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报到,分宿舍,领教材。李茨被分到了女生宿舍楼307室,一个8人间。

推开宿舍门时,里面已经有6个人了。房间不大,四张上下铺,中间一张长桌,角落里堆着行李。六双眼睛齐刷刷看向她。

“大家好,我叫张茨,机械工程78级的。”李茨主动打招呼。

短暂的沉默后,一个扎着麻花辫、圆脸大眼睛的姑娘跳起来:“哎呀,可算来齐了!我叫王秀芬,也是机械的!”

气氛一下子活络起来。

“我叫赵春梅,机械的。”

“刘慧,中文的。”

“张爱华,中文的。”

“孙丽萍,我是电子工程的。”

“我叫周晓芸,也是电子的。”

李茨一一记下名字和面孔。王秀芬活泼开朗,赵春梅稳重踏实,刘慧文静内向,张爱华热情大方,孙丽萍机灵聪慧,周晓芸温柔腼腆。七个人,七种性格。

整理床铺时,李茨发现自己睡上铺。她无所谓,利落地爬上去铺床单、挂蚊帐。下铺是赵春梅,一个看起来二十五六岁的姑娘,帮她递东西,动作麻利。

“赵姐,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李茨随口问。

“我啊,”赵春梅笑了笑,“插队知青,在北大荒干了八年。”

李茨肃然起敬。北大荒的苦,她只在书上看过。

“那你们呢?”她看向其他人。

王秀芬抢着说:“我在纺织厂干了五年呢!”

刘慧小声说:“我也是知青,在云南。”

张爱华:“我是高中应届生,去年毕业的。”

孙丽萍和周晓芸都是本地工人,一个来自仪表厂,一个来自无线电元件厂。

七个人,年龄跨度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经历各不相同。

大学生活比她想象的紧张得多。根本没有小说里的勾心斗角,只有卷生卷死不是卷死别人就是卷死自己的努力。

十年断层,教材老旧,老师稀缺,学生们如饥似渴。每天早上六点,校园广播准时响起《东方红》,7个人像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来,洗漱,跑步,晨读。

七点半吃早饭,八点上课,一直上到中午十二点。下午有课上课,没课就泡图书馆。

晚上自习到十点,熄灯后还打着手电筒看书。

李茨自认已经够努力了,但跟室友们一比,她发现自己还是太“松懈”了。

王秀芬,那个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姑娘,每天凌晨6点就起床,在走廊里背课文。她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全是公式和例题,书页翻得起了毛边。

刘慧话不多,但学习极其专注。课本上画满了各种颜色的记号,重点、难点、疑点,分门别类,一目了然。

孙丽萍和周晓芸虽然是电子工程的,但经常来蹭机械系的课,说“多学点没坏处”。两人还组成了学习小组,互相提问,互相考核。

在这种氛围下,李茨也被卷进去了。

她前世是文科生,高数和机械制图学得吃力,只能花更多时间。

常常是宿舍熄灯后,她打着手电筒,趴在床上啃《机械设计原理》,一边看一边在心里骂:这都什么鬼画符!

期中考试,成绩出来,李茨排在班级第十五名——中等偏上。

李茨默默看着自己的成绩单,数学75,物理78,机械制图82,政治90,英语95。

除了英语政治,其他都只能算中等。尤其是数学和物理,是她最大的短板。

数学最不会骗人了,不会就是不会。

一点水分都没有!

“小茨,你英语怎么考的95?”周晓芸凑过来,羡慕地说,“我英语才刚及格。”

“多背单词,多读课文。”李茨含糊地说。她总不能说自己前世过了六级吧。

“不行,我得加把劲了,”赵春梅咬着笔头,“我才70,拖后腿了。”

“我也是,”刘慧难得开口,“我才72。”

“那咱们组个学习小组吧,”张爱华提议,“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好主意!”王秀芬举手赞成,“李茨你英语好,负责带我们学英语。我数学还行,可以帮大家补数学。张爱华全能,当总教练!”

