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到站
火车在清晨抵达富士山站。
月台上很冷。一月的富士山脚下积雪很厚，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谢以安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领口，呼出的白气在空气里散开。周渡站在他旁边，手里拖着那个不大的行李箱，行李箱的轮子在雪地上推不动，他干脆提起来拎着走。远处的富士山在晨光里很清楚——山体圆锥形，山顶覆盖着白色的雪，山腰以下是深蓝色的植被带，再往下是灰白色的山脚平原。天空很干净，没有云。
预定的旅馆在山脚下一个叫河口湖的小镇，从车站坐巴士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巴士上只有几个人，他们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的富士山随着巴士的转弯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但每次出现都比上一次更大。谢以安把速写本掏出来放在膝盖上，但没有画。他只是看着窗外。周渡坐在他旁边，肩膀挨着他的肩膀。巴士的暖风很足，车窗上凝了一层薄薄的雾气。
旅馆是一栋老旧的和式建筑，木质结构，门廊上挂着几个红灯笼。老板娘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扎成一个很低的发髻。她在玄关接过周渡手里的行李箱，把他们带到一个面山的房间。房间不大，榻榻米上铺着两张被褥，落地窗正对着富士山。推门进去的时候窗外的雪顶正好被最后一道夕阳光镀成淡金色。老太太把热水壶放在矮桌上，说了一句“请慢用”，然后轻轻带上了门。
周渡把行李箱放在墙角，走到窗前站住。谢以安在他旁边坐下来，把速写本摊开在膝盖上，拿起铅笔。
他画了富士山的轮廓。先画山脚——一条很长很缓的弧线从纸的左下角往右上方延伸，然后在三分之二处折了一个角度，开始往上陡峭地爬升。再画山腰——铅笔侧锋铺了一层淡灰，把植被带的纹理用短促的笔触扫出来。最后画雪顶——在山尖的位置留白，沿着留白的边缘加深阴影，让白色自己浮出来。铅笔在纸上走得很慢，每一道线都跟得很紧。他画完之后在山脚下写了两个字——“归途”。然后他把速写本递给周渡。周渡接过来看了好一会儿。窗外，富士山的雪顶在暮色里从金色渐渐变成了银色。
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得很早。老板娘准备了早餐——味噌汤、烤鱼、白米饭、一小碟腌萝卜。味噌汤里有小块的豆腐和海带，烤鱼的皮煎得焦脆，白米饭冒着热气。周渡把鱼吃完，吃了两碗米饭。谢以安把味噌汤喝完了。他们开始登山。
上山的路是冬天封了一半的——夏天通往五合目的巴士冬季停运，只能自己走。路两旁的积雪比人高，铲雪车铲出来的道路很窄，两个人并排走刚好。空气很冷，冷得吸进鼻子里有一种刺痛感。谢以安走在前面，时不时回头看一眼周渡——周渡走在后面，手里拿着登山杖，一步一步踩得很稳。他的步子没有乱，速度和平时走路一样均匀。他们不说话，只是走。脚下的雪很硬，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走累了就停下来靠在路边的雪墙上休息一会儿，喝口水，然后继续走。
走了大概三个小时，他们到了五合目。五合目是冬季能到达的最高点，再往上就封山了。这里有一个不大的观景平台，老旧的休息站冬季关闭，木制的窗板钉得严严实实，窗台上积了一层很厚的雪。但站在平台上能看到富士山的雪顶很近很近。山就在面前，没有云遮挡，雪顶很白，白得几乎刺眼。火山口的边缘在雪下面隐约可见——一圈很浅的凹陷，被雪填平了大半。风很大，吹得两个人的羽绒服呼呼作响。谢以安看着雪顶，想起小北说的那句话——“富士山太远了，去了就回不来了。”他曾经以为是现在的他们登上了这座山，就证明小北错了——富士山很远，但去了还是能回来的。但现在他站在这块平台上，终于明白了：小北没有错。他们今天从五合目走下去，后天搭火车转渡轮回到江边，那些车票和船票都能证明他们“回来了”。但有一些更深的、他不愿意说出口的事情——比如周渡腰侧那块皮肤底下的隐痛正在往更深处钻。那痛不会坐火车，也不会乘船。他站在平台上，把这句话咽了回去。风从山顶上灌下来，吹得他眼睛有点涩，但他没有揉。
