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那通电话
慕怀安是在片场接到那通电话的。
当时是下午三点十分，他刚结束一场哭戏。
监视器里的回放还没看完，导演拍着他的肩膀说“过了，一条过。”
助理贺阑递上温热的湿毛巾。他接过来擦了把脸，眼泪的咸涩还残留在眼角，毛孔里塞着剧组化妆师精心调配的血浆和灰尘。
杜兰特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他的手机，脸上有一种慕怀安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焦虑，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压住了的、小心翼翼的茫然。
“怀安。”杜兰特把手机递过来，声音比平时轻了不止一度，“有电话找你。”
“谁？”
“对方自称刑警大队，姓江。”
慕怀安擦脸的动作停了下来，他把毛巾递给贺阑，接过手机。屏幕上是一串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的是他所在的城市。他走到远离人群的角落，背对着片场的灯光和嘈杂，把手机贴到耳边。
“您好，我是慕怀安。”
电话那头的男人先报了全名——江屿白——然后是警号，再然后是单位全称。每一个字都标准得像在写笔录。
慕怀安听见“刑警大队”四个字时心想，是不是哪个合同出了纠纷，还是杜兰特又替自己发了什么律师函。
但对方忽然顿了一下，语气里那些公事公办的棱角被某种更沉的东西碾碎了。
“您有一个弟弟，叫慕烬。对吗？”
片场的收音师在不远处喊了声“清场”，灯光师推着灯架从他身后经过，轮子在水泥地上碾出咕噜噜的声响。慕怀安站在原地，那些声音忽然变得很远，像隔了一层水。
他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一下，声音倒还算平稳：“是。怎么了。”
“他目前在医院。情况不太好。我们希望您能尽快来一趟。”
风把片场旁边的遮阳伞吹得哗啦作响。
慕怀安听着电话那头江屿白简短的说明——仓库，上官赫，手术，重症监护。对方措辞极其克制，但每一个词都精准地击中了他最不敢想的方向。
最后江屿白说：“他现在醒了，但身体一直很差。我们觉得，您应该来。”
慕怀安挂了电话，站在原地。
十月的阳光打在他脸上，热辣辣的，但他觉得自己像被浸在了冰水里。他想起前不久那个宴会上，慕烬站在上官赫身后，瘦得像一根随时会断的竹竿，对他说“我选了钱，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他想起自己当时用什么样的眼神看那个弟弟——愤怒的、失望的、居高临下的。他想起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你当年选了钱，现在又把自己卖了”。
他以为自己在伸张正义，他以为自己在谴责一个叛徒。
杜兰特走过来，看见他的脸色吓了一跳：“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慕怀安没有回答，他把手机还给杜兰特，转身朝片场出口走，走了两步变成了跑。
贺阑在后面追着喊“慕老师，下一场还有您的戏”，杜兰特已经反应过来，一把拉住贺阑，对导演那边喊了声“改天补”，然后抓起车钥匙追了出去。
从片场到医院的车程，杜兰特开了三十七分钟，开出了赛车的水准。
一路上慕怀安坐在副驾驶，一言不发。安全带斜勒在胸前，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里什么都没有，但手指一直在相互摩挲。他在想，他想起很多事。想起小时候，弟弟刚学会走路那年夏天，母亲在院子里晒被子，白色的被单在海棠树枝丫间鼓满了风，像一片落在地上的云。弟弟追着被单的影子跑，圆圆的脸上两个梨涡深深浅浅，跑累了就扑进他怀里，说“哥哥，香香的”。被单上有阳光和洗衣粉的味道。
他想起有一年冬天，弟弟大概五六岁。
他放学回家，看见弟弟坐在门槛上等他，怀里抱着一只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小野猫，一身灰黑的短毛脏兮兮的，瘦得肋骨根根分明，母亲本来不让养，但弟弟非要。后来那只猫还是跑丢了，弟弟找了很久，哭了一整晚。
