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离开导师办公室那一周，我是被框在电脑里的。
模型要改，图纸要补，采光系数算到第三遍才达标——我把窗洞放大了两公分，就两公分，光斑偏移了。我坐在屏幕前，掐着眉心，感觉眼睛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跳。连续熬夜熬到神经痛不是第一次，但这次不一样。这次不是麻木。是烦躁。从后脑勺往上涌的那种，堵在颅骨底下找不到出口。
我盯着偏移的光斑。挪回去。重算。再挪。然后再删，再重画。光标在屏幕上拖来拖去，SketchUp的体块被拖出又撤销。就在第三遍重算采光系数的时候，我终于把笔往桌上一摔——不是故意的，但摔下去的声音比想象中大。旁边的同学抬头看了我一眼。我低下头，把笔捡起来，说了句“不好意思”。
速写本摊在手边，翻到配楼窗洞那页。铅笔灰蹭得很糊了，边缘被手指反复摩挲过，纸面发毛。我盯着那页看了很久，没有改图。只是看。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朋友圈有红点。我点开，是母亲的头像。她发了一张餐厅后厨的照片，配文：试新汤底，这锅熬了六个小时。那几个点赞的头像里没有他。我把手机反过来，屏幕朝下，搁在速写本旁边。
﹉
答辩前最后一个周三，凌晨，建筑系馆只剩我一个。
连续熬了三个通宵，白天睡两个小时又爬起来，头发油得贴着额头，衬衫是两天前从椅背上捞回来穿的。凌晨三点多，泡了速溶咖啡，端着纸杯走到走廊尽头接热水。走廊很静，荧光灯管的嗡嗡声比白天更响。饮水机咕噜噜吐着热气，我靠在墙上等水满，眼睛没有目的地往旁边一偏——就在那里，我忽然撞见走廊尽头的窗外，天正在一点一点亮起来。
是日出前的预兆。那种极深极深的、正在被稀释的蓝，从东边漫过来，像一滴墨水掉进清水里，正以肉眼追不上的速度扩散。我拿着纸杯站在那里，忽然间想起那个问题：第二天下午还去沙滩吗？走廊里有一种沉闷的回响，我知道不是来自走廊本身。是藤椅上风的声音，和那个尾音微微下沉的、很短的问句——好像还在空气里，还没有被人回答。
热水溢出来，烫到手指。我把手缩回去，纸杯捏得变了形。鼻头有些涩，我只是把变形的纸杯扔进旁边的垃圾桶，然后回到座位上，继续画图。
但那天剩下的时间，我在单曲循环一首歌。耳机里反复放着宋冬野的《董小姐》，2013年满大街都在放的一首歌。
唱到“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的时候，我正好在画窗洞的节点大样。构造柱配筋率，箍筋间距，混凝土标号。这些和歌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听着听着，手里的笔就停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联想。只是忽然觉得，那首歌里的遗憾，和我现在胸口堵着的这道墙，好像是同一种东西。
﹉
答辩前三天，深夜，我在赶最后一批图纸。
耳钉一直放在速写本旁边，和铅笔、橡皮、比例尺搁在一起。伸手拿三角板的时候不小心把它碰落了。弯腰去捡，蹲在那里，忽然停住了。
耳钉落在地板上，荧光灯管的冷白光从侧面打过来，黑榍石迸出一小片暗金色光斑。不是火彩，是折射，纯粹的光学原理。但那片光斑的位置——正好落在摊开的平面图上，中庭的位置。那个我改了无数遍的窗洞正下方，就是光斑落下的地方，静静地，小小的一团，像一颗微型的太阳。
我保持那个弯腰的姿势看了很久。膝盖硌在冰冷的地砖上，手指尖悬在光斑上方，没有去碰。然后直起身，拿起笔，在那个位置画了一个很小的圆。
我在图纸角落用小字标注：自然采光口，与正午太阳高度角对位。但我心里写的是：此处设天窗，为纪念一枚耳钉坠落时的光。
﹉
那之后几天，我又悄悄看过他的Facebook。
动态不多。他发了一张海岛闭岛公告，日期就是两个月后。公告里写着因生态养护原因，之后全面关闭。
他给另一张黑白照片点了赞，拍的是榍石原石，还没有打磨的。
在深夜的系馆里，这些我全都看在眼里。手机屏幕的冷白光照在脸上，四周是死寂的走廊和偶尔传来的关门声。我什么都没留下，没赞，没评，没有访问痕迹——大概还是有痕迹的吧，不过2013年的社交网络谁知道呢。
后来有一次我刷到豆瓣小组里有人吐槽毕设，主帖里写着：被导师毙掉的方案连起来能绕工学院三圈。有人在下面回复：你们好歹还有导师管。我看了很久，没有回，把手机搁下，继续画图。
但第二天晚上，在画到窗洞的第五版修改时，屏幕前的模型转了二十几分钟，结构还没有定。我脑子里忽然蹦出那句“你们好歹还有导师管”。原来我的焦虑，和整个建筑系馆凌晨的灯光都是一样的。只是我的那盏灯，还照着一个偏西偏南的小小窗洞。
答辩前最后一个夜晚，我在系馆通宵。
