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深夜的工作通话，谁都不想先挂

方砚秋是在项目例会上提出那个建议的。会议室里坐着七八个人，投影仪上放着老街区的航拍图，密密麻麻的屋顶像一片灰色的海洋。沈昭序站在前面，用激光笔指着屏幕上的一栋老建筑，讲解方案的修改思路。他讲得很清楚，语速不快不慢，每一个论点都有依据，每一处修改都有理由。他做任何事情都这样——不紧不慢，每一个步骤都想得很清楚。和十年前一样。方砚秋坐在会议桌的另一端，听着他讲，手里攥着一支笔。她在想一个问题——这个项目缺了点什么。不是方案的问题，方案很好，甲方很满意，评审专家也给了很高的评价。但她觉得缺了点什么，说不上来，就是觉得——这个项目太“干净”了。它有所有的技术指标、所有的规范依据、所有的设计亮点，但它没有“温度”。她不知道“温度”是什么。但她觉得，也许有一个人知道。“沈总，”她开口了，“我有个建议。”沈昭序停下激光笔，看着她。“说。”“这个项目的基础资料里，老城区的影像资料比较少。我们只有航拍图和现场照片，但缺少一些历史影像——比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老照片或者视频。这些东西对理解街区的演变很有帮助，也能为我们的方案提供更多的依据。”沈昭序想了想。“你有渠道？”“我认识一个做纪录片的朋友，”方砚秋说，语气很随意，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他对老城区的影像资料很熟，拍过很多类似的题材。要不要请他来看看？”沈昭序看着她，沉默了两秒。“好，”他说，“你联系。”他不知道方砚秋说的“朋友”是谁。方砚秋没有告诉他。因为她觉得，有些事情，不需要她说。该来的人会来，该见的面会见到，该说的话总会有机会说出口。她只是搭了一座桥，至于要不要走过去，那是他们的事。两天后的晚上，沈昭序在办公室里加班。项目的时间很紧，方案下周就要报给甲方，他还有很多细节要调整。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手指在键盘上敲着，偶尔停下来，盯着图纸上的某一条线，想很久，然后继续敲。手机响了。一个陌生号码，本地的，他不认识。他犹豫了一下，接了。“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喂。”沈昭序的手指僵住了。那个声音——不高不低，不轻不重，不快不慢。带着一种很轻的、像风吹过电线杆一样的磁性。他听过无数次，在梦里听过无数次，在回忆里听过无数次，在那些他不愿意承认的、深夜的、一个人的时候，在脑子里循环播放过无数次。“陆时砚？”他说，声音在发抖。“嗯。”陆时砚说，“方砚秋跟我说，你们项目需要一些老城区的影像资料。我手头有一些，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沈昭序握着手机，心跳得很快。快到他觉得陆时砚一定能听见。在这么安静的电话里，心跳声大得像擂鼓，不可能听不见。“能。”他说。“那我明天把资料发给你。”“好。”沉默。他们握着手机，谁都没有说话。电话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很轻，很慢，像潮汐，一起一伏，一起一伏。“你还在加班？”陆时砚问。“嗯。”“几点下班？”“不知道。还要一会儿。”“你吃饭了吗？”沈昭序愣了一下。他看了一眼桌上的外卖盒——空了，里面还剩几粒米饭，粘在盒底，像几颗白色的、小小的、被人遗弃的珍珠。“吃了。”他说。“吃的什么？”“……外卖。”陆时砚沉默了几秒。“你以前不吃外卖。”他说。“以前有人做饭。”陆时砚的呼吸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现在呢？”他问，声音很轻。“现在自己做。”“做什么？”“面。”“什么面？”“方便面。”陆时砚沉默了很久。久到沈昭序以为他挂了，看了一眼手机屏幕——还在通话中，秒数在一秒一秒地跳，从一百二十三跳到一百二十四，从一百二十四跳到一百二十五。“你胃不好，”陆时砚说，声音有点哑，“别总吃方便面。”“嗯。”“自己煮点汤，排骨汤，放玉米、胡萝卜、枸杞。你以前说好喝。”沈昭序的眼眶热了。“你以前炖过。”他说。“我知道。”“我后来试过自己做，但做不出那个味道。”陆时砚沉默了几秒。“因为你不放枸杞。”他说。沈昭序愣了一下。“我放了。”