的事，至于他那副阴森可怖的心肠是转向政治犯，还是转向自己的下属，便要取决于命运的剧本了。某一天夜里，他的袖口被刑讯的鲜血浸透了，谢尔盖看得心惊，而他本人毫无察觉。他就套着血淋淋的袖口，丢掉外套和领带，抛下帽子，踢了一脚壁炉边的钳子，直到那片新鲜的血迹在他心爱的刺绣桌布上拖出一条尾巴，安德烈亚斯才不知所措地咒骂起来。
谢尔盖祈求命运女神不要再刺激这个疯子，尽管安德烈亚斯的倒霉事常能让他偷偷笑出声。然而，睡在一颗燃着引线的炸弹身边总是不太走运。某天夜里，安德烈亚斯被犯人啐了一口，不得不把外套送去洗衣房，等一切处理完毕，大街上早已空无一人。他忍着怒火回家，在凌晨三点半粗暴地摇醒了谢尔盖，急切地解开他的睡衣。谢尔盖犹在梦中，不胜其扰，朝那张神情讥讽的脸挥了一拳。不可一世的少校受到了天大的冒犯，立刻出拳还击。两人衣衫不整地扭打起来。闹剧以闹钟被肢解、枕头被扎破以及他们两人双双挂彩告终。他们隔着座椅对峙，剑拔弩张，好像那贴着软垫的靠背是英格兰海峡。安德烈亚斯拿手绢捂住流血的鼻子，谢尔盖不得不给开裂的嘴角涂碘伏消毒，而东面的天空已经蒙蒙亮了。
安德烈亚斯闷声闷气地开口：“你看你做的蠢事，这对我们俩都没好处。”
谢尔盖丢掉棉球威胁道：“你再敢把我当成你的婊子，我绝对会撕烂你的脸！”
他情绪激动，表情牵动了伤口，嘶嘶地吸了两口气。安德烈亚斯幸灾乐祸，撤掉手绢：“聚会就在今天，你却破相了。我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福科尔上尉？”
谢尔盖不再理睬他，专心看着镜子里自己的伤势。过了一刻钟才回过头叫道：“你就不能堵住你那该死的鼻子？真恶心，你把血弄到地毯上了。”
安德烈亚斯又拿起那块皱巴巴的手绢，闷声不响地转到窗边去了。他呼吸了几口北方早晨的冷气，突然说道：“我挺喜欢你的性格。”
谢尔盖头痛欲裂，连同嘴唇又疼起来：“你真是奇怪！你难道喜欢别人揍你？——别想瞒着我，还记得吗，我看到你柜子里的东西了，我也知道你用它们做什么。你这疯子简直快把四处的审讯室搬空了。”
“……我从没发现你这么幽默。”
“我不和你拌嘴。你没有正常的应对压力的方法，对生活还一窍不通，非常不好。”
“闭嘴！快滚出去。”
“我们也不应该这么相处，你很病态。你让我感觉自己没有尊严。”
“我让你闭嘴、滚开。你要什么尊严？我哪里伤到你可怜的自尊了？别以为我不会再揍你！”
他们怒气冲冲地开启了不幸的一天，谁也不和谁说话。直到天光大亮，安德烈亚斯仍专心致志地生着气，谢尔盖据此推断他近来工作清闲，否则他重视效率的大脑根本记不住吵架之类的小事。他不把欲望的对象当做人，更不要提与他更加无关的德国民众。有谁会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和抓人的猫生气呢，更何况大部分人只是他靴子前的蚂蚁。当奴隶主真正厌烦的时候，奴隶的道路便只剩下两条，要么被抛弃，要么迎接死亡。
谢尔盖没想到安德烈亚斯会向他求和，这使他心中编好的台词全部作废了。就在他沉着脸，挎着一本书上楼时，安德烈亚斯从壁橱后面翻出一个盒子，朝他招招手：“喂！过来，司机中午就会在门口等着了。我不喜欢迟到。”
在窗外漂浮的日光下，安德烈亚斯用融化的软蜡遮盖他的伤口，拿起工具在他嘴角一阵涂抹，那张英俊的脸又变得完美无瑕了。谢尔盖横向比对着德国人与内务部的化装技术，他不明白安德烈亚斯为什么会精通这方面的技巧。紧接着他回忆起受训时的知识，第一批进入苏联的德国间谍大多是知识分子，十分擅长乔装改扮。他们对当地的生活细节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甚至连俄国人怎样打架、怎样吐唾沫都了然于胸。内务部靠证件中不会生锈的订书钉剿灭了部分，剩下的则依靠大众举报。显然安德烈亚斯也熟练地掌握着伪装的基础本领，他确实像燕妮所说，是一个业务精熟的法西斯特务。