周渡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横格纸。纸在登山手套里被折了一下，边角又裂了一道口子——从原本快断的折痕处又延伸出去一小截。他在“富士山”三个字后面画了一个勾。铅笔很钝，划出的印子却很用力，把纸压出了一道凹痕。画完之后他把纸放回口袋，看着富士山。他没有说话，只是把手套脱了下来，握住谢以安的手。他的手指很凉，但握得很稳。
“到了。”
“到了。”
他们站在平台上，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呼吸。风卷起地面的雪粒灌进衣领，很冷，但两个人都没有动。
下山之后他们回到了河口湖的旅馆。夕阳正好，把富士山的雪顶照成金橙色。老板娘在玄关问他们登山怎么样，周渡说很好，看到了山顶。她笑着点了点头，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把早就温在锅里的热茶端了出来。谢以安接过茶杯，茶杯是粗陶的，杯身很烫，他把两只手都裹上去暖着。
那天晚上，周渡坐在落地窗前，一直看着那座山。窗外的富士山在夜色里是一个深蓝色的巨大轮廓，雪顶在月光下泛着银色的光。旅馆的灯光很暗，只有角落里一盏落地灯亮着暖黄色的光。谢以安坐在他旁边，把速写本合上放在一边。从登山下来之后他的手指在手套里攥了太久，关节有些僵，今晚没法再画了。
很长一段沉默之后，周渡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在安静的房间里几乎被窗外风吹雪粒的声音盖过。
“我的肝区从上周开始疼。前几天只是隐痛，这两天开始定点疼了。昨天在火车上疼了一夜。我吃了止痛药，但只能压住几个小时。”
他说话的语气和平时说“今天公司签了几份文件”差不多。谢以安没有说话。他把手从速写本上拿开，握住周渡的手腕。周渡的手腕是温的，脉搏在他的拇指下方跳动着，节律正常。
“是同一类病。”
“是。基底核的退行性病变有时候会伴随多巴胺的代谢异常，进展到一定阶段就有可能影响其他系统。林医生在上一份报告出来的时候问过我，想不想再看看多巴胺数值。我说暂时不用了。我也跟他说，别告诉你。”
他脱下外套，只穿着里面那件深灰色的毛衣。他把毛衣的下摆拉起来，露出腰侧。那里的皮肤表面看不出什么——没有淤青，没有肿块，皮肤的颜色和周围一样。但他用手指压了一下肋弓下的位置，然后眉头短暂地皱了一下。那不是剧烈的疼痛反应——他的脸没有扭曲，额头没有冒汗——但离疼痛很近。是那种内脏深处的、钝钝的压痛，手指一碰就知道那里不对劲。
“肝区叩击痛。现在还是间歇的，但频率比上周高了。上周只是一天两三次，现在每天都会疼，每次大概持续一两分钟。我没有去查，因为查不查结果都一样。现在我想把所有该画的勾一个一个画完。每一个勾画完的时候，我都在想，这算不算提前完成了。清单上的事我都做完了。但这趟富士山不是最后一件事。最后一件是和你一起坐这趟火车，再坐船回去。把这条路走完。”
谢以安看着他的侧脸。窗外的雪地反射着月光，光线很柔，把他脸上的线条照得比平时更安静。他的睫毛在月光下投了很浅的阴影。
“明天去哪里。”
“明天哪里都不去。就在这里坐一天。后天回去——坐火车去，坐船回去。”
第三天早上，他们去了富士山脚下的一个老邮局。邮局是木结构的老建筑，窗户上贴着已经褪色的邮票海报，柜台上的铜秤生了绿色的铜锈，秤盘里放着几封今天的邮件。周渡在柜台前挑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是富士山的雪景，和昨天看到的夕阳光角度几乎一样。他把明信片翻过来，用圆珠笔在背面写字。