到了后半夜，电脑又一次死机，在我没有保存的时候。屏幕卡死，SketchUp的界面一片惨白，光标转成那个蓝色的、永远转不完的圈。我盯着那个转动的光标，没有摔鼠标，没有骂人。只是靠进椅背，把耳钉攥在手心里，闭上眼睛。
那一刻我想的不是毕设。我想的是如果这台电脑彻底崩了，我就坐船回海岛。闭岛前最后一天，那个人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他还没听到我的回答。
重启发呆了几分钟，我睁眼看屏幕恢复了。文件没有丢失。中庭的窗洞还在，节点大样还在，日照分析数据还在。我把手摊开，掌心的印子硌得很深。然后保存，另存备份，存进U盘，又发了一份到邮箱。接着继续画图。
凌晨五点多，最后一张图纸终于画完。我把笔放下，走到系馆天台上。北方的初夏，天亮得很早。东边天际线正在从深灰变成一种极淡极淡的、接近透明的蓝。是陆地的日出，但光的质地是一样的，只是我一直不敢站在它底下。
答辩那天。投影仪的光打在身后屏幕上，全套图纸一张张切过去，停在总平面。台下坐着一排导师，有人翻着论文，有人在笔记本上写什么。窗外五月的阳光被百叶窗切成细线。
“你的中庭窗洞，”主答辩导师从眼镜上方看我，“日照分析做了吗。”
“做了。”
“采光系数呢。”
我翻到那一页数据。导师看了一眼。“刚好达标。为什么不开大一点。”
“不需要大。窗洞偏西偏南，角度是算过的。下午四点到日落，光线穿过窗洞，落点刚好在中庭最深的位置。”
“参考的案例是什么。”
我站在台上。投影仪的光打在我的侧脸上，台下的人看不清我的表情。那个问题在空气里悬了几秒，比任何沉默都更安静。然后我说了实话。
“海岛上。一栋配楼。”
答辩结束后，我走下讲台，收拾图纸。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母亲的短信。她的餐厅准备扩店了，以前的老主顾都要请来热闹一下。最后一行写着：祝你成功。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窗外，午后阳光下，又是一轮日落。这次的日落没有让我觉得它和海岛上的有什么不一样。只是在卷图纸的时候，我想起那个人在藤椅上说过的话——光只在你让它进来的时候进来。
他以为我不喜欢他。他错了。
模型要改，图纸要补，采光系数算到第三遍才达标——我把窗洞放大了两公分，就两公分，光斑偏移了。我坐在屏幕前，掐着眉心，感觉眼睛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跳。连续熬夜熬到神经痛不是第一次，但这次不一样。这次不是麻木。是烦躁。从后脑勺往上涌的那种，堵在颅骨底下找不到出口。
我盯着偏移的光斑。挪回去。重算。再挪。然后再删，再重画。光标在屏幕上拖来拖去，SketchUp的体块被拖出又撤销。就在第三遍重算采光系数的时候，我终于把笔往桌上一摔——不是故意的，但摔下去的声音比想象中大。旁边的同学抬头看了我一眼。我低下头，把笔捡起来，说了句“不好意思”。
速写本摊在手边，翻到配楼窗洞那页。铅笔灰蹭得很糊了，边缘被手指反复摩挲过，纸面发毛。我盯着那页看了很久，没有改图。只是看。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朋友圈有红点。我点开，是母亲的头像。她发了一张餐厅后厨的照片，配文：试新汤底，这锅熬了六个小时。那几个点赞的头像里没有他。我把手机反过来，屏幕朝下，搁在速写本旁边。
﹉
答辩前最后一个周三，凌晨，建筑系馆只剩我一个。
连续熬了三个通宵，白天睡两个小时又爬起来，头发油得贴着额头，衬衫是两天前从椅背上捞回来穿的。凌晨三点多，泡了速溶咖啡，端着纸杯走到走廊尽头接热水。走廊很静，荧光灯管的嗡嗡声比白天更响。饮水机咕噜噜吐着热气，我靠在墙上等水满，眼睛没有目的地往旁边一偏——就在那里，我忽然撞见走廊尽头的窗外，天正在一点一点亮起来。
是日出前的预兆。那种极深极深的、正在被稀释的蓝，从东边漫过来，像一滴墨水掉进清水里，正以肉眼追不上的速度扩散。我拿着纸杯站在那里，忽然间想起那个问题：第二天下午还去沙滩吗？走廊里有一种沉闷的回响，我知道不是来自走廊本身。是藤椅上风的声音，和那个尾音微微下沉的、很短的问句——好像还在空气里，还没有被人回答。
热水溢出来，烫到手指。我把手缩回去，纸杯捏得变了形。鼻头有些涩，我只是把变形的纸杯扔进旁边的垃圾桶，然后回到座位上，继续画图。
但那天剩下的时间，我在单曲循环一首歌。耳机里反复放着宋冬野的《董小姐》，2013年满大街都在放的一首歌。
唱到“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的时候，我正好在画窗洞的节点大样。构造柱配筋率，箍筋间距，混凝土标号。这些和歌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听着听着，手里的笔就停了。