安德烈亚斯拍拍他的肩膀：“这才像样，我还要把你介绍给同事们呢。”
在动身前，谢尔盖做了不少心理准备，安德烈亚斯则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未来的“同事”。这几位秘密警察与安德烈亚斯一样，在政治警察部门工作，专门处理共产党与破坏分子，必要的时候还肩负着使人消失的使命。不同的是，安德烈亚斯与卢卡斯有家族势力的荫蔽，早早获得了党卫队的官衔。谢尔盖很快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和简短的事迹，安德烈亚斯的描述很精准，让他在见面的第一眼就认出了这三人：
刑事监察格哈德长着一张方脸，双眼炯炯有神，即使穿着便装也一副高高在上、精明强干的模样。他的头发梳向右边，头油抹得闪闪发亮，好像一颗吸烟时飞溅的火星就能把他的脑门点着。在安德烈亚斯升迁以前，他俩是竞争对手，直到去年，两人的关系才稍稍缓和。他对人态度严苛，总喜欢揪住同事的把柄，好不知不觉地在言语间贬低别人。安德烈亚斯所谓的“没格调的残酷手段”大多数是他发明的，谢尔盖在刑讯室中听见的审讯也是他所授意。
刑事上级秘书名叫瓦尔特·汉森，是一个矮小的男人，眼眶浮肿，看起来非常疲惫。谢尔盖牢记他的姓氏，因为他希望所有人都管他叫汉森博士。安德烈亚斯有时叫他“毒侏儒”，有时把他描述成围着窝转圈的母鸡。博士有四个孩子，因此对工资待遇相当上心，有一分一毫的奖赏都不会放过。他眼神闪烁，肩膀卷向胸口，在那些社会地位远不如他的人面前却颐指气使。安德烈亚斯比他年轻六岁，在工作经验方面远不如他，但他从来不敢指点上司的不是。
最年轻的那一位名叫奥托，谢尔盖在办公处同他见过面，正是他带着两人走下楼梯的。奥托金发蓝眼，体魄匀称，鼻梁和窄颧骨上撒着一排雀斑。他只有二十一岁，表情却严肃而阴沉，像宦海沉浮了十来年似的。这年轻人刚刚担任刑事助理，却是他们中“政治觉悟”最高的一位：他从小就在希特勒青年团受训，从内而外都是第三帝国的战士，还在某次活动中与元首本人合过影。
在他们到场以后，格哈德不卑不亢地同安德烈亚斯问好，瓦尔特与奥托也同他们行了见面礼。安德烈亚斯简单介绍了几句，便撇下谢尔盖，邀请一位小姐跳舞去了。两位年纪稍长的秘密警察对新同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奥托则用淡蓝的眼睛盯着他，一言不发。谢尔盖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敌意。他把这一点记在了心里，装作不在意的模样，同三人围绕A部的近况攀谈了几句，话题又转向了前线。
在他们谈及“凯里安”每一枚勋章的来处时，奥托突然问道：“听说您刚从前线回来，还没有结婚？”
谢尔盖点点头：“我出身贫寒，没有机会得到姑娘们的青睐。但元首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在大德意志帝国，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天赋，成为受尊敬的人。”
奥托不依不饶：“听说您和少校先生一同住在办公处附近。”
天啊安德烈亚斯，谢尔盖在心里嘲弄道，看来帝国的未来可不怎么喜欢你。他脸色微沉，学着安德烈亚斯摆架子时的腔调，冷淡地、缓慢地回答：“是的，我暂时没处安身，应少校先生的邀请，暂时借住在他的公寓里。”
奥托被这有意的挑衅刺到了，厌恶地看了他一眼。格哈德端着啤酒看向他俩，一双眼睛来回移动，并不打算插入他们的谈话。瓦尔特左右看看，急忙打圆场：“能有这样一位朋友是幸运的——”
格哈德莫名地着急起来，打断了他的谄媚，直接地问道：“您会和他一起去柏林吗？”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也在柏林办公呢。”
