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装修的日子
装修是从一月中旬开始的，那段时间这座城市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江屿请了三天假，专门盯着装修的事。他那个做室内设计的大学同学叫林远，毕业后混了几年，不上不下，接到江屿电话的时候正在老家过年，二话没说买了返程的车票。
“你疯了？”林远拖着行李箱出现在铺子门口的时候，雪正下得紧，他的帽子上积了厚厚一层白，“大过年的你让我回来给你设计餐馆？”
江屿递给他一杯热咖啡：“加钱的。”
林远接过咖啡喝了一口，表情立刻变了：“这是哪家的拿铁？这么好喝？”
“我家那位做的。”
林远差点被咖啡呛死。他咳了好一阵，眼睛瞪得像铜铃：“你家什么？你什么时候有的‘那位’？我怎么不知道？”
江屿靠在门框上，看着漫天大雪，嘴角微微弯了一下：“说来话长。”
林远花了一整个下午测量铺子的尺寸，又花了一个晚上出了三版设计方案。江屿把方案拍照发给沈临洲，沈临洲在加班的间隙回了消息，选了第二版——白色墙面，浅灰色地砖，原木色的桌椅，厨房用玻璃隔断，让客人能看到里面。
“他要明厨亮灶，”江屿把沈临洲的回复给林远看，“说这样客人吃得放心。”
林远看了一眼消息，又看了一眼江屿，欲言又止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没忍住：“江屿，你到底什么情况？这人谁啊？你们在一起多久了？他怎么不自己来？”
江屿没有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他只是说：“他刚换了新工作，走不开。”
林远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叹了口气：“你这个人，永远都是这样。什么事都自己扛，什么人你都护着。以前大学的时候你就这样，打三份工累得要死，别人问你累不累，你永远说不累。”
江屿没有说话，低头看手机，屏幕上是沈临洲发来的消息，只有四个字：“辛苦你了。”
他打了两个字回复：“没事。”
林远瞥见了那两个字，翻了个白眼，没再追问。
装修队是林远介绍的，几个四川来的师傅，干活利索，话不多。带队的姓陈，四十出头，皮肤黝黑，笑起来一口白牙。他看了铺子之后报了价，比市场上低了将近两成。
“林远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陈师傅说，用一口带着川音的普通话，“赚个辛苦钱就行。”
江屿道了谢，当天就签了合同。
接下来的日子，他每天下班后都去铺子里转一圈。有时候陈师傅他们在，他就帮忙搬搬东西、递递工具；有时候人去楼空，他就一个人站在灰扑扑的屋子里，想象它未来的样子。
墙壁被重新刮了腻子，白得像雪。地面的旧瓷砖被敲掉，露出底下坑坑洼洼的水泥。厨房的隔断还没装，用粉笔画在地上的线还在，歪歪扭扭的，像一个小孩画的画。
有一天晚上，他站在铺子里，手机忽然震了。
沈临洲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饭盒，粉色的，盖子上印着小草莓，和他每天带去公司的一模一样。但饭盒旁边多了一样东西——一双筷子，用红色的绳子系着，打了个蝴蝶结。
“新买的筷子，”沈临洲说，“等装修好了，第一顿饭用这双。”
江屿看着那张照片，在空无一人的铺子里站了很久。墙上的腻子还没干透，空气中有一股潮湿的石灰味，冷风从没装好的窗户缝隙里灌进来，吹得他后脖颈发凉。但他不觉得冷。
他拍了张铺子的照片发过去，什么都没说，只有一面刚刷好的白墙，和一地狼藉。
沈临洲回了一个字：“值。”
日子一天一天过，装修的进度比预想中慢。陈师傅说是因为天气太冷，腻子干不透，要等多几天才能刷第二遍。江屿说不急，慢慢来，质量要紧。
他每天去铺子的时候都会带一杯咖啡，有时候是自己泡的，有时候是沈临洲早上做好装进保温杯里的。陈师傅喝了第一口沈临洲做的咖啡，表情很复杂，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了句：“这咖啡，苦得很有个性。”
江屿笑了，难得地笑了很久。
一月底的时候，厨房的隔断装好了。钢化玻璃，透明的那种，从外面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里面的一切。陈师傅安装的时候不小心把一块玻璃磕了个角，虽然不影响使用，但他坚持要换。
“不用换，”江屿说，“留着吧，当个记号。”
陈师傅不理解，但还是照做了。那块带角的玻璃后来一直留在那里，在厨房隔断的最右边，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只有江屿知道，每次他站在那个位置往厨房里看，都会想起沈临洲第一次煎鸡蛋的样子——手忙脚乱，围裙系得歪歪斜斜，但眼神专注得像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二月初，立春那天，装修终于接近了尾声。
