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孤独
一月过得很慢，像一条被冻住的河，表面平滑，底下什么也看不清楚。
林时砚的生活恢复到了领证之前的状态。上课，去图书馆，奶茶店打工，回澜湾，睡觉。周末的时候多睡一个小时，把攒了一周的脏衣服洗了，把冰箱里的过期食品清理掉，给阳台上的绿植浇浇水，然后坐在沙发上发一会儿呆。
他发现自己发呆的时间变长了。不是在想什么具体的事情，就是脑子空空的，眼睛盯着一个地方，很久都不眨一下。回过神来的时候往往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他也不知道这十几分钟去了哪里，像是被人从日历上轻轻撕掉了，没有留下痕迹。
方旭约他吃过两次饭。第一次是考完那天，宿舍四个人去学校北门的小馆子吃了顿火锅。方旭点了很多肉，说是要庆祝“脱离苦海”，另外两个室友跟着起哄，要了几瓶啤酒。林时砚喝了两杯，脸红得像煮熟的虾，方旭笑话他酒量差，他也不恼，只是笑。
第二次是出成绩那天。林时砚考了系里第三名，方旭嚷嚷着要让他请客。林时砚请了，还是在北门的小馆子，这次没点火锅，点了几个炒菜。方旭吃到一半忽然问他：“砚哥，你过年回老家吗？”
林时砚的筷子顿了一下。
过年。他差点忘了这件事。舅舅家的年夜饭，舅妈的脸色，电视里的春晚，没有红包，没有压岁钱，没有人问他这一年过得好不好。这就是他过去十几年的春节，每一年都一样，像复制粘贴。
“回。”他说，“初二回。”
“除夕和初一呢？”
“在澜湾。”
方旭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大概是想问“你老公呢”，但最终没有问出口。他往嘴里塞了一块回锅肉，含混地说了一句：“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林时砚点了点头。
二月初，寒假开始了。
奶茶店也放假了，周老板说初八再开门，让林时砚好好休息几天。林时砚说好，然后发现自己忽然有了大段的、空白的、不知道该拿来做什么的时间。
他在澜湾的房子里走来走去，从客厅走到厨房，从厨房走到阳台，从阳台走到书房，从书房走回客厅。一百四十平的房子，他来来回回走了很多遍，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仓鼠，沿着同一个路线反复转圈，以为自己在移动，其实哪里都没去。
他试着看书。《现代汉语词典》里的便利贴和黑色卡片他已经不翻了，但词典本身还在书架上，他有时候会拿下来随便翻翻，看那些字的释义。“等”——“等候，等待。例：等车，等机会。”没有“等人”的例句。
他把词典放回去，又拿起来，又放回去。
来回重复了几次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在看书，是在焦虑。一种没有来由的、弥散的、像雾一样笼罩着整个胸腔的焦虑。不
二月五号，腊月二十六。
林时砚去超市买了年货。对联、福字、窗花、糖果、瓜子、花生，还有一箱饮料。他在超市里推着购物车慢慢走，看到什么拿什么，拿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回到家才发现买了很多他一个人根本吃不完的东西。
他把对联贴在大门上，“福”字贴倒了。小时候听人说“福倒了”就是“福到了”，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还是照做了。窗花贴在客厅的落地窗上，红色的剪纸在阳光下面很鲜艳，给那个灰白色调的客厅添了一点过年的气氛。
他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换到春晚的彩排直播。主持人正在采访一个相声演员，说得很热闹，观众的笑声很大。他把音量调大了一些，大到整个客厅都充满了人声，像有很多人在他家里做客。
然后他去了厨房，开始包饺子。
他不会包。他以前在舅舅家只负责擀皮和剁馅，包饺子是舅妈的事。他试着把馅放在皮中间，对折，捏边，捏出来的形状歪歪扭扭的，像一个没长好的南瓜。他包了三十多个，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站得住有的站不住，排成一排放在案板上，像一支打了败仗的军队。
他拍了张照片，想发给谁看看。通讯录从头滑到尾，最后停在了“陆先生”上。
他没有点进去，他把照片删了，继续包。
腊月二十八，陆正芳打来电话。
“时砚，过年怎么安排的？”她的声音带着笑，背景音里有人在说话，像是在某个聚会上。
“回舅舅家，初二回去。”林时砚说。
“除夕呢？一个人？”
“嗯。”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陆正芳说：“阿征除夕晚上有活动，可能要晚点才能回来。你要是觉得一个人没意思，来阿姨家吃年夜饭？”
林时砚想了想，说不用了，他跟舅舅说好了初二回去，除夕就在澜湾待着，不折腾了。陆正芳没有勉强，说了句“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挂了电话。
林时砚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冬天的风从窗外灌进来，冷得他缩了缩脖子。他看着远处城市的轮廓，高楼之间的缝隙里能看到一小片灰色的天空，没有云，没有鸟，什么都没有。
陆征除夕有活动。他没有告诉自己。没有说“我除夕不回来了”，没有说“你不用等我”，什么都没有。不是刻意隐瞒，大概只是他不需要告诉自己。他们的关系从始至终都是不对等的，陆征是发布信息的那一方，他是接收信息的那一方。
除夕。
林时砚起得很早，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擦窗台，拖地板，换床单，洗窗帘。窗帘拆下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东西比他想象的重很多，一个人挂不回去，踩着凳子挂了三次才挂好，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
下午四点多，他开始准备年夜饭。
他做了四个菜：红烧鱼，糖醋排骨，蒜蓉西兰花，一个什锦砂锅。鱼是超市买的鲈鱼，他学着网上的教程做的，卖相一般，但尝了尝味道还行。排骨炖了一个多小时，糖醋汁收得浓稠，色泽红亮，是他所有菜里做得最好的一道。他做菜的时候一直放着春晚的预热节目，主持人的声音和音乐声填满了整个厨房，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做年夜饭，而是有很多人陪着他。
六点，菜做好了。他把菜一样一样端上桌，摆好碗筷，两副。
然后他坐在餐桌前，等。
他知道陆征不会来。陆正芳说了，他除夕有活动。他不是在等陆征，他只是在等，习惯性的等。
他看着桌上的菜，热气一缕一缕地往上飘，在空气中散开，像墨滴进水里，慢慢地、不可逆转地消失。热气消失之后，菜的表面凝出了一层薄薄的水汽，亮晶晶的，像一层透明的釉。
