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长明

从富士山回来之后,周渡的肝区疼痛从间歇变成了持续。

他不再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有时候睡到八点,有时候睡到九点,醒来之后在床上坐一会儿,等那阵钝痛过去,然后撑着床沿站起来。止痛药从一天两次加到一天三次,从白色药片换成了针剂。林医生每周来两次,带着一个黑色医疗包,里面装着血压计、听诊器、一次性针筒和几小瓶透明的注射液。他把针剂推进周渡的手臂静脉,周渡靠在沙发上,袖口卷到肘弯,止血带勒紧在那条已经消瘦了很多的胳膊上。针尖刺入皮肤周围凝结了一小颗血珠,林医生拔针时用棉球擦掉。

谢以安每次都站在旁边。他学会了看血压计的读数——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学会了在打完针之后把止血带松开,用棉球压住针眼,压足三分钟,直到不出血了才把棉球扔进垃圾桶。

二月头上的一个傍晚,谢以安扶着周渡走到阳台上。素心兰的第九朵花完全谢了,花瓣收拢成干瘪的拳头,颜色从纯白变成了浅褐,但花瓣还挂在花萼上,没有掉落。柿子树的草绳还绑在树干上,树皮上有一道很浅的纵向裂纹,是去年秋天摘那颗八十二克的柿子时指甲不小心划到的。现在那道裂纹已经长合了大半,只留下一条深色的细线,像皮肤上愈合的旧伤疤。周渡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一只手扶着栏杆,看着江面。江上的冰早就化了,水是灰色的,船在走。

“你还记得去年开春把它搬到阳台上的时候吗。”谢以安问。

“记得。三月中旬,周六下午,阳光很好。搬出来之后它第二天就长了新叶子。我还以为它不适应,没想到它比我适应得快。”

“它还在长。冬天落了叶,春天会再长新的。”

周渡没有说话。他靠着栏杆,风吹着他的头发。他的脸比去年夏天瘦了很多,颧骨轮廓很硬。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

周渡最后一次去画室,是二月下旬的一个周六。

车是谢以安开的。周渡坐在副驾驶,车窗摇下来一半,让冷风灌进来。他穿了两件毛衣,外面套着那件深灰色的羽绒服,衣领竖起来遮住了半张脸。到了画室门口他撑了一下车门的扶手才站稳,然后把衣领整理了一下,推开画室的门。孩子们都在。豆豆在画一只猫趴在电暖器前面取暖,她说这是冬天的猫,冬天的猫哪里暖和就往哪里钻。糖糖在画富士山的云,她说收到了明信片,想知道富士山上空的云长什么样子。小北还在写他的笔记本,已经写满了五本,第六本翻开在第一页。丁可可画到第九只黑猫,尾巴比前八只加起来都长,豆豆说再画这么长就变成尾巴精了。

周渡在画室里慢慢走了一圈。他在每个孩子身后都站了一会儿。豆豆的猫画好了,他端详着说尾巴的弧线比上次画得好,上次画的弧度太急了。豆豆说你每次都记得上次画成什么样吗。周渡说记得,你每一只猫的尾巴都画得不一样,我记得住。糖糖把富士山的云画成了淡金色的——她说因为明信片上的雪顶在夕阳下是金色的,云也跟着发光。周渡说这个颜色选得好。

小北把他写好的第五本笔记本借给周渡看,翻到最后几页。那里夹着一张很小的纸片——是周渡从富士山寄回来的明信片上剪下来的那一角,保留着“一定能到”四个字。周渡拿着那张纸片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笔记本合上还给小北。

他在画室里走了两圈,然后坐在那把靠窗台的椅子上——那把谢以安从第六十五章 起就留在那里给他的椅子。椅子扶手已经被坐得有了浅痕,木漆被手腕的温度磨得比周围的暗了一层。他坐下来之后没有再站起来。豆豆画完猫之后跑过来把画举给他看,他看了,说很好看。声音比平时低,但咬字很清楚。

傍晚孩子们都走了之后,谢以安把画室的灯关了。走廊上那盏灯透进来的光还是和以前一样细。周渡还坐在那把椅子上。他站起来,撑了一下窗台——手背上的青筋因为用力而凸起来,但很快就松了。他走到新教室那面墙前面,看着小北那棵靠墙放的大树。干草编的鸟窝还在,三年了还粘得牢牢的。