于是,307宿舍的学习小组正式成立。每天晚上自习后,七个人挤在宿舍里,你问我答,互相讲解。

李茨教她们英语语法和发音,王秀芬给大家讲高数题,张爱华负责答疑解惑。就这样大家和管理员你来我藏的躲猫猫。

大一下学期,李茨遇见了自己喜欢的教授。

《机械原理》这门课的老师,是个瘦削严肃的老教授,姓顾。

讲课的时候十分有趣,深入浅出十分生动,李茨学的十分开心。上课积极举手哪怕答错了也不在意。

下课的时候也把自己不懂的整理好追着顾教授问。

对于好学好问的好学生,老师们都会有几分偏爱,各科的教授对李茨格外关照。不

是那种明显的偏爱,而是会在她作业出错时,多讲几句;

在她提问时,耐心解答;有好的参考书,会推荐给她。这种关照很含蓄,但李茨能感觉到。

大一的暑假,李茨没有回家。

她留在学校,一方面帮顾教授整理资料——这是顾教授给她的“勤工俭学”机会,每月有十块钱补助;

另一方面,她报名参加了学校的“机械设计兴趣小组”,跟着高年级的学长学姐学画图、做模型。

兴趣小组的指导老师就是顾教授。

有一次,李茨在画一个齿轮传动装置的三视图,画了半天总觉得哪里不对。

顾教授走过来,看了一眼,拿起铅笔,在图上改了几笔。

“这里,齿轮的啮合线要这样画。”他的声音不高清晰有力,“还有这里,尺寸标注不规范,容易引起误解。”

李茨仔细看着,恍然大悟:“谢谢顾教授。”

“不客气,”顾教授放下铅笔,看着她,“你天赋虽然一般。但肯学,肯钻研。机械这一行,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

扎心了,又是想跟这种天赋人拼了的一天。

暑假结束前,兴趣小组完成了一个小型手摇式玉米脱粒机的模型。

虽然简陋,但原理正确,结构合理。顾教授拿着模型,难得地露出了笑容。

“不错,”他说,“下学期,我打算开一门《机械创新设计》的选修课,你有兴趣吗?”

“有!”李茨毫不犹豫。

大二开学,李茨选了这门课。课程内容前沿而实用,顾教授不仅讲理论,还带着学生们去工厂参观,了解实际生产中的问题。

李茨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她感觉到,自己正在触摸这个时代工业的脉搏。

与此同时,她也没有放下写作。

她继续给厂报投稿,写大学生活,写工厂见闻,写普通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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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逐渐走出了厂报,开始在市级、省级的报刊上发表。

她的名字,在小小的圈子里有了知名度。

李茨从上河工业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和几项小型技术革新成果,被机械厂直接录用,分配回技术科。

这可不是因为自己挂逼也不是走后门。

虽然顾教授的确写了推荐信,但厂领导看重的是她大学期间就在《机械工程学报》上发表过论文,是实打实的人才。

重回机械厂,身份上来了。

从前的宣传部小干事,如今是正经的本科毕业生、助理工程师。

厂里给她分了新的宿舍——一个人住的小单间。

李秀兰高兴得不行,拉着张建国来帮她收拾屋子,把家具擦得锃亮。

“妈,别忙了,我自己来。”李茨抢过抹布。

“你上班累,妈不累。”李秀兰固执地擦着窗台,动作已经有些迟缓了。她头发白了多半,腰也弯了,但精神还好。

张建国去年正式退休。钳工的工作干了一辈子,落下一身毛病。

他坐在椅子上,看着妻女忙碌,眼睛里是平静的满足。

技术科的工作比宣传部忙得多,也专业得多。

李茨从最基础的绘图、计算做起,跟着老工程师下车间,解决实际问题。

她学得快,动手能力强,加上大学打下的扎实基础,很快就能独当一面。

1985年,厂里引进一条德国的自动化生产线,安装调试遇到困难。德国专家摆架子,要价高,厂领导急得团团转。

李茨主动请缨,带着几个年轻技术员,没日没夜地啃德文说明书,查资料,做实验。

一个月后,生产线顺利运转,成本只有请德国专家的三分之一。

这一仗,让李茨在厂里彻底站稳了脚跟。

年底评职称,她破格晋升为工程师,是厂里最年轻的女工程师。

庆功会上,刘副部长——现在已经是刘副书记了——拍着她的肩说:“张茨同志,我没看错人!”