他的字本来很稳，这几个星期以来手一直没抖过。但今天写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无名指忽然颤了一次，笔尖在纸上滑出一道很细的折线，把“谢老师”的“谢”字右边那一横拖长了。他顿了一下，改了一个笔画继续往下写。明信片是写给画室的孩子们的。写了几行字，说富士山很好，山顶在云上面，说到做到，回去给他们带和果子和鲷鱼烧。他在明信片末尾写道：“小北，富士山很远。但你画的那列火车一定能到。周老师。”他把明信片投进邮筒。投完之后他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邮筒上红色的漆在雪地里格外显眼。然后转过身对谢以安说走吧，去湖边走走。
河口湖冬天的湖面没有结冰，但湖水很冷，冷得颜色变成了深蓝。富士山的倒影完整地映在湖心里，雪顶朝下，像另一座山沉在水底。湖边有一个小码头，码头上停着几艘天鹅形状的游船，冬天没营业，船被缆绳系在桩子上，随着湖水的微波轻轻摇晃。
周渡站在码头上，看着水里的倒影。谢以安站在他旁边。两个人并排站着，和以前在江边看灯时一样。只是现在没有灯，只有一座倒在水里的山。
“清单上的事都做完了。富士山到了，柿子吃了，饺子和水面也都完成了。我没有遗憾。”周渡没有看谢以安，看着水里的富士山。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湖面上传不远，说出口就散了。
“陪我把最后一件做完。”
“最后一件是什么。”
“一起回家。”
谢以安伸出手，握住了周渡的手。周渡的手指在冷风里有点僵，但关节还能弯，还能扣住谢以安的手指。湖心里的富士山倒影被风吹皱了一下，雪顶碎了，然后又慢慢合上。
回程的火车是下午的。他们在河口湖车站等车的时候，老板娘追了过来。她手里拿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她今天早上现做的饭团——她说路上吃，火车上的便当不好吃。饭团用海苔包着，还冒着微微的热气。谢以安接过布袋，说谢谢。周渡站在旁边，也说了声谢谢。他本来想问老板娘叫什么名字，但火车到了，车门打开，他把行李箱拎起来，和谢以安一起上了车。
火车开了之后，窗外是连绵的雪原和偶尔闪过的村庄。周渡靠在座椅上。把脸颊贴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看着窗外。谢以安打开速写本。他把富士山最后那部分雪顶线条补完——山体、山腰、山脚、周围的原野——然后合上本子。侧过头靠在周渡的肩膀上。周渡的肩膀是硬的，但隔着羽绒服，能感觉到他呼吸的起伏。
傍晚，他们在一个港口城市下了火车转渡轮。港口不大，候船室里只有几个当地人在等船。渡轮的甲板很宽，海风很冷，带着盐腥味。他们站在船舷边，看着远处的海平线——海和天是一个颜色的灰蓝，分不清界限在哪儿。天色越来越暗，海平线渐渐融进了夜色里，只留下船上几盏暖黄的灯照在海面上。
周渡把那张横格纸从口袋里拿出来。纸已经被他折了无数次，折痕处的纸纤维早就断了，只剩透明胶带还维持着它不散架。他在渡轮的灯光下摊开那张纸，把它放在脖子上。纸上写满了已经打满勾的项目——“柿子苗秋天收果子”、“王姐的饺子”、“画完水面”、“富士山”——每一项旁边都有一个小勾。他在纸的最下面、所有项目之后，又画了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最后的勾。那个勾画得比之前任何一次都用力，纸被笔尖压出了一道很深的凹痕。然后他把笔帽盖上，把纸折好放回口袋。
船靠岸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江边的红灯笼拆了又挂挂了又拆，现在又是一月，新的红灯笼刚刚挂上去，在风里晃着。江心的灯还亮着，碎碎的——风浪比平时大，倒影在波涛里晃成无数块碎片，聚不拢。他们下了船，沿着江边往家走。手里拖着行李箱，轮子在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在安静的江边格外清楚。走到家楼下的时候，谢以安抬头看了一眼。阳台上的素心兰还在，窗户是暗的，王姐今天不在。柿子树的草绳还绑在树干上，在风里轻轻动了一下。