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排骨，放进对面那只空碗里。
“新年快乐。”他说。
声音很轻，轻到连他自己都差点没听见。
然后他给自己夹了一块，开始吃。
春晚八点开始。他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意思，换台，换了一圈又换回来。歌舞，小品，相声，魔术，一年一度的节目单，跟去年差不多，跟前年差不多，跟任何一年的除夕都差不多。电视里的观众在笑，他也跟着笑了一下，但那个笑容没有到达眼睛。
快十二点的时候，他的手机开始震动。各种群发的祝福消息，一条接一条，像雪片一样涌进来。有同学发的，有奶茶店同事发的，有方旭发的——“砚哥新年快乐！明年发大财！”后面跟了三个红包的表情。
他都回了，统一的“新年快乐”，后面加一个感叹号。
最后一条消息是唐艺发的，不是群发，语气一看就是专门写的：“砚哥，一个人过年不孤单吧？要是不开心可以找我聊天，我今天熬夜哦！”
林时砚看了那行字一眼，眼眶忽然有点热。
不是因为孤单，是因为有人知道他会孤单。
他回了一条：“没事，我挺好的。新年快乐！”
十二点，窗外的烟花准时炸开了。比跨年夜的那场更大、更密、更响，天空被染成了红色和金色，火光透过窗帘在客厅里闪烁，像有人在用手电筒快速地在墙上画圈。电视里的主持人开始倒计时——十、九、八、七——观众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激动——六、五、四、三、二、一——新年好！
电视里的人都在笑，都在拥抱，都在说新年快乐。
林时砚坐在沙发上，一个人，膝盖蜷到胸口，下巴搁在膝盖上。
他的手机又震了一下，他低头看。不是群发，是一条消息，来自陆先生。
四个字。
“新年快乐。”
没有表情，没有标点，没有多余的字符。跟跨年夜那次的“新年好”不一样，这次是“新年快乐”。“快乐”比“好”重一些，近一些，像迈了一小步。
林时砚看着那四个字，手里握着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的脸上，把他睫毛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颧骨上。他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很难描述。
他打了两个字：“你也是。”发出去之后又觉得太短了，但再打字已经晚了。
手机又震了。
陆先生：“吃了没？”
三个字，像一位长辈在饭桌上的问候。但林时砚知道陆征不是长辈，他不会用那种语气跟任何人说话。这三个字从陆征的手机里发出来，有一种微妙的、说不清的违和感。
他回：“吃了。”
陆先生：“什么？”
林时砚想了想，把桌上一盘菜拍了一张照片发过去。红烧鱼已经吃了一半，卖相不好，但他没有别的照片。发完之后他后悔了，想撤回，但手指没来得及点。
陆先生看了那张照片，过了十几秒才回：“就你一个人？”
林时砚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这是陆征第一次问他关于“一个人”的事。之前的对话里，他们是两个平行的、互不相交的存在，陆征从来没有关心过他是跟谁吃饭、跟谁过年、跟谁度过那些漫长的、无人问津的日夜。
他回了一个字：“嗯。”
然后他等他回复。
陆征的状态变成了“正在输入”，闪了几秒，又停了。然后又闪了几秒，又停了。
最后一条消息过来了，很短。
“早点睡。”
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我不跟你聊了，你去睡觉吧，对话结束了。
林时砚回了两个字：“好的。”
他把手机放下，靠在沙发上。电视里的春晚还在继续，一个相声演员正在说一段关于租房子的段子，观众笑得很开心。他听了两句，没有笑，拿起遥控器关了电视。
客厅突然安静下来。烟花的响声从窗外传进来，闷闷的，被玻璃隔了一层，像隔了一个世界。
他站起来，把桌上的剩菜收了，碗洗了，灶台擦了，垃圾倒了。一切都做完之后，他站在客厅中间，看了一眼茶几上的干花。花瓣已经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和几颗干枯的绣球花头，灰褐色的，像一束枯萎的标本。
他拿起那个陶罐，把枯枝拔出来，用纸巾把罐子擦干净，放回了原处。空罐子立在茶几中间，像一个等待被填满的容器。
他站在茶几前看了那个空罐子几秒钟，然后转身回了次卧。
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地想那条消息——“吃了没？”“什么？”“就你一个人？”“早点睡。”
四句话。短短的，平平淡淡的，但每一句话都比之前所有的消息加起来还要长。
林时砚不知道这算不算进步。但他觉得，这至少不是一个后退的信号。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窗外的烟花还在响，但越来越远了，越来越稀疏了，像一场正在散场的盛宴。他在那些渐渐远去的声音里闭上了眼睛，嘴角挂着一丝很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笑意。
第二天早上，大年初一。
林时砚是被手机震醒的。不是消息，是电话。来电显示：沈丽华。
他接起来，舅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情绪复杂。有责备，有关切，还有一种他听了很多年的、那种“我说的都是为你好”的语气。
“时砚，你初二回来？”
“嗯，舅妈。”
电话那头沈丽华压低了声音，背景音里有人在说话，大概是家里的亲戚来拜年了。“你在澜湾？……陆征呢？他跟不跟你一起回来？”
林时砚握着手机，靠坐在床头上。窗外的阳光已经很亮了，透过窗帘缝照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长长的、金黄色的光带。他看着那道光带，声音平稳得像一条直线：“他不来，他有事。”
“有事有事，什么事比走亲戚重要？”沈丽华的语气拔高了一点，然后又压下去了，像是意识到自己声音太大，被亲戚们听到了不好，“行吧行吧，你一个人回来也行。你舅舅还说要见见陆征呢，这下又见不着了。”
“明年吧。”林时砚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明年”，好像他和陆征的关系会自动延续到明年、后年、大后年，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仔细想想，他和陆征之间没有任何一条线是牢固的，那根线细得像蛛丝，风一吹就断。
沈丽华又交代了几句，无非是“买车票了吗”“几点到”“要不要去接”，林时砚一一回答，然后挂了电话。