墙壁白了，地面平了，灯也装好了。陈师傅在门口放了挂鞭炮，噼里啪啦响了半分钟，硝烟味弥漫在整条街上。路过的行人停下来看，有人鼓了鼓掌，有人问什么时候开业。
江屿站在门口，被鞭炮烟呛得直咳嗽，但眼睛里全是笑。
他给沈临洲发了一条消息：“装修好了。”
沈临洲没有立刻回。过了大约十分钟，他发来一条语音。江屿点开，听见沈临洲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笑意和一点点鼻音——他最近工作忙，有点感冒。
“等我，周六过来。”
江屿把那条语音听了两遍，然后锁了屏幕，抬头看着门头上那块还没挂上去的招牌。招牌是前天送到的，深色的木头，浅色的字，字体是江屿选的——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艺术字，是端正的楷体，横平竖直，像他这个人。
他站在招牌下面，抬头看了很久。招牌上只有两个字。
屿洲。
周六一早，沈临洲就到了。
他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将近一个小时，江屿到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铺子门口了，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手里拎着一个大袋子。
“那是什么？”江屿走过来，看了一眼他手里的袋子。
“开业用的，”沈临洲把袋子打开，里面是各种厨房用品——锅铲、汤勺、漏勺、打蛋器、围裙、隔热手套、调味盒、抹布，满满当当塞了一整袋，“昨天趁午休去买的。”
江屿看了一眼袋子里那几条围裙，清一色的深蓝色，没有任何图案，和他之前那条粉蓝色卡通围裙形成了鲜明对比。
“换风格了？”江屿指了指围裙。
沈临洲低头看了一眼，耳尖微微泛红：“那条太丑了，配不上这个店。”
江屿没忍住笑了一声，掏出钥匙开了门。门推开的一瞬间，早春的阳光正好从南窗照进来，落在崭新的白色墙壁上，整个屋子亮堂堂的，像被光洗过一样。
沈临洲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他的目光从墙壁移到地面，从地面移到桌椅，从桌椅移到厨房的玻璃隔断，最后停在门头那块还没挂上去的招牌上。
他看了很久。
“好看吗？”江屿靠在门框上，问。
沈临洲没有回答。他走进铺子，在屋子里走了一圈，用手摸了摸桌子，又走到厨房，打开水龙头试了试水压——还是不大，但够用了。
他关掉水龙头，转过身，看着站在门口的江屿。阳光从江屿身后照进来，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色的光，像一幅还没干透的油画。
“好看，”沈临洲说，“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看。”
江屿点了点头，走进来，从袋子里拿出那些厨房用品，一件一件归置到该放的地方。锅铲插进筷笼，围裙挂上挂钩，调味盒放在灶台右边——沈临洲是右撇子，用右手拿调料比较顺手。
沈临洲站在旁边看他做这些事，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像是在某个平行时空里，他们已经一起做过很多次这样的事——一起归置厨房，一起摆放桌椅，一起把一间空荡荡的屋子变成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
“江屿。”
“嗯。”
“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些？”
“学什么？”
“这些，”沈临洲指了指被他整理得井井有条的厨房，“怎么布置，怎么归置，什么东西该放哪里。”
江屿把最后一个调味盒放好，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过身看着他。
“一个人住了八年，自然就会了。”他说了和之前一模一样的话，但这次语气不一样。之前是说“自然就会了”的时候，语气是平淡的、轻描淡写的，像是在说一件不值得被注意的小事。但这一次，他的语气里有别的东西——是一种很淡的骄傲，像是在说：你看，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所以我也能把你照顾好。
沈临洲看着他，忽然走上前一步，把他拉进怀里。
江屿没有挣扎，也没有说话。他把脸埋在沈临洲的肩窝里，闻到了洗衣液的味道——还是那种超市里最便宜的薰衣草味，但他已经不觉得便宜了，他觉得那是沈临洲的味道。
“谢谢你，”沈临洲说，声音闷在江屿的头发里，“谢谢你把这里弄得这么好看。”
江屿在他怀里闷闷地说了一句：“不是好看，是好用。”
沈临洲笑了，收紧了手臂。
