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归期渐近
给你写信了，最近太忙，新学期开始了，课选得满满的。我算了算，离毕业还有不到一年了，得抓紧时间多学点东西。图书馆里新进了一批书，都是经济方面的，我每天都去看，看到闭馆才走。管理员都认识我了，有时候会给我留个座位。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这学期的课都是实用的——房地产经济、企业管理、市场分析。老师讲课的时候，我一边听一边想，这些以后在深圳都用得上。等你干起来，我就能帮上忙了。特别是那个市场分析课，讲的是怎么判断一个地方有没有发展潜力，怎么选址，怎么定价。我听着听着，就想起了你信里写的那些工地，那些正在盖的楼。
你信里说的分红，一万块，我看了好几遍。真为你高兴。这是你应得的，是你这一年多拼出来的。但我也想说，这一万块，不要急着花。留着，等我去深圳，咱们一起商量怎么用。本钱有了，还得有计划。我听老师说，深圳那边地价在涨，以后还会涨得更快。你要是能买一块地，哪怕小小的，以后都能翻几倍。这只是我的想法，等我去了一起点详。
孙大勇和周建军怎么样了？替我问他们好。晏阳来信说他在学校挺好的，学生喜欢他，校长也夸他。他还说周末去找你们吃饭，你们聚了吗？他说学校附近有一家小馆子，面条做得好，你们去吃过没有？
我在北京挺好的，就是想你。每次收到你的信，我都要看好几遍。那些字，那些话，都记在心里了。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拿出你的信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室友说我睡觉都抱着信，问我是不是家里寄来的，我说是。他们不知道，这比家里寄来的还重要。
快了，再过不到一年，我就毕业了。你等我。
我想你了。”
晏城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第一遍粗看，知道写了什么；第二遍细看，把每一个字都看清楚；第三遍再看，把那些重要的句子在心里默念一遍。念到“留着，等我去深圳，咱们一起商量”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又看了一遍。
然后他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里，贴着胸口的位置。那个口袋有点鼓，里面还有那个装钱的信封，两样东西贴在一起，沉甸甸的。
他坐在工棚外面，看着远处的工地，想着林芝写的话。太阳已经西斜了，把工地染成一片金红色。塔吊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工人们开始收工了，三三两两地往工棚走。
快了。再过不到一年。
他笑了笑，站起来，往工地走去。还有活要干，不能偷懒。
九月底的一个周末，晏阳来找他们。
他现在在罗湖边上的小学教书，学校离工地不远，坐公交半个多小时。他来之前给晏城打了电话，说想一起吃顿饭。
那天下午，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骑过来。到工地的时候，满头是汗，但脸上带着笑。
四个人又在那家小饭馆聚齐了。一人一碗面，一盘炒菜，几个馒头。老板都认识他们了，每次来都多给点菜，还会给他们端一碟免费的咸菜。
晏阳比刚来的时候瘦了点，但精神很好。他穿着那件白衬衫，干干净净的，说话也比以前利索了，不像刚来时那么腼腆。
“哥，我们学校这学期又招了一批学生，都是外地来的孩子。家长在工地上干活，孩子就跟着来了。我们班现在有四十多个学生，挤得满满的。教室本来就不大，现在连过道都坐着人。”
晏城听着，点点头。
“累不累？”
“不累。”晏阳说，“教书有意思。那些孩子，啥都不懂，慢慢教，慢慢就会了。看着他们学会写字，学会算数，心里高兴。有个小孩，刚来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现在会写‘我爱中国’了。”
孙大勇在旁边插嘴：“晏阳现在可厉害了，听说还当上班主任了？”
晏阳不好意思地笑了。
“就是帮着多干点活。我们学校老师少，一个人当几个人用。校长让我当班主任，我也不好推。”
周建军问：“工资够花吗？”
“够。”晏阳说，“一个月四十五块，吃饭够了。还能攒点。我每个月攒十块，以后有用。”
他顿了顿，看着晏城。
“哥，我听说你拿到分红了？一万块？”
晏城点点头。他正在吃面，呼噜呼噜的，腮帮子鼓着。
晏阳沉默了一会儿。他放下筷子，看着碗里的面，半天没动。
“哥，你真厉害。”
晏城摇摇头。他把面咽下去，端起碗喝了一口汤。
“不是我厉害。是林芝说的对。”