格哈德与瓦尔特对视了一眼，奥托的气焰却收敛了不少。瓦尔特咳嗽一声，又摆出那副文绉绉的嘴脸，语气变得轻慢：“唉，我还以为您会同少校先生一道儿去呢！柏林可是个好地方，未来的世界都城，日耳曼尼亚的不二首府。不知您之前有没有去过？”
“他大多时候在柏林工作么？”
“不，您还不太了解他。他虽然常回柏林探亲，但这次是为公事。不久以后在柏林要出大乱子，如果你们没碰上这几个赤色分子，一切可都糟糕了。谁知道他们胆敢计划去柏林？
谢尔盖袖子里的手攥紧了：“他们不是刺客么？去柏林？难道——”
“没人知道。”瓦尔特说，“我们也不清楚。福科尔上尉，您的新朋友是一位严守秘密的人，在一切开始之前，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包括我们。”
就在这时，门前传来通报，旗队长与他的夫人大驾光临。
这位柏林来的长官在四十岁上下，一副老式普鲁士军人的气质，夹着一片眼镜，威风凛凛地踏进屋子。他一到场，所有人的窃窃私语都停止了。十几双皮鞋整齐地碰在一起，胳膊构成了一片葡萄架似的拱门，滑稽地向他致意。谢尔盖注意到许多人并不在看旗队长，而看向挽着他胳膊的女士：
丽娜有一头闪烁的、如同丝绒的金发。她长得很甜美，却微微带着愁容，她的下颌没有德意志民族一贯的刚毅，反而十分纤细，像欧洲南部的娇小姑娘。苍白的脸色也遮掩不住她优美的举止。在门打开的刹那，她对着众人露出得体的、羞赧的微笑，微微含着下巴。那姿态完全满足了时代对女性的要求，谢尔盖却认为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捆缚着她的肩膀，让她显得忧郁而迷茫。
女工安尼卡对常人而言足够平庸，但在侦查员眼中，她远远算不上毫无特点。要是他们按照第一选择，扮演相貌平平、前倨后恭的服务生，或者面上沉默寡言，背地里爱嚼舌头的邮差，保准让人在三天之内忘个精光。谢尔盖的相貌太出色了，让燕妮忍不住担心他们的处境。或许他有不少过人之处，又或者祖国面临的斗争十分危急，以至于后方无人可用。在冬天以前，苏联不少女人和孩子都上了前线，一位西方记者把这种现象报告为“红色帝国的人道危机——面对战争，政府组织不力”。只要人类社会仍然依靠个人决策运转，各行各业就难免混进一些傻瓜。可类似的撰稿多了，叫燕妮忍不住怀疑起来：这些记者同私下窃窃“穿着摩登的弗莱波女郎活该被非礼”的警察们或许师出同门。
燕妮向路边的醉汉学习，时常表现出一副对时事茫然不察的模样。认识她的人都羡慕她有个好雇主，夸旗队长宽宏大量，至今还没有把她赶到街上去。然而，她的工资全来自于夫人丽娜的嫁妆，旗队长没有为整洁的地毯和香喷喷的衬衫出过一个子儿。论雇佣关系，她并不是那位军官的下属。丽娜少有出门的机会，这件事也因此成为了雕花大门背后的秘密。唯有婚姻有此等合二为一的魔力：把两人的财产变成一人的财产，把两人的劳动变成一人的劳动，甚至在头一个男孩出生以前，一片屋檐下也只会有一个享有全部法律权益的人。伟大的爱情和神圣的婚姻，要是让两个人同时享受生命健康、自由、拥有财富以及从劳动中获取报酬的权利，在大德意志帝国的律师同法官们看来，这实在是太见外了。
燕妮今年只有二十六岁，比女战士塔莉亚还年轻些，却因为辛苦的劳作和心理的重担而衰老。她瘦小的手背上有冻疮留下的疤痕，平时戴着丝绒的手套，把丑陋的瘢痕都遮住了——那也是好心的夫人的赠礼。谢尔盖偶然看见了那些痕迹，不由得为她感到难过，而燕妮却对此满不在乎、一笑而过：“这双手和我的母亲、祖母一样。”她性格爽朗，走路快得像一阵风，双颊红润，洋溢着干练有力的美，这让她在纺织女工和农妇中间很受欢迎。燕妮也常请她们喝上一杯。渐渐的，她们都很乐意同这位大城市来的姐妹谈心，而最有价值的信息常从闲谈中来。