他们上楼，开门。屋里还是走之前的样子。茶几上放着一碟没吃完的花生米，电视的电源灯还亮着，机顶盒旁边的塑料盒里还有几只绕好的线团。周渡把行李箱放在玄关。然后他走到厨房里，打开水龙头，接了一杯水。他端着水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拿起了那张夹在硬皮书里的横格纸。
他把纸摊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每一项旁边都有一个铅笔的小勾，最后的空白处他刚才在渡轮上已经画上了。船上那个勾歪了一点——船在晃——但还在线内。他把纸放在茶几上，拿杯子压住一角。
“清单做完了。所有事都做完了。”
谢以安在他旁边坐下来。他把那张纸从杯子底下抽出来，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项目和铅笔勾痕。看完之后把它折叠好放进口袋里。然后他倒了两杯水，放了一杯在茶几边上给周渡，自己端着另一杯喝了一口。窗外的江面上灯还在晃。
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卧室的床上。被子还是走之前叠的样子，枕头有点凉。周渡侧过身看着他，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脸上。他伸出手把谢以安额前的头发拨到一边。动作很轻，和每次谢以安睡不着时他做的一模一样。
“最后一站不是富士山。也不是江边。最后一站是在这里。你已经把所有的勾都画完了，我们一起到站了。”
周渡没有说话，只是握住谢以安的手。他们就这样并排躺着，看着天花板。没有太多的话，只是把力气都用来慢慢呼吸。江上有船经过，汽笛闷闷地响了一声，隔着窗户传进来，很低沉，很柔。灯还在黑暗中亮着，把一片碎光映在对面的墙上，随着水波轻轻晃荡。房间里很安静，他们的手一直握着。
月台上很冷。一月的富士山脚下积雪很厚，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谢以安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领口，呼出的白气在空气里散开。周渡站在他旁边，手里拖着那个不大的行李箱，行李箱的轮子在雪地上推不动，他干脆提起来拎着走。远处的富士山在晨光里很清楚——山体圆锥形，山顶覆盖着白色的雪，山腰以下是深蓝色的植被带，再往下是灰白色的山脚平原。天空很干净，没有云。
预定的旅馆在山脚下一个叫河口湖的小镇，从车站坐巴士过去大概二十分钟。巴士上只有几个人，他们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的富士山随着巴士的转弯时而出现时而消失，但每次出现都比上一次更大。谢以安把速写本掏出来放在膝盖上，但没有画。他只是看着窗外。周渡坐在他旁边，肩膀挨着他的肩膀。巴士的暖风很足，车窗上凝了一层薄薄的雾气。
旅馆是一栋老旧的和式建筑，木质结构，门廊上挂着几个红灯笼。老板娘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扎成一个很低的发髻。她在玄关接过周渡手里的行李箱，把他们带到一个面山的房间。房间不大，榻榻米上铺着两张被褥，落地窗正对着富士山。推门进去的时候窗外的雪顶正好被最后一道夕阳光镀成淡金色。老太太把热水壶放在矮桌上，说了一句“请慢用”，然后轻轻带上了门。
周渡把行李箱放在墙角，走到窗前站住。谢以安在他旁边坐下来，把速写本摊开在膝盖上，拿起铅笔。