他坐在床上，没有马上起来。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上的通话记录显示沈丽华的名字下面有一条未读消息——是唐艺发来的，凌晨两点：“砚哥！新年快乐！看到没看到没！我今天在老家放了好多烟花！给你云线上看！”
下面附了一张照片，漆黑的天空里炸开一朵金色的烟花，拍得有点糊，但能看出来形状，像一棵发光的树。
林时砚看着那朵烟花，忽然觉得喉咙有点紧。
他想起来一件事。从小到大，他没有放过一次烟花。舅舅家过年不放炮，说浪费钱。后来他长大了，自己去过广场上看过几次免费的那种大型烟花秀，站在人群中间，仰着头，脖子酸了也不愿意低头，怕错过任何一个瞬间。那些烟花在空中绽放的时间只有几秒钟，但在这几秒钟里，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抬头看，所有人都在说“哇”，那一刻你觉得自己和他们是连在一起的，不是一个人。
但烟花放完了，人群散了，他就又变回一个人了。
他把唐艺发来的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存了下来。
大年初二，林时砚坐大巴回了舅舅家。
三个小时的车程，他靠着车窗，看着高速公路两边的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从郊区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光秃秃的山。冬天的田野是灰黄色的，收割后的稻茬整齐地排列在泥土里，像一排排安静的士兵。
舅舅家在县城边上，一栋自建的三层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瓷砖，院子里种了一棵枇杷树。林时砚到的时候快中午了，院子里停着好几辆电动自行车，亲戚们已经来了。
他推开院门的时候，沈丽华正在院子里跟几个女人聊天，看到他进来，声音拔高了八度：“时砚回来了！”
几个女人的目光同时转过来，落在他身上，从上到下扫了一遍。林时砚知道这些目光是什么意思。他在陆家过得怎么样？穿得好不好？胖了还是瘦了？有没有变成“有钱人家的太太”？这些问题是不会有人当面问的，但目光会替她们问。
他穿了那件六十九块的黑色棉服。不是故意卖惨，是他真的没有别的厚外套。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的时候，袖口的线头被钩出来了，垂在手腕上，像一条细细的尾巴。
沈丽华的目光停在那根线头上，嘴角动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笑着把他拉进屋里。
屋里的餐桌已经摆好了，满满当当一大桌子菜。舅舅林建国坐在主位上，看到林时砚进来，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回来了就好”，声音不大，但林时砚听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小心翼翼的感觉，舅舅在跟他客气。
这个发现让他心里微微发涩。他在舅舅家住了十几年，舅舅从来没有跟他说过“回来了就好”这种话。以前他不会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因为他不会走。现在他搬出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尽管那个家更像一个地址），舅舅再见到他的时候，就开始用对待“客人”的方式对待他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亲戚们的聊天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了他身上。
“时砚那个婚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二姨夹了一筷子菜，语气像是在聊今天的天气，但眼神很认真，“对方家里条件那么好，人家不嫌弃咱们？”
沈丽华的筷子在盘子里顿了一下。林建国的脸色沉了沉，但没有说话。
林时砚低着头，安静地吃着碗里的饭。他不擅长应付这种场面，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不嫌弃”是撒谎，说“嫌弃”是自取其辱。所以他选择不说话。
二姨没有得到回应，也不尴尬，自顾自地往下说：“我听你舅妈说，陆家那个小孩是赛车手？那种工作多危险啊，万一出个事……”
“二姐。”林建国终于出声了，声音不大，但语气很硬，“吃菜。”
二姨张了张嘴，看了看林建国的脸色，识趣地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端起酒杯跟旁边的人聊别的去了。
林时砚把碗里的饭吃完了，站起来收碗。沈丽华说“你放着，我来”，他说“没事，我来”。他把碗收进厨房，打开水龙头开始洗。水很凉，凉得手指发僵，他把水温调高了一点，热水冲在冻僵的皮肤上，先是一阵刺痛，然后慢慢变成了暖意。
沈丽华跟了进来，站在他身后，欲言又止了几次，终于开了口：“时砚，你别听你二姨瞎说。”
“我知道。”林时砚低着头洗碗。
“你跟陆征……到底怎么样？”沈丽华的声音低下去，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他对你好不好？”
这是林时砚最怕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长了，长到不知道怎么概括。陆征对他好不好？这个问题不能用“好”或“不好”来回答。陆征没有打过他，没有骂过他，没有摔过他的东西，没有在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上伤害过他。从这个角度说，陆征比这个世界上很多丈夫都要“好”。
但陆征也没有对他“好”过。没有关心过他吃没吃饭，没有问过他冷不冷，没有在他等了一整天之后说一句“辛苦了”。他们之间最大的善意，就是彼此不打扰。
“还行。”林时砚说。
沈丽华看着他的背影，肩膀窄窄的，棉服的肩线已经洗变形了，往下塌着，显得他的肩更窄了。她说了一句让林时砚洗碗的手停下来好几秒的话。
“时砚，你要是过得不开心，就回来。舅妈虽然嘴上不饶人，但这个家永远有你的地方。”
林时砚低着头，水龙头的水还在哗哗地流。他盯着水槽里那些浮动的泡沫，看了很久。他没有回头，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有点哑。
“舅妈，水凉了。”
沈丽华没再说话，转身出去了。
厨房里只剩他一个人。他把最后一个碗从水里捞出来，放在沥水架上，关掉水龙头。水声消失之后，房间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不急不慢，像一个老旧的摆钟，提醒你还活着，仅此而已。
