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八年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
消息传到法租界的时候是傍晚。有人从无线电里听到广播，跑到街上喊了一嗓子，整条霞飞路就炸了。报童举着号外在电车站狂奔，油墨未干的头条被风掀得哗啦啦响。酒铺把藏了八年的酒坛子搬出来砸开泥封，不认识的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法租界的霓虹灯全亮了，红的绿的黄的紫的，八年没有亮过的灯牌一盏接一盏地跳起来，把整条南京路照得恍如白昼。
程砚卿是在茶棚后台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正在勾脸，虞姬的眉尾画了一半，赵文魁撞开门冲进来，嗓子劈了：“日本投降了！”他手里的眉笔顿了一下，笔尖在颧骨上点了一个极小的黑点。他把笔搁下，站起来走到茶棚门口。街上已经乱了——有人敲脸盆，有人放鞭炮，有人跪在马路中央嚎啕大哭。一个美国水兵把一个中国小孩扛在肩上，小孩举着一面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青天白日旗拼命摇。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到镜子前，拿起卸妆的棉布把画了一半的虞姬妆擦干净。眉尾的墨迹洇在棉布上，他没有再补。他走到戏箱前打开盖子，翻出那套鱼鳞甲、百褶裙、云肩——不是平时穿的那套旧的，是另一套。这套是去年一个从北平逃难来的老裁缝给他做的，用的是攒了半年的铜板，料子不是绸缎，是普通的棉布，但针脚细密，金线是赵大爷一根一根拆了旧戏装上的金线重新绣上去的。他一次也没穿过。他把它一直收在戏箱最底层。
他穿上这套戏装，系好腰封，披好云肩。对着镜子自己勾了虞姬的妆，比平时画得慢，每一笔都像是在完成一件大事。眉尾收得利落，眼角的胭脂挑得微扬，和民国二十五年在吉祥戏院首演那天刘师父亲手给他画的，分毫不差。然后他走出茶棚，走上霞飞路。
街上已经成了狂欢的河流。人群从各个巷口涌出来，汇成一股浑浊的激流往南京路方向涌。有人跳上汽车引擎盖跳舞，有人爬上路灯杆挂彩带，有当兵的被老百姓抬起来往天上抛，落下时又稳稳接住。程砚卿穿着虞姬的戏装走在人流里，云肩的金线在霓虹灯下明明灭灭。有人在背后拍了他一下，一个陌生中年妇女，眼睛里全是泪，把自己脖子上挂的花环摘下来套在他脖子上。“孩子，仗打完了！你还活着！”她说。程砚卿低头看了看胸前那个用皱报纸和野花编的花环，点了点头。
“活着。”他说。
他站在南京路和霞飞路的交叉口，面朝北边。法租界的霓虹灯在他身后闪得热闹非凡，电车的叮当声和鞭炮的噼啪声搅在一起。他站在那里面朝北边，目光越过狂欢的人潮，越过南京路上被踩烂的花环和碎纸屑，越过法租界的铁栅栏和铁丝网，越过苏州河，越过长江，越过淮河，越过黄河——往北。北边有北平，有广德楼，有西厢房，有老槐树，有瓦上的月光，有一个八年没回来的人。他从衣襟内侧摸出那枚胭脂扣握在掌心里。
他说，虞姬等到了，霸王也该回来了。
那天晚上，程砚卿没有回仓库。他在那个路口站了一整夜。狂欢的人潮散了又聚，聚了又散，有人喝醉了躺在人行道上唱歌，有人坐在马路牙子上抱着一双旧布鞋发呆。他站着，穿着那套一次也没穿过的棉布戏装，云肩在夜风里轻轻飘。凌晨时分人群渐渐稀疏，南京路上的霓虹灯陆续灭了，只剩下几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有个卖糖炒栗子的老汉推着车从他身边走过，栗子在铁砂里沙沙响。
“后生，站一晚上了，回去吧。”老汉递过来一包热栗子。
“等个人。”
“等谁？”
“霸王。”他说完，接过栗子，微微欠了欠身。老汉摇摇头，推着车走了。
栗子是用报纸包的，他剥开一颗放进嘴里。甜的，烫嘴。他吃了一颗又剥一颗，把栗子壳小心地拢在报纸边上。东方天边泛起鱼肚白。法租界的早晨照常到来——电车叮叮当当，咖啡店的伙计把遮阳篷摇下来，报童换了新的一叠报纸扯着嗓子喊：“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抗战胜利！”他手里最后一颗栗子凉了。他把栗子壳包好放进路边的垃圾桶，把脖子上的花环摘下来挂在那根路灯杆上。然后转身沿着霞飞路往回走。街上有人在扫地上的碎纸屑和鞭炮皮，扫帚刮在石板路上沙沙响。他走了很长一段路，走到茶棚门口停下脚步。
茶棚的门虚掩着，他推开门走进去。台上两个粉笔圈还在，褪色了大半，但轮廓还在。他走到台上自己的那个圈里站定，对着对面那个空圈。