工作稳定了,个人问题就成了周围人关注的焦点。

这种黄金单身汉成了香饽饽,连李秀兰都开始明里暗里地催婚。

“小茨啊,你看对门王奶奶的孙女,跟你同岁,孩子都要上三个了。”

“妈,我不急。”

“怎么能不急呢?你都二十五了!”

“二十五还小呢。”

“小什么小!”

张建国总是站在李茨这一边劝李秀兰:“她还要为国家做贡献呢,结婚急什么,正是奋斗的好年纪,结婚就得被家庭绊住脚了,你看几个结婚了的女性结婚后没被家庭拖垮的,小茨还能奋斗好多年”。

结了婚的女性哪个不是下班回家之后要做饭炒菜洗衣做饭带孩子还要忙活老人,男的都跟上班就瘫痪了一样,只是躺着等吃的等喊老婆。

喊他们帮忙就是要拉屎了,动不动就是劳资上了一天的班,要男人干活那我还娶媳妇干嘛,连苦都不能去外面诉,因为人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你一说还是你不懂事。

气的李秀兰拍了他好几下:“就你们父女是一伙的,就是你老这样说她才不上心,你才是最大的绊脚石.......”

“你……真不想结婚?”李秀兰问。

“妈,”李茨认真的看着李秀兰,“我不是不想,是……没遇到合适的。”

“那要是遇不到呢?”

“遇不到,就一个人过。”李茨平静地说,“我有工作,能养活自己。我还能照顾你们。”

李秀兰叹了口气:“妈是担心。怕我们走了,你一个人孤单。老了也没人照顾。”

“我不孤单,”李茨认真地说,“我有工作,有朋友,有您和爸这就够了。

而且您也不要担心我没人照顾,我想我努力工作,后面厂里国家会帮我养老的。”

“行吧,”李秀兰松了口终于说,“你的人生,你自己做主。”

1990年,李茨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是厂里技术科的副科长。

她主持设计的“数控车床自动送料装置”,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颁奖那天,她特意把父母接到现场。

李秀兰穿着她买的新衣服,坐得笔直,脸上的骄傲藏不住。张建国还是那副严肃的样子,但眼角眉梢都是笑意。

“你爸都跟我说了,”李秀兰拍拍她的手,“你有主意,有本事,不用靠男人。妈是旧思想,总想着女人要有个家。现在看,你这样也挺好。”

“谢谢妈。”

那之后,再没人提结婚的事。

李茨全身心投入工作,带徒弟,搞研发。她带的几个年轻人,后来都成了技术骨干。

顾红英一直没结婚,两人成了最好的朋友,常常约着吃饭、逛街。

时间如流水,无声淌过。张建国突发脑梗。

抢救过来后,半身不遂,说话含糊。

李茨请了长假,和母亲一起照顾。喂饭,擦身,按摩,陪他说话。

“爸,您要好好的,”李茨握着他的手,“我还等着您看我当总工呢。”

张建国咧了咧嘴,像是在笑。

一年后,张建国再次脑梗,这次没救过来。

走的时候很安详,是在睡梦中去的。

李茨和母亲守了一夜,天亮时,李秀兰摸着丈夫冰冷的手,喃喃说:“老头子,你先走一步,我很快就来。”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李茨把母亲接来和自己同住。

李秀兰身体还算硬朗,但精神明显不如从前。

她常常坐在阳台上,看着丈夫的遗像发呆,一坐就是半天。

“妈,咱们出去走走吧。”李茨总是这样劝。

“不去,累。”李秀兰摇头。

李茨知道,母亲的心,跟着父亲走了一半。

她更细心地照顾母亲。每天早起做早饭,中午抽空回家看看,晚上陪母亲看电视、聊天。她给母亲念报纸,讲厂里的事,讲徒弟们的趣事。

李秀兰听着,偶尔笑笑,但眼神里的光,一天天黯淡下去。

李秀兰的身体越来越差。

先是腿脚不利索,后来是记性不好,常常忘记关火,忘记吃过药。

李茨请了保姆,白天照顾,晚上自己陪。

她学会了打针,学会了量血压,学会了所有照顾老人的技能。

张建国去世一年后的冬天,李秀兰因为一场感冒引发肺炎,住进了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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