第二天一早慕怀安在巷口的垃圾桶旁边找到那只猫，受了点伤，但活着。他把猫抱回来时，弟弟还没睡醒，满脸干掉的泪痕。他把猫轻轻放在弟弟枕边，然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去洗漱。后来那猫活了很久，每次见到他就喵喵叫，弟弟吃醋地说“它怎么跟你比跟我还亲”。
他想起弟弟上小学第一天，背着一个比他肩膀还宽的新书包，站在校门口回头看他。他挥挥手，弟弟走了几步又回头，又回头，反复回了三次，最后被老师牵着手带进了教学楼。那天他站在校门口等到放学，把弟弟接回家时，弟弟在路上叽叽喳喳讲了一路的新同学新老师，讲到最后靠在他肩上睡着了。
这些事他都忘了。
或者说，他以为自己忘了。可它们还在。它们藏在恨意的冻土之下，冰封了十年，此刻被一通电话炸开了冰层，全都翻涌上来，鲜活如昨。
车在医院门口还没停稳，他就推开了车门。
ICU的走廊很长，灯光白得刺眼，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混合着淡淡碘伏的气味。护士站的呼叫铃偶尔响起，又被迅速按掉。
走廊尽头有一排塑料椅，一个高个子男人坐在那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便装，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他看见慕怀安从电梯口走出来，站起来，微微点了下头。
“慕先生？”他迎上来，“我是江屿白。之前跟您通过电话。”
慕怀安和他握了手。
江屿白的手掌干燥有力，握得很有分寸。他看了慕怀安一眼，然后把他引到走廊尽头，站在那扇大玻璃窗前。窗帘半掩着，他可以从侧面看见病床上的轮廓。
那不是他的弟弟。
这不是他记忆里的任何一张脸，他记忆里那个长着一张圆脸、有两个梨涡、笑起来眼睛会弯成月牙的男孩。不是眼前这个人，病床上的人瘦得几乎陷进了床垫里，颧骨高耸，眼窝深陷，锁骨在病号服下顶出尖锐的轮廓，身上连着各种导线和管子，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纱布。
他忽然想起那天晚上在宴会上，隔着圆桌，他是怎么瞪着自己这个弟弟，又是怎么用最尖锐的话刺进对方的肋骨里。他说“你把自己卖了”，慕烬回“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答得那么轻，那么快，那么不在乎。他现在才明白那不是冷漠，是熟练。是练习了无数次之后刻进骨头里的条件反射。每一句“不知好歹”的反驳、每一个无所谓的转身，都是十四岁那个孩子在父亲面前点头时就已经写好的剧本。
他演了十年的反派，而自己，就是最配合的观众。
江屿白的声音在旁边响起，很低，很平，像是在做一场迟到了十年的案情陈述。
“慕烬先生是上官赫犯罪团伙案的受害者，同时也是重要证人。”他说，“从二十岁开始，他被上官赫控制，以父亲的赌债为由对其进行人身控制和经济剥削，时间长达四年。在此期间，他联合另一名受害者江雨浓，秘密收集了大量犯罪证据，包括账本、录音和资金流水。证据内容涉及开设赌场、非法拘禁、洗钱、组织卖淫等多项罪名。”
他停了一下，然后放慢了语速。
“几天前，他被上官赫的手下带到工业区仓库进行拷问。我们赶到时他已经受了很重的伤，送到医院后进行了一次大手术。目前暂时脱离危险，但——”
“但他的身体本来就有问题，是吗？”慕怀安的声音低得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不是问句，是陈述，他在看到病床上那个人的第一眼就明白了。那不是几天拷打，折磨能造成的消瘦，那是更久、更深的消耗——是几年，是十年，是一个人被从根上往外掏。
江屿白沉默片刻：“您知道？”
慕怀安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翻到杜兰特发给他的文件。那是他派杜兰特去查的结果，还没来得及看全，只看了第一页，绝症，诊断于一个多月前。他把自己早已知道的事实一个字一个字地投进面前的空气里，好像说出来它就变轻了。没有变轻。
他扶着走廊的墙壁，慢慢走到ICU的玻璃窗前。他把手掌贴在冰冷的玻璃上，看着里面那个瘦得脱形的人，嘴唇动了动。