他画了富士山的轮廓。先画山脚——一条很长很缓的弧线从纸的左下角往右上方延伸，然后在三分之二处折了一个角度，开始往上陡峭地爬升。再画山腰——铅笔侧锋铺了一层淡灰，把植被带的纹理用短促的笔触扫出来。最后画雪顶——在山尖的位置留白，沿着留白的边缘加深阴影，让白色自己浮出来。铅笔在纸上走得很慢，每一道线都跟得很紧。他画完之后在山脚下写了两个字——“归途”。然后他把速写本递给周渡。周渡接过来看了好一会儿。窗外，富士山的雪顶在暮色里从金色渐渐变成了银色。
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得很早。老板娘准备了早餐——味噌汤、烤鱼、白米饭、一小碟腌萝卜。味噌汤里有小块的豆腐和海带，烤鱼的皮煎得焦脆，白米饭冒着热气。周渡把鱼吃完，吃了两碗米饭。谢以安把味噌汤喝完了。他们开始登山。
上山的路是冬天封了一半的——夏天通往五合目的巴士冬季停运，只能自己走。路两旁的积雪比人高，铲雪车铲出来的道路很窄，两个人并排走刚好。空气很冷，冷得吸进鼻子里有一种刺痛感。谢以安走在前面，时不时回头看一眼周渡——周渡走在后面，手里拿着登山杖，一步一步踩得很稳。他的步子没有乱，速度和平时走路一样均匀。他们不说话，只是走。脚下的雪很硬，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走累了就停下来靠在路边的雪墙上休息一会儿，喝口水，然后继续走。
走了大概三个小时，他们到了五合目。五合目是冬季能到达的最高点，再往上就封山了。这里有一个不大的观景平台，老旧的休息站冬季关闭，木制的窗板钉得严严实实，窗台上积了一层很厚的雪。但站在平台上能看到富士山的雪顶很近很近。山就在面前，没有云遮挡，雪顶很白，白得几乎刺眼。火山口的边缘在雪下面隐约可见——一圈很浅的凹陷，被雪填平了大半。风很大，吹得两个人的羽绒服呼呼作响。谢以安看着雪顶，想起小北说的那句话——“富士山太远了，去了就回不来了。”他曾经以为是现在的他们登上了这座山，就证明小北错了——富士山很远，但去了还是能回来的。但现在他站在这块平台上，终于明白了：小北没有错。他们今天从五合目走下去，后天搭火车转渡轮回到江边，那些车票和船票都能证明他们“回来了”。但有一些更深的、他不愿意说出口的事情——比如周渡腰侧那块皮肤底下的隐痛正在往更深处钻。那痛不会坐火车，也不会乘船。他站在平台上，把这句话咽了回去。风从山顶上灌下来，吹得他眼睛有点涩，但他没有揉。
周渡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横格纸。纸在登山手套里被折了一下，边角又裂了一道口子——从原本快断的折痕处又延伸出去一小截。他在“富士山”三个字后面画了一个勾。铅笔很钝，划出的印子却很用力，把纸压出了一道凹痕。画完之后他把纸放回口袋，看着富士山。他没有说话，只是把手套脱了下来，握住谢以安的手。他的手指很凉，但握得很稳。
“到了。”
“到了。”
他们站在平台上，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呼吸。风卷起地面的雪粒灌进衣领，很冷，但两个人都没有动。
下山之后他们回到了河口湖的旅馆。夕阳正好，把富士山的雪顶照成金橙色。老板娘在玄关问他们登山怎么样，周渡说很好，看到了山顶。她笑着点了点头，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把早就温在锅里的热茶端了出来。谢以安接过茶杯，茶杯是粗陶的，杯身很烫，他把两只手都裹上去暖着。
那天晚上，周渡坐在落地窗前，一直看着那座山。窗外的富士山在夜色里是一个深蓝色的巨大轮廓，雪顶在月光下泛着银色的光。旅馆的灯光很暗，只有角落里一盏落地灯亮着暖黄色的光。谢以安坐在他旁边，把速写本合上放在一边。从登山下来之后他的手指在手套里攥了太久，关节有些僵，今晚没法再画了。
很长一段沉默之后，周渡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在安静的房间里几乎被窗外风吹雪粒的声音盖过。
“我的肝区从上周开始疼。前几天只是隐痛，这两天开始定点疼了。昨天在火车上疼了一夜。我吃了止痛药，但只能压住几个小时。”