晏阳愣了一下。
“林芝哥说什么了？”
晏城想了想。他放下碗，看着窗外的夜色。
“他说，将来房地产会大发展。让我好好干，以后自己干。”
晏阳点点头。
“林芝哥说的，肯定没错。”
吃完饭，四个人站在饭馆门口。天已经黑了，路灯昏黄昏黄的，照着坑坑洼洼的土路。远处工地的塔吊还亮着灯，还在转，那些灯光在夜色里格外显眼。打桩机的声音远远传来，一下一下，很有节奏。
“哥，”晏阳忽然说，“我想好了。”
“想好什么？”
“我想一直教书。”晏阳说，“在深圳教书。以后这边孩子越来越多，学校肯定也越来越多。我想当个好老师，把那些孩子教出来。也许有一天，我能当上校长，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晏城看着他，没说话。
“哥，”晏阳又说，“你以后自己干，我帮不上什么忙。但你需要我，随时叫我。我能帮你管账，帮你跑腿，帮你做我能做的任何事。”
晏城伸出手，在他头上按了按。那只手粗糙，但很轻。
“好。”
十月中的一天，北京。
林芝在图书馆里收到了晏阳的信。他坐在角落里，旁边堆着一摞书，都是经济类的。窗外阳光很好，照在桌上，暖洋洋的。
信里说晏阳在深圳挺好的，学生喜欢他，校长夸他。说他哥又瘦了，但精神很好。说他们四个又聚了一次，吃了饭，聊了天。说他哥那一万块钱，压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都要摸一摸。
信的末尾，晏阳写道：“林芝哥，深圳真好。你快来。”
林芝看着这封信，笑了。他把信折好，压在枕头底下，和以前的那些放在一起。那些信已经攒了厚厚一沓，用红绳捆着，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摸。有时室友问他那是什么，他就说是家里的信。
快了。他想。快了。
他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空。北京的秋天，天很高，很蓝，星星很少。但他知道，在很远很远的南方，有一个人在等他。
那个人站在二十层高楼的楼顶，看着远方。
那个人说，等你来。
一九八一年的冬天，北京冷得出奇。
十一月刚过，第一场雪就落下来了。那天林芝从图书馆出来，迎面就撞上了漫天飞舞的雪花。雪很大，一片一片地往下落，不一会儿就把他的肩膀染白了。他站在图书馆门口，看着那些雪花，忽然想起了松岭的冬天。那些大雪，那些冰凌，那个暖烘烘的小院，那盏亮到深夜的煤油灯。
他已经两年没在松岭过冬了。
这两年，他寒假不是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就是去老师介绍的机关单位实习。不是不想回去，是回不去——路太远，时间太短，钱也不够。每次放假前，王凤娟都会来信问：“回来不？”他回信说：“不回了，下次吧。”王凤娟就回信说：“好，下次吧。给你留着肉。”
下次，下次，好几个下次了。
他踩着雪往宿舍走，脚下咯吱咯吱响。校园里的梧桐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上积了薄薄一层雪。路灯亮起来，昏黄昏黄的，把雪花照得亮晶晶的。
回到宿舍，屋里暖烘烘的。炉子烧得正旺，同屋的老周躺在床上看书，看见他进来，放下书。
“外面冷吧？”
“冷。”林芝拍了拍身上的雪，“下大了。”
老周坐起来，凑到窗边看了一眼。
“嚯，真不小。明天课还能上吗？”
“能。”林芝说，“又不是没见过雪。”
他把书包放下，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沓信，又看了一遍。晏城最近的一封信是上周收到的，信里说工地上在赶工期，年底要封顶好几栋楼。说他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但晚上躺下的时候就会想他。说孙大勇攒了钱，寄回老家去了，他娘来信哭了一场。说晏阳在学校评上了优秀教师，发了一张奖状，裱起来挂在宿舍墙上。
信的末尾，还是那四个字。
林芝看着那四个字，笑了。他把信折好，放回去，然后拿出纸笔，开始写回信。
“晏城哥：北京下雪了，很大。走在路上，脚下咯吱咯吱响，让我想起咱们一起去县城考试的那天。那时候你坐在我旁边，眼睛一直看着前方，不知道在想什么。现在我知道了，你在想以后。
我最近在想，毕业以后去深圳，第一件事要做什么。想了很久，没想出来。可能是先找份工作，可能是先和你一起去看地，可能是先和晏阳吃顿饭。后来我想明白了，第一件事，是见你。
快了，还有半年。
想你了。”
信寄出去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平常的节奏。