他的眼泪掉下来了。
当时是下午三点十分，他刚结束一场哭戏。
监视器里的回放还没看完，导演拍着他的肩膀说“过了，一条过。”
助理贺阑递上温热的湿毛巾。他接过来擦了把脸，眼泪的咸涩还残留在眼角，毛孔里塞着剧组化妆师精心调配的血浆和灰尘。
杜兰特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他的手机，脸上有一种慕怀安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焦虑，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被什么东西压住了的、小心翼翼的茫然。
“怀安。”杜兰特把手机递过来，声音比平时轻了不止一度，“有电话找你。”
“谁？”
“对方自称刑警大队，姓江。”
慕怀安擦脸的动作停了下来，他把毛巾递给贺阑，接过手机。屏幕上是一串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的是他所在的城市。他走到远离人群的角落，背对着片场的灯光和嘈杂，把手机贴到耳边。
“您好，我是慕怀安。”
电话那头的男人先报了全名——江屿白——然后是警号，再然后是单位全称。每一个字都标准得像在写笔录。
慕怀安听见“刑警大队”四个字时心想，是不是哪个合同出了纠纷，还是杜兰特又替自己发了什么律师函。
但对方忽然顿了一下，语气里那些公事公办的棱角被某种更沉的东西碾碎了。
“您有一个弟弟，叫慕烬。对吗？”
片场的收音师在不远处喊了声“清场”，灯光师推着灯架从他身后经过，轮子在水泥地上碾出咕噜噜的声响。慕怀安站在原地，那些声音忽然变得很远，像隔了一层水。
他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一下，声音倒还算平稳：“是。怎么了。”
“他目前在医院。情况不太好。我们希望您能尽快来一趟。”
风把片场旁边的遮阳伞吹得哗啦作响。
慕怀安听着电话那头江屿白简短的说明——仓库，上官赫，手术，重症监护。对方措辞极其克制，但每一个词都精准地击中了他最不敢想的方向。
最后江屿白说：“他现在醒了，但身体一直很差。我们觉得，您应该来。”
慕怀安挂了电话，站在原地。
十月的阳光打在他脸上，热辣辣的，但他觉得自己像被浸在了冰水里。他想起前不久那个宴会上，慕烬站在上官赫身后，瘦得像一根随时会断的竹竿，对他说“我选了钱，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他想起自己当时用什么样的眼神看那个弟弟——愤怒的、失望的、居高临下的。他想起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你当年选了钱，现在又把自己卖了”。
他以为自己在伸张正义，他以为自己在谴责一个叛徒。
杜兰特走过来，看见他的脸色吓了一跳：“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慕怀安没有回答，他把手机还给杜兰特，转身朝片场出口走，走了两步变成了跑。
贺阑在后面追着喊“慕老师，下一场还有您的戏”，杜兰特已经反应过来，一把拉住贺阑，对导演那边喊了声“改天补”，然后抓起车钥匙追了出去。
从片场到医院的车程，杜兰特开了三十七分钟，开出了赛车的水准。
一路上慕怀安坐在副驾驶，一言不发。安全带斜勒在胸前，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里什么都没有，但手指一直在相互摩挲。他在想，他想起很多事。想起小时候，弟弟刚学会走路那年夏天，母亲在院子里晒被子，白色的被单在海棠树枝丫间鼓满了风，像一片落在地上的云。弟弟追着被单的影子跑，圆圆的脸上两个梨涡深深浅浅，跑累了就扑进他怀里，说“哥哥，香香的”。被单上有阳光和洗衣粉的味道。
他想起有一年冬天，弟弟大概五六岁。
他放学回家，看见弟弟坐在门槛上等他，怀里抱着一只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小野猫，一身灰黑的短毛脏兮兮的，瘦得肋骨根根分明，母亲本来不让养，但弟弟非要。后来那只猫还是跑丢了，弟弟找了很久，哭了一整晚。