他用围裙擦了擦手，站在厨房的窗户前，看着院子里那棵枇杷树。冬天的枇杷树叶子还是绿的，厚厚的，油亮亮的，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鲜亮。树下停着一辆小孩的玩具车，红色的，塑料的，大概是哪个亲戚的小孩带来的。
林时砚看着那辆玩具车，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事。
他大概五六岁的时候，也想要一辆这样的玩具车。他在商场的玩具柜台前站了很久，眼睛盯着那辆红色的、可以坐进去开的小车，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因为他知道不会有人给他买。后来他每次路过那个柜台都会去看一眼，直到有一天那辆车不见了，被别人买走了。他站在空荡荡的柜台前，没有哭，没有闹，转身走了。
后来他再也没有想过要一辆玩具车。
不是不想要了，而是学会了不想。
他现在跟那时候一样。他学会了不想陆征，不想“如果”“万一”“也许”，不想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学会了自己做饭，自己过节，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他学会了跟自己相处。这是他这辈子学得最成功的一件事，也是最失败的一件事，因为他不应该这么擅长孤单。
下午三点，林时砚坐大巴回了市里。沈丽华给他装了一袋子年货——腊肉、香肠、自家做的辣酱，还有一个保温袋，里面是早上刚包的饺子。她说“带回去放冰箱，想吃的时候煮一煮就行”，林时砚接了，说了谢谢。
大巴在高速上开了一个半小时，到站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转公交车回到澜湾，刷卡进小区的时候保安喊了他一声：“林先生，新年好！有你的快递！”
他签收了，盒子不大，抱在手里有点沉。他上了楼，拆开，是一个电饭煲。新的，还是某个名牌，价格应该在四位数以上。
没有卡片，没有便条，没有寄件人信息。但林时砚知道是谁寄的。不是陆正芳，因为陆正芳寄东西会写她的名字和电话。不是陆征，因为陆征不会想到寄一个电饭煲，他甚至不知道林时砚缺一个电饭煲。
是陆正远。
那个只见过两面、加起来说了不到二十句话的、沉默寡言的陆正远。他在年夜饭的饭桌上见过陆正远两次，两次都隔着半张桌子，没有说过一句单独的话。但这个人知道他家没有好用的电饭煲，知道他一个人过年，知道他不会开口要任何东西。所以他寄了一个，不署名，不写卡片，不留任何痕迹，好像这件东西一直就在那里，只是林时砚之前没发现。
林时砚把电饭煲从盒子里拿出来，银色的，表面很光滑，摸上去凉凉的。他把旧的那个从舅舅家带来的、用了七八年的、內胆涂层已经斑驳脱落的老电饭煲从厨房台面上拿下来，换上了新的。
新电饭煲插上电的时候发出了一声很轻的“滴”，蓝色的显示屏亮起来，上面显示着时间。他把手放在电饭煲的顶上，那地方微微发热，暖暖的，像一个很小很小的太阳。
他看着那个显示时间的蓝色屏幕，站了很久。
然后他打开手机，给陆正远发了一条感谢的消息。没有写太多，只有一句话：“伯伯，电饭煲收到了，谢谢您。”
回复来得很快，只有两个字。
“嗯。用。”
他不知道陆正远为什么要加那个句号。也许只是习惯。也许是觉得“嗯用”太像是连在一起的，加个句号断开，显得不那么随便。
林时砚把手机放在沙发上，去厨房拆沈丽华给他的那袋子年货。腊肉和香肠要挂起来风干，辣酱要放冰箱，保温袋里的饺子也要放进冰箱。他打开保温袋，一个一个地数。
共六十个。白菜猪肉馅的，包得齐齐整整，每一个的褶子都差不多，像是用模具压出来的。沈丽华的手艺一直很好，这一点林时砚从小就知道。
他把饺子放进冷冻层，一个挨一个，摆得很整齐。摆完之后他数了数冷冻层里能吃的东西。速冻水饺两袋，腊肉一块，香肠三根，辣酱一罐，鸡蛋六个，牛奶两盒，还有一些零碎的蔬菜和调料。
够他吃一周的。
他关上冰箱门，又打开了。
他看了一眼冰箱门內侧的便利贴——陆征贴的那张“牛奶2月10日过期，记得喝”，还在。他一直没有撕，不是因为忘了，是因为他想留着。这张便利贴是陆征在这间房子里留下的唯一一行字，像一个人在沙滩上踩出的脚印，你知道潮水会把它冲掉，但你还是在它消失之前多看了几眼。
2月10日已经过了。
牛奶早就过期了，他上个月就扔了。但便利贴还在。他把便利贴揭下来，想看背面有没有字，可惜没有。
他重新贴回去。不是贴在冰箱门上了，是贴在了电饭煲的侧面。蓝色的显示屏旁边多了一张白色的便利贴，像两个时代的产物并排站在一起，一个发着冷光，一个泛着黄。
林时砚看着那个画面，忽然笑了一下。
他关了厨房的灯，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
电视没开，灯只开了落地灯那一盏，暖黄色的光像一滩融化的黄油，摊在沙发周围。
他闭着眼睛，脑子里有很多声音在说话。舅妈说的“过得不开心就回来”，二姨说的“人家不嫌弃咱们”，陆征说的“各过各的，别来烦我”。这些声音交错在一起，像收音机里串了台，好几个频道同时播放，什么都听不清楚。
他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但他在自己脑子里都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手机震了一下。
他没有马上看。等了十几秒，才拿起手机，解锁。
陆先生：“在澜湾？”
林时砚愣了一下。这是陆征第一次问他的行踪。不是“你在哪”，不是“你去哪了”，是“在澜湾？”——一个闭合的、答案是“是”或“不是”的问句。不需要解释，不需要描述，只需要确认。
林时砚回了：“嗯。”
陆先生：“几号回去？”
回去？回哪儿？回学校？回舅舅家？还是回澜湾？林时砚不确定陆征说的“回去”是什么意思，因为对陆征来说，“回澜湾”是“回家”，对林时砚来说，“回澜湾”也是“回家”。
他回了一个字：“？”
陆先生大概觉得他理解能力有问题，打了更完整的句子：“你学校几号开学？”
林时砚说：“二月二十五。”
陆先生沉默了。过了大概一分钟，发来一条：“我有比赛，二十号走。回来之前把我房间打扫一下。”
原来不是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是告诉他——“你要在我走之后打扫我的房间”。
“回来之前”这四个字很有趣。它暗示了“回来”这个动作——谁回来？陆征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但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在他的预期里，林时砚应该已经把房间打扫干净了。
林时砚回了两个字：“好的。”
这是他最常用的两个字。不是因为他没有别的话说，而是因为在陆征面前，他所有的情绪表达都是多余的。
所以他只说“好的”。安全，得体，不会出错。
他把手机放到一边，看着头顶的吊灯发呆。吊灯开着，光芒四射，把整个客厅照得像白昼一样明亮。但他觉得暗，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灯开着，他还是觉得暗。