他说话的语气和平时说“今天公司签了几份文件”差不多。谢以安没有说话。他把手从速写本上拿开，握住周渡的手腕。周渡的手腕是温的，脉搏在他的拇指下方跳动着，节律正常。
“是同一类病。”
“是。基底核的退行性病变有时候会伴随多巴胺的代谢异常，进展到一定阶段就有可能影响其他系统。林医生在上一份报告出来的时候问过我，想不想再看看多巴胺数值。我说暂时不用了。我也跟他说，别告诉你。”
他脱下外套，只穿着里面那件深灰色的毛衣。他把毛衣的下摆拉起来，露出腰侧。那里的皮肤表面看不出什么——没有淤青，没有肿块，皮肤的颜色和周围一样。但他用手指压了一下肋弓下的位置，然后眉头短暂地皱了一下。那不是剧烈的疼痛反应——他的脸没有扭曲，额头没有冒汗——但离疼痛很近。是那种内脏深处的、钝钝的压痛，手指一碰就知道那里不对劲。
“肝区叩击痛。现在还是间歇的，但频率比上周高了。上周只是一天两三次，现在每天都会疼，每次大概持续一两分钟。我没有去查，因为查不查结果都一样。现在我想把所有该画的勾一个一个画完。每一个勾画完的时候，我都在想，这算不算提前完成了。清单上的事我都做完了。但这趟富士山不是最后一件事。最后一件是和你一起坐这趟火车，再坐船回去。把这条路走完。”
谢以安看着他的侧脸。窗外的雪地反射着月光，光线很柔，把他脸上的线条照得比平时更安静。他的睫毛在月光下投了很浅的阴影。
“明天去哪里。”
“明天哪里都不去。就在这里坐一天。后天回去——坐火车去，坐船回去。”
第三天早上，他们去了富士山脚下的一个老邮局。邮局是木结构的老建筑，窗户上贴着已经褪色的邮票海报，柜台上的铜秤生了绿色的铜锈，秤盘里放着几封今天的邮件。周渡在柜台前挑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是富士山的雪景，和昨天看到的夕阳光角度几乎一样。他把明信片翻过来，用圆珠笔在背面写字。
他的字本来很稳，这几个星期以来手一直没抖过。但今天写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无名指忽然颤了一次，笔尖在纸上滑出一道很细的折线，把“谢老师”的“谢”字右边那一横拖长了。他顿了一下，改了一个笔画继续往下写。明信片是写给画室的孩子们的。写了几行字，说富士山很好，山顶在云上面，说到做到，回去给他们带和果子和鲷鱼烧。他在明信片末尾写道：“小北，富士山很远。但你画的那列火车一定能到。周老师。”他把明信片投进邮筒。投完之后他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邮筒上红色的漆在雪地里格外显眼。然后转过身对谢以安说走吧，去湖边走走。
河口湖冬天的湖面没有结冰，但湖水很冷，冷得颜色变成了深蓝。富士山的倒影完整地映在湖心里，雪顶朝下，像另一座山沉在水底。湖边有一个小码头，码头上停着几艘天鹅形状的游船，冬天没营业，船被缆绳系在桩子上，随着湖水的微波轻轻摇晃。
周渡站在码头上，看着水里的倒影。谢以安站在他旁边。两个人并排站着，和以前在江边看灯时一样。只是现在没有灯，只有一座倒在水里的山。
“清单上的事都做完了。富士山到了，柿子吃了，饺子和水面也都完成了。我没有遗憾。”周渡没有看谢以安，看着水里的富士山。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湖面上传不远，说出口就散了。
“陪我把最后一件做完。”
“最后一件是什么。”
“一起回家。”
谢以安伸出手，握住了周渡的手。周渡的手指在冷风里有点僵，但关节还能弯，还能扣住谢以安的手指。湖心里的富士山倒影被风吹皱了一下，雪顶碎了，然后又慢慢合上。
回程的火车是下午的。他们在河口湖车站等车的时候，老板娘追了过来。她手里拿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她今天早上现做的饭团——她说路上吃，火车上的便当不好吃。饭团用海苔包着，还冒着微微的热气。谢以安接过布袋，说谢谢。周渡站在旁边，也说了声谢谢。他本来想问老板娘叫什么名字，但火车到了，车门打开，他把行李箱拎起来，和谢以安一起上了车。