一天夜里，一位名叫艾玛的女工向她抱怨，说自己的丈夫忽然被党卫军召去修铁路，一连三天都没有回家。燕妮立刻想起谢尔盖对她背诵的地图。她花了一整块包着杏仁膏的巧克力糖、一小瓶劣质甜酒向那女人再三确认：镇子的边缘的确有一条铁轨，可很少有车辆从那里经过。燕妮找来组里的通讯员，向附近的电台发送了消息。一周以后，破坏小组在山区截停了一辆开向集中营的列车。他们低估了党卫军的火力，撬开三节车厢，打死了几个负责押运的军官便提前撤退了。尽管如此，仍有数十人跳下了列车，逃进了茫茫的森林和群山当中。
与此同时，谢尔盖把调任的消息传递给了燕妮。初次合作的成功让他们十分激动，就像在球场上完成了不可思议的绝妙连线。在面包房的炉火边，谢尔盖握住燕妮的手，还没开口道谢，那姑娘大胆地亲了亲他两边的脸颊。这让他害羞不已、支支吾吾了好一阵子。短暂的庆祝之后，燕妮告诉他，夫人丽娜早已对纳粹心怀怨恨，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你要小心，她毕竟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可能沾染了软弱的习气。”谢尔盖提醒说，“不要让同情左右了你的决定。”
他们都知道近距离斗争的凶险，但谁也没有言明。谢尔盖向她保证自己会小心谨慎，燕妮则祝他“入职顺利”，两人就此分别了。
提到“丽娜”这个像“伊万”、“弗里茨”一样常见的名字，谢尔盖又想起克劳迪娅来。他提着热烘烘的面包，在大街上一面走路一面出神：那勇敢鲁莽的姑娘有没有坐上那班火车？她会不会已经被破坏小组的同志营救、逃出了盖世太保的魔爪？他还有机会同这位女同志再次见面吗？还是说，她已经在惨无人道的刑讯当中牺牲了呢？
谢尔盖这些天的生活也不算顺遂。安德烈亚斯不是个能冷静面对失败的人。倚靠着家族的势力，他的仕途顺遂得令人吃惊，一点儿闪失也能让他懊恼不已。一旦他情绪低落，周围的一切就会笼罩在他阴沉沉的怒火下。对他来说，拿人出气是常有的事，至于他那副阴森可怖的心肠是转向政治犯，还是转向自己的下属，便要取决于命运的剧本了。某一天夜里，他的袖口被刑讯的鲜血浸透了，谢尔盖看得心惊，而他本人毫无察觉。他就套着血淋淋的袖口，丢掉外套和领带，抛下帽子，踢了一脚壁炉边的钳子，直到那片新鲜的血迹在他心爱的刺绣桌布上拖出一条尾巴，安德烈亚斯才不知所措地咒骂起来。
谢尔盖祈求命运女神不要再刺激这个疯子，尽管安德烈亚斯的倒霉事常能让他偷偷笑出声。然而，睡在一颗燃着引线的炸弹身边总是不太走运。某天夜里，安德烈亚斯被犯人啐了一口，不得不把外套送去洗衣房，等一切处理完毕，大街上早已空无一人。他忍着怒火回家，在凌晨三点半粗暴地摇醒了谢尔盖，急切地解开他的睡衣。谢尔盖犹在梦中，不胜其扰，朝那张神情讥讽的脸挥了一拳。不可一世的少校受到了天大的冒犯，立刻出拳还击。两人衣衫不整地扭打起来。闹剧以闹钟被肢解、枕头被扎破以及他们两人双双挂彩告终。他们隔着座椅对峙，剑拔弩张，好像那贴着软垫的靠背是英格兰海峡。安德烈亚斯拿手绢捂住流血的鼻子，谢尔盖不得不给开裂的嘴角涂碘伏消毒，而东面的天空已经蒙蒙亮了。
安德烈亚斯闷声闷气地开口：“你看你做的蠢事，这对我们俩都没好处。”
谢尔盖丢掉棉球威胁道：“你再敢把我当成你的婊子，我绝对会撕烂你的脸！”
他情绪激动，表情牵动了伤口，嘶嘶地吸了两口气。安德烈亚斯幸灾乐祸，撤掉手绢：“聚会就在今天，你却破相了。我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福科尔上尉？”
谢尔盖不再理睬他，专心看着镜子里自己的伤势。过了一刻钟才回过头叫道：“你就不能堵住你那该死的鼻子？真恶心，你把血弄到地毯上了。”
安德烈亚斯又拿起那块皱巴巴的手绢，闷声不响地转到窗边去了。他呼吸了几口北方早晨的冷气，突然说道：“我挺喜欢你的性格。”