林时砚的生活恢复到了领证之前的状态。上课，去图书馆，奶茶店打工，回澜湾，睡觉。周末的时候多睡一个小时，把攒了一周的脏衣服洗了，把冰箱里的过期食品清理掉，给阳台上的绿植浇浇水，然后坐在沙发上发一会儿呆。
他发现自己发呆的时间变长了。不是在想什么具体的事情，就是脑子空空的，眼睛盯着一个地方，很久都不眨一下。回过神来的时候往往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他也不知道这十几分钟去了哪里，像是被人从日历上轻轻撕掉了，没有留下痕迹。
方旭约他吃过两次饭。第一次是考完那天，宿舍四个人去学校北门的小馆子吃了顿火锅。方旭点了很多肉，说是要庆祝“脱离苦海”，另外两个室友跟着起哄，要了几瓶啤酒。林时砚喝了两杯，脸红得像煮熟的虾，方旭笑话他酒量差，他也不恼，只是笑。
第二次是出成绩那天。林时砚考了系里第三名，方旭嚷嚷着要让他请客。林时砚请了，还是在北门的小馆子，这次没点火锅，点了几个炒菜。方旭吃到一半忽然问他：“砚哥，你过年回老家吗？”
林时砚的筷子顿了一下。
过年。他差点忘了这件事。舅舅家的年夜饭，舅妈的脸色，电视里的春晚，没有红包，没有压岁钱，没有人问他这一年过得好不好。这就是他过去十几年的春节，每一年都一样，像复制粘贴。
“回。”他说，“初二回。”
“除夕和初一呢？”
“在澜湾。”
方旭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大概是想问“你老公呢”，但最终没有问出口。他往嘴里塞了一块回锅肉，含混地说了一句：“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林时砚点了点头。
二月初，寒假开始了。
奶茶店也放假了，周老板说初八再开门，让林时砚好好休息几天。林时砚说好，然后发现自己忽然有了大段的、空白的、不知道该拿来做什么的时间。
他在澜湾的房子里走来走去，从客厅走到厨房，从厨房走到阳台，从阳台走到书房，从书房走回客厅。一百四十平的房子，他来来回回走了很多遍，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仓鼠，沿着同一个路线反复转圈，以为自己在移动，其实哪里都没去。
他试着看书。《现代汉语词典》里的便利贴和黑色卡片他已经不翻了，但词典本身还在书架上，他有时候会拿下来随便翻翻，看那些字的释义。“等”——“等候，等待。例：等车，等机会。”没有“等人”的例句。
他把词典放回去，又拿起来，又放回去。
来回重复了几次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在看书，是在焦虑。一种没有来由的、弥散的、像雾一样笼罩着整个胸腔的焦虑。不
二月五号，腊月二十六。
林时砚去超市买了年货。对联、福字、窗花、糖果、瓜子、花生，还有一箱饮料。他在超市里推着购物车慢慢走，看到什么拿什么，拿的时候没有想太多，回到家才发现买了很多他一个人根本吃不完的东西。
他把对联贴在大门上，“福”字贴倒了。小时候听人说“福倒了”就是“福到了”，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还是照做了。窗花贴在客厅的落地窗上，红色的剪纸在阳光下面很鲜艳，给那个灰白色调的客厅添了一点过年的气氛。
他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换到春晚的彩排直播。主持人正在采访一个相声演员，说得很热闹，观众的笑声很大。他把音量调大了一些，大到整个客厅都充满了人声，像有很多人在他家里做客。
然后他去了厨房，开始包饺子。
他不会包。他以前在舅舅家只负责擀皮和剁馅，包饺子是舅妈的事。他试着把馅放在皮中间，对折，捏边，捏出来的形状歪歪扭扭的，像一个没长好的南瓜。他包了三十多个，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站得住有的站不住，排成一排放在案板上，像一支打了败仗的军队。
他拍了张照片，想发给谁看看。通讯录从头滑到尾，最后停在了“陆先生”上。
他没有点进去，他把照片删了，继续包。
腊月二十八，陆正芳打来电话。
“时砚，过年怎么安排的？”她的声音带着笑，背景音里有人在说话，像是在某个聚会上。
“回舅舅家，初二回去。”林时砚说。
“除夕呢？一个人？”
“嗯。”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陆正芳说：“阿征除夕晚上有活动，可能要晚点才能回来。你要是觉得一个人没意思，来阿姨家吃年夜饭？”
林时砚想了想，说不用了，他跟舅舅说好了初二回去，除夕就在澜湾待着，不折腾了。陆正芳没有勉强，说了句“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挂了电话。
林时砚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冬天的风从窗外灌进来，冷得他缩了缩脖子。他看着远处城市的轮廓，高楼之间的缝隙里能看到一小片灰色的天空，没有云，没有鸟，什么都没有。
陆征除夕有活动。他没有告诉自己。没有说“我除夕不回来了”，没有说“你不用等我”，什么都没有。不是刻意隐瞒，大概只是他不需要告诉自己。他们的关系从始至终都是不对等的，陆征是发布信息的那一方，他是接收信息的那一方。
除夕。
林时砚起得很早，把家里彻底打扫了一遍。擦窗台，拖地板，换床单，洗窗帘。窗帘拆下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东西比他想象的重很多，一个人挂不回去，踩着凳子挂了三次才挂好，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
下午四点多，他开始准备年夜饭。
他做了四个菜：红烧鱼，糖醋排骨，蒜蓉西兰花，一个什锦砂锅。鱼是超市买的鲈鱼，他学着网上的教程做的，卖相一般，但尝了尝味道还行。排骨炖了一个多小时，糖醋汁收得浓稠，色泽红亮，是他所有菜里做得最好的一道。他做菜的时候一直放着春晚的预热节目，主持人的声音和音乐声填满了整个厨房，让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做年夜饭，而是有很多人陪着他。
六点，菜做好了。他把菜一样一样端上桌，摆好碗筷，两副。
然后他坐在餐桌前，等。
他知道陆征不会来。陆正芳说了，他除夕有活动。他不是在等陆征，他只是在等，习惯性的等。
他看着桌上的菜，热气一缕一缕地往上飘，在空气中散开，像墨滴进水里，慢慢地、不可逆转地消失。热气消失之后，菜的表面凝出了一层薄薄的水汽，亮晶晶的，像一层透明的釉。
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排骨，放进对面那只空碗里。
“新年快乐。”他说。
声音很轻，轻到连他自己都差点没听见。
然后他给自己夹了一块，开始吃。