火车开了之后，窗外是连绵的雪原和偶尔闪过的村庄。周渡靠在座椅上。把脸颊贴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看着窗外。谢以安打开速写本。他把富士山最后那部分雪顶线条补完——山体、山腰、山脚、周围的原野——然后合上本子。侧过头靠在周渡的肩膀上。周渡的肩膀是硬的，但隔着羽绒服，能感觉到他呼吸的起伏。
傍晚，他们在一个港口城市下了火车转渡轮。港口不大，候船室里只有几个当地人在等船。渡轮的甲板很宽，海风很冷，带着盐腥味。他们站在船舷边，看着远处的海平线——海和天是一个颜色的灰蓝，分不清界限在哪儿。天色越来越暗，海平线渐渐融进了夜色里，只留下船上几盏暖黄的灯照在海面上。
周渡把那张横格纸从口袋里拿出来。纸已经被他折了无数次，折痕处的纸纤维早就断了，只剩透明胶带还维持着它不散架。他在渡轮的灯光下摊开那张纸，把它放在脖子上。纸上写满了已经打满勾的项目——“柿子苗秋天收果子”、“王姐的饺子”、“画完水面”、“富士山”——每一项旁边都有一个小勾。他在纸的最下面、所有项目之后，又画了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最后的勾。那个勾画得比之前任何一次都用力，纸被笔尖压出了一道很深的凹痕。然后他把笔帽盖上，把纸折好放回口袋。
船靠岸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江边的红灯笼拆了又挂挂了又拆，现在又是一月，新的红灯笼刚刚挂上去，在风里晃着。江心的灯还亮着，碎碎的——风浪比平时大，倒影在波涛里晃成无数块碎片，聚不拢。他们下了船，沿着江边往家走。手里拖着行李箱，轮子在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在安静的江边格外清楚。走到家楼下的时候，谢以安抬头看了一眼。阳台上的素心兰还在，窗户是暗的，王姐今天不在。柿子树的草绳还绑在树干上，在风里轻轻动了一下。
他们上楼，开门。屋里还是走之前的样子。茶几上放着一碟没吃完的花生米，电视的电源灯还亮着，机顶盒旁边的塑料盒里还有几只绕好的线团。周渡把行李箱放在玄关。然后他走到厨房里，打开水龙头，接了一杯水。他端着水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拿起了那张夹在硬皮书里的横格纸。
他把纸摊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每一项旁边都有一个铅笔的小勾，最后的空白处他刚才在渡轮上已经画上了。船上那个勾歪了一点——船在晃——但还在线内。他把纸放在茶几上，拿杯子压住一角。
“清单做完了。所有事都做完了。”
谢以安在他旁边坐下来。他把那张纸从杯子底下抽出来，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项目和铅笔勾痕。看完之后把它折叠好放进口袋里。然后他倒了两杯水，放了一杯在茶几边上给周渡，自己端着另一杯喝了一口。窗外的江面上灯还在晃。
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卧室的床上。被子还是走之前叠的样子，枕头有点凉。周渡侧过身看着他，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脸上。他伸出手把谢以安额前的头发拨到一边。动作很轻，和每次谢以安睡不着时他做的一模一样。
“最后一站不是富士山。也不是江边。最后一站是在这里。你已经把所有的勾都画完了，我们一起到站了。”
周渡没有说话，只是握住谢以安的手。他们就这样并排躺着，看着天花板。没有太多的话，只是把力气都用来慢慢呼吸。江上有船经过，汽笛闷闷地响了一声，隔着窗户传进来，很低沉，很柔。灯还在黑暗中亮着，把一片碎光映在对面的墙上，随着水波轻轻晃荡。房间里很安静，他们的手一直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