他们就这样在空荡荡的铺子里站了很久，阳光从南窗照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白墙上，交叠在一起，像两个互相依靠的字。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把那块招牌挂了上去。
沈临洲站在梯子上，江屿在下面扶着。招牌不重，但挂起来有点麻烦，要对准螺丝孔，要调整水平，沈临洲的手冻得通红，拧螺丝的时候使不上力。
“你下来，我来。”江屿说。
“不用，马上好了。”沈临洲咬着牙把最后一个螺丝拧紧，然后从梯子上跳下来，退后几步，抬头看。
深色的木头上，两个楷体字安静地立在半空中。
屿洲。
街上的法国梧桐还是光秃秃的，但枝条的顶端已经冒出了嫩绿色的芽，很小很小，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阳光从树枝间漏下来，在招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沈临洲看着那两个字，忽然觉得嗓子有点紧。
“江屿。”
“嗯。”
“你说，八年算久吗？”
江屿站在他旁边，也抬头看着那块招牌。风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他没有去理。
“放在以前，我会说算，”他说，“但现在，我觉得不算。”
“为什么？”
“因为以后还有很久。”江屿转过头来看着他，阳光落在他眼睛里，亮得像碎了一地的星星，“八年跟以后比起来，不算什么。”
沈临洲看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街上有人走过，有人停下来看了一眼新挂上的招牌，有人念出了那两个字：“屿洲？是家餐馆吗？没听说过。”
“还没开业呢，”另一个人说，“改天来试试。”
脚步声渐渐远了。沈临洲伸出手，握住了江屿的手。江屿的手还是那么凉，指尖冰凉的，但他握得很紧，像是要把自己所有的温度都渡过去。
“什么时候开业？”沈临洲问。
“你定。”
沈临洲想了想：“三月一号。春天了，适合重新开始。”
江屿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们站在早春的风里，手牵着手，抬头看着那块招牌。阳光很好，风也很好，一切都刚刚好。
没有人知道这家餐馆能开多久，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他们知道一件事。
三月一号，春天。
他们要在这里，重新开始。
江屿请了三天假，专门盯着装修的事。他那个做室内设计的大学同学叫林远，毕业后混了几年，不上不下，接到江屿电话的时候正在老家过年，二话没说买了返程的车票。
“你疯了？”林远拖着行李箱出现在铺子门口的时候，雪正下得紧，他的帽子上积了厚厚一层白，“大过年的你让我回来给你设计餐馆？”
江屿递给他一杯热咖啡：“加钱的。”
林远接过咖啡喝了一口，表情立刻变了：“这是哪家的拿铁？这么好喝？”
“我家那位做的。”
林远差点被咖啡呛死。他咳了好一阵，眼睛瞪得像铜铃：“你家什么？你什么时候有的‘那位’？我怎么不知道？”
江屿靠在门框上，看着漫天大雪，嘴角微微弯了一下：“说来话长。”
林远花了一整个下午测量铺子的尺寸，又花了一个晚上出了三版设计方案。江屿把方案拍照发给沈临洲，沈临洲在加班的间隙回了消息，选了第二版——白色墙面，浅灰色地砖，原木色的桌椅，厨房用玻璃隔断，让客人能看到里面。
“他要明厨亮灶，”江屿把沈临洲的回复给林远看，“说这样客人吃得放心。”
林远看了一眼消息，又看了一眼江屿，欲言又止了好几次，最后还是没忍住：“江屿，你到底什么情况？这人谁啊？你们在一起多久了？他怎么不自己来？”
江屿没有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他只是说：“他刚换了新工作，走不开。”
林远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叹了口气：“你这个人，永远都是这样。什么事都自己扛，什么人你都护着。以前大学的时候你就这样，打三份工累得要死，别人问你累不累，你永远说不累。”
江屿没有说话，低头看手机，屏幕上是沈临洲发来的消息，只有四个字：“辛苦你了。”
他打了两个字回复：“没事。”
林远瞥见了那两个字，翻了个白眼，没再追问。
装修队是林远介绍的，几个四川来的师傅，干活利索，话不多。带队的姓陈，四十出头，皮肤黝黑，笑起来一口白牙。他看了铺子之后报了价，比市场上低了将近两成。
“林远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陈师傅说，用一口带着川音的普通话，“赚个辛苦钱就行。”
江屿道了谢，当天就签了合同。
接下来的日子，他每天下班后都去铺子里转一圈。有时候陈师傅他们在，他就帮忙搬搬东西、递递工具；有时候人去楼空，他就一个人站在灰扑扑的屋子里，想象它未来的样子。