春晚八点开始。他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意思，换台，换了一圈又换回来。歌舞，小品，相声，魔术，一年一度的节目单，跟去年差不多，跟前年差不多，跟任何一年的除夕都差不多。电视里的观众在笑，他也跟着笑了一下，但那个笑容没有到达眼睛。
快十二点的时候，他的手机开始震动。各种群发的祝福消息，一条接一条，像雪片一样涌进来。有同学发的，有奶茶店同事发的，有方旭发的——“砚哥新年快乐！明年发大财！”后面跟了三个红包的表情。
他都回了，统一的“新年快乐”，后面加一个感叹号。
最后一条消息是唐艺发的，不是群发，语气一看就是专门写的：“砚哥，一个人过年不孤单吧？要是不开心可以找我聊天，我今天熬夜哦！”
林时砚看了那行字一眼，眼眶忽然有点热。
不是因为孤单，是因为有人知道他会孤单。
他回了一条：“没事，我挺好的。新年快乐！”
十二点，窗外的烟花准时炸开了。比跨年夜的那场更大、更密、更响，天空被染成了红色和金色，火光透过窗帘在客厅里闪烁，像有人在用手电筒快速地在墙上画圈。电视里的主持人开始倒计时——十、九、八、七——观众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激动——六、五、四、三、二、一——新年好！
电视里的人都在笑，都在拥抱，都在说新年快乐。
林时砚坐在沙发上，一个人，膝盖蜷到胸口，下巴搁在膝盖上。
他的手机又震了一下，他低头看。不是群发，是一条消息，来自陆先生。
四个字。
“新年快乐。”
没有表情，没有标点，没有多余的字符。跟跨年夜那次的“新年好”不一样，这次是“新年快乐”。“快乐”比“好”重一些，近一些，像迈了一小步。
林时砚看着那四个字，手里握着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的脸上，把他睫毛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投在颧骨上。他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很难描述。
他打了两个字：“你也是。”发出去之后又觉得太短了，但再打字已经晚了。
手机又震了。
陆先生：“吃了没？”
三个字，像一位长辈在饭桌上的问候。但林时砚知道陆征不是长辈，他不会用那种语气跟任何人说话。这三个字从陆征的手机里发出来，有一种微妙的、说不清的违和感。
他回：“吃了。”
陆先生：“什么？”
林时砚想了想，把桌上一盘菜拍了一张照片发过去。红烧鱼已经吃了一半，卖相不好，但他没有别的照片。发完之后他后悔了，想撤回，但手指没来得及点。
陆先生看了那张照片，过了十几秒才回：“就你一个人？”
林时砚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一下。这是陆征第一次问他关于“一个人”的事。之前的对话里，他们是两个平行的、互不相交的存在，陆征从来没有关心过他是跟谁吃饭、跟谁过年、跟谁度过那些漫长的、无人问津的日夜。
他回了一个字：“嗯。”
然后他等他回复。
陆征的状态变成了“正在输入”，闪了几秒，又停了。然后又闪了几秒，又停了。
最后一条消息过来了，很短。
“早点睡。”
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我不跟你聊了，你去睡觉吧，对话结束了。
林时砚回了两个字：“好的。”
他把手机放下，靠在沙发上。电视里的春晚还在继续，一个相声演员正在说一段关于租房子的段子，观众笑得很开心。他听了两句，没有笑，拿起遥控器关了电视。
客厅突然安静下来。烟花的响声从窗外传进来，闷闷的，被玻璃隔了一层，像隔了一个世界。
他站起来，把桌上的剩菜收了，碗洗了，灶台擦了，垃圾倒了。一切都做完之后，他站在客厅中间，看了一眼茶几上的干花。花瓣已经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和几颗干枯的绣球花头，灰褐色的，像一束枯萎的标本。
他拿起那个陶罐，把枯枝拔出来，用纸巾把罐子擦干净，放回了原处。空罐子立在茶几中间，像一个等待被填满的容器。
他站在茶几前看了那个空罐子几秒钟，然后转身回了次卧。
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地想那条消息——“吃了没？”“什么？”“就你一个人？”“早点睡。”
四句话。短短的，平平淡淡的，但每一句话都比之前所有的消息加起来还要长。
林时砚不知道这算不算进步。但他觉得，这至少不是一个后退的信号。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窗外的烟花还在响，但越来越远了，越来越稀疏了，像一场正在散场的盛宴。他在那些渐渐远去的声音里闭上了眼睛，嘴角挂着一丝很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笑意。
第二天早上，大年初一。
林时砚是被手机震醒的。不是消息，是电话。来电显示：沈丽华。
他接起来，舅妈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情绪复杂。有责备，有关切，还有一种他听了很多年的、那种“我说的都是为你好”的语气。
“时砚，你初二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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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舅妈。”
电话那头沈丽华压低了声音，背景音里有人在说话，大概是家里的亲戚来拜年了。“你在澜湾？……陆征呢？他跟不跟你一起回来？”
林时砚握着手机，靠坐在床头上。窗外的阳光已经很亮了，透过窗帘缝照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长长的、金黄色的光带。他看着那道光带，声音平稳得像一条直线：“他不来，他有事。”
“有事有事，什么事比走亲戚重要？”沈丽华的语气拔高了一点，然后又压下去了，像是意识到自己声音太大，被亲戚们听到了不好，“行吧行吧，你一个人回来也行。你舅舅还说要见见陆征呢，这下又见不着了。”
“明年吧。”林时砚说。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明年”，好像他和陆征的关系会自动延续到明年、后年、大后年，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仔细想想，他和陆征之间没有任何一条线是牢固的，那根线细得像蛛丝，风一吹就断。
沈丽华又交代了几句，无非是“买车票了吗”“几点到”“要不要去接”，林时砚一一回答，然后挂了电话。
他坐在床上，没有马上起来。手机握在手里，屏幕上的通话记录显示沈丽华的名字下面有一条未读消息——是唐艺发来的，凌晨两点：“砚哥！新年快乐！看到没看到没！我今天在老家放了好多烟花！给你云线上看！”