上课，下课，图书馆，食堂。林芝每天把自己埋进书堆里，一本一本地啃。经济学、管理学、市场分析、房地产评估，能选的课他都选了，能借的书他都借了。图书馆的管理员都认识他了，有时候会给他留个靠窗的好位置。
“小林，又来了？”管理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妈，戴着老花镜，说话慢悠悠的。
“来了。”林芝笑笑。
“你这孩子，天天看书，也不出去玩玩。”大妈摇摇头，“北京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你不去转转？”
林芝说：“以后有机会的。”
以后。等毕业以后，等去了深圳以后，等和晏城一起以后。
十二月中的一天，他收到了晏阳的信。
信比平时厚，拆开一看，里面除了信，还有一张照片。黑白的，巴掌大，上面是四个人——晏城、晏阳、孙大勇、周建军，站在一栋正在盖的大楼前面，都穿着工装，脸上带着笑。背景是密密麻麻的脚手架，还有“安全生产”的红色标语。
林芝捧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晏城站在最中间，比以前黑了，瘦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臂。他站在那儿，没有笑，但嘴角微微弯着，那是他高兴的样子。
晏阳站在他旁边，穿着件白衬衫，干干净净的，比刚去深圳的时候精神多了。孙大勇和周建军站在两边，都咧嘴笑着，露出白牙。
林芝看了三遍，然后把照片贴在胸口，放了好一会儿。
晏阳在信里写道：
“林芝哥：照片收到了吗？我们特意去照相馆拍的，想让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我哥不让我告诉你，说要给你个惊喜。
我哥现在可厉害了，工地上的人都叫他晏工。他管着好几十号人，每天忙得团团转。但他再忙，也会给我写信，也会问我学校的事。他说是你教的，要对弟弟好。
孙大勇和周建军都挺好的。孙大勇攒了钱，寄回老家去了，他娘来信哭了一场。周建军也攒了钱，说是要留着娶媳妇。
林芝哥，你快来吧。我们都等你。”
林芝看着这封信，眼眶热了。他把信和照片一起收好，压在枕头底下，和以前的那些放在一起。
快了。他想。快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
北京的年味越来越浓了。街上到处是置办年货的人，拎着大包小包，脸上带着笑。宿舍里也热闹起来，家在附近的同学都回去了，剩下的几个凑在一起，商量着过年怎么过。
老周问林芝：“你真不回去？”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这学期的课都是实用的——房地产经济、企业管理、市场分析。老师讲课的时候，我一边听一边想，这些以后在深圳都用得上。等你干起来，我就能帮上忙了。特别是那个市场分析课，讲的是怎么判断一个地方有没有发展潜力，怎么选址，怎么定价。我听着听着，就想起了你信里写的那些工地，那些正在盖的楼。
你信里说的分红，一万块，我看了好几遍。真为你高兴。这是你应得的，是你这一年多拼出来的。但我也想说，这一万块，不要急着花。留着，等我去深圳，咱们一起商量怎么用。本钱有了，还得有计划。我听老师说，深圳那边地价在涨，以后还会涨得更快。你要是能买一块地，哪怕小小的，以后都能翻几倍。这只是我的想法，等我去了一起点详。
孙大勇和周建军怎么样了？替我问他们好。晏阳来信说他在学校挺好的，学生喜欢他，校长也夸他。他还说周末去找你们吃饭，你们聚了吗？他说学校附近有一家小馆子，面条做得好，你们去吃过没有？
我在北京挺好的，就是想你。每次收到你的信，我都要看好几遍。那些字，那些话，都记在心里了。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就拿出你的信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室友说我睡觉都抱着信，问我是不是家里寄来的，我说是。他们不知道，这比家里寄来的还重要。
快了，再过不到一年，我就毕业了。你等我。
我想你了。”
晏城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第一遍粗看，知道写了什么；第二遍细看，把每一个字都看清楚；第三遍再看，把那些重要的句子在心里默念一遍。念到“留着，等我去深圳，咱们一起商量”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又看了一遍。
然后他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里，贴着胸口的位置。那个口袋有点鼓，里面还有那个装钱的信封，两样东西贴在一起，沉甸甸的。