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联想。只是忽然觉得，那首歌里的遗憾，和我现在胸口堵着的这道墙，好像是同一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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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前三天，深夜，我在赶最后一批图纸。
耳钉一直放在速写本旁边，和铅笔、橡皮、比例尺搁在一起。伸手拿三角板的时候不小心把它碰落了。弯腰去捡，蹲在那里，忽然停住了。
耳钉落在地板上，荧光灯管的冷白光从侧面打过来，黑榍石迸出一小片暗金色光斑。不是火彩，是折射，纯粹的光学原理。但那片光斑的位置——正好落在摊开的平面图上，中庭的位置。那个我改了无数遍的窗洞正下方，就是光斑落下的地方，静静地，小小的一团，像一颗微型的太阳。
我保持那个弯腰的姿势看了很久。膝盖硌在冰冷的地砖上，手指尖悬在光斑上方，没有去碰。然后直起身，拿起笔，在那个位置画了一个很小的圆。
我在图纸角落用小字标注：自然采光口，与正午太阳高度角对位。但我心里写的是：此处设天窗，为纪念一枚耳钉坠落时的光。
﹉
那之后几天，我又悄悄看过他的Facebook。
动态不多。他发了一张海岛闭岛公告，日期就是两个月后。公告里写着因生态养护原因，之后全面关闭。
他给另一张黑白照片点了赞，拍的是榍石原石，还没有打磨的。
在深夜的系馆里，这些我全都看在眼里。手机屏幕的冷白光照在脸上，四周是死寂的走廊和偶尔传来的关门声。我什么都没留下，没赞，没评，没有访问痕迹——大概还是有痕迹的吧，不过2013年的社交网络谁知道呢。
后来有一次我刷到豆瓣小组里有人吐槽毕设，主帖里写着：被导师毙掉的方案连起来能绕工学院三圈。有人在下面回复：你们好歹还有导师管。我看了很久，没有回，把手机搁下，继续画图。
但第二天晚上，在画到窗洞的第五版修改时，屏幕前的模型转了二十几分钟，结构还没有定。我脑子里忽然蹦出那句“你们好歹还有导师管”。原来我的焦虑，和整个建筑系馆凌晨的灯光都是一样的。只是我的那盏灯，还照着一个偏西偏南的小小窗洞。
答辩前最后一个夜晚，我在系馆通宵。
到了后半夜，电脑又一次死机，在我没有保存的时候。屏幕卡死，SketchUp的界面一片惨白，光标转成那个蓝色的、永远转不完的圈。我盯着那个转动的光标，没有摔鼠标，没有骂人。只是靠进椅背，把耳钉攥在手心里，闭上眼睛。
那一刻我想的不是毕设。我想的是如果这台电脑彻底崩了，我就坐船回海岛。闭岛前最后一天，那个人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他还没听到我的回答。
重启发呆了几分钟，我睁眼看屏幕恢复了。文件没有丢失。中庭的窗洞还在，节点大样还在，日照分析数据还在。我把手摊开，掌心的印子硌得很深。然后保存，另存备份，存进U盘，又发了一份到邮箱。接着继续画图。
凌晨五点多，最后一张图纸终于画完。我把笔放下，走到系馆天台上。北方的初夏，天亮得很早。东边天际线正在从深灰变成一种极淡极淡的、接近透明的蓝。是陆地的日出，但光的质地是一样的，只是我一直不敢站在它底下。
答辩那天。投影仪的光打在身后屏幕上，全套图纸一张张切过去，停在总平面。台下坐着一排导师，有人翻着论文，有人在笔记本上写什么。窗外五月的阳光被百叶窗切成细线。
“你的中庭窗洞，”主答辩导师从眼镜上方看我，“日照分析做了吗。”
“做了。”
“采光系数呢。”
我翻到那一页数据。导师看了一眼。“刚好达标。为什么不开大一点。”
“不需要大。窗洞偏西偏南，角度是算过的。下午四点到日落，光线穿过窗洞，落点刚好在中庭最深的位置。”
“参考的案例是什么。”
我站在台上。投影仪的光打在我的侧脸上，台下的人看不清我的表情。那个问题在空气里悬了几秒，比任何沉默都更安静。然后我说了实话。
“海岛上。一栋配楼。”
答辩结束后，我走下讲台，收拾图纸。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母亲的短信。她的餐厅准备扩店了，以前的老主顾都要请来热闹一下。最后一行写着：祝你成功。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窗外，午后阳光下，又是一轮日落。这次的日落没有让我觉得它和海岛上的有什么不一样。只是在卷图纸的时候，我想起那个人在藤椅上说过的话——光只在你让它进来的时候进来。
他以为我不喜欢他。他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