墙壁被重新刮了腻子，白得像雪。地面的旧瓷砖被敲掉，露出底下坑坑洼洼的水泥。厨房的隔断还没装，用粉笔画在地上的线还在，歪歪扭扭的，像一个小孩画的画。
有一天晚上，他站在铺子里，手机忽然震了。
沈临洲发来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饭盒，粉色的，盖子上印着小草莓，和他每天带去公司的一模一样。但饭盒旁边多了一样东西——一双筷子，用红色的绳子系着，打了个蝴蝶结。
“新买的筷子，”沈临洲说，“等装修好了，第一顿饭用这双。”
江屿看着那张照片，在空无一人的铺子里站了很久。墙上的腻子还没干透，空气中有一股潮湿的石灰味，冷风从没装好的窗户缝隙里灌进来，吹得他后脖颈发凉。但他不觉得冷。
他拍了张铺子的照片发过去，什么都没说，只有一面刚刷好的白墙，和一地狼藉。
沈临洲回了一个字：“值。”
日子一天一天过，装修的进度比预想中慢。陈师傅说是因为天气太冷，腻子干不透，要等多几天才能刷第二遍。江屿说不急，慢慢来，质量要紧。
他每天去铺子的时候都会带一杯咖啡，有时候是自己泡的，有时候是沈临洲早上做好装进保温杯里的。陈师傅喝了第一口沈临洲做的咖啡，表情很复杂，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了句：“这咖啡，苦得很有个性。”
江屿笑了，难得地笑了很久。
一月底的时候，厨房的隔断装好了。钢化玻璃，透明的那种，从外面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里面的一切。陈师傅安装的时候不小心把一块玻璃磕了个角，虽然不影响使用，但他坚持要换。
“不用换，”江屿说，“留着吧，当个记号。”
陈师傅不理解，但还是照做了。那块带角的玻璃后来一直留在那里，在厨房隔断的最右边，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只有江屿知道，每次他站在那个位置往厨房里看，都会想起沈临洲第一次煎鸡蛋的样子——手忙脚乱，围裙系得歪歪斜斜，但眼神专注得像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二月初，立春那天，装修终于接近了尾声。
墙壁白了，地面平了，灯也装好了。陈师傅在门口放了挂鞭炮，噼里啪啦响了半分钟，硝烟味弥漫在整条街上。路过的行人停下来看，有人鼓了鼓掌，有人问什么时候开业。
江屿站在门口，被鞭炮烟呛得直咳嗽，但眼睛里全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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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临洲没有立刻回。过了大约十分钟，他发来一条语音。江屿点开，听见沈临洲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笑意和一点点鼻音——他最近工作忙，有点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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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在招牌下面，抬头看了很久。招牌上只有两个字。
屿洲。
周六一早，沈临洲就到了。
他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将近一个小时，江屿到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铺子门口了，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手里拎着一个大袋子。
“那是什么？”江屿走过来，看了一眼他手里的袋子。
“开业用的，”沈临洲把袋子打开，里面是各种厨房用品——锅铲、汤勺、漏勺、打蛋器、围裙、隔热手套、调味盒、抹布，满满当当塞了一整袋，“昨天趁午休去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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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屿没忍住笑了一声，掏出钥匙开了门。门推开的一瞬间，早春的阳光正好从南窗照进来，落在崭新的白色墙壁上，整个屋子亮堂堂的，像被光洗过一样。
沈临洲站在门口，没有立刻进去。他的目光从墙壁移到地面，从地面移到桌椅，从桌椅移到厨房的玻璃隔断，最后停在门头那块还没挂上去的招牌上。
他看了很久。
“好看吗？”江屿靠在门框上，问。