他坐在工棚外面，看着远处的工地，想着林芝写的话。太阳已经西斜了，把工地染成一片金红色。塔吊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工人们开始收工了，三三两两地往工棚走。
快了。再过不到一年。
他笑了笑，站起来，往工地走去。还有活要干，不能偷懒。
九月底的一个周末，晏阳来找他们。
他现在在罗湖边上的小学教书，学校离工地不远，坐公交半个多小时。他来之前给晏城打了电话，说想一起吃顿饭。
那天下午，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衫，骑着借来的自行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骑过来。到工地的时候，满头是汗，但脸上带着笑。
四个人又在那家小饭馆聚齐了。一人一碗面，一盘炒菜，几个馒头。老板都认识他们了，每次来都多给点菜，还会给他们端一碟免费的咸菜。
晏阳比刚来的时候瘦了点，但精神很好。他穿着那件白衬衫，干干净净的，说话也比以前利索了，不像刚来时那么腼腆。
“哥，我们学校这学期又招了一批学生，都是外地来的孩子。家长在工地上干活，孩子就跟着来了。我们班现在有四十多个学生，挤得满满的。教室本来就不大，现在连过道都坐着人。”
晏城听着，点点头。
“累不累？”
“不累。”晏阳说，“教书有意思。那些孩子，啥都不懂，慢慢教，慢慢就会了。看着他们学会写字，学会算数，心里高兴。有个小孩，刚来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现在会写‘我爱中国’了。”
孙大勇在旁边插嘴：“晏阳现在可厉害了，听说还当上班主任了？”
晏阳不好意思地笑了。
“就是帮着多干点活。我们学校老师少，一个人当几个人用。校长让我当班主任，我也不好推。”
周建军问：“工资够花吗？”
“够。”晏阳说，“一个月四十五块，吃饭够了。还能攒点。我每个月攒十块，以后有用。”
他顿了顿，看着晏城。
“哥，我听说你拿到分红了？一万块？”
晏城点点头。他正在吃面，呼噜呼噜的，腮帮子鼓着。
晏阳沉默了一会儿。他放下筷子，看着碗里的面，半天没动。
“哥，你真厉害。”
晏城摇摇头。他把面咽下去，端起碗喝了一口汤。
“不是我厉害。是林芝说的对。”
晏阳愣了一下。
“林芝哥说什么了？”
晏城想了想。他放下碗，看着窗外的夜色。
“他说，将来房地产会大发展。让我好好干，以后自己干。”
晏阳点点头。
“林芝哥说的，肯定没错。”
吃完饭，四个人站在饭馆门口。天已经黑了，路灯昏黄昏黄的，照着坑坑洼洼的土路。远处工地的塔吊还亮着灯，还在转，那些灯光在夜色里格外显眼。打桩机的声音远远传来，一下一下，很有节奏。
“哥，”晏阳忽然说，“我想好了。”
“想好什么？”
“我想一直教书。”晏阳说，“在深圳教书。以后这边孩子越来越多，学校肯定也越来越多。我想当个好老师，把那些孩子教出来。也许有一天，我能当上校长，办一所自己的学校。”
晏城看着他，没说话。
“哥，”晏阳又说，“你以后自己干，我帮不上什么忙。但你需要我，随时叫我。我能帮你管账，帮你跑腿，帮你做我能做的任何事。”
晏城伸出手，在他头上按了按。那只手粗糙，但很轻。
“好。”
十月中的一天，北京。
林芝在图书馆里收到了晏阳的信。他坐在角落里，旁边堆着一摞书，都是经济类的。窗外阳光很好，照在桌上，暖洋洋的。
信里说晏阳在深圳挺好的，学生喜欢他，校长夸他。说他哥又瘦了，但精神很好。说他们四个又聚了一次，吃了饭，聊了天。说他哥那一万块钱，压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都要摸一摸。
信的末尾，晏阳写道：“林芝哥，深圳真好。你快来。”
林芝看着这封信，笑了。他把信折好，压在枕头底下，和以前的那些放在一起。那些信已经攒了厚厚一沓，用红绳捆着，放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摸。有时室友问他那是什么，他就说是家里的信。
快了。他想。快了。
他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空。北京的秋天，天很高，很蓝，星星很少。但他知道，在很远很远的南方，有一个人在等他。
那个人站在二十层高楼的楼顶，看着远方。
那个人说，等你来。
一九八一年的冬天，北京冷得出奇。
十一月刚过，第一场雪就落下来了。那天林芝从图书馆出来，迎面就撞上了漫天飞舞的雪花。雪很大，一片一片地往下落，不一会儿就把他的肩膀染白了。他站在图书馆门口，看着那些雪花，忽然想起了松岭的冬天。那些大雪，那些冰凌，那个暖烘烘的小院，那盏亮到深夜的煤油灯。
他已经两年没在松岭过冬了。