“大王。”他轻声说。茶棚里很静，只有破顶缝隙里漏进来的晨光。他站了很久，然后蹲下来，用手指把两个粉笔圈重新描了一遍。
消息传到法租界的时候是傍晚。有人从无线电里听到广播，跑到街上喊了一嗓子，整条霞飞路就炸了。报童举着号外在电车站狂奔，油墨未干的头条被风掀得哗啦啦响。酒铺把藏了八年的酒坛子搬出来砸开泥封，不认识的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法租界的霓虹灯全亮了，红的绿的黄的紫的，八年没有亮过的灯牌一盏接一盏地跳起来，把整条南京路照得恍如白昼。
程砚卿是在茶棚后台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正在勾脸，虞姬的眉尾画了一半，赵文魁撞开门冲进来，嗓子劈了：“日本投降了！”他手里的眉笔顿了一下，笔尖在颧骨上点了一个极小的黑点。他把笔搁下，站起来走到茶棚门口。街上已经乱了——有人敲脸盆，有人放鞭炮，有人跪在马路中央嚎啕大哭。一个美国水兵把一个中国小孩扛在肩上，小孩举着一面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青天白日旗拼命摇。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到镜子前，拿起卸妆的棉布把画了一半的虞姬妆擦干净。眉尾的墨迹洇在棉布上，他没有再补。他走到戏箱前打开盖子，翻出那套鱼鳞甲、百褶裙、云肩——不是平时穿的那套旧的，是另一套。这套是去年一个从北平逃难来的老裁缝给他做的，用的是攒了半年的铜板，料子不是绸缎，是普通的棉布，但针脚细密，金线是赵大爷一根一根拆了旧戏装上的金线重新绣上去的。他一次也没穿过。他把它一直收在戏箱最底层。
他穿上这套戏装，系好腰封，披好云肩。对着镜子自己勾了虞姬的妆，比平时画得慢，每一笔都像是在完成一件大事。眉尾收得利落，眼角的胭脂挑得微扬，和民国二十五年在吉祥戏院首演那天刘师父亲手给他画的，分毫不差。然后他走出茶棚，走上霞飞路。
街上已经成了狂欢的河流。人群从各个巷口涌出来，汇成一股浑浊的激流往南京路方向涌。有人跳上汽车引擎盖跳舞，有人爬上路灯杆挂彩带，有当兵的被老百姓抬起来往天上抛，落下时又稳稳接住。程砚卿穿着虞姬的戏装走在人流里，云肩的金线在霓虹灯下明明灭灭。有人在背后拍了他一下，一个陌生中年妇女，眼睛里全是泪，把自己脖子上挂的花环摘下来套在他脖子上。“孩子，仗打完了！你还活着！”她说。程砚卿低头看了看胸前那个用皱报纸和野花编的花环，点了点头。
“活着。”他说。
他站在南京路和霞飞路的交叉口，面朝北边。法租界的霓虹灯在他身后闪得热闹非凡，电车的叮当声和鞭炮的噼啪声搅在一起。他站在那里面朝北边，目光越过狂欢的人潮，越过南京路上被踩烂的花环和碎纸屑，越过法租界的铁栅栏和铁丝网，越过苏州河，越过长江，越过淮河，越过黄河——往北。北边有北平，有广德楼，有西厢房，有老槐树，有瓦上的月光，有一个八年没回来的人。他从衣襟内侧摸出那枚胭脂扣握在掌心里。
他说，虞姬等到了，霸王也该回来了。
那天晚上，程砚卿没有回仓库。他在那个路口站了一整夜。狂欢的人潮散了又聚，聚了又散，有人喝醉了躺在人行道上唱歌，有人坐在马路牙子上抱着一双旧布鞋发呆。他站着，穿着那套一次也没穿过的棉布戏装，云肩在夜风里轻轻飘。凌晨时分人群渐渐稀疏，南京路上的霓虹灯陆续灭了，只剩下几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有个卖糖炒栗子的老汉推着车从他身边走过，栗子在铁砂里沙沙响。
“后生，站一晚上了，回去吧。”老汉递过来一包热栗子。
“等个人。”
“等谁？”
“霸王。”他说完，接过栗子，微微欠了欠身。老汉摇摇头，推着车走了。
栗子是用报纸包的，他剥开一颗放进嘴里。甜的，烫嘴。他吃了一颗又剥一颗，把栗子壳小心地拢在报纸边上。东方天边泛起鱼肚白。法租界的早晨照常到来——电车叮叮当当，咖啡店的伙计把遮阳篷摇下来，报童换了新的一叠报纸扯着嗓子喊：“日本天皇宣读投降诏书！抗战胜利！”他手里最后一颗栗子凉了。他把栗子壳包好放进路边的垃圾桶，把脖子上的花环摘下来挂在那根路灯杆上。然后转身沿着霞飞路往回走。街上有人在扫地上的碎纸屑和鞭炮皮，扫帚刮在石板路上沙沙响。他走了很长一段路，走到茶棚门口停下脚步。
茶棚的门虚掩着，他推开门走进去。台上两个粉笔圈还在，褪色了大半，但轮廓还在。他走到台上自己的那个圈里站定，对着对面那个空圈。
“大王。”他轻声说。茶棚里很静，只有破顶缝隙里漏进来的晨光。他站了很久，然后蹲下来，用手指把两个粉笔圈重新描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