“你放的是红枣。”沈昭序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确实放的是红枣。他以为枸杞和红枣差不多，都是红色的，都是甜的，放在汤里应该没什么区别。但他错了。枸杞和红枣不一样。就像他和陆时砚不一样。“你怎么知道？”他问。“猜的。”陆时砚说，“你以前就不喜欢枸杞，说它有股怪味。每次我炖汤，你都会把枸杞挑出来，放在碟子里，不吃。但你会吃红枣。”沈昭序的眼泪掉了下来。他没有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流到下巴，滴在衬衫的领口上。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电脑风扇的嗡嗡声和空调出风口的呼呼声。他握着手机，听着陆时砚的呼吸声，觉得那个人好像就在他身边，不是隔着电话，不是隔着城市，不是隔着十年的距离，而是就在他身边，坐在他对面，像在资料室里一样，各干各的，偶尔抬头看对方一样。“陆时砚。”他说。“嗯。”“你记得的比我多。”“没有。你记得的也不少。”“你记得我不吃香菜，记得我不喝美式，记得我胃不好，记得我不吃枸杞。”“你记得我吃面的时候会把面条吹凉了再送进嘴里，记得我拍东西的时候会哼一段旋律，记得我紧张的时候会摸耳钉，记得我哭的时候肩膀会发抖。”沈昭序的眼泪流得更厉害了。“你还记得。”他说。“我说过，我记得你说的每一句话。”“我说的？”“你说的。你说‘你哭的时候肩膀会发抖’。”沈昭序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嘴角弯一下的那种笑，是真正的、出声的、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很突兀的笑。他笑了很久，笑到眼泪流进了嘴里，咸的，像十年前在废弃仓库里陆时砚眼泪的味道。“你笑什么？”陆时砚问，声音里也带着笑意。“笑我们。”沈昭序说，“笑我们记得这么多事情，但不知道怎么在一起。”陆时砚沉默了。“现在呢？”他问，“现在知道了吗？”沈昭序想了很久。“不知道。”他说，“但我想试试。”陆时砚的呼吸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试什么？”“试着在一起。”沈昭序说，“不是回到过去，是重新开始。从零开始。从朋友开始。从一顿饭、一通电话、一条消息开始。慢慢地、一点一点地，重新认识对方。重新认识你，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我们之间那些——还没有死掉的东西。”陆时砚沉默了很久。久到沈昭序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开口了。“好。”他说。一个字。和十年前一样。但那个字里装的东西不一样了。十年前的那个“好”，是结束。今天的这个“好”，是开始。“那明天，”陆时砚说，“我把资料发给你。”“好。”“然后呢？”“然后我再给你打电话。”“说什么？”“说资料收到了，说谢谢你，说——”沈昭序停了一下。“说我想你了。”陆时砚的呼吸在电话那头变得急促了一些。“你现在就可以说。”他说。沈昭序握着手机，闭上眼睛。“我想你了。”他说。“我也想你了。”陆时砚说。他们握着手机，谁都没有挂。电话里很安静，安静到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很轻，很慢，像潮汐，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沈昭序靠在椅背上，把手机贴在耳朵上，听着那个声音，觉得这个夜晚没那么长了。“你几点下班？”陆时砚问。“快了。”“到家了给我发消息。”“好。”“不管多晚。”“好。”“沈昭序。”“嗯。”“别再吃方便面了。”沈昭序笑了一下。“好。”他说。他们挂了电话。沈昭序坐在办公室里，握着手机，看着屏幕上那个通话记录——三十七分钟。他和陆时砚打了三十七分钟的电话。这是十一年来，他们第一次通话。不是分手后的第一年那条“生日快乐”的消息，不是那些已读不回的对话，不是那些打了又删、删了又打的、没有发出去的话。而是一次真正的、完整的、从“喂”到“好”的通话。三十七分钟。他记住了这个数字。就像他记住了陆时砚说过的每一句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