第二天一早慕怀安在巷口的垃圾桶旁边找到那只猫，受了点伤，但活着。他把猫抱回来时，弟弟还没睡醒，满脸干掉的泪痕。他把猫轻轻放在弟弟枕边，然后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去洗漱。后来那猫活了很久，每次见到他就喵喵叫，弟弟吃醋地说“它怎么跟你比跟我还亲”。
他想起弟弟上小学第一天，背着一个比他肩膀还宽的新书包，站在校门口回头看他。他挥挥手，弟弟走了几步又回头，又回头，反复回了三次，最后被老师牵着手带进了教学楼。那天他站在校门口等到放学，把弟弟接回家时，弟弟在路上叽叽喳喳讲了一路的新同学新老师，讲到最后靠在他肩上睡着了。
这些事他都忘了。
或者说，他以为自己忘了。可它们还在。它们藏在恨意的冻土之下，冰封了十年，此刻被一通电话炸开了冰层，全都翻涌上来，鲜活如昨。
车在医院门口还没停稳，他就推开了车门。
ICU的走廊很长，灯光白得刺眼，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混合着淡淡碘伏的气味。护士站的呼叫铃偶尔响起，又被迅速按掉。
走廊尽头有一排塑料椅，一个高个子男人坐在那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便装，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他看见慕怀安从电梯口走出来，站起来，微微点了下头。
“慕先生？”他迎上来，“我是江屿白。之前跟您通过电话。”
慕怀安和他握了手。
江屿白的手掌干燥有力，握得很有分寸。他看了慕怀安一眼，然后把他引到走廊尽头，站在那扇大玻璃窗前。窗帘半掩着，他可以从侧面看见病床上的轮廓。
那不是他的弟弟。
这不是他记忆里的任何一张脸，他记忆里那个长着一张圆脸、有两个梨涡、笑起来眼睛会弯成月牙的男孩。不是眼前这个人，病床上的人瘦得几乎陷进了床垫里，颧骨高耸，眼窝深陷，锁骨在病号服下顶出尖锐的轮廓，身上连着各种导线和管子，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纱布。
他忽然想起那天晚上在宴会上，隔着圆桌，他是怎么瞪着自己这个弟弟，又是怎么用最尖锐的话刺进对方的肋骨里。他说“你把自己卖了”，慕烬回“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答得那么轻，那么快，那么不在乎。他现在才明白那不是冷漠，是熟练。是练习了无数次之后刻进骨头里的条件反射。每一句“不知好歹”的反驳、每一个无所谓的转身，都是十四岁那个孩子在父亲面前点头时就已经写好的剧本。
他演了十年的反派，而自己，就是最配合的观众。
江屿白的声音在旁边响起，很低，很平，像是在做一场迟到了十年的案情陈述。
“慕烬先生是上官赫犯罪团伙案的受害者，同时也是重要证人。”他说，“从二十岁开始，他被上官赫控制，以父亲的赌债为由对其进行人身控制和经济剥削，时间长达四年。在此期间，他联合另一名受害者江雨浓，秘密收集了大量犯罪证据，包括账本、录音和资金流水。证据内容涉及开设赌场、非法拘禁、洗钱、组织卖淫等多项罪名。”
他停了一下，然后放慢了语速。
“几天前，他被上官赫的手下带到工业区仓库进行拷问。我们赶到时他已经受了很重的伤，送到医院后进行了一次大手术。目前暂时脱离危险，但——”
“但他的身体本来就有问题，是吗？”慕怀安的声音低得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不是问句，是陈述，他在看到病床上那个人的第一眼就明白了。那不是几天拷打，折磨能造成的消瘦，那是更久、更深的消耗——是几年，是十年，是一个人被从根上往外掏。
江屿白沉默片刻：“您知道？”
慕怀安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翻到杜兰特发给他的文件。那是他派杜兰特去查的结果，还没来得及看全，只看了第一页，绝症，诊断于一个多月前。他把自己早已知道的事实一个字一个字地投进面前的空气里，好像说出来它就变轻了。没有变轻。
他扶着走廊的墙壁，慢慢走到ICU的玻璃窗前。他把手掌贴在冰冷的玻璃上，看着里面那个瘦得脱形的人，嘴唇动了动。
他的眼泪掉下来了。