下面附了一张照片，漆黑的天空里炸开一朵金色的烟花，拍得有点糊，但能看出来形状，像一棵发光的树。
林时砚看着那朵烟花，忽然觉得喉咙有点紧。
他想起来一件事。从小到大，他没有放过一次烟花。舅舅家过年不放炮，说浪费钱。后来他长大了，自己去过广场上看过几次免费的那种大型烟花秀，站在人群中间，仰着头，脖子酸了也不愿意低头，怕错过任何一个瞬间。那些烟花在空中绽放的时间只有几秒钟，但在这几秒钟里，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抬头看，所有人都在说“哇”，那一刻你觉得自己和他们是连在一起的，不是一个人。
但烟花放完了，人群散了，他就又变回一个人了。
他把唐艺发来的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存了下来。
大年初二，林时砚坐大巴回了舅舅家。
三个小时的车程，他靠着车窗，看着高速公路两边的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从郊区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光秃秃的山。冬天的田野是灰黄色的，收割后的稻茬整齐地排列在泥土里，像一排排安静的士兵。
舅舅家在县城边上，一栋自建的三层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瓷砖，院子里种了一棵枇杷树。林时砚到的时候快中午了，院子里停着好几辆电动自行车，亲戚们已经来了。
他推开院门的时候，沈丽华正在院子里跟几个女人聊天，看到他进来，声音拔高了八度：“时砚回来了！”
几个女人的目光同时转过来，落在他身上，从上到下扫了一遍。林时砚知道这些目光是什么意思。他在陆家过得怎么样？穿得好不好？胖了还是瘦了？有没有变成“有钱人家的太太”？这些问题是不会有人当面问的，但目光会替她们问。
他穿了那件六十九块的黑色棉服。不是故意卖惨，是他真的没有别的厚外套。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的时候，袖口的线头被钩出来了，垂在手腕上，像一条细细的尾巴。
沈丽华的目光停在那根线头上，嘴角动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笑着把他拉进屋里。
屋里的餐桌已经摆好了，满满当当一大桌子菜。舅舅林建国坐在主位上，看到林时砚进来，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回来了就好”，声音不大，但林时砚听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小心翼翼的感觉，舅舅在跟他客气。
这个发现让他心里微微发涩。他在舅舅家住了十几年，舅舅从来没有跟他说过“回来了就好”这种话。以前他不会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因为他不会走。现在他搬出去了，有了自己的家（尽管那个家更像一个地址），舅舅再见到他的时候，就开始用对待“客人”的方式对待他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亲戚们的聊天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了他身上。
“时砚那个婚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二姨夹了一筷子菜，语气像是在聊今天的天气，但眼神很认真，“对方家里条件那么好，人家不嫌弃咱们？”
沈丽华的筷子在盘子里顿了一下。林建国的脸色沉了沉，但没有说话。
林时砚低着头，安静地吃着碗里的饭。他不擅长应付这种场面，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不嫌弃”是撒谎，说“嫌弃”是自取其辱。所以他选择不说话。
二姨没有得到回应，也不尴尬，自顾自地往下说：“我听你舅妈说，陆家那个小孩是赛车手？那种工作多危险啊，万一出个事……”
“二姐。”林建国终于出声了，声音不大，但语气很硬，“吃菜。”
二姨张了张嘴，看了看林建国的脸色，识趣地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端起酒杯跟旁边的人聊别的去了。
林时砚把碗里的饭吃完了，站起来收碗。沈丽华说“你放着，我来”，他说“没事，我来”。他把碗收进厨房，打开水龙头开始洗。水很凉，凉得手指发僵，他把水温调高了一点，热水冲在冻僵的皮肤上，先是一阵刺痛，然后慢慢变成了暖意。
沈丽华跟了进来，站在他身后，欲言又止了几次，终于开了口：“时砚，你别听你二姨瞎说。”
“我知道。”林时砚低着头洗碗。
“你跟陆征……到底怎么样？”沈丽华的声音低下去，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他对你好不好？”
这是林时砚最怕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长了，长到不知道怎么概括。陆征对他好不好？这个问题不能用“好”或“不好”来回答。陆征没有打过他，没有骂过他，没有摔过他的东西，没有在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上伤害过他。从这个角度说，陆征比这个世界上很多丈夫都要“好”。
但陆征也没有对他“好”过。没有关心过他吃没吃饭，没有问过他冷不冷，没有在他等了一整天之后说一句“辛苦了”。他们之间最大的善意，就是彼此不打扰。
“还行。”林时砚说。
沈丽华看着他的背影，肩膀窄窄的，棉服的肩线已经洗变形了，往下塌着，显得他的肩更窄了。她说了一句让林时砚洗碗的手停下来好几秒的话。
“时砚，你要是过得不开心，就回来。舅妈虽然嘴上不饶人，但这个家永远有你的地方。”
林时砚低着头，水龙头的水还在哗哗地流。他盯着水槽里那些浮动的泡沫，看了很久。他没有回头，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有点哑。
“舅妈，水凉了。”
沈丽华没再说话，转身出去了。
厨房里只剩他一个人。他把最后一个碗从水里捞出来，放在沥水架上，关掉水龙头。水声消失之后，房间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一下一下的，不急不慢，像一个老旧的摆钟，提醒你还活着，仅此而已。
他用围裙擦了擦手，站在厨房的窗户前，看着院子里那棵枇杷树。冬天的枇杷树叶子还是绿的，厚厚的，油亮亮的，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鲜亮。树下停着一辆小孩的玩具车，红色的，塑料的，大概是哪个亲戚的小孩带来的。