“小北还在写。丁可可的猫越画越好了。她的猫不是方耳朵,是尖耳朵。画室里现在有两种猫了。”

谢以安从旧教室门口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不止两种。豆豆的方耳朵,丁可可的尖耳朵,陈乐的红猫,还有陆辰画的那只蹲在调色盘旁边的。四种了。”

周渡伸出手摸了摸小北那棵大树旁边的便签纸——“从冬天画到春分,今天开始不画了。”字迹被三年的阳光晒褪了色,但还能看清。然后他转过身。

“走吧。回家。”

三月中旬,周渡的止痛针从一天三针改成了持续泵入。林医生带来一个便携式止痛泵,教会了谢以安怎么换药盒、怎么调节输注速度。谢以安把药盒放在床头柜上。那个位置以前放过周怀远的药瓶,放过闹钟,放过那张用透明胶带粘了无数道的横格纸。现在放着止痛泵,小小的,白色的,安静地亮着一盏绿色的指示灯。

周渡不再下楼了。他大部分时间靠在卧室的床上,床头摇起来四十五度。窗户对着江,能看到江心的灯在天黑之后准时亮起来。窗外的柳树开始发芽了,枝条上冒出米粒大小的绿点,和去年立春时一模一样。

谢以安把画室的课暂时交给了刘老师。他每天早上给周渡擦脸、换药盒、量血压。然后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那把椅子是从厨房搬上来的木椅,椅背很硬,坐久了腰疼。但周渡不让他换。“那把椅子我习惯看了。”谢以安坐在那把硬木椅上,有时候给周渡念手机上的消息——方院长说开春了画室什么时候复课。林峯说公司一切都好,本月利润微涨。豆豆拍了一张猫的画发了过来,说这是秋天的猫,秋天的猫在踩落叶。周渡听完说秋天的猫为什么现在画。谢以安说她想提前画好,等到秋天再拿出来看。

有一天下午阳光很好。早春的光线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床单上。周渡让谢以安把窗户开一条缝。外面的空气灌进来,湿凉的,带着泥土味。和去年立春那天早上一模一样。

“今天几号了。”

“三月二十号。明天春分。”

“春分。白天黑夜一样长。去年春分那天爸在阳台上说手不抖了。你说是药起效了,他不承认。我站在楼梯上听到了。”

“嗯。”

“一年了。”周渡把镇痛泵的导管顺了一下。导管有些长,经常和被子拧在一起,他把它一根一根顺开。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然后他转过头看着谢以安。“我想在走之前,把你以后的事都安排好。”

谢以安没有说“你不会走”或“别说这种话”。他只是把椅子往床边挪近了一点,坐到周渡能不用费力转头就能看清他的地方。“你说吧。我听着。”

周渡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信封。信封是新的,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几份文件,最上面是一份遗嘱的复印件——是去年一月写的那份,后面附了一份修订条款。修订条款上写着:原遗嘱中所有留给谢以安的财产维持不变。新增一条——画室的租约续签合同已经签好,租期十年。新增第二条——王姐的退休金账户已经开好,由周氏每月自动转账。新增第三条——小北等几个孩子的教育基金已转入谢以安名下监管。

谢以安把这几页纸从头看到尾,然后把它们折好放回信封里,放在床头柜上止痛泵的旁边。

“遗嘱的事去年就知道了。画室租约的事你什么时候办的。”

“去年秋天。去富士山之前,我找刘老师续签了十年租约。租金一次性付清。不用担心画室搬家。”他说完停顿了一会儿。窗外的阳光慢慢从他脸上移到了枕头上。

“还有一件事没跟你说。”他的手握成一个很轻的拳头,搁在被子上。手背上的皮肤比脸更薄。

“我委托林峯在青山墓园买了两个位置。爸和妈的墓在同一排,往左数第四个和第五个。视野和角度也好——面朝着江的方向。我知道你喜欢那条江。”

三月二十一日,春分,早晨。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床单上。周渡的呼吸变慢了。不是突然变慢,是一点一点地、每次呼吸之间的间隔比上一次更长。谢以安坐在床边的木椅上,握着周渡的手。周渡的手很凉,但手指还能轻轻地扣住他的手指。