沈临洲没有回答。他走进铺子，在屋子里走了一圈，用手摸了摸桌子，又走到厨房，打开水龙头试了试水压——还是不大，但够用了。
他关掉水龙头，转过身，看着站在门口的江屿。阳光从江屿身后照进来，把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色的光，像一幅还没干透的油画。
“好看，”沈临洲说，“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看。”
江屿点了点头，走进来，从袋子里拿出那些厨房用品，一件一件归置到该放的地方。锅铲插进筷笼，围裙挂上挂钩，调味盒放在灶台右边——沈临洲是右撇子，用右手拿调料比较顺手。
沈临洲站在旁边看他做这些事，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很熟悉。像是在某个平行时空里，他们已经一起做过很多次这样的事——一起归置厨房，一起摆放桌椅，一起把一间空荡荡的屋子变成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
“江屿。”
“嗯。”
“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些？”
“学什么？”
“这些，”沈临洲指了指被他整理得井井有条的厨房，“怎么布置，怎么归置，什么东西该放哪里。”
江屿把最后一个调味盒放好，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过身看着他。
“一个人住了八年，自然就会了。”他说了和之前一模一样的话，但这次语气不一样。之前是说“自然就会了”的时候，语气是平淡的、轻描淡写的，像是在说一件不值得被注意的小事。但这一次，他的语气里有别的东西——是一种很淡的骄傲，像是在说：你看，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所以我也能把你照顾好。
沈临洲看着他，忽然走上前一步，把他拉进怀里。
江屿没有挣扎，也没有说话。他把脸埋在沈临洲的肩窝里，闻到了洗衣液的味道——还是那种超市里最便宜的薰衣草味，但他已经不觉得便宜了，他觉得那是沈临洲的味道。
“谢谢你，”沈临洲说，声音闷在江屿的头发里，“谢谢你把这里弄得这么好看。”
江屿在他怀里闷闷地说了一句：“不是好看，是好用。”
沈临洲笑了，收紧了手臂。
他们就这样在空荡荡的铺子里站了很久，阳光从南窗照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白墙上，交叠在一起，像两个互相依靠的字。
那天下午，他们一起把那块招牌挂了上去。
沈临洲站在梯子上，江屿在下面扶着。招牌不重，但挂起来有点麻烦，要对准螺丝孔，要调整水平，沈临洲的手冻得通红，拧螺丝的时候使不上力。
“你下来，我来。”江屿说。
“不用，马上好了。”沈临洲咬着牙把最后一个螺丝拧紧，然后从梯子上跳下来，退后几步，抬头看。
深色的木头上，两个楷体字安静地立在半空中。
屿洲。
街上的法国梧桐还是光秃秃的，但枝条的顶端已经冒出了嫩绿色的芽，很小很小，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阳光从树枝间漏下来，在招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沈临洲看着那两个字，忽然觉得嗓子有点紧。
“江屿。”
“嗯。”
“你说，八年算久吗？”
江屿站在他旁边，也抬头看着那块招牌。风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他没有去理。
“放在以前，我会说算，”他说，“但现在，我觉得不算。”
“为什么？”
“因为以后还有很久。”江屿转过头来看着他，阳光落在他眼睛里，亮得像碎了一地的星星，“八年跟以后比起来，不算什么。”
沈临洲看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街上有人走过，有人停下来看了一眼新挂上的招牌，有人念出了那两个字：“屿洲？是家餐馆吗？没听说过。”
“还没开业呢，”另一个人说，“改天来试试。”
脚步声渐渐远了。沈临洲伸出手，握住了江屿的手。江屿的手还是那么凉，指尖冰凉的，但他握得很紧，像是要把自己所有的温度都渡过去。
“什么时候开业？”沈临洲问。
“你定。”
沈临洲想了想：“三月一号。春天了，适合重新开始。”
江屿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们站在早春的风里，手牵着手，抬头看着那块招牌。阳光很好，风也很好，一切都刚刚好。
没有人知道这家餐馆能开多久，没有人知道未来会怎样。
但他们知道一件事。
三月一号，春天。
他们要在这里，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