谢尔盖头痛欲裂，连同嘴唇又疼起来：“你真是奇怪！你难道喜欢别人揍你？——别想瞒着我，还记得吗，我看到你柜子里的东西了，我也知道你用它们做什么。你这疯子简直快把四处的审讯室搬空了。”
“……我从没发现你这么幽默。”
“我不和你拌嘴。你没有正常的应对压力的方法，对生活还一窍不通，非常不好。”
“闭嘴！快滚出去。”
“我们也不应该这么相处，你很病态。你让我感觉自己没有尊严。”
“我让你闭嘴、滚开。你要什么尊严？我哪里伤到你可怜的自尊了？别以为我不会再揍你！”
他们怒气冲冲地开启了不幸的一天，谁也不和谁说话。直到天光大亮，安德烈亚斯仍专心致志地生着气，谢尔盖据此推断他近来工作清闲，否则他重视效率的大脑根本记不住吵架之类的小事。他不把欲望的对象当做人，更不要提与他更加无关的德国民众。有谁会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和抓人的猫生气呢，更何况大部分人只是他靴子前的蚂蚁。当奴隶主真正厌烦的时候，奴隶的道路便只剩下两条，要么被抛弃，要么迎接死亡。
谢尔盖没想到安德烈亚斯会向他求和，这使他心中编好的台词全部作废了。就在他沉着脸，挎着一本书上楼时，安德烈亚斯从壁橱后面翻出一个盒子，朝他招招手：“喂！过来，司机中午就会在门口等着了。我不喜欢迟到。”
在窗外漂浮的日光下，安德烈亚斯用融化的软蜡遮盖他的伤口，拿起工具在他嘴角一阵涂抹，那张英俊的脸又变得完美无瑕了。谢尔盖横向比对着德国人与内务部的化装技术，他不明白安德烈亚斯为什么会精通这方面的技巧。紧接着他回忆起受训时的知识，第一批进入苏联的德国间谍大多是知识分子，十分擅长乔装改扮。他们对当地的生活细节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甚至连俄国人怎样打架、怎样吐唾沫都了然于胸。内务部靠证件中不会生锈的订书钉剿灭了部分，剩下的则依靠大众举报。显然安德烈亚斯也熟练地掌握着伪装的基础本领，他确实像燕妮所说，是一个业务精熟的法西斯特务。
安德烈亚斯拍拍他的肩膀：“这才像样，我还要把你介绍给同事们呢。”
在动身前，谢尔盖做了不少心理准备，安德烈亚斯则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未来的“同事”。这几位秘密警察与安德烈亚斯一样，在政治警察部门工作，专门处理共产党与破坏分子，必要的时候还肩负着使人消失的使命。不同的是，安德烈亚斯与卢卡斯有家族势力的荫蔽，早早获得了党卫队的官衔。谢尔盖很快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和简短的事迹，安德烈亚斯的描述很精准，让他在见面的第一眼就认出了这三人：
刑事监察格哈德长着一张方脸，双眼炯炯有神，即使穿着便装也一副高高在上、精明强干的模样。他的头发梳向右边，头油抹得闪闪发亮，好像一颗吸烟时飞溅的火星就能把他的脑门点着。在安德烈亚斯升迁以前，他俩是竞争对手，直到去年，两人的关系才稍稍缓和。他对人态度严苛，总喜欢揪住同事的把柄，好不知不觉地在言语间贬低别人。安德烈亚斯所谓的“没格调的残酷手段”大多数是他发明的，谢尔盖在刑讯室中听见的审讯也是他所授意。
刑事上级秘书名叫瓦尔特·汉森，是一个矮小的男人，眼眶浮肿，看起来非常疲惫。谢尔盖牢记他的姓氏，因为他希望所有人都管他叫汉森博士。安德烈亚斯有时叫他“毒侏儒”，有时把他描述成围着窝转圈的母鸡。博士有四个孩子，因此对工资待遇相当上心，有一分一毫的奖赏都不会放过。他眼神闪烁，肩膀卷向胸口，在那些社会地位远不如他的人面前却颐指气使。安德烈亚斯比他年轻六岁，在工作经验方面远不如他，但他从来不敢指点上司的不是。