这两年，他寒假不是在学校图书馆打工，就是去老师介绍的机关单位实习。不是不想回去，是回不去——路太远，时间太短，钱也不够。每次放假前，王凤娟都会来信问：“回来不？”他回信说：“不回了，下次吧。”王凤娟就回信说：“好，下次吧。给你留着肉。”
下次，下次，好几个下次了。
他踩着雪往宿舍走，脚下咯吱咯吱响。校园里的梧桐树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上积了薄薄一层雪。路灯亮起来，昏黄昏黄的，把雪花照得亮晶晶的。
回到宿舍，屋里暖烘烘的。炉子烧得正旺，同屋的老周躺在床上看书，看见他进来，放下书。
“外面冷吧？”
“冷。”林芝拍了拍身上的雪，“下大了。”
老周坐起来，凑到窗边看了一眼。
“嚯，真不小。明天课还能上吗？”
“能。”林芝说，“又不是没见过雪。”
他把书包放下，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沓信，又看了一遍。晏城最近的一封信是上周收到的，信里说工地上在赶工期，年底要封顶好几栋楼。说他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但晚上躺下的时候就会想他。说孙大勇攒了钱，寄回老家去了，他娘来信哭了一场。说晏阳在学校评上了优秀教师，发了一张奖状，裱起来挂在宿舍墙上。
信的末尾，还是那四个字。
林芝看着那四个字，笑了。他把信折好，放回去，然后拿出纸笔，开始写回信。
“晏城哥：北京下雪了，很大。走在路上，脚下咯吱咯吱响，让我想起咱们一起去县城考试的那天。那时候你坐在我旁边，眼睛一直看着前方，不知道在想什么。现在我知道了，你在想以后。
我最近在想，毕业以后去深圳，第一件事要做什么。想了很久，没想出来。可能是先找份工作，可能是先和你一起去看地，可能是先和晏阳吃顿饭。后来我想明白了，第一件事，是见你。
快了，还有半年。
想你了。”
信寄出去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平常的节奏。
上课，下课，图书馆，食堂。林芝每天把自己埋进书堆里，一本一本地啃。经济学、管理学、市场分析、房地产评估，能选的课他都选了，能借的书他都借了。图书馆的管理员都认识他了，有时候会给他留个靠窗的好位置。
“小林，又来了？”管理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妈，戴着老花镜，说话慢悠悠的。
“来了。”林芝笑笑。
“你这孩子，天天看书，也不出去玩玩。”大妈摇摇头，“北京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你不去转转？”
林芝说：“以后有机会的。”
以后。等毕业以后，等去了深圳以后，等和晏城一起以后。
十二月中的一天，他收到了晏阳的信。
信比平时厚，拆开一看，里面除了信，还有一张照片。黑白的，巴掌大，上面是四个人——晏城、晏阳、孙大勇、周建军，站在一栋正在盖的大楼前面，都穿着工装，脸上带着笑。背景是密密麻麻的脚手架，还有“安全生产”的红色标语。
林芝捧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晏城站在最中间，比以前黑了，瘦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臂。他站在那儿，没有笑，但嘴角微微弯着，那是他高兴的样子。
晏阳站在他旁边，穿着件白衬衫，干干净净的，比刚去深圳的时候精神多了。孙大勇和周建军站在两边，都咧嘴笑着，露出白牙。
林芝看了三遍，然后把照片贴在胸口，放了好一会儿。
晏阳在信里写道：
“林芝哥：照片收到了吗？我们特意去照相馆拍的，想让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我哥不让我告诉你，说要给你个惊喜。
我哥现在可厉害了，工地上的人都叫他晏工。他管着好几十号人，每天忙得团团转。但他再忙，也会给我写信，也会问我学校的事。他说是你教的，要对弟弟好。
孙大勇和周建军都挺好的。孙大勇攒了钱，寄回老家去了，他娘来信哭了一场。周建军也攒了钱，说是要留着娶媳妇。
林芝哥，你快来吧。我们都等你。”
林芝看着这封信，眼眶热了。他把信和照片一起收好，压在枕头底下，和以前的那些放在一起。
快了。他想。快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
北京的年味越来越浓了。街上到处是置办年货的人，拎着大包小包，脸上带着笑。宿舍里也热闹起来，家在附近的同学都回去了，剩下的几个凑在一起，商量着过年怎么过。
老周问林芝：“你真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