林时砚看着那辆玩具车，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事。
他大概五六岁的时候，也想要一辆这样的玩具车。他在商场的玩具柜台前站了很久，眼睛盯着那辆红色的、可以坐进去开的小车，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没有跟任何人说，因为他知道不会有人给他买。后来他每次路过那个柜台都会去看一眼，直到有一天那辆车不见了，被别人买走了。他站在空荡荡的柜台前，没有哭，没有闹，转身走了。
后来他再也没有想过要一辆玩具车。
不是不想要了，而是学会了不想。
他现在跟那时候一样。他学会了不想陆征，不想“如果”“万一”“也许”，不想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学会了自己做饭，自己过节，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他学会了跟自己相处。这是他这辈子学得最成功的一件事，也是最失败的一件事，因为他不应该这么擅长孤单。
下午三点，林时砚坐大巴回了市里。沈丽华给他装了一袋子年货——腊肉、香肠、自家做的辣酱，还有一个保温袋，里面是早上刚包的饺子。她说“带回去放冰箱，想吃的时候煮一煮就行”，林时砚接了，说了谢谢。
大巴在高速上开了一个半小时，到站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转公交车回到澜湾，刷卡进小区的时候保安喊了他一声：“林先生，新年好！有你的快递！”
他签收了，盒子不大，抱在手里有点沉。他上了楼，拆开，是一个电饭煲。新的，还是某个名牌，价格应该在四位数以上。
没有卡片，没有便条，没有寄件人信息。但林时砚知道是谁寄的。不是陆正芳，因为陆正芳寄东西会写她的名字和电话。不是陆征，因为陆征不会想到寄一个电饭煲，他甚至不知道林时砚缺一个电饭煲。
是陆正远。
那个只见过两面、加起来说了不到二十句话的、沉默寡言的陆正远。他在年夜饭的饭桌上见过陆正远两次，两次都隔着半张桌子，没有说过一句单独的话。但这个人知道他家没有好用的电饭煲，知道他一个人过年，知道他不会开口要任何东西。所以他寄了一个，不署名，不写卡片，不留任何痕迹，好像这件东西一直就在那里，只是林时砚之前没发现。
林时砚把电饭煲从盒子里拿出来，银色的，表面很光滑，摸上去凉凉的。他把旧的那个从舅舅家带来的、用了七八年的、內胆涂层已经斑驳脱落的老电饭煲从厨房台面上拿下来，换上了新的。
新电饭煲插上电的时候发出了一声很轻的“滴”，蓝色的显示屏亮起来，上面显示着时间。他把手放在电饭煲的顶上，那地方微微发热，暖暖的，像一个很小很小的太阳。
他看着那个显示时间的蓝色屏幕，站了很久。
然后他打开手机，给陆正远发了一条感谢的消息。没有写太多，只有一句话：“伯伯，电饭煲收到了，谢谢您。”
回复来得很快，只有两个字。
“嗯。用。”
他不知道陆正远为什么要加那个句号。也许只是习惯。也许是觉得“嗯用”太像是连在一起的，加个句号断开，显得不那么随便。
林时砚把手机放在沙发上，去厨房拆沈丽华给他的那袋子年货。腊肉和香肠要挂起来风干，辣酱要放冰箱，保温袋里的饺子也要放进冰箱。他打开保温袋，一个一个地数。
共六十个。白菜猪肉馅的，包得齐齐整整，每一个的褶子都差不多，像是用模具压出来的。沈丽华的手艺一直很好，这一点林时砚从小就知道。
他把饺子放进冷冻层，一个挨一个，摆得很整齐。摆完之后他数了数冷冻层里能吃的东西。速冻水饺两袋，腊肉一块，香肠三根，辣酱一罐，鸡蛋六个，牛奶两盒，还有一些零碎的蔬菜和调料。
够他吃一周的。
他关上冰箱门，又打开了。
他看了一眼冰箱门內侧的便利贴——陆征贴的那张“牛奶2月10日过期，记得喝”，还在。他一直没有撕，不是因为忘了，是因为他想留着。这张便利贴是陆征在这间房子里留下的唯一一行字，像一个人在沙滩上踩出的脚印，你知道潮水会把它冲掉，但你还是在它消失之前多看了几眼。
2月10日已经过了。
牛奶早就过期了，他上个月就扔了。但便利贴还在。他把便利贴揭下来，想看背面有没有字，可惜没有。
他重新贴回去。不是贴在冰箱门上了，是贴在了电饭煲的侧面。蓝色的显示屏旁边多了一张白色的便利贴，像两个时代的产物并排站在一起，一个发着冷光，一个泛着黄。
林时砚看着那个画面，忽然笑了一下。
他关了厨房的灯，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
电视没开，灯只开了落地灯那一盏，暖黄色的光像一滩融化的黄油，摊在沙发周围。
他闭着眼睛，脑子里有很多声音在说话。舅妈说的“过得不开心就回来”，二姨说的“人家不嫌弃咱们”，陆征说的“各过各的，别来烦我”。这些声音交错在一起，像收音机里串了台，好几个频道同时播放，什么都听不清楚。
他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但他在自己脑子里都找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手机震了一下。
他没有马上看。等了十几秒，才拿起手机，解锁。
陆先生：“在澜湾？”
林时砚愣了一下。这是陆征第一次问他的行踪。不是“你在哪”，不是“你去哪了”，是“在澜湾？”——一个闭合的、答案是“是”或“不是”的问句。不需要解释，不需要描述，只需要确认。
林时砚回了：“嗯。”
陆先生：“几号回去？”
回去？回哪儿？回学校？回舅舅家？还是回澜湾？林时砚不确定陆征说的“回去”是什么意思，因为对陆征来说，“回澜湾”是“回家”，对林时砚来说，“回澜湾”也是“回家”。
他回了一个字：“？”
陆先生大概觉得他理解能力有问题，打了更完整的句子：“你学校几号开学？”
林时砚说：“二月二十五。”
陆先生沉默了。过了大概一分钟，发来一条：“我有比赛，二十号走。回来之前把我房间打扫一下。”
原来不是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是告诉他——“你要在我走之后打扫我的房间”。
“回来之前”这四个字很有趣。它暗示了“回来”这个动作——谁回来？陆征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但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在他的预期里，林时砚应该已经把房间打扫干净了。
林时砚回了两个字：“好的。”
这是他最常用的两个字。不是因为他没有别的话说，而是因为在陆征面前，他所有的情绪表达都是多余的。
所以他只说“好的”。安全，得体，不会出错。
他把手机放到一边，看着头顶的吊灯发呆。吊灯开着，光芒四射，把整个客厅照得像白昼一样明亮。但他觉得暗，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灯开着，他还是觉得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