最年轻的那一位名叫奥托，谢尔盖在办公处同他见过面，正是他带着两人走下楼梯的。奥托金发蓝眼，体魄匀称，鼻梁和窄颧骨上撒着一排雀斑。他只有二十一岁，表情却严肃而阴沉，像宦海沉浮了十来年似的。这年轻人刚刚担任刑事助理，却是他们中“政治觉悟”最高的一位：他从小就在希特勒青年团受训，从内而外都是第三帝国的战士，还在某次活动中与元首本人合过影。
在他们到场以后，格哈德不卑不亢地同安德烈亚斯问好，瓦尔特与奥托也同他们行了见面礼。安德烈亚斯简单介绍了几句，便撇下谢尔盖，邀请一位小姐跳舞去了。两位年纪稍长的秘密警察对新同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奥托则用淡蓝的眼睛盯着他，一言不发。谢尔盖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敌意。他把这一点记在了心里，装作不在意的模样，同三人围绕A部的近况攀谈了几句，话题又转向了前线。
在他们谈及“凯里安”每一枚勋章的来处时，奥托突然问道：“听说您刚从前线回来，还没有结婚？”
谢尔盖点点头：“我出身贫寒，没有机会得到姑娘们的青睐。但元首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在大德意志帝国，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天赋，成为受尊敬的人。”
奥托不依不饶：“听说您和少校先生一同住在办公处附近。”
天啊安德烈亚斯，谢尔盖在心里嘲弄道，看来帝国的未来可不怎么喜欢你。他脸色微沉，学着安德烈亚斯摆架子时的腔调，冷淡地、缓慢地回答：“是的，我暂时没处安身，应少校先生的邀请，暂时借住在他的公寓里。”
奥托被这有意的挑衅刺到了，厌恶地看了他一眼。格哈德端着啤酒看向他俩，一双眼睛来回移动，并不打算插入他们的谈话。瓦尔特左右看看，急忙打圆场：“能有这样一位朋友是幸运的——”
格哈德莫名地着急起来，打断了他的谄媚，直接地问道：“您会和他一起去柏林吗？”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也在柏林办公呢。”
格哈德与瓦尔特对视了一眼，奥托的气焰却收敛了不少。瓦尔特咳嗽一声，又摆出那副文绉绉的嘴脸，语气变得轻慢：“唉，我还以为您会同少校先生一道儿去呢！柏林可是个好地方，未来的世界都城，日耳曼尼亚的不二首府。不知您之前有没有去过？”
“他大多时候在柏林工作么？”
“不，您还不太了解他。他虽然常回柏林探亲，但这次是为公事。不久以后在柏林要出大乱子，如果你们没碰上这几个赤色分子，一切可都糟糕了。谁知道他们胆敢计划去柏林？
谢尔盖袖子里的手攥紧了：“他们不是刺客么？去柏林？难道——”
“没人知道。”瓦尔特说，“我们也不清楚。福科尔上尉，您的新朋友是一位严守秘密的人，在一切开始之前，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包括我们。”
就在这时，门前传来通报，旗队长与他的夫人大驾光临。
这位柏林来的长官在四十岁上下，一副老式普鲁士军人的气质，夹着一片眼镜，威风凛凛地踏进屋子。他一到场，所有人的窃窃私语都停止了。十几双皮鞋整齐地碰在一起，胳膊构成了一片葡萄架似的拱门，滑稽地向他致意。谢尔盖注意到许多人并不在看旗队长，而看向挽着他胳膊的女士：
丽娜有一头闪烁的、如同丝绒的金发。她长得很甜美，却微微带着愁容，她的下颌没有德意志民族一贯的刚毅，反而十分纤细，像欧洲南部的娇小姑娘。苍白的脸色也遮掩不住她优美的举止。在门打开的刹那，她对着众人露出得体的、羞赧的微笑，微微含着下巴。那姿态完全满足了时代对女性的要求，谢尔盖却认为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捆缚着她的肩膀，让她显得忧郁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