窗外的柳树在风里轻轻晃着。江心的灯已经灭了——天亮之后它就会灭。周渡的眼睛是半闭的。他意识还算清醒,还能发出些微弱的音节。

“你的手好凉。怎么不开暖风。”谢以安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到周渡胸口。

周渡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望着谢以安,眼睛还是很亮,但呼吸的间歇已经拉长到了让人不安的程度。

“别怕。我只是提前去那边——给你们收拾院子。江边地潮,我得先把柿子树苗挪到向阳的高处。你种的花,我也会浇的。”

谢以安没有说话,只是把周渡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还有呢。”

“还有就是我爸说的那句话。好好活,活到不害怕。我以前不太懂,不害怕是什么意思。现在懂了。不害怕就是——该做的事都做完了。素心兰有人浇,柿子苗有人管,你的画室还能再续租十年,孩子们还会在那面墙上贴新的画。所有人在归途上都会重逢。所以我不怕了。”

“我也不怕。”谢以安低下头,把额头轻轻贴在周渡的手背上。那个位置是周渡无名指指节的凸起处,他以前总说这里写字会磨出茧子。现在那层茧还在。

周渡没有再说话。他的呼吸变得更浅,但眼睛还看着窗外。

谢以安靠近他的额头,最后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浮起,微弱而清晰。

“你放心,我会把最后一颗柿子收完再走。”

“我先去那棵槐树下面等你。不急。”

窗外的柳枝在风里轻轻晃了一下。晨光落在两个人的手上。

三月二十一日,春分。白天黑夜一样长。

周渡的墓碑紧挨着周怀远的墓碑。青山墓园的这一排,面朝着江的方向,视野开阔。谢以安把周渡最喜欢的那件深灰色毛衣叠好,放在碑前的素心兰旁边。毛衣上还留着他的松木味,很淡了,但还能闻到。

“爸,周渡。我把妈的衣服也带来了。去年清明她说想用新毛线给你们每人绕几个线团垫着坐,说墓地里凉。线团就在毛衣里头搁着——深蓝的是周渡的,枣红的是爸的,混色的是周渡他妈的。她还说你们父子俩在山上要少说话,多晒太阳。爸,周渡。我把周渡带来了。他说他先去槐树下面等我。不急。”

谢以安在碑前蹲下来,把墓碑上的松针和灰尘拂掉。然后他站起来,周渡的外套搭在他手臂弯里。站在两座碑石前面,站了一会儿。风从山坡上吹过来,把素心兰的叶子吹动了一下。韩铮那盆白瓷素心兰在旁边安静地开着,第十年的管理费已经交了。这笔钱是从周渡的私人账户里划走的,收款回执上写着“2033年3月”。周渡把下一个十年也续上了。

下山的时候谢以安的步子和平时一样稳。走到半山腰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下。从这个角度能看到一整排墓碑——周怀远,周渡的母亲,周渡。三座碑石并排立着。周怀远左边是他妻子,右边是他儿子。他们终于在另一边团圆了。

他转过身继续走。鞋底的碎石被山坡刮掉了几块,留下一串深浅不一的脚印。

回到画室已经是三月底。谢以安把旧教室的灯打开,新教室的灯也打开。两间教室的墙上贴满了画,从天花板往下铺到齐腰的位置。他站在两间画室中间的门洞里,看着满墙的画。然后他走到那幅《归途》前面——江、灯、船、两个人、岸上的树、树下的老人、穿红羽绒服的女人、一朵白云、一只蓝色的方耳朵猫。

他拿起画笔,调了黑色和深灰,在船上的两个人旁边又画了一个人影。那个人影没有具体的轮廓,只是站在他们旁边,挨得很近。然后他在江心的灯下面画了一道很淡的光晕——灯照亮的水面比原来更大了一圈。

他放下画笔退后两步。窗外的江面上灯亮了。天还没有全黑,晚霞正从橘红色往深紫色过渡,和六年前他第一次画这道江水时一模一样。他知道那个人还在槐树下面等着。不急。

走廊那头有脚步声。一个背着画筒走了进来,画筒外面缠着透明胶带,边角磨起了毛边。另一个抱着一摞新画纸跟在后面,还没进门就听见她说新纸的味道很好闻。新来的孩子丁可可,早已经不是新来的了,她现在是画室里第九只猫的创作者兼胖竹子协会的创始人。他们进门的声音很轻,但谢以安听到了。他转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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